我一钻进汽车，就爬到上边一层。
外国旅游者到了英国，都喜欢坐这种老式的双层公共汽车的上层，好俯瞰市容和街
景。牛津街上几乎没有一间房子不是商店。老板们为了使人们看见自己的商品，干脆把
箱子、靴子、帽子、毯子和杂七杂八的东西都挂在门脸外边。尤其那些五色的衣裤随风
飘飘，远看象一堆彩旗。整条大街成千上万种商品连成一气，使人感到自己腰包再鼓也
是极其有限的。它的确能满足人们的物质要求。我忽然想到，简梅临出国时，我们在她
家门口那次不愉快的辩论--“你以为我出国，只为了吃好穿好？”她说。“此外还有什
么？我缺乏你的想象力。”“我要这里没有的。”“这里有的，你不一定都看见了。”
我说。“算了吧！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你就死守在中国吧！中国人口过剩，不缺我一个。
再说，我认为，地球是属于全人类的。谁喜欢哪里，谁就去哪里。国家的形成是历史的
错误。随着人类进化，它不应当再限制人活动的自由。”
“我却深信，哪个社会也不见得使人一切都心满意足。小心蒙面大盗把你绑架了。”
“别吓唬人！死亡威胁过我，我早已经不怕它了。如果真有什么蒙面大盗，拦路抢
劫，我倒想亲自去试一试被抢被劫是什么滋味。吃辣椒总比喝白开水有味。噢，你原来
是个小马克思呵，真没想到。”她说着用鼻音发出几声短促的笑。她称我“小马克思”
就是从这次开始的。这当然是一种嘲讽。
“我从来没说过，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说。我略略有点动气。
“我承认，马克思主义者经常打败它的对手。但马克思主义者们也常常吃自己的亏，
哈哈哈……”她故意用笑刺激我，加重她的话的讥讽意味。
“有什么好笑？马克思主义者一边与对手较量，一边不断清除自己的冒牌货。马克
思主义的斗争内容之一，就是辨别真假。”
“行了！如今世界上各种马克思主义已经有几十种。自己身边多得更数不过来。就
让历史把这个‘责无旁贷’的区别真假的重任放在你肩上吧！我没这种能耐，还是走了
好，免得‘假’的出来，我又得吃苦受罪，上当受骗。还总得擦亮眼睛，再擦两次，眼
膜就得给擦破了！”
于是．她那涂了口红的薄薄小嘴，象机关枪一样朝我开火。好象我是她多年来坎坷
生涯和不幸遭际的全部根由。人间任何一件事，都不止于一个道理，说服人并不容易。
何况她的道理并非完全荒谬。可是出于我俩之间的习惯，在斗嘴时谁也不能退却，我就
进攻她的薄弱处：
“你选中一个比你大十五岁，只认识一个月的人，做你丈夫，不过是为了嫁给他，
可以把你带出国罢了。你对自己负责吗？”
“生活教给我：无论什么事，都得走着瞧。好坏靠运气，谁也不能预卜。”“但你
的运气全押在这个仅仅认识一个月的男人身上了。”
“你认为是种冒险，或是牺牲？”
“是的。如果说冒险，是实实在在的；如果说代价，未免太大了！”
“世界上的事都得有代价。”
“如果你们不合适？”
“离婚好了！”她说得十分轻松。好象说一个空酒瓶和废报纸什么的。
“离婚？你把它看得这样轻而易举？”
她哈哈大笑：
“你这位‘解放派’竟然这么害怕离婚？你这个人的私事都没有胆量去碰，还敢去
什么‘干预生活’？”
我没说话。因为我清楚地意识到说什么也没用。由她去罢！我想。这是我们在国内
最后一次谈话。我们之间这种谈话，她向来是不占上风就难以结束的。这次我有意让她
占一点上风，算是为她送行。送行总是要给人一些快乐、祝福和安慰的。
她就是带着这些顽固又奇特的想法，跟着那男人走了。
我知道，她先到香港，随后又随那男人来到这里。她没有离婚，据她爸爸说，她生
活得相当如意。我只想亲眼一见罢了。
我一走进索霍区的唐人街，立时有种异样的感觉。这里很象四十年代上海的霞飞路
和天津的劝业场一带，只是更加破旧和灰黯。不知是这些旧楼维持着这里的人生存，还
是在这里谋生的人维持着这些破房子的存在。只是林立的买卖招牌上写的都是中国字，
注着英文。街上的人大多是黑头发黄皮肤的华人，比起牛津街上来来往往、高大精壮、
面泛血色、大步流星的欧洲人，完全两样。他们是从哪儿来的？香港？台湾？东南亚？
美国？来旅游还是久居此地？为什么在伦敦大街上很少见到一个，却都聚在这狭小又无
趣的街上？来买他们自己用惯了和看惯了的东西吗？不，这些专卖中国物品的店铺，都
是为外国人开设的。这些算盘、毛笔、宫灯、筷子、纸扇、铜佛和龙头拐杖呢？不过为
了满足异国人的猎奇。他们又为何而来，……忽然，我这个远离故国才仅仅一天的人，
好象失鸟飞回故林一般，一种亲切、熟悉、谐调、难舍难分的感觉，好象一团热气扑在
我身上，使我陡然被感动了。哪来这种感觉？这些招牌上的中国字？大街上走来走去的
人们所说的家乡话？他们那些熟习的举止与神情？我想，炎黄子孙本色难移，肯定会万
世不竭的！他们即使在地球的背面，在异国的闹市街头，也要顽强地开辟出一块使自己
情感有寄托，心理有慰藉的地界……简梅也是为此之故，才来这里谋生吗？不知道。
“请问，钻石酒楼在哪儿？噢！对不起。”
我刚问一位路人，已然看见招牌。招牌极大，下边只有一个小门。但伦敦的铺子大
多象牛魔王的肚子，口小肚膛大。外面只有一扇门，里边却上三层，下两层，多少英镑
也填不满。
这是扇落地的无框的玻璃门。玻璃反光，如同不透明的一样。我才要推门，门儿自
己开了，原来里边有位专管开关门、迎送客人的侍者。
“简梅小姐在吗？”
侍者朝我微笑一下，扭头用广东话叫一声。
简梅从里边的高台阶上轻快地走下来。她好象一直站在那里，就等着一声招呼。她
一出现就使我一惊！她真是大变了样子，修长的身材穿着一条极合体的白软缎旗袍，下
端绣着几枝花苞繁盛的银梅，又鼓又亮，好象金属的。外面被一件宽松又鲜艳照眼的大
红毛衣。长长、打卷儿的头发自然地披落下来。我从来没见过她的头发这样黑、这样好。
白旗袍、红毛衣、黑发，加上雪白的脸儿、红唇、黑黑的眉毛和眸子；红、白、黑，分
明又夺目，的确漂亮极了。她身后还跟着两个矮粗的男侍者，好象什么贵妇人在夜总会
出场露面时那种气派。就在我俩见面的一瞬，她对我流露出的惊奇的目光似乎感到很得
意。我却立刻后悔了，我应当装得不以为然才是。
她请我在兼做起坐间的走廊的沙发上坐下来。问我想喝点什么。“啤酒吧！”我说。
她从酒柜上端来两杯，给我一杯，她自己一杯。
“怎么样？”她问我。
“你很适合穿红的。”我说。不知我为什么这样说。
她更高兴。可能为此，她没有象往常那样，一见面就和我斗嘴。
“我爸爸好吗？”
“很好！”
“我弟弟呢？”
“大概也挺好吧：我出国前没来得及去你家，只和你爸爸通过一个电话。”
“你夫人呢？”
“还好！”
“嘿，都是好。好不能概括一切，好中间有各种各样的区别，这些回头再谈吧！我
先领你参观一下我们的餐馆！”
她兴致勃勃陪我上上下下转了一圈。看了整座餐馆：楼下右侧是酒吧间，左侧是餐
厅，楼上是专供包饭的单间。侍者都是华人。矮粗，长发，穿西眼，说广东话，互相长
得很相象。黑西服的领口露出雪白的衬衫，上面好象粘着一个蝴蝶形的黑领花。我总觉
得他们象什么，后来想到了相象物就暗自笑了：象一群肥壮的企鹅！
餐馆格局小巧，家具和陈设都是中国式的，餐具是碗筷，典型的中国餐馆。新奇的
是，整座楼所有屋顶都吊着横斜穿插的干树枝，上面扎着绢制的红白梅花。
“这儿应当叫做‘梅花酒楼’。”我说。
“这是老板特意为我装上的。因为我叫简梅--”她说着指指自己的旗袍，“这也是
老板专为我定制的，你看，上边也绣了梅花。”她用受人恩宠、洋洋自得的口气说话。
“看来，老板待你很不一般。”
“当然了！他是以每周三百镑的佣金请我来当领班。原先我在东华餐馆当领班，一
离开那里，那里顿时少赚一半钱。东华餐馆的老板再花大价钱请我去，我反而不去了。”
“你真行。是因为你漂亮，还是能干？”
“两样都有，你说呢？”
“我想说的，你都说了。”
说着，我们又回到走廊的沙发上坐下。跟着就来了一个传者，给我们送来两杯热咖
啡，一个奶罐和一个糖缸。简梅下意识地搓着两只雪白细长、涂了银色指甲油的手，并
没有答理这侍者、我对传者说一声：“谢谢！”侍者先是莫名奇妙地一怔，随即表现出
受宠若惊的样子，朝我一连深深点了几下头才走去。
简梅说：
“你为什么谢谢他？你来吃饭喝茶，得付钱，他赚了钱，就得谢谢你。这儿可不象
国内--你对服务员点头哈腰，他不高兴答理你，照旧不答理你。那种服务员要是到这里
来混日子，保准不出三个月就得饿死在泰晤士河边。要不就得学会笑。怎么？你笑什么？
这也是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吗？”
我又笑一笑，说：
“我谢谢他，因为我是你的朋友，他是你的同事。”
“去他的！这些家伙都是在香港混不下去，才跑到这儿混日子来。我刚到香港，他
们叫我‘大陆崽’，瞧不起我！可到了这儿他们就神气不起来了。我现在是领班，管他
们，都得听我的。哼！我要是想拿他们泄泄气、开开心时，就叫他们‘香港崽’，气他
们！香港算个屁！不过是中国的一个脚趾头，还是最小的一个。”
“哟，你居然也有‘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的情感了？”
她描过的黑眉毛一挑。显然由于义气用事，缺乏防备，失口叫我抓住什么，她一时
反不过嘴来，马上换句话说：“十一点半了。我去找一个人替我顶班，咱们吃饭去！”
她站起来。旗袍和高跟鞋使她显得挺高。
“老板不会扣你薪金？”
“你来之前，他到俱乐部赌钱去了，一赌就得到半夜。他走了，我当家。现在客人
不多，只有几个‘鬼佬’。懂得什么叫‘鬼佬’吗？香港人把外国人都叫做‘鬼佬’。
你等一下，我马上就来。”
她进去一会儿再出来时，换了一身黑衣眼，黑外衣，黑裙子，黑靴子，黑色挎包。
黑头发反而不显了，白脸红唇却更突出。
“走！”她说。
我们走出去。
在路上，她问我：
“我穿这身黑衣服好吗？’
“嗯？嗯。似乎不如红的。”
她没说话。她高高的硬鞋根，快步走起来，象小马驹走过那样“得得”地响。
“我们到哪儿吃饭？不如到我们旅馆去，吃完还可以聊聊天。”
简梅淡淡一笑，好象我轻看了她。她立即领我走进一家中国餐馆。刚坐下，立即有
一位年轻而削瘦的男人走过来，用广东话殷勤地同简梅说话，我不大懂广东话，大概他
们在说笑打趣。这男人掏出烟来请我们吸，还微笑着对我说一句话，我听不明白。简梅
说：
“他说‘叹番支’，粤语，意思是‘请享受一支烟’。”
我马上向这男人表示谢意，说明我不会吸烟。简梅拿一支叼在嘴上。这男人马上掏
出打火机，“哒”地打着火给简梅点上烟。动作熟练，表明他老于此道。但从她吸烟吐
烟的样子上看，分明是个新手，却尽量装得老练自如。她一边把只吸人口中的烟，象吹
气儿那样吐出来，一边以一种漫不经心、略显大气的态度与这男人交谈。随后点了菜，
都是清淡的广东小吃。
“看来你经常到这儿吃饭。你和侍者好熟。”
简梅笑了：
“这哪里是侍者，是老板。”
“老板？”
“你印象中的老板大概都是饱食终日、坐享其成的了？对不起，你那些千古不变的
概念，还得根据变化了的现实修改一下呢！如今这里的劳资关系不同以往。这种小老板，
不带头干活，雇佣的人就不给他卖力气。这老板姓陈，九龙人，在这条街上齐了三家餐
馆，他整夭得三家餐馆轮流跑，迎客送客，端酒端菜，你看他那双腿都跑成细棍儿了……”
我刚要笑又赶紧止住。陈老板亲自端来酒菜，还笑嘻嘻把一张印着银字的红纸名片
给我，请我指教。这时，一个客人吃过饭走了。他转身跑上去，说客气话，鞠躬致谢，
一直送出大门，此后再没进来，大概又跑到另一家餐馆应酬去了。简梅对我说：
“你尽管吃饱。我在这里吃饭，向来不花钱。”
“噢？你好大能耐！”
“能耐？谁没能耐？”她向热鸡汤里的馄饨轻轻吹了两口气，抬起她漂亮又神气十
足的脸儿说：“只不过这儿一切都得靠自己。自己靠自己。不象国内，可以靠老子，靠
领导，靠谁也砸不碎的金饭碗；干不干，都吃饭。”
“你在四万里之外，还在批评自己的国家。”
“批评自己国家的人，。并非不爱惜自己的国家。批评不是咒骂，颂扬也不见得是
热爱。批评现在，正是为了将来。”
“真没想到，你居然有这些可爱的想法。”
“想法是想法。想法可爱不见得有用，最后还是空的‘因此我什么想法都有，哪种
想法有用，我就哪样想。”
“你刚刚这个想法呢？”
“为了说给你听。你是经过训练的--专喜欢听没用的好话和大话。”她说着，嘴巴
已经停住咀嚼东西，唇枪舌剑和我干起来。
“咱们把斗嘴的嗜好，放在饭后好吗？”
她笑嘻嘻闭住嘴。每次争辩，总要让她说完最后一句才好结束。我们吃饭。吃饱后
扬长而去，没有传者来送账单。
“你吃饭真可以不花钱？”
“至少在唐人街是这样。”
“好牛气！请问，这些餐馆都是依仗你的力量才开张的？”
“不，靠我们老板。”
“你的老板是地头蛇？”
她令人莫解地笑一笑说：“差不多。”然后把话锋一转：“地头蛇并不只这里才有！”
我们说着，不知不觉走出索霍区，一片喧闹的闹市声笃地把我包围起来；繁华的牛
津街重新光彩灿烂地展露面前。简梅立即明显地兴奋起来，她陪我走串一家家店铺，从
那些小型、单间、热热闹闹的纪念品商店，古色古香的古董店，珠光宝气的首饰店，浓
香扑鼻的花店，酒店，瓷器店，灯具店，汽车商店到超级百货商场。简梅不等我在一处
看仔细，就急着把我拉进另一家店铺。她仿佛要把这一切都塞进我的眼眶里，一边向我
解释：这是无人洗衣房，这是带电脑的冰箱，这是歌星爱迪·维廉姆斯的唱片，这是电
子赌具，这就是代替主人照管商品的监看电视……说话的语气常常能区别人之间的位置，
听她的语气，我象是从山沟里初入城市的乡巴佬，她却象这个富有的城市的当然主人。
她以一种令我反感的炫耀神气说：
“这里应有尽有。”
“不见得。”我说。我又到了反攻时刻。
“没有故宫、长城、莫高窟。对吧？”
“只要它还在你心里就好。”
“可惜那只能代表过去。”
“不，同样代表现在和将来。”
“将来我不知道。现在是现代社会，你随我来--”
她一拉我胳膊，走进一家商店。一个令人眼花镜乱的小天地。四边全是五颜六色、
摇金晃银的东西，又被屋角投来的转来转去的光束照得如同梦幻的影象，细看原来是各
式各样、垂挂着彩色绒线球儿的衣裤。室内用最大的、几乎不能令人忍受的音量，播放
着节奏异常强烈、旋律近似疯狂的现代音乐；店内的顾客和职员却置若罔闻，大都随着
音乐轻松地跳着现代舞。我听说西方有种商店，店员耳朵里塞着棉花团，大概就是这种
商店吧！我一扭头，一个高高的英国青年的模样使我觉得好笑。他的头顶两边剃光，颇
似当年红卫兵们创造的“阴阳头”。只不过那是强迫的，这是自愿的。新奇的是，他的
头顶中间留了一长条头发，不知用什么办法把头发搞得竖起来，好象一排二尺长的黑色
的细针。这使我想起古代印第安人的武士。他是在头发中夹了钢丝还是用树脂凝结起来
的？我想走近看个明白，但音乐发展到高潮，撕扯我的神经，我简直一刻也呆不住了。
简梅为了使我听见她的话，冲我耳朵喊着说：
“这是新潮商店。这里的衣服才是世界上最时髦的衣服。那人的发型也是最新式的。
这里播放的音乐叫做‘暧’乐，最现代的，你听得见我的话吗？”
我转身拔步走出商店。简梅跟出来：
“你害怕了？”
“耳朵受不了。”
“马克思主义者不是无所畏惧的吗？”
“勇士也会厌恶某些东西。”我回答她。
“马克思反对新潮吗？”
“他没见过这种东西。他见了也会反对。”
“这是你替马克思说的吧！”她嘲弄地说。
“你当真不同意马克思？”
“我不懂马克思主义。但我反感借用马克思的名义的实用主义者。”
“这话太笼统。”
“太细说不清。再说马克思与我无关。现在与我最有关系的是--”简梅微蹙眉头思
索着说。可是她忽然眼睛一亮，表情笑逐颜开，“是这个。请你站在这里等一下。”她
推开一扇玻璃门走进去，不知什么事使她心血来潮。
我抬头看看门楣上的招牌，是一家赌马的小店铺，我也推门进去。迎面柜台上悬挂
着的大型电视屏幕上亮出各匹马和骑手的名字，还有赌价。几个男人，一边吸烟，一边
填写单子，谁也不与谁交谈。赌博是斗法，和政治一样。简梅面对电视屏幕思索的当儿，
无意中扭头看见我站在一旁，立即笑道：
“我可能交上好运了。”
她从店铺职员手里要两张单子，填写好，付了钱，朝我摇了摇单据存底，喜气洋洋
地说：
“瞧吧！后天我就会赚一大笔。上次我睹了一匹纯种的英国黑马，一下子赚了二百
镑。”
“如果输了呢？”
“那就自认倒霉。运气有好有坏，你既然掌握不了它，就得靠它。”
我们站在街头。
“我得回去了。晚上英国文化艺术委员会为我举办一个小型酒会。我得回去洗洗弄
弄，准备一下。这里还有什么新鲜玩意儿，找一天空闲，你再陪我见识见识。”
“一定奉陪。不过你总得来我家玩玩。我还得托你带些东西回去给我家。”她把技
在肩上的头发甩向背后说，“后天行吗？我歇班，你来我家。”
我掏出珍妮小姐给我的活动安排时间表看了看说：。
“后天下午吧！你家在哪儿。”
“这上边有我的地址。”她掏出一张名片给我，颇有某家大公司经理的派头，“你
还坐九路汽车，多坐两站就行了，不用换车。”
“好，后天下午，一言为定。”
“我送你回去！”简梅说。她站在路边一招手，在大街上跑来跑去的黑色出租小车
中，立即有一辆机灵地拐一个弯儿，停在我们跟前。我们上了车。在车里，我问她：
“我后天能够见到你的先生了吧？”
“不能。”
“为什么？”
“你见不到他。”
“他在哪儿？”
“伦敦。就在这里。”
“怎么，他病了？”
“不，他好着呢，大概正在和什么女人睡觉……”她咯咯地笑。但这决不是一句玩
笑话！
我听了不禁一惊。幸好没使一旬莽撞的话脱口而出：
“他把你--”
“甩了吗？”简梅接过话反问我。倒比我更痛快、更直截了当，并且不当做一回事
儿。笑容虽然还在她脸上，她却认真地说：“是的。不过在这里一夫妻不合适而分开，
叫做‘分居’，没有‘甩了’这个词儿。那是男尊女卑观念的专用语。一片叶子从树上
掉下来。你说是叶子拒绝了树，还是树把叶子丢弃了？”
“那，那要看你怎么理解。”
“我活得不是很好吗？”
“独身？”
“谁都是单独的。难道你和谁连着？”她说。她一直微笑着，笑得自然、随意、开
心。
“你不是开玩笑吧。”
“正常的事，没有玩笑内容。”她为了表示不是玩笑，收敛了笑容。雪白的脸十分
平静。
比她大十五岁而和她仅仅认识了四个月的男人，迟早会甩掉她。我早就料到。
我痴呆呆看着她，不知该说什么。车停了，已经到达我的旅馆门口。
“你该下车了，作家。否则司机要我多付钱了。”
“晤！”我木然地下了车。
“再见：”她微笑地朝我一摆手，“啪”地关上车门。汽车一溜烟儿地开走了。从
车子的后窗看见她的背影，黑衣黑发，很快就同飞速而去的黑色汽车混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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