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透过车窗，欣赏着令人心旷神怡的醉人的英格兰风景，它就象康斯坦布尔笔下画
的那样。
丘陵间平坦坦的原野，被收割过的庄稼的根茬覆盖；秋天的风霜把它一片片染红，
再加上刚刚一阵小雨淋过，就象刚刚生育过婴孩儿的母亲的脸庞一样，平静而温柔。一
群乌鸦与白鸽在地里安闲地寻找收割机粗心大意而遗落的种粒。起伏的山坡，平缓而舒
展，没有突兀和棱角，严严实实地披着一层厚厚的草皮，露不出一点土的颜色。分割开
这些原野和山坡的是一些疏格的木栅栏和铁篱笆，还有壮美的阔叶林和深郁发黑的松林。
长绿苔的茅屋，尖顶的华丽木楼，树皮搭的牛棚，停放着的小轿车和摩托车，点辍其间；
在它上面是无限开阔、白云堆砌、时阴时晴的天空……然后是什么呢？还是草坡、原野、
阔叶林、乌鸦、尖顶楼、木栅栏、壮阔的天空和云等等，它们连成一幅没头没尾、看不
完也看不腻的画卷。此时汽车的速度为每小时一百二十公里，我不感到头晕，不知由于
事先吃了防晕车的药片，还是被这静溢而优雅的异国风景迷住了。几天来，繁忙的访问
带来的疲倦，以及简梅给我的复杂、费解、不可捉摸的谜一般的印象，好象都被这飞驰
的车子抛在后边，自我感觉，兴致勃勃。
我去诺维赤市，访问一座有名的大学，还要去会见大名鼎鼎的布莱特伯雷教授。
珍妮小姐陪我一同前往。几天来她陪我东奔西跑，丝毫没有表现出一点倦意，那双
照人的蓝眼睛也很少眨一下，但并非为了公务而强打着精神。她总那么精力十足。在这
些天的接触中，我对这位小姐有了进一步了解。最初两天，她那种理性、矜持、淡漠和
甩开感情因素的彬彬有礼，叫我受不了。我常常想起一句话：“美国疯子，日本精鬼儿，
傲慢的英国人。”看上去，这位毕业于值得自豪的牛津大学的女博士的确有点傲慢。可
是昨晚她请我和一位新华社记者吃饭时，我对她的印象有很大的改变。
我一到她家，她就把她的爸爸、妈妈和一位过胖的金头发的妹妹介绍给我，还有一
个高大而极其健壮的男人，他的肩膀好象有两人合起来那么宽，亚麻色蓬散的头发和簇
密的胡须象鸟巢。他很少说话，大概不善交际，胡须中间厚厚的嘴唇含着憨朴的意味，
他总爱抬起手援一下脸颊和腮边。珍妮说，他是一名职业足球队员，我想是没错的；他
总去搔腮颊，多半由于在球场上常用手去抓腮边的汗水而养成的下意识的习惯。他既不
是珍妮的丈夫，也不是一般朋友，而是她的情人。他们同居-一她说得十分坦然，又理所
当然。就象介绍她的妹妹或丈夫一样。我送给珍妮一小盒惠山泥人，她当时就撕开包装，
把犯人摆在桌上叫她一家人来看。中国人向来不当着送礼人打开礼物，因此这做法使我
感到惊奇；她的菜做得很好，但不向我让菜，我按照中国人的规矩客气一下，反而没吃
饱。告辞出来时，她送我刚到门口，说声“再见”就转身回去，未等我们走下台阶就
“啪！”地关上门。这样待客也算是“公事公办”吗？我把自己这些不解之处和想法对
同来的记者说了。这位常驻伦敦的记者听了大笑起来，他说：
“你不能用中国人的习惯要求他们。英国人男女自由同居，不受法律干涉。合适在
一起，不合适就分开。如果举行婚礼，再离婚就很麻烦，还得花一笔不小的开销。他们
接受你的礼物，必需当着你的面打开，这样做正表示他们懂得礼貌。英国人夙来不爱管
别人的事。你的事，“如果你不说，他们很少问；他们请你吃饭，决不让菜，不勉强你，
你想吃就尽量多吃，他们反而高兴。你不吃就表示已经吃饱了，如果你假装吃饱，委屈
了肚子，便不能怨他们了！”
“他们送人出去，怎么象轰人走一样？”
“如果你这样对待他们，他们也决不怨怪你。英国人互相都是如此。”
“我可不大习惯，好象少了点感情。”
“感情的表达方式不一样，各有各的习惯。象吉普赛人那样热烈，恐怕你也不习惯。”
我笑着点了点头，同意他的说法。然后说：
“这叫做‘少见多怪’吗？”
“缺少一点入境问俗的工作。”记者先开玩笑，后边的话却很郑重，“我们总爱用
自己穿惯的鞋子去套别人的脚，肯定不合适。我们需要用恢宏豁达的态度看待世界。”
有时一句话能使你的思维豁然开朗。
此刻，在汽车的疾驶中，我对珍妮小姐说着闲话：
“你那位足球球员很有名吗？”
“阿斯通维拉队的前锋。他说他很有名。”她说着耸一下肩，“我只好相信，因为
我从来不关心足球。我喜欢高尔夫球和网球。”
“他很老实。”我说，这实际上是句客气话。
“老实？”她的蓝眼睛幽默地转了半圈，笑着说：“我发现你们中国人特别爱说
‘老实’这个词儿。你们常常说某某人很‘老实’。先说这个人‘老实’，又说那个人
‘老实’，但在我看来，这两人并不一样。我查了英汉字典，字典上说‘老实’是忠诚
和规矩的意思。规矩又意味着什么？我们评价一个人，从来不说‘老实’或‘不老实’。
喜欢说这个人‘坦率’或‘不坦率’。不管这个人的想法如何，只要他肯把自己的想法
坦率地说出来就好。如果他自己有想法不说。只按你的意思去说，看起来规矩，其实不
好--”
“看来我们有很多不同。”
“是的。我觉得最大的不同是，你们要求所有人都得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我们没有。
我们只强调自己个人的目标。”珍妮小姐说。她的思维方式与我们不同，发现的问题也
与我们不同。
我们喜好统一，世界多么难于统一；我们追求相同，万物又多么不同。还有多少不
同？我想。
汽车不知不觉驶入一座古色古香、幽闭冷寂的小城。石板地上站着成群的鸽子，见
车子驶近才飞起来，有的落向一旁，有的落在道边的长凳上，有的落在前面不远的街心，
等待车到再一次飞起。有一支灰翅膀、白眼圈的鸽子落到汽车的前盖上，正挡住司机的
视线。
“讨厌的家伙！”司机说着，一按喇叭，鸽子忽喇喇飞了。
我和珍妮都放声笑起来。一向有点矜持的珍妮小姐好象愈笑愈控制不住似的，以至
笑得前仰后合，好象和什么人开了一个大玩笑。
布莱特伯雷陪我去听他们大学文学系的一节课。一位胖胖的教师讲授的内容是“亨
利·詹姆士从巴尔扎克那里继承到多少现实主义？”学生们抽着烟听课。其中两个女学
生穿超短裙，眼皮涂着淡绿色，听课十分认真。开始是这位胖教师滔滔不绝地讲述，跟
着是学生们各抒己见，学生们的看法与教师发生分歧，最后他们索性和教师辩论起来。
胖教师招架不住这十多个青年学生的唇枪舌剑，转过头，向布莱特伯雷教授求援。布莱
特伯雷对他开玩笑说：
“你的工作，不是努力征服学生。如果你被他们的道理心悦诚服地征服了，也算你
的成功。”
大家都笑了。
我们在学校餐厅用午餐。餐厅是一家食品公司捐赠的。一面是几十米长、纯度很高
的透明玻璃，当做墙壁。玻璃外是一片开阔的草地和小树林。草地中间摆放着亨利·摩
尔的铜制雕塑。好象一个人朝天仰卧，若在深思。黑黝黝的铜像在阳光下幽幽反光，并
给绿草地衬托得清朗又沉静。它在想什么？人生，宇宙，忧愁还是快乐，短暂还是永恒？
它知道中国吗？在地球这面生活的人，有多少人关心或想到地球那面的人？此时此地，
大概只有我会想。是的，我想。我的意识比光电的速度还快。绕地球半固，不到北京，
我妻子的身旁；她此刻恐怕还在酣睡吧，北京现在是凌晨还是午夜？故宫角楼那羚羊角
般的飞檐挂着银亮的月牙么？我家门口那家小早点铺已经亮起灯来炸油饼了吧！上早班
的女工们正在抱着沉甸甸、半睡半醒的孩子站在秋寒里等候早班的公共汽车吧……
一个干哑的声音唤醒我：“你是方桥吗？”这人说的是中国话。
我扭过脸一看，一个瘦瘦的戴眼镜的中国人。
“是的。你是留学生？”我问。
“对。我叫江月明。大连工学院的，就在这座学校留学。您能到我的宿舍玩玩吗？”
尽管我下午还有其它访问活动，也许给一种异地相逢的同胞情感所驱使，不愿意拒
绝他，便征求珍妮小姐的同意。珍妮小姐看看手腕上的小金表，说：
“只给你一小时。”
“好！”
我赶紧吃了饭，就随江月明到他的宿舍。路上我说：
“你的名字倒挺有诗意。”
“乍一听有诗意，叫惯了就毫无诗意了。”他说。
他的宿舍只有十多平米，带一个小小的卫生间。屋里好象小杂货铺的仓库，潦乱不
堪；屋角堆了大大小小许多牛皮纸箱。只有一张单人床，一只柜，一张写字台，上边都
给台灯、电话、杂乱的书报和笔记本占满，没有可以使用的桌面。一切东西都给一层薄
薄的尘埃覆盖。江月明请我坐在床上。一边把旧报纸团成团几，擦着自己的椅面。
“这间屋子真该好好整理一下。”我说。
“是呵，就是役时间。平时我不住在这儿。我在校外一个英国人家里当家庭教师，
教那家一个小女孩中文。我和那家人处得很好。每天下午去，在那里吃饭，晚上住在那
里。一边我也可以练习英语会话，一边还可以赚些钱。他们每月给我二百镑教课费，加
上节省的每天一顿饭的饭费，也是一笔不小的收人呢：”
“那很不错。你来了几年？”
“两年。”
“学什么？”
“力学。我--”
“物理我是外行。你说我也听不懂。我只知道牛顿定律，在生活中还使用不上。别
的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我说。
戴眼镜的留学生笑了。一笑，他发黄、瘦削、没有光泽的脸颊上和眼角旁同时出现
了几条很深的皱纹。
“你成家了？”我问。
“嗯。我三十七岁了，已经有两个孩子，家在大连。”
看模样，他似乎更大一些。额前的头发脱落不少而变得稀疏。大概是过度使用脑力
所致。
“学业几年？”
“四年。回国就快四十岁了。在这里象我这么大岁数的留学生不多。二十多岁正当
年。现代医学证明，人过了二十五岁，体力就开始下降。有什么办法？我们二十多岁时，
不是把精力用在发狂中，就是消耗在睡觉上。现在要干些正事，老的太老，小的太小，
又得靠我们这代人承上启下。人生已经匆匆过了一半。十年前，一连熬几个通宵不当口
事，现在真不行了．”他说着，有些感慨。
“你到这儿来之后，回去过吗？”
“没有”
“想家吧！”
“怎么不想。在国内有些人以为出国是美差，当然能开开眼界，长长见识，学到不
少新东西。但感情上是痛苦的。我在这里交了不少外国朋友，建立了不少令人感动的友
情，却怎么也弥补不上对家乡的怀念。想家，不只是想老父老母，老婆孩子，一切都想。
奇怪的是，连那些与我平时有点隔阂的同事们也会常常想念。因此，我一到伦敦就跑到
唐人街的光华书局买几本国内的杂志看。因此也就熟悉了你。我喜欢你的作品，它往往
使我掉泪。”
“我的小说并不伤感。”我说。
“并非伤感才使人掉泪，热情也使人泪下。你笔下的那些人物很真实，看你的小说
又象回到他们中间了。我现在才知道什么是民族感情。”
“这里的华人多吗？”我问。
“不多，伦敦多。听说有几万华人，大多集中在唐人街，有些华人即使不住在那里，
也常往那里跑。”
“噢？为什么？”
“你乍从国内来，很快就要回去，就不易体会到久居异国的华人的心情。他们中间
大多数人，三十年前就离开大陆，到香港、东南亚、台湾、欧洲或美洲，做买卖，赚钱，
发财。可是他们象一团浮云，到处飘飞，没有归宿。中国过去有句老话，叫做‘树高千
丈，叶落归根’。三、四十年代，一些中原人穷得受不住，闯关东，在富裕的东北混了
多年，有的发迹，有的始终熬不出头来。但不管怎样，哪怕最后衣衫槛楼，带着几个破
铜子儿，也要回到老家去。宁肯死在故乡，也不愿意死在异地。那是一种乡情。民族感
情可比乡情强烈又深沉得多呢。所以他们常往唐人街上跑……”
“找根吗？”
“根？对，找根！”他连连点头，同意我这说法。
“唐人街上扎不下根来。它不是真正的故土，只是摆在异国的一个花盆。”我说。
“你说得好！但他们找根找得十分痛苦！”江月明说这到里，一股沉重的情绪使他
的脸拉长了。他用手指按着眉心处的眼镜架向上推了推。
大概我职业的习惯，就是被感动和设法感动人。听了这留学生的话，我的心陡然被
感动起来。不知为什么，眼前忽然几次地掠过简梅的身影。
“在唐人街生活的华人，日子不见得好过吧！”我问。
“当然。尽管人们愿意生活在自己同胞中间。但大家都在唐人街上谋生，都想赚钱，
必然互相倾轧，情况就不同了。凡是在唐人街上谋生的人，大多是在这里没什么办法的
所谓‘低等华人’。拿着中国的特色和风味，从喜欢猎奇的外国人手里赚钱度日，因此
那里没有大买卖，都是本小利薄的小店小铺。再有，象什么性商店之类的低级玩意儿，
反都集中在唐人街一带，真糟！
我忽然觉得谈不下去了，很想换一下话题，我看见墙角一大堆牛皮纸箱，好象是装
电视机用的，便随口问道：
“你买这么多电视机？”
“买这么多电视机做什么？这里边都是仪器，我买好准备将来带回去的。我们的试
验室的设备实在太差！”
“谁给你的外汇？”
“哪来的外汇，是我自己节省的，加上教课费，钱也不少。有些太贵的仪器可以买
旧的。这样回去工作起来就会便当些。”他咧开又扁又大的嘴朝我笑了笑。他做得很动
人，说得很平淡。
“你一定很艰苦。”我不由得说。
“艰苦比享乐更有内容。你说对吗？”
他说了一句很好的话。于是在我眼里这个其貌不扬的留学生就变得非同寻常了。对
于一个找到生命真谛的人，不必去赞美他。赞美是一朵花，戴在朴素的人身上并不相称。
当他把自己的一切祭祀给所信仰的神圣事业时，还顾得上别人的毁誉？少数人头顶上的
光圈是画出来的，许许多多真正的圣者却活在普通人中。中华民族有多少这样的儿女？
谁统计过？联想，使我的思维再一次跳到简梅身上。她过得是一种什么生活？为了试试
自己的运气，一百镑随手扔掉；而这个留学生为了祖国的进步，默不作声、心甘情愿地
从个人身上一个个便士压轧出来。一个挥霍自己的生命，一个奉献自己的血汗，人与人
之间有多大距离！
每人走一条路。路是命运安排还是自己选择的？
在我们分手时，我什么话也没说，只是情不自禁地用力握着他的手，摇了又摇。情
感有时必需用力量表达。这时我心里产生一种欲望，恨不得马上见到简梅，尖利地刺激
她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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