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送我一本书，书名《文坛史料》。这本书，编者名叫杨一鸣，由一大连书店”
发行，封面印有一九四四”年的字样：版权页则印着“昭和十九年十一月七日印刷”与
“昭和十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发行”两行小字。一九四四年，日本尚未投降，战事仍在进
行中。所以，这是一本沦陷区出版的书。目前出现在香港书市的，是影印本。
这本书，赵景深曾在“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书目”一文中提过。赵文对这本书的说明
是：
“民三二·中华日报社。据说这书当时很风行。一
月出版，三月就再版了。似乎不久又重版过一次。”
既是敌伪出版的书，胜利后，禁止发售，是必然的。赵文成于战后，将它列入“书
目”，大概因为它是一本史料书，具有参考价值。
畅销书未必是好书。“文坛史料”就是一个例子。
此书分四辑。第一辑是“关于鲁迅”，第二辑是“作家评传及印象”，第三辑是
“文坛逸话”；第四辑是“文艺社团史料”。在第二辑中，收有六十篇文章，其中写华
林的，有两篇：一篇是“记华林”；一篇是“关于华林”。
“关于华林”一文，作者名叫“何若”，自称：“识华林于北京，时在民国六年，
八年五月之末，相值于上海。”文极短，仅四百余字，最后一节是：
“余（何若自称）与别二十余年，仅一通问，去岁闻
人言，事变后已客死西南。文坛上丧一前辈，思想界亦
少一异人，思旧黯然……”
此文作于何年何月何日，并未注明。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该书既于一九四四
年出版，这篇文章倘非作于一九四四年；必定作于一九四四年之前。
根据这一点，何文所说的“事变”，无疑指的是“七七事变”。“七七事变”后的
华林，一直生活在大后方，并未“客死西南”。何若的说法是捕风捉影，与实际情形全
不相符。
有两项事实，足以证明此说的荒谬。
第一项事实是：
从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五年间，我在重庆编的副刊，华林是主要撰稿人之一。那两
年中，华林写作颇勤，经常有稿子寄给我。
在我的旧书售中，直到现在还保存着华林寄给我的一封信。
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以鬯先生 弟不久即去上海今日写上拙文一篇是
最重要的一篇分祈先生加以指正登出不胜盼祷之至敬
颂
写信的日期，原为十一月廿五日，后改“廿六”。（请参阅本书所附电版。）虽然
没有注明年份；但信中“不久即去上海”一语，清楚说明了华林由渝返沪的事实。抗战
于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获得胜利，华林于胜利后回上海。所以，这是华林在一九四五年
十一月廿六日写给我的信。
华林在一九四五年仍有书信与稿子寄给我，怎会在一九四四年之前“客死西南”？
第二项事实是：
胜利后回到上海的华林，还参加过文协上海分会举行的“欢送老舍曹禺应美国国务
院之邀赴美讲学”会员大会。这个集会是在一九四六年二月十八日下午四时举行的，一
方面欢送老舍与曹禺赴美；另一方面欢迎从各地抵达上海的会员。华林就是受到欢迎的
一个。
关于这个集会的情形，赵景深在“一个作家集会”中，有相当翔实的记载。当时，
好几位老作家都被请讲话。华林在会上，根据赵文，曾经讲过这样一番话：
“今天很高兴，遇见老朋友顾仲彝赵景深和别的朋友们。主席比以前胖了。战前人
家散居各地，不易认识，到了汉口重庆，认识的人便多了。这人年来，人生的酸甜苦辣，
尝得太多了，这种滋味，与平常不同。中国许多毛病，不可显露，表面粉饰太平，撕开
来看，政治社会一切都表现出来了。没有战争，大家嘻嘻哈哈，真是危险万分。日本人
摧残了中国，也救了中国。这机会使得中国看清了自己……”
这一段话，说明华林在抗战八年中住在汉口与重庆。
除了这段话之外，还有照片可资作证。那帧照片，刊于《文坛忆旧》一书中，是
“文协欢送老舍曹禹赴美”的合照，华林坐在宋之的与叶圣陶之间。
由此可见，何若所写的“史料”，绝不可信。这一类的东西，说得文雅些：误于传
闻；说得不好听：就是胡言乱语。此人在沦陷区写文章，对大后方的情况，不会清楚。
所谓“事变后客死西南”，纯系道听途说，纵使不是任意捏造，也难脱诳惑读者之嫌。
这种“史料”，对后来的研究者不但毫无裨益；而且有害。
（一九七五年十月廿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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