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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伏园写过两篇文章,题目相同,都是《鲁迅先生的小说》。
    第一篇《鲁迅先生的小说》,刊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出版的《宇宙凤》,与
《民间》半月刊同时登载,副题是“谈《药》”,三千五百字左右,只讨论《药》,未
及其他。
    第二篇《鲁迅先生的小说》,长一万两千多字,全面地讨论鲁迅小说,见解精辟,
堪称权威之作。这篇论文,是我从上海带到香港来的,一直没有受到重视,连沈鹏年辑
的《鲁迅研究资料编目》也没有列入。
    现在,我将这件事的经过情形,约略讲一讲。
    二十多年前,姚雪垠与我计划出版一种刊物,叫做《小说杂志》,专刊小说与有关
小说的论文。在筹备的时候,我们决定请伏老写一篇文章,登在创刊号上,以壮声势。
信由姚雪垠执笔,寄出不到一个月,伏老就寄了一篇论文来,题目是:《鲁迅先生的小
说》。这是一篇难得的佳作,使我们得到极大的鼓励。我们对计划中的刊物,信心大增。
可惜,稿子没有约齐,大局陷于极度的混乱,通货出现前所未有的恶性膨胀,白报纸印
成书,卖不出,不印书,反而可以成为可靠的保值物品。在这种情况下,整个计划完全
失去实现的可能。事实上,战区逐渐扩大,战火到处蔓延,出版社的业务根本无法展开。
出版社陷于停顿状态后,我离开上海来到香港,怀着一个希望,只要环境许可,出版社
便在香港复业,并出版《小说杂志》。有了这种打算,虽在匆促间,也将《小说杂志》
约来的稿件带来了。抵港后,住了一个时期,鉴于客观条件太差,只好取消这个计划。
一九五一年,我进《星岛日报》参加《星岛周报》编务,由于佳作难求,便将伏老的论
文登在《星岛周报》上。文章由我发排,篇首的“编者按”也是我写的。
    文章刊出,以为会受到重视的,竟没有得到预期的反应。反应虽冷淡,文章本身所
具的重要性仍应予以肯定。伏老评论鲁迅小说,自有其独到之处。
    评论小说,与吃金山橙不同。当我们吃金山橙时,我们说:“这只金山橙太酸!”
或者,“这只金山橙很甜。”当我们读完一篇小说时,我们不能单以“好”或一坏一两
个字来评。我们必须说出“好在什么地方”或者“坏在什么地方”。
    伏老当然懂得这个道理。在这篇论文中,他清楚指出鲁迅小说的内容主流,为别人
所没有看到的。看不到这些内容主流,任何一个研究鲁迅小说的人,都无法获得深刻了
解与正确的认识。
    此外,伏老对中国小说史的分界,也有他的看法。他说:
     
    ……鲁迅先生以前的中国小说史是“中国”的小说
    史,鲁迅先生以后的中国小说史是“新中国”的小说史。
    鲁迅先生以后的小说,和以前的中国小说大不同了。所
    以在小说之国,鲁迅先生实为“国父”。鲁迅先生著中国
    小说史,起于神话与传说,而讫于清末的谴责小说。中
    国小说,己成一完整的段落。自鲁迅先生以后,另起一
    新局面,是新中国的小说史了。
     
    以鲁迅为中心,将中国小说划分为两个阶段,是孙伏园的创见,而事实也确是如此。
    近年,评论鲁迅小说的文章,很多很多;能够像伏老那样评得鞭辟近里的,少之又
少。
    伏老是一个敏锐的观察者,阅读鲁迅小说时,看到了别人未能看到的东西。别人分
析阿Q,只看到“阿Q是国民精神病状的综合”。(艾芜),或者,“阿Q性有三:(一)
逃避现实;(二)创造第二现实;(三)欺骗现实。”(端木蕻良),或者,“他所最
受影响的却是果戈里。”(冶秋),或者,“阿Q之成其为阿Q,就是不能从他的糊涂和
怯弱之中自拔。”(张天翼)……。孙伏园评论《阿Q正传》时,清楚地说出了鲁迅在
小说艺术上达致的成就。他说:
     
    我所谓“轻淡的幽默”,里面包含着“轻淡的讽刺”
    与“轻淡的诙谐”。诙谐而不轻淡,便近乎油滑。讽刺而
    不轻淡,便近乎谴责。鲁迅先生小说中全没有这些。
    《阿Q正传》之所以能够成为新文学运动中的重要作品,这是主要的理由。
     
    不过,鲁迅的小说虽好,未必没有缺点,孙伏园在谈论鲁迅的小说时,没有说过一
句坏话。
    好恶之偏,每个人都有。孙伏园当然不是例外。他是鲁迅的学生,与鲁迅的关系至
深。这种关系容易产生偏见,是必然的。另一方面,这种关系可以对作品所具的价值看
得比别人清楚,也是事实。根据偏见所下的断语,不会公正,甚至难逃标榜之嫌。但是,
精辟的见解必定来自透彻的鉴识。我们不能也不应为了这一点而否定这篇论文的价值。
     
    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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