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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　四十年来家国
——访东德末代总理戴麦哲尔
    问：请谈谈您的家庭背景。
    答：我的家族原是法国人，在三百多年前为了逃避天主教迫害而来到德国。第一代开山
祖师在这里开了骑术和舞蹈学校，他本来是贵族，所以除了骑射舞蹈之外也做不了什么。家
族的传统是，长子让他学法律，次子就当军官，我是我们家族第十一个当律师的。
    问：您是东德的末代总理，1990年和西德的科尔总理在举世瞩目的圆桌会议上谈判统
一：那些谈判决定了东德人的命运。现在回头看那个关键时刻，有什么是“错误”的决定令
您懊悔的？
    答：那真是困难无比的谈判，因为完全没有前例可循，我像在茫茫大海中摸索方向。除
此之外，我手上的谈判筹码也少得可怜，代表的是个已经宣告破产的公司，能争的实在不
多。但是人在事后——总是在事后——才学到教训，现在我看到当时的几个错误：第一就是
当初不该同意让西德人有权收回东德的房产。许多东德人其实是经过正当的手续在一栋房子
里住了三四十年，一旦改朝换代就将他连根拔起，这是种极痛苦的经验。这种痛苦，也导致
许多人现在缅怀过去的东德。另一方面，因为房地产的所属权错综复杂，使得统一后许多投
资者裹足不前，严重地影响了德东的复兴。许多国际企业都对投资德东有兴趣，可是一碰到
土地产权问题，谁都不敢来了。
    问：那个时候，您和您的幕僚完全没预料到产权问题的复杂性吗？
    答：唉，有的！说真的，如果是由于谈判经验不足、前瞻眼光不够而犯下错误，那倒也
罢了，因为谁都没有经验，谁都可能犯错，可是产权这个签定，当时就知道是个错误，这才
是最令人心痛的！
    问：迫不得已？
    答：对。西德方面非常坚持，几乎不给任何余地。在其他议题上，他们各政党之间还有
意见分歧，对这一点，连反对党社民党都和基民党统一阵线。追根究底，我觉得这是因为在
西德这个资本主义社会里，私有财产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常说，私有财产法是西德人的
圣经。
    问：第二个错误呢？
    答：不该同意东德人的退休金比西德人少那么多。这一点也造成许多人心理的不平衡。
第三个错，是当时不曾设法保障当年效忠东德的人不受西德的法律制裁……
    问：您是说当时就该坚持统一后要“赦免”（Amnestie）？
    答：对。当时绝对设想到统一后的秋后算帐会来得这么狠。共产党的领导者你治不了
他，倒霉的尽是小喽罗，就印证了德国谚语所说的，“吊死小的，走掉大的”。许多小老百
姓就由于他过去的政治信念而永远不得任公职，这是极不公平的惩罚。许多学校老师就这样
被解聘了。
    问：这“秋后算帐”您当时没想到，倒令我觉得意外……
    答：也不能说完全没想到。我记得就在那个时候，我还特地请教西班牙驻德大使，问他
当年西班牙进人民主阶段时是如何对待法朗哥时代的“遗民”，我就是试图知道在改朝换代
的激变中，如何能回避仇恨和报复的爆发……
    问：既然如此，那您为什么在那时不提出“赦免”这个要求？
    答：我们其实没有权利提出，因为一旦统一，法是西德的，“赦免”必须由他们提出，
由他们执行。
    问：“他们”不但没有提出“赦免”，而且讲究“追究”。譬如东德的情报头子吴尔夫
就被判六年徒刑，前公安部长米尔克被以杀人罪起诉；您的感觉是什么？
    答：吴尔夫被判刑，是荒唐可笑的。你说他“叛国”，他叛了哪个国？他效忠的对象是
东德！这样说吧，如果有西德公民作为东德的奸细，我觉得判他刑是正确的，因为他背叛了
西德自己的国家。可是吴尔夫是东德情报局长，他尽忠职守，怎么能用西德法判他“叛
国”？
    米尔克的判决同样不可思议。因为没有法可以治他，于是就挖出六十多年前他枪杀纳粹
警察的案子来入他罪，这实在是一场笑话！
    另外还有米他克经济部长，他真正犯的罪，是他把我们的国家经济带上破产的路；这个
罪不治，却控告他这里那里贪了点小钱。他把整个国家都毁了，小小的贪污算什么？
    问：但是这是法治的两难和吊诡。法治国家的前提是：没有法就不能罚，不论罪行有多
么严重。将吴尔夫、米尔克等人“入罪”，是因为他们的“罪行”无条文可罚，因此法庭只
好去找鸡毛蒜皮的事将他们惩罚，这样才能满足从前受他们欺负的人的“正义感”，不是这
样吗？
    答：是，可是这样一来你置“法治”的尊严何在？因为没有法可对付真正的罪行，于是
找出法来治旁校末节，这是对法的玩弄，伤害了法治尊严。另一方面，这种做法只为了满足
某些人的报复心理；一个文明社会怎么能让“法”成为报复的工具呢？文明之所以为文明，
就是它用法来疏导原始报复情绪，现在法倒过来为报复所用。
    在这一方面，我不知道东欧人做得是否比德国人要有智慧。波兰人根本就封了过去的档
案，匈牙利和捷克人也差不多。我们国家所迫切需要的，其实是疗伤、是原谅宽恕、是和
解……总而言之不是报复。
    问：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不得不问您关于《明镜》周刊对您的指控。他们提出各种证据
说您当年也是公安部的秘密线民；您个人怎么看？
    答：柏林参议会对所有的律师做过调查，调查报告很清楚地指出我的背景是清白的。当
年因为我跟教会关系密切，经常为了救人，也得和公安部打交道。就如同史都培的例子（史
都培是现任德东布兰登州州长，被控从前和公安系统“合作”过）：下水道不通，于是有人
钻到地面下去修理堵塞的水管，他上来时，水道又通了，可是地面上的人指着他骂他臭！就
是这么回事！我有一个理论：骂别人臭的多数是为虎作伥的同路者。改朝换代之后，这些人
面对自己过去的作为，觉得问心有愧，为了得到良心的安宁，他就努力去寻找比他更“黑”
更“脏”的人，作为指控的对象……。
    问：有一种说法和您现在说的有点关联，说西德人之所以对东德的过去如此严厉，是因
为他们觉得自己当年对纳粹的过去太放松了，心中有愧；基本上是种补偿作用。您同意这个
说法吗？
    答：可以这么说。人们在追究过往的时候，俨然这个世界是黑白分明的，把好人（被迫
害者）和坏人（迫害者）分成两个阵营；真相其实是，全黑、全白的都是极少数，大多数则
是灰色的，灰色的普通百姓。这些灰色的普通百姓，在一个控制森严的制度里用自己的方式
凿出一个不受控制的小角落，在里头思想、呼吸。几个观念相近互相信任的朋友常聚在一起
聊天，就是这样一种小角落。统一之后，这些小角落也就消失了，许多东德人觉得失落……
    问：“小角落”为何消失？
    答：因为共同的敌人消失了，整个社会多元化了，就不再有小角落的需要。可是东德人
不习惯新的人际关系——竞争、讲利害——他因此觉得痛苦。
    问：您自己的小角落呢？您在1991年10月退出政坛和小角落文化有关吗？
    答：当年敌忾同仇的朋友当然也已各奔东西，小角落不复存在，我也并不惋惜。我会退
出政坛，是因为我向来就不是个太享受镁光灯、为群众的掌声着迷的人。我还比较喜欢我现
在的生活方式，每两个星期和朋友聚在一起作室内演奏，那是属于我的小角落。
    问：您在今年四月间到台北访问了一个星期；台湾的读者势必要问您对台北印象如何？
    答：印象最深刻的自然是台湾在短短二十年内创造出来的经济成果。另一方面，为经济
成长所付出的环境破坏显然相当严重。一路上看到的树都不太健康。
    问：如果有一天，台湾和中共也坐上圆桌谈判的时候，您有什么建议吗？
    答：台湾和大陆大小太不成比例了。西德能拉起东德，台湾不可能拉起大陆。只能希望
中国吸收台湾经验，自己内部演变，在稳定中演变。一个不稳定的中国不只威胁台湾，对全
世界都是一个可怕的前景。想想如果前苏联境内的诸多种族战争在中国爆发，真是不堪设
想，那会是人类一大灾难，台湾如何促进中国大陆的稳定发展，我想是极重要的。
    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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