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在上海
从四川的乡间，到十里洋场的上海，这两个地方，实在有太多太多的差距。我初到上
海，看到栉比鳞次的高楼大厦，看到满街穿梭不停的车水马龙，简直看得眼花缭乱。童年的
我，从成都，到湖南，经广西，越贵州，回四川，再来上海，我真走了一条漫长的路！这条
路不仅漫长，而且充满了狂风巨浪。终于来到了上海，我们流浪的日子应该结束了吧！父母
带着我们四个孩子，开始在上海布置起一个全新的家！
“全新的家”很小，只有一间房间，在上海市外白渡桥的一栋大楼里。这栋大楼有个很
洋化的名字；礼查大楼。
礼查大楼是栋五层楼的楼房，很可能以前是个旅馆什么的。因为，它每层楼都有很长很
长的走廊，走廊一面是天井，另一面就是一间一间的房间，每个房间都一模一样。房里附带
一个极小的浴室，奇怪的是，浴室里有洗澡盆而没有马桶，“大事、小事”都要到走廊尽头
的公用厕所里去。
这礼查大楼，是同济大学的教职员宿舍。我们分配到的这间房间，在四楼上。一家六
口，大大小小就挤在这一间房间里生活。房里有一张床一个大书桌，白天父亲在书桌上改考
卷，晚上铺上棉被就是床，我和弟弟们在上面睡觉。至于那间小浴室，母亲在浴盆上面架上
木板，买了炉子烧锅煮饭。每隔几天，移开炉灶，孩子们集体洗澡。
似乎从我出世开始，贫困一直是我们家的问题。这会儿到了上海，情况丝毫没有好转。
上海生活程度高，小妹嗷嗷待哺，奶粉贵得惊人。我们三个大的，正在飞快的长大。食衣住
行，样样需要钱。父亲那份微薄的薪水，显然无法支持我们这六口之家。但是，在上海，我
却有嫡亲的大舅舅、小四姨等。这个时候，我的外祖父母都已与世长辞。母亲的大哥当律
师，生活很宽裕，住在亚尔培路一栋非常讲究的房子里。兄妹已经许多年不曾见面，此时一
见，不禁抱头痛哭。大舅看到我们一家，如此穷途潦倒，孩子们都面黄肌瘦。当下，就力劝
父亲改行，不能再教书了，再教下去，孩子们都会饿死了。一篇谈话，把我那固执的父亲，
谈得勃然大怒，拂袖而起，十分激动的说：“人各有志！我念了一辈子书，也只会教书。
穷，是我的命！做了我的妻儿，就只好跟着我过穷日子。改行，是绝不可能的事！”父亲大
怒而回，从此和大舅行迹疏远，话不投机。大舅劝他改行一事，深深伤了他的自尊。偏偏大
舅的脾气也很倔强，看父亲如此食古不化，害苦了他的妹妹，对父亲也有许多埋怨。这样一
来，我们和大舅家的来往，就变得很稀少了。只有我的大舅母，常常带着大包小包的衣服来
我家，里面有许多小纱衣小纱裙，还是外祖母为我的出生而定做的，我始终没拿到，如今，
却正好给比我小了八岁的小妹穿。看到这些衣物，别提了，母亲又哭了好几天。
我们终于安定了下来，苦虽苦，总是阖家团圆的。父亲开始考虑到我们三个大孩子的教
育问题。于是，有一天，父亲带着我们三个，走进上海市第十六区国民小学。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进学校，接受学校教育。那年我九岁，算年龄，应该插班念小学三年
级。学校给我做了一个简单的入学考试，就把我分配到三年级班，麒麟背不出书，降到二年
级，小弟一年级。活到九岁，我这才开始进学校念书，记忆中，念得真是辛苦极了。其实，
不止是“辛苦”，简直是“痛苦”极了。
原来，我从四川来上海，讲的是一口四川话，而学校里，从老师到同学，大家都讲上海
话。我语言不通，老师说什么我不懂，同学说什么我也不懂。再加上，我来自乡间，难免土
里土气，上海的孩子，都精明能干，对比之下，我是相形见绌。再有，我从小，只有母亲教
我背唐诗，我的阅读能力很强，但是，数学却连加法都不会，成绩完全跟不上。在这诸多原
因下，我在学校中，真是苦极了。
上海的孩子会欺生，上课第一天，大家在操场中排队。前面的孩子把我往后推，后面的
孩子把我往前推，我傻傻的站在队伍外面，手足失措，不知如何是好。老师走来，见我不排
队，把我痛骂一顿。全班同学，窃窃偷笑，而我，哭着跑回家说：不要上学了！不上学是不
行的。父母正要训练我们的独立精神，和适应能力。我哭了一晚，又乖乖的回到学校去。逐
渐的，一天又一天，同学不再欺侮我了。我也学着去交朋友，因为语言的隔阂，交朋友真太
难了。
我上学上得很不顺利，两个弟弟也不顺利。麒麟从小脾气就坏，总是和同学打架。小弟
弟更绝了。他一生没有规规矩矩在教室中坐上好几小时的经验，此时，要他坐着听老师讲
课，他怎么坐得住？不知怎的，他发现只要举手对老师说：
“我要尿尿！”老师就会让他去上厕所。结果，他每节课都要举十几次手，去上厕所。
有一次，老师忍无可忍，生气的说：
“不许去！”小弟见计谋不成，如坐针毡，居然威胁起老师来：
“你不让我去，我会尿裤子！”
“尿就尿！”老师说：“不许去就不许去！”
谁知，老师的话才说完，我那小弟真的就“就地解决”起来，弄得全班师生，大惊失
色。那时，学校里有个规定，学生讲了粗话或做错事，要用红笔在嘴上画一个圈，那红墨水
画在嘴上，洗好几天都洗不掉。老师这一气，就在小弟嘴上画了好几个红圈。那天麒麟因为
打架骂人，也被老师用红笔在嘴上画了圈。结果，我正上了一半的课，训导主任跑来通知我
说：“你今天不要上课了，把你两个弟弟带回家去吧，他们一个尿了裤子，一个打了架！”
学校离我们家，要走一大段路。平常，都是我带着两个弟弟上课下课。那天，我领着两
个弟弟回家，看到他们嘴上画的红圈，和小弟的湿裤子，真是觉得丢人极了。两个弟弟还气
呼呼的嘟着嘴，路人都回头看着我们笑。我又羞又恼，对两个弟弟说：“早知道，你们两个
在东安城丢掉就算了，找回来干什么，这么麻烦！”话才说完，想起两个弟弟在东安失散后
的凄凉惨状，不禁大大后悔起来，心中一酸，泪水就滴滴落下。小弟见我哭了，就也哭了，
用手拉着我的衣襟说：
“你不要哭，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麒麟见我们两个都哭了，眼眶就也红了起来。我在那一瞬间，体会出我是这个家庭的
“长姐”，两个弟弟，终生都是弟弟，不论他们怎样，我再也不要和他们分开。于是，我一
手揽住一个弟弟，三人一路哭着回家。到了家里，我急忙把两个弟弟藏进浴室里，拚命帮他
们两个洗掉嘴上的红圈，就怕父母看到了，会和我一样伤心。
在上海的生活就是这样的。记忆中，属于欢乐的事情实在不多。贫穷会把欢乐从身边偷
走。冬天的上海，冷得出奇，我和弟弟们缺乏冬衣，冷得牙齿和牙齿打战。每天三个人手牵
手的去上学，经过卖糖炒栗子的摊子，真想买一包糖炒栗子来暖暖手，甜甜嘴，但是，身上
没有钱，就是吃不到。学校的同学流行跳橡皮筋，人人手中一大串，只有我没有。那时，心
里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串橡皮筋，直到离开上海，愿望都没有实现。说实话，从小，我就
在困苦中长大。但是，只有在上海的这段时间，对困苦的感觉特别敏锐。
在上海住了一段日子，因为父亲的收入实在不够维持，（大舅一直想接济我们，父亲隙
骄傲的拒绝了。只有大舅母，变着花样，吃的穿的，经常往我们家送。）母亲见这样不是办
法，就也去中学里教起书来。这样一来，我就忙了，每天下了课，就飞奔回家照顾小妹妹。
我家那张大书桌，已不够我们睡，我们就打起地铺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成了妹妹的小保
姆。生活里的喜悦实在不多。但是，也就在那年，我发现了写作的快乐。我写了我生平的第
一篇小说《可怜的小青》。父亲读了，似乎颇受感动，他帮我寄给了大公报的儿童版。当这
篇稿子登出来之后，我整天捧着那张报纸，兴奋得茶不思，饭不想。把自己这篇短文，读了
起码一百遍。可怜的小青，到底写些什么？如今已不复记忆。但，顾名思义，那“可怜的小
青”，必然有自我的写照吧！
自从在报上发表了作品之后，我开始迷上写作了。每天下课回家，就涂涂写写。那时，
我的小四姨参加了话剧社，演出曹禺的《北京人》。当年，小四姨是个胖妞，很有喜感。虽
然不是主角，却是重要的次角。我因此可以拿到招待券，去戏院看小四姨演话剧，是记忆中
最快乐的事。看完话剧回家，我居然写起剧本来了。不会分场，我全写“独幕剧”。人物一
多就搞不清，我全写“双人剧”。好长一段时间，我乐此不疲，父母看了我的“编剧”，只
是笑。因为我的取材，全是父亲与母亲间的“对白”，所谈的问题，全是逃难时的点点滴滴。
我这些“剧本”真可怜，从没有发表过，出版过，当然也没有人演出过。最后，都进了
垃圾筒。
我在上海念了一年书，渐渐有了朋友，学会了说上海话，也熟悉了上海的大街小巷。我
会一个人逛书店，逛得忘了回家吃晚饭。也会抱着妹妹，去外白渡桥上看船，看落日。每到
星期天，就和弟弟们去外滩公园奔跑——以发泄我们在一间房间内无法发泄的体力。
但是，父母的脸色又不对了，上海市的气氛也不对了。物价飞涨，金元券贬值，上海的
商店中，发生了惊人的大抢购……这些事情，对幼年的我来说，是根本无法了解的。我惟一
熟悉的，是那种紧张的气氛。我知道，战争又逼近了！
果然，战争又逼近了。上次是抗日战争，这次是内战。对我而言，战争代表的就是流浪
和苦难。父母脸上又失去了笑容，他们整天讨论着讨论着。最后，父亲决定，把母亲和我们
四个孩子，先送回湖南老家去。他继续留在上海，把他未教完的那学期教完。于是，我们离
开了刚刚熟悉的上海，又回到了湖南。这是我们第二度回乡，第二次和祖父团聚。两次都在
战争的阴影下，两次，湖南都只是我们的中途站，而不是我们长久栖息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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