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的梦
到市场买东西，也不容易。一要身强体壮，二要心胸宽阔。因为种种原因，我足不
入市，已经有很多年了。这当然是因为有人帮忙，去购置那些生活用品。夜晚多梦，在
梦里却常常进入市场。在喧嚣拥挤的人群中，我无视一切，直奔那卖书的地方。
远远望去，破旧的书床上好像放着几种旧杂志或旧字帖。
顾客稀少，主人态度也很和蔼。但到那里定睛一看，却往往令人失望，毫无所得。
按照弗罗伊德的学说，这种梦境，实际上是幼年或青年时代，残存在大脑皮质上的
一种印象的再现。
是的，我梦到的常常是农村的集市景象：在小镇的长街上，有很多卖农具的，卖吃
食的，其中偶尔有卖旧书的摊贩。
或者，在杂乱放在地下的旧货中间，有几本旧书，它们对我最富有诱惑的力量。
这是因为，在童年时代，常常在集市或庙会上，去光顾那些出售小书的摊贩。他们
出卖各种石印的小说、唱本。有时，在戏台附近，还会遇到陈列在地下的，可以白白拿
走的，宣传耶稣教义的各种圣徒的小传。
在保定上学的时候，天华市场有两家小书铺，出卖一些新书。在大街上，有一种当
时叫做“一折八扣”的廉价书，那是新旧内容的书都有的，印刷当然很劣。
有一回，在紫河套的地摊上，买到一部姚鼐编的《古文辞类纂》，是商务印书馆的
铅印大字本，花了一圆大洋。这在我是破天荒的慷慨之举，又买了二尺花布，拿到一家
裱画铺去做了一个书套。但保定大街上，就有商务印书馆的分馆，到里面买一部这种新
书，所费也不过如此，才知道上了当。
后来又在紫河套买了一本大字的夏曾佑撰写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就是后来的
《中国古代史》），也是商务排印的大字本，共两册。
最后一次逛紫河套，是一九五二年。我路过保定，远千里同志陪我到“马号”吃了
一顿童年时爱吃的小馆，又看了“列国”古迹，然后到紫河套。在一家收旧纸的店铺里，
远买了一部石印的《李太白集》。这部书，在远去世后，我在他的夫人于雁军同志那里
还看见过中学毕业以后，我在北平流浪着。后来，在北平市政府当了一名书记。这个书
记，是当时公务人员中最低的职位，专事抄写，是一种雇员，随时可以解职的，每月有
二十元薪金。
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了旧官场、旧衙门的景象。那地方倒很好，后门正好对着北
平图书馆。我正在青年，富于幻想，很不习惯这种职业。我常常到图书馆去看书。到北
新桥、西单商场、西四牌楼、宣武门外去逛旧书摊。那时买书，是节衣缩食，所购完全
是革命的书。我记得买过六期《文学月报》，五期《北斗》杂志，还有其他一些革命文
艺期刊，如《奔流》、《萌芽》、《拓荒者》、《世界文化》等。有时就带上这些刊物
去“上衙门”。我住在石驸马大街附近，东太平街天仙庵公寓。那里的一位老工友，见
我出门，就如此恭维。好在科里都是一些混饭吃、不读书的人，也没人过问。
我们办公的地方，是在一个小偏院的西房。这个屋子里最高的职位，是一名办事员，
姓贺。他的办公桌摆在靠窗的地方，而且也只有他的桌子上有块玻璃板。他的对面也是
一位办事员。姓李，好像和市长有些瓜葛，人比较文雅。家就住在府右街，他结婚的时
候，我随礼去过。
我的办公桌放在西墙的角落里，其实那只是一张破旧的板桌，根本不是办公用的，
桌子上也没有任何文具，只堆放着一些杂物。桌子两旁，放了两条破板凳，我对面坐着
一位姓方的青年，是破落户子弟。他写得一手好字，只是染上了严重的嗜好。整天坐在
那里打盹，睡醒了就和我开句玩笑。
那位贺办事员，好像是南方人，一上班嘴里的话是不断的，他装出领袖群伦的模样，
对谁也不冷淡。他见我好看小说，就说他认识张恨水的内弟。
很久我没有事干，也没人分配给我工作。同屋有位姓石的山东人，为人诚实，他告
诉我，这种情况并不好，等科长来考勤，对我很不利。他比较老于官场，他说，这是因
为朝中无人的缘故。我那时不知此中的利害，还是把书本摆在那里看。
我们这个科是管市民建筑的。市民要修房建房，必须请这里的技术员，去丈量地基，
绘制蓝图，看有没有侵占房基线。然后在窗口那里领照。
我们科的一位股长，是一个胖子，穿着蓝绸长衫，和下僚谈话的时候，老是把一只
手托在长衫的前襟下面，做撩袍端带的姿态。他当然不会和我说话的。
有一次，我写了一个请假条寄给他。我虽然看过《酬世大观》，在中学也读过陈子
展的《应用文》，高中时的国文老师，还常常把他替要人们拟的公文，发给我们当作教
材。但我终于在应用时把“等因奉此”的程式用错了。听姓石的说，股长曾拿到我们屋
里，朗诵取笑。股长有一个干儿，并不在我们屋里上班，却常常到我们屋里瞎串。这是
一个典型的京华恶少，政界小人。他也好把一只手托在长衫下面，不过他的长衫，不是
绸的，而是蓝布，并且旧了。有一天，他又拿那件事开我的玩笑，激怒了我，我当场把
他痛骂一顿，他就满脸陪笑地走了。
当时我血气方刚，正是一语不合拔剑而起的时候，更何况初入社会，就到了这样一
处地方，满腹怨气，无处发作，就对他来了。
我是由志成中学的体育教师介绍到那里工作的。他是当时北方的体育明星，娶了一
位宦门小姐。他的外兄是工务局的局长。所以说，我官职虽小，来头还算可以。不到一
年，这位局长下台，再加上其他原因，我也就“另候任用”了。
我被免职以后，同事们照例是在东来顺吃一次火锅，然后到娱乐场所玩玩。和我一
同免职的，还有一位家在北平附近的人，脸上有些麻子，忘记了他的姓。他是做外勤的，
他的为人和他的破旧自行车上的装备，给人一种商人小贩的印象，失业对他是沉重的打
击。走在街上，他悄悄地对我说：
“孙兄，你是公子哥儿吧，怎么你一点也不在乎呀！”
我没有回答。我想说：我的精神支柱是书本，他当然是不能领会的。其实，精神支
柱也不可靠，我所以不在意，是因为这个职位，实在不值得留恋。另外，我只身一人，
这里没有家口，实在不行，我还可以回老家喝粥去。
和同事们告别以后，我又一个人去逛西单商场的书摊。渴望已久的，鲁迅先生翻译
的《死魂灵》一书，已经陈列在那里了。用同事们带来的最后一次薪金，购置了这本名
著，高高兴兴回到公寓去了。
第二天清晨，挟着这本书，出西直门，路经海淀，到离北平有五、六十里路的黑龙
潭，去看望在那里山村小学教书的一个朋友。他是我的同乡，又是中学同学。这人为人
热情，对于比他年纪小的同乡同学，情谊很深。到他那里，正是深秋时节，黄叶飘落，
潭水清冷，我不断想起曹雪芹在这一带著书的情景。住了两天，我又回到了北平。
我在朝阳大学同学处住几天，又到中国大学同学处住几天。后来，感到肚子有些饿，
就写了一首诗，投寄《大公报》的《小公园》副刊。内容是：我要离开这个大城市，回
到农村去了，因为我看到：在这里，是一部分人正在输血给另一部分人！
诗被采用，给了五角钱。
整理了一下，在北平一年所得的新书旧书，不过一柳条箱，就回到农村，去教小学
了。
我的书籍，一损失于抗日战争之时，已在别一篇文章中略记，一损失于土地改革之
时。
我的家庭成分是富农。按照当时党的政策，凡是有人在外参加革命，在政治上稍有
照顾。关于书，是属于经济，还是属于政治，这是不好分的。贫农团以为书是钱买来的，
这当然也是属于财产，他们就先后拿去了。其实也不看。当时，我们那里的农民，已普
遍从八路军那里学会裁纸卷烟。在乡下，纸张较之布片还难得，他们是拿去卷烟了。
这时，我在饶阳县一个小区参加土改工作。大概是冀中区党委所在之地吧，发了一
个通知，要各村贫农团，把斗争果实中的书籍，全部上缴小区，由专人负责清查保存。
大概因为我是知识分子吧，我们的小区区长，把这个责任交给了我。
书籍也并不太多，堆在一间屋子的地下，而且多是一些古旧破书，可以用来卷烟的
已经不多。我因家庭成分不好，又由于“客里空”问题，正在《冀中导报》受到公开批
判，谨小慎微，对这些书籍，丝毫不敢染指，全部上缴县委了。
我的受批判，是因为那一篇《新安游记》。是个黄昏，我从端村到新安城墙附近绕
了绕，那里地势很洼，有些雾气，我把大街的方向弄错了。回去仓促写了一篇抗日英雄
故事，在《冀中导报》发表了。土改时被作为“客里空”典型。
在家乡工作期间，已经没有购买书籍的机会，携带也不方便。如果能遇到书本的话，
只是用打游击的方式，走到哪里，就看到哪里。
但也有时得到书。我在蠡县工作时，有一次在县城大集上，从一个地摊上，买到一
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铅印精装的《西厢记》。我带着看了一程子，后来送给蠡县一位
书记了。
《冀中导报》在饶阳大张岗设立了一处造纸厂。他们收买一些旧书，用牲口拉的大
碾，轧成纸浆。有一间棚子，堆放着旧书。我那时常到这家纸厂吃住。从棚子里，我捡
到一本石印的《王圣教》和一本石印的《书谱》。
在河间工作的时候，每逢集日，在一处小树林里，有推着小车贩卖烂纸书本的。有
一次，我从车上买到一部初版的《孽海花》。一直保存着，进城后，送给一位新婚燕尔、
出国当参赞的同志了。
197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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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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