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信
自古以来书信作为一种文体，常常编入作家们的文集之中。书与信字相连，可知这
一文体的严肃性。它的主要特点，是传达一种真实的信息。
古代的历史著作，也常常把一个人物的重要信件，编入他的传记之内。
古代，书信的名号很多，有上书，有启，有笺，有书……
各有讲究。昭明文选用了几卷的篇幅收录了这些文章。历代文学总集，也无不如此。
如此说来，书信一体，实在是不可玩忽的一种文学读物了。过去书市中也有供人学
习应酬文字的尺牍大观，那当然不在此列。
在中学读书时，我读过一本高语罕编的“白话书信”，内容已经记不清。还读过一
本“八贤手札”，则是清朝咸同时期，镇压太平天国的那些大人物的往来信札，内容也
记不清了。只记得那些信的称呼，很复杂也很难懂。
书信这一文体，我可以说是幼而习之的。在外面读书做事，总是要给家中写信的。
所用的文字当然是解放了的白话。
这些家信无非是报告平安，没有什么特殊的内容。经过几次变乱，可以说是只字不
存了。
在保定读书时，我认识了本城一个女孩子，她家住在白衣庵一个大杂院里。我每星
期总要给她写一封信，用的都是时兴的粉色布纹纸信封。我的信写得都很长，不知道从
哪里来的那么多热情的话。她家生活很困难，我有时还在信里给她附一些寄回信的邮票。
但她常常接不到我寄给她的信，却常常听到邮递员对她说的一些不三不四的话。我并不
了解她的家庭，我曾几次在那个大杂院的门口徘徊，终于没有进去。
我也曾到邮政局的无法投递的信柜里去寻找，也见不到失落的信件。我估计一定是
邮递员搞的鬼。我忘记我给她写了多少封信，信里尽倾诉了什么感情。她也不会保存这
些信。至于她的命运，她的生存，已经过去五十年，就更难推测了。
在晋察冀边区工作，我曾给通讯员和文学爱好者，写过不少信，文字很大，数量很
大，但现在一封也找不到了。
一九四四年秋天，我在延安窑洞里，用从笔记本撕下的一片纸，写了一封万金家书。
我离家已经六七年了，听人说父亲健康情况不好，长子不幸夭折，我心里很沉重。家乡
还被敌人占据着，寄信很危险。但我实在控制不住对家庭的思念，我在这片白纸的正面，
给父亲写了一封短信；在背面，给妻子写了几句话。她不认识字，父亲会念给她听。
这封信我先寄给在晋察冀工作的周小舟同志，烦他转交我的家中。一九四六年，我
回到家里，妻子告诉我，收到了这封信。在一家人正要吃午饭的时候收到的这封信，父
亲站在屋门口念了，一家人都哭了。我很感谢我们的交通站和周小舟同志，我不知道千
里迢迢，关山阻隔，敌人封锁得那么紧，他们怎样把这封信送到了我的家。
这封信的内容，我是记得的，它的每句话都是有用的，有千斤重量的，也没保存下
来。
一九七○年十月起，至一九七二年四月，经人介绍，我与远在江西的一位女同志通
信。发信频繁，一天一封，或两天一封或一天两封。查记录：一九七一年八月，我寄出
去的信，已达一百一十二封。信，本来保存得很好，并由我装订成册，共为五册。后因
变故，我都用来升火炉了。
这些信件，真实地记录了我那几年动荡不安的生活，无法倾诉的悲愤，以及只能向
尚未见面的近似虚无飘渺的异性表露的内心。一旦毁弃了是很可惜的，但当时也只有这
样付之一炬，心里才觉得干净。潮水一样的感情，几乎是无目的地倾泻而去，现在已经
无法解释了。
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断绝了写作的机会，从与她通讯，才又开始了我的文字
生活，这是可以纪念的。这些信，训练了我久已放下了的笔，使我后来能够写文章时，
手和脑并没有完全生疏、迟钝。这也可以说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吧。至于解放前后，
我写给朋友们的信件，经过“文化大革命”，已所剩无几。这很难怪，我向来也不大保
存朋友们的来信，但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曾在书柜里保存康濯同志的来信，有两大
捆，约二百余封。“文化大革命”期间，接连不断地抄家，小女儿竟把这些信件烧毁了。
太平以后，我很觉得对不起康濯同志，把详情告诉了他。而我写给他的信，被抄走，又
送了回来，虽略有损失，听说还有一百多封。这可以说是迄今保存的我的书信的大宗了。
他怎样处理这些信件，因为上述原因，我一直不好意思去过问。
先哲有言，信件较文章更能传达人的真实感情，更能表现本来面目。看来，信件的
能否保存，远不及文章可靠。文章如能发表，即使是油印、石印，也是此失彼存，有希
望找到的。而信件寄出，保存与否，已非作者所能处置。遇有变故，最易遭灾，求其幸
存，已经不易。况时过境迁，交游萍水，难以求其究竟乎！
1983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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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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