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期经历
红十字医院
一九五六年秋天，我的病显得很重，就像一个突然撒了气的皮球一样，人一点精神
也没有了，天地的颜色，在我的眼里也变暗了，感到自己就要死亡，悲观得很。其实这
是长期失眠，神经衰弱到了极点的表现。家里人和同事们，都为我的身体担心，也都觉
得我活不长了。康濯同志来天津看我，就很伤感地说：“我给你编个集子，还要写一篇
长一些的后记。
唉，恐怕你是看不到了。”
在天津的医院，胡乱看了几个月，中药西药吃得也不少，并不见效。那时王亢之同
志管文教，介绍的都是天津的名医。
为了静养，又从家里搬到睦南道招待所，住了几个月，也不见效。
到了第二年春天，我被送进了北京红十字医院。这是一家新建的医院，设备很好，
还有宽敞的庭院。经郭春原同志介绍，在该院任总务处长的董廷璧同志给我办了住院手
续。董同志是蠡县人，为人慷慨热情，他的很多同乡，包括郭春原同志，都是我的朋友，
所以对我照顾得很周到。
我住在楼上靠边的一间单人病房里，有洗澡间。室内的陈设很讲究，光线很充足，
周围很安静。吃饭时，有护士端来，饭菜很好。护士坐在一边，看着我吃，一边不断地
称赞铜蒸锅里的菜，做得如何好，叫我多吃些。
可惜我那时什么也吃不下。护士长还指着那些护士对我说：“喜欢谁，就叫谁陪你
玩玩。”可惜我什么也不想玩。
每天晚上，叫我做松节油浴，白天有时还带我到大理疗室做水疗。
医院的护士，都是新从苏杭一带招来的南方姑娘。都穿着丝绸白衣，戴着有披肩的
护士帽，走起路来，轻盈敏捷，真像天使一般。每天晚上我睡下后，床头柜上有一盏蓝
色灯光的小灯，灯光照在白色的墙壁上和下垂的窗帘上，像是一种梦境。然而，我只能
在吃过烈性的安眠药以后才得入睡。护士照顾我服药以后，还站在床边，给我做按摩，
听着我呼吸匀称了，才轻轻地离去。其实，我常常并没有入睡。
医院为我想尽了办法，又叫我去做体疗。每个病人拿一根金箍棒似的棍子，在手里
摆动着，大家环成一个圈，走一阵就完事。我觉得有些好笑，如果我早些时候知道耍棍
儿，我可能就不会得这种病了。现在耍得晚了些。
应该补叙，在这一时期，北京所有的朋友，也都为我帮忙。中央宣传部的秘书长李
之琏同志，北京市委的张青季同志，是我中学时的同学，抗日时期的战友，也都是蠡县
人。他们为我请来北京市的名医会诊。丁玲同志那时处境已经不大好，叫葛文同志带信
来看我，说是不是请湖南医学院的一位李大夫来给我看病。后来，这位大夫终于到了我
的病房。他主要是给我讲解，例如神经系统怎样容易得病呀，应该如何医治呀，第一信
号、第二信号呀。他讲话声音很高，有时脸涨得通红。他是哲学家、经济学家李达教授
的儿子。
他给我讲了两三次，然后叫我吃一种药。据说是一种兴奋药，外国学生考试时常吃
的。我吃过以后，觉得精神好了一些。后来医院认为这种病不宜长期住在医院，我就到
小汤山疗养院去了。
我从来没住过医院，没有住过这样好的房间，没有吃过这样好的饭食。这次住进了
这样高级的医院，还有这么多的人关心和服侍。在我病好以后，我常常想，这也是我跟
着革命队伍跑了几年的结果，同志们给了我优惠的待遇；那时人和人的关系，也深深刻
印在我的记忆中了。
1984年5月7日
小汤山
我从北京红十字医院出来，就到北京附近的小汤山疗养院去。报社派了一位原来在
传达室工作的老同志来照顾我。
他去租了一辆车，在后座放上了他那一捆比牛腰还要粗得多的行李，余下的地方让
我坐。老同志是个光棍汉，我想他把全部家当都随身带来了。出了城，车在两旁都是高
粱地的狭窄不平的公路上行驶。现在是七月份，天气干燥闷热，路上也很少行人车辆。
不久却遇上一辆迎面而来的拉着一具棺材的马车，有一群苍蝇追逐着前进，使我一路心
情不佳，我的神经衰弱还没有完全好。
小汤山属昌平县，是京畿的名胜之一，有一处温泉，泉水形成了一个不小的湖泊，
周围还有小河石桥等等景致。在湖的西边有一块像一座小平房的黑色巨石，人们可以上
到顶上眺望。
湖旁有一些残碣断石，可以认出这里原是晚清民初什么阔人的别墅。解放以后，盖
成一座规模很不小的疗养院。
我能来这里疗养，也是那位小时的同学李之琏同志给办的，他认识一位卫生部的负
责人，正在这里休养和管事。疗养院是一排两层的楼房，头起有两处高级房间，带有会
客室和温泉浴室。我竟然住进了楼上的一间。这也是我一生中难得的幸遇，所以特别在
这里记一笔。
在小汤山，我学会了钓鱼和划船。每天从早到晚，呼吸从西北高山上吹来的，掠过
湖面，就变成一种潮湿的、带有硫磺气味的新鲜空气。钓鱼的技术虽然不高，也偶然能
从水面上钓起一条大鲢鱼，或从水底钓起一条大鲫鱼。
划船的技术也不高，姿态更不好，但在这个湖里划船，不会有什么风浪的危险，可
以随心所欲，而且有穿过桥洞、绕过山脚的种种乐趣。温泉湖里的草，长得特别翠绿柔
嫩，它们在水边水底摇曳，多情和妩媚，诱惑人的力量，在我现在的心目中，甚于西施
贵妃。
我的病渐渐好起来了。证明之一，是我开始又有了对人的怀念、追思和恋慕之情。
我托城里的葛文同志，给在医院细心照顾过我的一位护士，送一份礼物，她就要结婚了。
证明之二，是我又想看书了。我在疗养院附近的小书店，买了新出版的拍案惊奇和唐才
子传，又郑重地保存起来，甚至因为不愿意那位老同志拿去乱翻，惹得他不高兴。
这位老同志原来是赶大车的，我们傍晚坐在小山上，他给我讲过不少车夫进店的故
事。我们还到疗养院附近的野地里去玩，那里有不少称之为公主坟的地方。
从公主坟地里游玩回来，我有时看看聊斋志异。这件事叫疗养院的医生知道了，对
那位老同志说：
“你告他不要看那种书，也不要带他到荒坟野寺里去转游！”
其实，神经衰弱是人间世界的疾病，不是狐鬼世界的疾病。
我的房间里，有引来的温泉水。有时朋友们来看我，我都请他们洗个澡。慷国家之
慨，算是对他们的热情招待。女同志当然是不很方便的。但也有一位女同志，主动提出
要洗个澡，使我这习惯男女授受不亲的人，大为惊异。
已经是十一月份了，天气渐渐冷了，湖里的水草，也不再像过去那样翠绿。清晨黄
昏，一层蒸汽样的浓雾，罩在湖面上，我们也很少上到小山顶上去闲谈了。在医院时，
我不看报，也不听广播，这里的广播喇叭，声音很大，走到湖边就可以听到，正在大张
旗鼓地批判右派。有一天，我听到了丁玲同志的名字。
过了阳历年，我决定从小汤山转到青岛去。在北京住了一晚，李之琏同志来看望了
我。他虽然还是坐了一辆小车来，也没有和我谈论什么时事，但我看出他的心情很沉重。
不久，就听说他也牵连在所谓右派的案件中了。
1984年9月28日晨四时记
青岛
关于青岛，关于它的美丽，它的历史，它的现状，已经有很多文章写过了。关于海、
海滨、贝壳，那写过的就更多，可以说是每天都可以从报刊见到。
我生在河北省中部的平原上，是一个常年干旱的地方，见到的是河水、井水、雨后
积水，很少见到大面积的水，除非是滹沱河洪水爆发，但那是灾难，不是风景。后来到
白洋淀地区教书，对这样浩渺的水泊，已经叹为观止。我从来也没有想过到青岛这美名
胜之地，去避暑观海。认为这种地方，不是我这样的人可以去得的，去了也无法生存。
从小汤山，到青岛，是报社派小何送我去的。时间好像是一九五八年一月。
青岛的疗养院，地处名胜，真是名不虚传。在这里，我遇到了各界的一些知名人士，
有哲学教授，历史学家，早期的政治活动家，文化局长，市委书记，都是老干部，当然
有男有女。
这些人来住疗养院，多数并没有什么大病，有的却多少带有一点政治上的不如意。
反右斗争已经进入高潮，有些新来的人，还带着这方面的苦恼。
一个市的文化局长，我们原来见过一面，我到那个市去游览时，他为我介绍过宿地。
是个精明能干的人，现在得了病，竟不认识我了。他精神沉郁，烦躁不安。他结婚不久
的爱人，是个漂亮的东北姑娘，每天穿着耀眼的红毛衣，陪着他，并肩坐在临海向阳的
大岩石上。从背后望去，这位身穿高干服装的人，该是多么幸福，多么愉快。但他终日
一句话也不说，谁去看他，他就瞪着眼睛问：
“你说，我是右派吗？”
别人不好回答，只好应酬两句离去。只有医生，是离不开的，是回避不了的。这是
一位质朴而诚实的大夫，有一天，他抱着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决心，对病人说：
“你不是右派，你是左派。”
病人当时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但这一保证，并没有能把他的病治好。右派问题越
来越提得严重，他的病情也越来越严重。不久，在海边上就再也见不到他和他那穿红毛
衣的夫人了。
我邻居的哲学教授，带来一台大型留声机，每天在病房里放贝多芬的唱片。他热情
地把全楼的病友约来，一同欣赏。
但谁也不能去摸他那台留声机。留声机的盖子上，贴有他撰写的一张注意事项，每
句话的后面，都用了一个大惊叹号，他写文章，也是以多用惊叹号著称的。
我对西洋音乐，一窍不通，每天应约听贝多芬，简直是一种苦恼。不久，教授回北
京去，才免除了这个负担。
在疗养院，遇到我的一个女学生。她已进入中年，穿一件黑大衣，围一条黑色大围
巾，像外国的贵妇人一样。她好到公园去看猴子，有一次拉我去，带了水果食物，站在
草丛里，一看就是一上午。她对我说，她十七岁出来抗日，她的父亲，在土地改革时死
亡。她没有思想准备，她想不通，她得了病。但这些话，只能向老师说，不能向别人说。
到了夏季，是疗养地的热闹时期，家属们来探望病人的也多了。我的老伴也带着小
儿女来看我，见我确是比以前好多了，她很高兴。
每天上午，我跟着人们下海游泳，也学会了几招，但不敢到深处去。有一天，一位
少年倜傥的“九级工程师”，和我一起游。他慢慢把我引到深水，我却差一点没喝了水，
赶紧退了回来。这位工程师，在病人中间，资历最浅最年轻，每逢舞会，总是先下场，
个人独舞，招徕女伴大众围观，洋洋自得。
这是病区，这是不健康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病。在这里，会养的
人，可以把病养好，不会养的人，也可能把病养坏。这只是大天地里的一处小天地，却
反映着大天地脉搏的一些波动。
疗养院的干部、医生、护理人员，都是山东人，很朴实，对病人热情，照顾得也很
周到。我初来时，病情比较明显，老伴来了，都是住招待所。后来看我好多了，疗养院
的人员都很高兴。冬天，我的老伴来看我，他们就搬来一张床，让我们夫妻同处，还叫
老伴跟我一同吃饭。于是我的老伴，大开洋荤，并学会了一些烹饪技艺。她对我说：我
算知道高汤是怎么个做法了，就是清汤上面再放几片菜叶。
护士和护理员，也都是从农村来的，农村姑娘一到大城市，特别是进了疗养院这种
地方，接触到的，吃到的，看到的，都是新鲜东西。
疗养人员，没有重病，都是能出出进进，走走跳跳，说说笑笑的。疗养生活，说起
来虽然好听，实际上很单调，也很无聊。他们每天除去打针散步，就是和这些女孩子打
交道。
日子久了，也就有了感情。在这种情况下，两方面的感情都是容易付出的，也容易
接受的。
我在这个地方，住了一年多。因为住的时间长了，在住房和其他生活方面，疗养院
都给我一些方便。春夏两季，我差不多是自己住着一所小别墅。
小院里花草齐全，因为人烟稀少，有一只受伤的小鸟，落到院里。它每天在草丛里
用一只腿跳着走，找食物，直到恢复了健康，才飞走了。
其实草丛里也不是太平的。秋天，一个病号搬来和我同住，他在小院散步时，发见
一条花蛇正在吞食一只癞蛤蟆。他站在那里观赏两个小时，那条蛇才完全吞下了它的猎
物。他对我说：有趣极了！并招呼我去看看，我没有去。
我正在怀疑，我那只小鸟，究竟是把伤养好，安全飞走了呢；还是遇到了蛇一类的
东西，把它吞掉了？
我不会下棋、打扑克，也不像别人手巧，能把捡来的小贝壳，编织成什么工艺品，
或是去照像。又不好和人闲谈，房间里也没有多少书。最初，就去海边捡些石头，后来
石头也不愿捡了，只是在海边散步。晴天也去，雨天也去，甚至夜晚也去。夜晚，走在
海岸上听海涛声，很雄壮也很恐怖。身与海浪咫尺之隔，稍一失足，就会掉下去。等到
别人知道了，早已不知漂到何处。想到这里，夜晚也就很少出来了。
在这一年冬季，来了一位护理员，她有二十来岁，个子不高，梳两条小辫。长得也
不俊，面孔却白皙，眼神和说话，都给人以妩媚，叫人喜欢。她正在烧锅炉，夜里又要
去炼钢铁，还没有穿棉衣。慢慢熟识了，她送给我一副鞋垫。说是她母亲绣的，给她捎
了几副来，叫她送给要好的“首长们”。
鞋垫用蓝色线绣成一株牡丹花，很精致，我收下了。我觉得这是一份情意，农村姑
娘的情意，像过去在家乡时一样的情意。我把这份情意看得很重。我见她还没穿棉袄，
就给她一些钱，叫她去买些布和棉花做一件棉袄，她也收下了。
这位姑娘，平日看来腼腼腆腆，总是低着头，遇到一定场合，真是嘴也来得，手也
来得。后来调到人民大会堂去做服务员，在北京我见到她。她出入大会堂，还参加国宴
的招待工作，她给我表演过给贵宾斟酒的姿势。还到中南海参加过舞会，真是见过大世
面了。女孩子的青春，无价之宝，遇到机会，真是可以飞上天的。
这是云烟往事，是病期故事。是萍水相逢。萍水相逢，就是当水停滞的时候，萍也
需要水，水也离不开萍。水一流动，一切就成为过去了。
我很寂寞。我有时去逛青岛的中山公园。公园很大，很幽静，几乎看不到什么游人。
因为本地人，到处可以看到自然景物，用不着花钱来逛公园；外地人到青岛，主要是看
海，不会来逛各地都有的公园的。但是，青岛的公园，对我来说，实在可爱。主要是人
少，就像走入幽林静谷一样，不像别处的公园，像赶集上庙一样。公园里有很大的花房，
桂花、茶花、枇杷果，在青岛都能长得很好，在天津就很难养活。公园还有一个鹿苑，
我常常坐在长椅上看小鹿。
我有机会去逛了一次崂山。那时还没有通崂山的公共汽车，去一趟很不容易。夏天，
刘仙洲教授来休养，想逛崂山，疗养院派了一辆吉普车，把我也捎上。刘先生是我上过
的保定育德中学的董事，当时他的大幅照片，悬挂在校长室的墙壁上，看起来非常庄严，
学生们都肃然起敬。现在看来，并不显老，走路比我还快。
车在崂山顶上行驶时，真使人提心吊胆。从左边车窗可以看到，万丈峭壁，下临大
海，空中弥漫着大雾，更使人不测其深危。我想，司机稍一失手，车就会翻下去。还有
几处险道，车子慢慢移动，车上的人，就越发害怕。
好在司机是有经验的。平安无事。我们游了崂山。
我年轻时爬山爬得太多了，后来对爬山没有兴趣，崂山却不同。印象最深的，是那
两棵大白果树，真是壮观。看了蒲松龄描写过的地方，牡丹是重新种过的，耐冬也是。
这篇小说，原是我最爱读的，现在身临其境，他所写的环境，变化并不太大。
中午，我们在面对南海的那座有名的寺里，吃午饭。饭是疗养院带来的面包、茶鸡
蛋、酱肝之类，喝的也是带来的开水。把食物放在大石头上，大家围着，一边吃，一边
闲话。
刘仙洲先生和我谈了关于育德中学老校长郝仲青先生的晚年。
一九五九年，过了春节，我离开青岛转到太湖去。报社派张翔同志来给我办转院手
续。他给我买来一包点心，说是在路上吃。我想路上还愁没饭吃，要点心干什么，我把
点心送给了那位护理员。她正在感冒，自己住在一座空楼里。临别的那天晚上，她还陪
我到海边去转了转，并上到冷冷清清的观海小亭上。她对我说：
“人家都是在夏天晚上来这里玩，我们却在冬天。”
亭子上风很大，我催她赶紧下来了。
我把带着不方便的东西，赠给疗养院的崔医生。其中有两只龙凤洞箫，一块石砚，
据说是什么美人的画眉砚。
半夜，疗养院的同志们，把我送上开往济南的火车。
1984年9月30日晨三时写讫
太湖
从青岛到无锡，要在济南换车，张翔同志送我。在济南下车后，我们到大众日报的
招待所去休息。在街头，我看见凡是饭铺门前，都排着很长的队，人们无声无息地站在
那里，表情都是冷漠的，无可奈何的。我问张翔：
“那是买什么？”
“买菜团子。”张翔笑着，并抱怨说，“你既然看见了，我也就不再瞒你。我事先
给你买了一盒点心，你却拿去送了人。”
中午，张翔到报社，弄来一把挂面，给我煮了煮，他自己到街上，吃了点什么。
疗养院是世外桃源，有些事，因为我是病人，也没人对我细说，在青岛，我只是看
到了一点点。比如说，打麻雀是听见看见了，落到大海里或是落到海滩上的，都是美丽
嫩小的黄雀。这种鸟，在天津，要花一元钱才能买到一只，放在笼里养着，现在一片一
片地摔死了。大炼钢铁，看到医生们把我住的楼顶上的大水箱，拆卸了下来，去交任务。
可是，度荒年，疗养院也还能吃到猪杂碎。
半夜里，我们上了开往无锡的火车，我买的软卧。
当服务员把我带进车室的时候，对面一边的上下铺，已经有人睡下了，我在这一边
的下铺，安排我的行李。
对面下铺，睡的是个外国男人，上面是个中国女人。
外国人有五十来岁，女人也有四十来岁了，脸上擦着粉，并戴着金耳环。
我向来动作很慢，很久，我才关灯睡下了。
对面的灯开了。女人要下来，她先把脚垂下，轻轻点着男人的肚子。我闭上了眼睛。
女人好像是去厕所，回来又是把男人作为阶梯，上去了。
我很奇怪，这个男人的肚子，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负荷力和弹性。
男人用英语说：
“他没有睡着！”
天亮了，那位女人和我谈了几句话，从话中我知道男的是记者，要到上海工作。她
是机关派来作翻译的。
男人又在给倚在铺上的女人上眼药。不知为什么，我对这两位同车的人很厌恶，我
发见列车上的服务员，对他们也很厌恶。
离无锡还很远，我就到车廊里坐着去了。后来张翔告诉我，那女人曾问他，我会不
会英语，我虽然用了八年寒窗，学习英语，到现在差不多已经忘光了。
张翔把我安排在太湖疗养院，又去上海办了一些事，回来和我告别。我们坐在太湖
边上。不知为什么，我忽然感到特别的空虚和难以忍受的孤独。
最初，我在附近的山头转，在松树林里捡些蘑菇，有时也到湖边钓鱼。太湖可以说
是移到内地的大海。水面虽然大，鱼却不好钓。有时我就坐在湖边一块大平石上，把腿
盘起来，闭着眼睛听太湖的波浪声。
我的心安静不下来，烦乱得很。我总是思念青岛，我在那里，住的时间太长了，熟
人也多。在那里我虽然也感到过寂寞，但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可怕。
我非常思念那位女孩子。虽然我知道，这并谈不上什么爱情。对我来说，人在青春，
才能有爱情，中年以后，有的只是情欲。对那位女孩子来说，也不会是什么爱情。在我
们分别的时候，她只是说：
“到了南方，给我买一件丝绸衬衫寄来吧。”
这当然也是一种情意，但可以从好的方面去解释，也可以从不大好的方面去解释。
蛛网淡如烟，蚊蚋赴之；灯光小如豆，飞蛾投之。这可以说是不知或不察。对于我
来说，这样的年纪，陷入这样的情欲之网，应该及时觉悟和解脱。我把她送我的一张半
身照片，还有她给我的一幅手帕，从口袋里掏出来，捡了一块石头，包裹在一起，站在
岩石上，用力向太湖的深处抛去。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把所有的烦恼，所有的苦闷，
所有的思念纠缠和忏悔的痛苦，统统扔了出去。情意的线，却不是那么好一刀两断的。
夜里决定了的事，白天可能又起变化。断了的蛛丝，遇到什么风，可能又吹在一起，衔
接上了。
在太湖遇到一位同乡，他也是从青岛转来的，在铁路上做政治工作多年。我和他说
了在火车上的见闻。他只是笑了笑，没有回答。他可能笑我又是书呆子，少见多怪。这
位同乡，看过我写的小说，他有五个字的评语：“不会写恋爱。”这和另一位同志的评
语：“不会写战争”正好成为一副对联。
在太湖，几乎没有什么可记的事。院方组织我们去游过蠡园、善卷洞。我自己去过
三次梅园，无数次鼋头渚。有时花几毛钱雇一只小船，在湖里胡乱转。撑船的都是中年
妇女。
1984年10月6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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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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