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沙可夫同志
沙可夫同志逝世，已经很久了。从他逝世那天，我就想写点什么，但是，心情平静
不下来，也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
我对沙可夫同志有两点鲜明印象：第一，他的作风非常和蔼可亲，从来没有对他领
导的这些文艺干部疾言厉色；第二，他很了解每个文艺干部的长处，并能从各方面鼓励
他发挥这个专长。遇到有人不了解这个同志的优点所在的时候，他就尽心尽力地替这个
干部进行解释。
这好像是很简单的事，但沙可夫同志是坚持不懈，并且是非常真诚、非常热心地做
去的。
当时，晋察冀边区是一个战斗非常紧张，生活非常艰苦的地区。但就在这里，聚集
了不少从各路而来，各自抱负不凡的文艺青年。
在这些诗人、小说家、美术家、音乐家和戏剧家的队伍前面，走着沙可夫同志。他
的生活和他的作风一样，非常朴素。他也有一匹马吧，但在我的印象里，他很少乘骑，
多半是驮东西。更没有见过，当大家都艰于举步的时刻，他打马飞驰而过的场面。饭菜
和大家一样。只记得有一个时期，因为他有胃病，管理员同志缝制了一个小白布口袋，
装上些稻米，塞到我们的小米锅里，煮熟了倒出来送给他吃。我所以记得这点，只是因
为觉得这种“小灶”太简单，它反映了我们当时的生活，实在困难。
这些琐事，是他到边区文联工作以后，我记得的。文联刚刚成立的时候，他住在华
北联大，我那时从晋察冀通讯社调到文联工作，最初和他见面的机会很少。事隔几年之
后，有一次在冀中，据一位美术理论家提供材料，说沙可夫同志当时关心我，就像关心
一个“贵宾”一样。我想这是不合事实的，因为我从来也没有当“贵宾”的感觉。但我
相信，沙可夫同志是关心我的。因为在和他认识以后，给人的这种印象是很深刻的。
当然，沙可夫同志也很关心这位美术理论家。他在那时负责的工作相当重要。
我很明白：领导文艺队伍和从事文艺创作是两回事。从事创作不妨有点洁癖，逐字
逐句，进行推敲，但领导文艺工作，就得像大将用兵一样。因此，任用各种各样的人，
我从来也不把它看做是沙可夫同志的缺点，这正是他的优点。在当时，人才很缺，有一
技之长，就是财宝。而有些青年，在过去或是现在，确实是发挥了很大作用的。
我只是说，当时沙可夫同志领导的这个队伍，真是像俗话所说：“宁带千军万马，
不带十样杂耍”，是很复杂的，很难带好的，并且是常常发生“原则的分歧”的。什么
理论问题，都曾经有过一番争论。在争论的时候，大都是盛气凌人，自命高深的。我记
得，有一次是关于民族形式之争。在文联工作的一些同志，倾向于“新酒新瓶”，在另
外一处地方，则倾向于“旧瓶新酒”。我是倾向于“新酒新瓶”的，在《晋察冀日报》
上，写了一篇短文，其中有一句大意是：“有过去的遗产，还有将来的遗产。”这竟引
起了当时两位戏剧家的气忿，在开会以前，主张先不要进行讨论，以为“有很多人连文
艺名词还没弄清”，坚持“应该先编印一本文艺词典”。事隔二十年，不知道这两位同
志编纂出这部词书没有？我当时的意思只是说，艺术形式是逐渐发展的，遗产也是积累
起来的。
周围站立着这样多的怒目金刚，沙可夫同志总是像慈悲的菩萨一样坐在那里，很少
发言，甚至在面部表情上，也很难看出他究竟左袒哪一方。他叫大家尽量把意见说出来。
他明白：现在这些青年，都只是在学习的路上工作，也可以说是在工作的路上学习。谁
的意见也不会成为定论，谁的文章也不会成为经典的。但在他做结论的时候，却会使人
感到：这次会确实开得有收获，使持各种意见的同志都心平气和下来，走到团结的道路
上去，正确执行着党在当时规定的政策。
沙可夫同志在发言的时候，既无锋利惊人之辞，也无叱咤凌厉之态，他只是平平淡
淡地讲着，忠实地简直是没有什么发挥地反复说明党的政策。他在文艺问题上，有一套
正确的、系统的见解，从不看风使舵。总结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的时候，实事求是。每
次开会，我都有这样一个感觉：他传达着党的文艺方针和政策，就像他从事翻译那样忠
实。
是的，沙可夫同志是把他从事翻译的初心，运用到工作里来的。他对文艺干部的领
导，是主张多让他们学习。在边区，他组织多次大型的、古典话剧的演出。凡是真正有
价值的文学作品，不分古今中外，不管是什么流派，他都帮助大家学习。有些同志，一
时爱上了什么，他也不以为怪，他知道这是会慢慢地充实改变的。实际也是这样。例如
故去的邵子南同志，当时是以固执欧化著称的，但后来他以同样固执的劲头，又爱上了
中国的“三言”。此外，当时对《草叶集》爱不释手的人，后来也许会主张“格律”；
喜欢马雅可夫斯基跳动短句的人，也许后来又喜欢了字句的修长和整齐。
在当时那种一切都是从困难中产生的环境里，他珍爱同志们的哪怕是小小的成果。
凡有创作，很少在他那里得不到鼓励，更谈不到什么“通不过”了。当然，那时文艺和
战争、生产密切结合，好像也很少出现什么有害的作品。当时文联出版一种油印的刊物，
叫做《山》，版本的大小和厚薄，就像最早期的《译文》一样，用洋粉连纸印刷。编辑
部设在牛栏村东头，一间长不到一丈，宽不到四尺，堆满农具，只有个一尺见方的小窗
子的房子里。编辑和校对就是我一个人。沙可夫同志领导这个刊物，真是“放手”，我
把稿子送给他看，很少有不同的意见。他不但为这刊物写发刊辞，翻译了重要的理论文
章，为了鼓励我们创作，他还写了新诗。
我已经忘记这刊物出了多少期，但它确实曾经刊登了一些切实的理论和作品，著名
作家梁斌同志的纸贵洛阳的《红旗谱》的前身，就曾经连续在这个刊物上发表。那时冀
中平原的战斗，尤其频繁艰苦，同志们得不到休息的机会和学习的机会，有时到山里来
开会，沙可夫同志总是很好地招待，给他们学习的时间和写作的时间。他们有些作品，
也发表在这个刊物上。
我和沙可夫同志虽然相处有一二年的时间，但接触和谈话并不很多。我只是一个普
通的干部，有些会议并不一定要我去参加。加以我的习性孤独，也很少主动到他那里闲
谈。最初，我只知道他在“七七”事变以前，翻译过很多文学作品，在当时起了很大的
革命和文学的推动作用，至于他学过戏剧，是到山里以后，才知道一些。关于他曾经学
过音乐，并从事革命工作那么长久，是他死后从讣文上我才知道。这当然是由于我的孤
陋寡闻，但也证明沙可夫同志，不只在仪表上，非常温文儒雅，在内心里也是非常谦虚
谨慎。他好像从来也没有对人夸耀：他做过什么，或是学过什么，或是什么比你们知道
得多……
是一九四二年吧，文联的机关取消，分配我到《晋察冀日报》社去工作，当时，我
好像不愿去当编辑，愿意下乡。我记得在街上遇到沙可夫同志，我把这个意见提了，那
一次他很严肃地只说了三个字：“工作么！”我没有再说，就背上背包走了。这时我已
入了党。
从此以后，好像就很少见到他。一九四四年，我们先后到了延安，有一天，他来到
鲁艺负责同志的窑洞里，把我叫去，把我在敌后的工作情况，向那位负责同志谈了。送
出我来，还问我：是不是把家眷接到延安来？这或者是因为他看到在那里工作的同志，
差不多都有配偶，觉得我生活得有些寂寞吧。
全国胜利以后，在一次文艺大会上，休息时我到他的座位那里，谈了几句。他问我
近几年写了什么东西，又劝我注意身体，这或者是因为他看出我的身体已经不大好了吧。
一九五九年夏天，我养病到北戴河，一天黄昏，我在海边散步，看见他站在一块岩
石上钓鱼，我跑了过去。他一边钓着鱼，一边问了问我的病的情形。当时我看他精神很
好，身体外表也很好。在他脚下有处水槽，里面浮动着两只海蟹。但他说的话很少，我
就告辞走了。这或者是因为他正在集中精神钓鱼，也或者是因为他自己知道自己的病情，
不愿意多说话耗费精神吧。
从此，就再没见过面。
关于沙可夫同志，在他生前，既然接近比较少，多少年来我也没有从别人那里打听
过他的生平。关于他的工作，事实和成效俱在，也无庸我在这里称道。关于他的著述，
以后自然有地方要编辑出版。我对于他的记述，真是大者不知，小者不详。整理几点印
象，就只能写成这样一篇短文。
1962年3月11日于北京
1978年3月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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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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