伙伴的回忆
一 忆侯金镜
一九三九年，我在阜平城南庄工作。在一个初冬的早晨，我到村南胭脂河边盥洗，
看见有一支队伍涉水过来。这是一支青年的、欢乐的、男男女女的队伍。是从延安来的
华北联大的队伍，侯金镜就在其中。
当时，我并不认识他。我也还不认识走在这个队伍中间的许多戏剧家、歌唱家、美
术家。
一九四一年，晋察冀文联成立以后，我认识了侯金镜。他是联大文艺学院文学系的
研究人员。他最初给我的印象是：老成稳重，说话洪亮而短促。脸色不很好，黄而有些
浮肿。和人谈话时，直直地站在那里，胸膛里的空气总好像不够用，时时在倒吸着一口
凉气。
这个人可以说是很严肃的，认识多年，我不记得他说过什么玩笑话，更不用说相互
之间开玩笑了。这显然和他的年龄不相当，很快又结了婚，他就更显得老成了。
他绝不是未老先衰，他的精力很是充沛，工作也很热心。
在一些会议上发言，认真而有系统。他是研究文艺理论的，但没有当时一些青年理
论家常有的、那种飞扬专断的作风，也不好突出显示自己。这些特点，给我留下了好的
印象，觉得他是可以亲近的。但接近的机会究竟并不太多，所以终于也不能说是我在晋
察冀时期的最熟识的朋友。
然而，友情之难忘，除去童年结交，就莫过于青年时代了。晋察冀幅员并不太广，
我经常活动的，也就是几个县，如果没有战事，经常往返的，也就是那几个村庄，那几
条山沟。
各界人士，我认识得少；因为当时住得靠近，文艺界的人，却几乎没有一个陌生。
阜平号称穷山恶水，在这片炮火连天的土地上，汇集和奔流着来自各方的，兄弟般的感
情。
以后，因为我病了，有好些年，没有和金镜见过面。一九六○年夏天，我去北京，
他已经在《文艺报》和作家协会工作，他很热情，陪我在八大处休养所住了几天，又到
颐和园的休养所住了几天。还记得他和别的同志曾经陪我到香山去玩过。这当然是大家
都知道我有病，又轻易不出门，因此牺牲一点时间，同我到各处走走看看的。
这样，谈话的机会就多了些，但因为我不善谈而又好静，所以金镜虽有时热情地坐
在我的房间，看到我总提不起精神来，也就无可奈何地走开了。只记得有一天黄昏，在
山顶，闲谈中，知道他原是天津的中学生，也是因为爱好文艺，参加革命的。他在文学
事业上的初步尝试，比我还要早。另外，他好像很受“五四”初期启蒙运动的影响，把
文化看得很重。他认为现在有些事，所以做得不够理想，是因为人民还缺乏文化的缘故。
当时我对他这些论点，半信半疑，并且觉得是书生之见，近于迂阔。他还对我谈了中央
几个文艺刊物的主编副主编，在几年之中，有几人犯了错误。因为他是《文艺报》的副
主编，担心犯错误吧，也只是随便谈谈，两个人都一笑完事。我想，金镜为人既如此慎
重老练，又在部队做过政治工作，恐怕不会出什么漏子吧。
在那一段时间，他的书包里总装着一本我写的《白洋淀纪事》。他几次对我说：
“我要再看看。”那意思是，他要写一篇关于这本书的评论，或是把意见和我当面谈谈。
他每次这样说，我也总是点头笑笑。他终于也没有写，也没有谈。这是我早就猜想到的。
对于朋友的作品，是不好写也不好谈的。
过誉则有违公论，责备又恐伤私情。
他确实很关心我，很细致。在颐和园时，我偶然提起北京什么东西好吃，他如果遇
到，就买回来送给我。有时天晚了，我送客人，他总陪我把客人送到公园的大门以外。
在夜晚，公园不只道路曲折，也很空旷，他有些不放心吧。
此后十几年，就没有和金镜见过面。
最后听说：金镜的干校在湖北。在炎热的夏天，他划着小船在湖里放鸭子，他血压
很高，一天晚上，劳动归来，脑溢血死去了。他一直背着“反党”的罪名，因为他曾经
指着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报刊上经常出现的林彪形象，说了一句：
“像个小丑！”金镜死后不久，林彪的问题就暴露了。
我没有到过湖北，没有见过那里的湖光山色，只读过范仲淹描写洞庭湖的文章。我
不知道金镜在的地方，是否和洞庭湖一水相通。我现在想到：范仲淹所描写的，合乎那
里天人的实际吗？他所倡导的先忧后乐的思想，能对在湖滨放牧家禽的人，起到安慰鼓
舞的作用吗？金镜曾信服地接受过他那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劝戒吗？
在历史上，不断有明哲的语言出现，成为一些人立身的准则，行动的指针。但又不
断有严酷的现实，恰恰与此相反，使这些语言，黯然失色，甚至使提倡者本身头破血流。
然而人民仍在觉醒，历史仍在前进，炎炎的大言，仍在不断发光，指引先驱者的征途。
我断定，金镜童年，就在纯洁的心灵中点燃的追求真理的火炬，即使不断遇到横加的风
雨，也不会微弱，更不会熄灭的。
二 忆郭小川
一九四八年冬季，我在深县下乡工作。环境熟悉了，同志们也互相了解了，正在起
劲，有一天，冀中区党委打来电话，要我回河间，准备进天津。我不想走，但还是骑上
车子去了。
我们在胜芳集中，编在《冀中导报》的队伍里。从冀热辽的《群众日报》社也来了
一批人，这两家报纸合起来，筹备进城后的报纸出刊。小川属于《群众日报》，但在胜
芳，我好像没有见到他。早在延安，我就知道他的名字，因为我交游很少，也没得认识。
进城后，在伪《民国日报》的旧址，出版了《天津日报》。小川是编辑部的副主任，
我是副刊科的副科长。我并不是《冀中导报》的人，在冀中时，却常常在报社住宿吃饭，
现在成了它的正式人员，并且得到了一个官衔。
编辑部以下有若干科，小川分工领导副刊科，是我的直接上司。小川给我的印象是：
一见如故，平易坦率，热情细心，工作负责，生活整饬。这些特点，在一般文艺工作者
身上是很少见的。所以我对小川很是尊重，并在很长时间里，我认为小川不是专门写诗，
或者已经改行，是能做行政工作，并且非常老练的一名干部。
在一块工作的时间很短，不久他们这个班子就原封转到湖南去了。小川在《天津日
报》期间，没有在副刊上发表过一首诗，我想他不是没有诗，而是谦虚谨慎，觉得在自
己领导下的刊物上发表东西，不如把版面让给别人。他给报社同志们留下的印象，是很
好的，很多人都不把他当诗人看待，甚至不知道他能写诗。
后来，小川调到中国作家协会工作。在此期间，我病了几年，联系不多。当我从外
地养病回来，有一次到北京去，小川和贺敬之同志把我带到前门外一家菜馆，吃了一顿
饭。其中有两个菜，直到现在，我还认为，是我有生以来，吃到的最适口的美味珍品。
这不只是我短于交际，少见世面，也因为小川和敬之对久病的我，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
才留下了如此难以忘怀的印象。
我很少去北京，如果去了，总是要和小川见面的，当然和他的职位能给予我种种方
便有关。
我时常想，小川是有作为的，有能力的。一个诗人，担任这样一个协会的秘书长，
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来得，我认为是很难的。小川却做得很好，很有人望。
我平素疏忽，小川的年龄，是从他逝世后的消息上，才弄清楚的。他参加革命工作
的时候，还不到二十岁。他却能跋山涉水，入死出生，艰苦卓绝，身心并用，为党为人
民做了这样多的事，实事求是评定起来，是非常有益的工作。他的青春，可以说是没有
虚掷，没有浪过。
他的诗，写得平易通俗，深入浅出，毫不勉强，力求自然，也是一代诗风所罕见的。
很多年没有见到小川，大家都自顾不暇。后来，我听说小川发表了文章，不久又听
说受了“四人帮”的批评。我当时还怪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急于发表文章。
前年，有人说在辉县见到了他，情形还不错，我很高兴。
我觉得经过这么几年，他能够到外地去做调查，身体和精神一定是很不错的了。能
够这样，真是幸事。
去年，粉碎了“四人帮”，大家正在高兴，忽然传来小川不幸的消息。说他在安阳
招待所听到好消息，过于兴奋，喝了酒，又抽烟，当夜就出了事。起初，我完全不相信，
以为是传闻之误，不久就接到了他的家属的电报，要我去参加为他举行的追悼会。
我没有能够去参加追悼会。自从一个清晨，听到陈毅同志逝世的广播，怎么也控制
不住热泪以后，一听到广播哀乐，就悲不自胜。小川是可以原谅我这体质和神经方面的
脆弱性的。但我想如果我不写一点什么纪念他，就很对不起我们的友情。我已经有十几
年没有写作的想法了，现在拿起笔来，是写这样的文字。
我对小川了解不深，对他的工作劳绩，知道得很少，对他的作品，也还没有认真去
研究，深怕伤害了他的形象。
一九五一年吧，小川曾同李冰、俞林同志，从北京来看我，在我住的院里，拍了几
张照片。这一段胶卷，长期放在一个盒子里。前些年，那么乱，却没人过问，也没有丢
失。去年，我托人洗了出来，除了我因为不健康照得不好以外，他们三个人照得都很好，
尤其是小川那股英爽秀发之气，现在还跃然纸上。
啊，小川，
你的诗从不会言不由衷，
而是发自你肺腑的心声。
你的肺腑，
像高挂在树上的公社的钟，
它每次响动，
都为的是把社员从梦中唤醒，
催促他们拿起铁铲锄头，
去到田地里上工。
你的诗篇，长的或短的，
像大大小小的星斗，
展布在永恒的夜空，
人们看上去，它们都有一定的光亮，
一定的方位，
就是儿童，
也能指点呼唤它们的可爱的名称。
它们绝不是那转瞬即逝的流星——
乡下人叫作贼星，
拖着白色的尾巴，从天空划过，
人们从不知道它的来路，
也不关心它的去踪。
你从不会口出狂言，欺世盗名，
你的诗都用自己的铁锤，
在自己的铁砧上锤炼而成。
雨水从天上落下，
种子用两手深埋在土壤中。
你的诗是高粱玉米，
它比那伪造的琥珀珊瑚贵重。
你的诗是风，
不是转蓬。
泉水呜咽，小河潺潺，大江汹涌！
1977年1月3日改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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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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