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思
最近为张冠伦同志开追悼会，我只送了一个花圈，没有去。近几年来，凡是为老朋
友开追悼会，我都没有参加。知道我的身体、精神情况的死者家属，都能理解原谅，事
后，还都带着后生晚辈，来看望我。这种情景，常常使我热泪盈眶。
这次也同样。张冠伦同志的家属又来了，他的儿子和孙子，还有他的妻妹。
一进门，这位白发的老太太就说：
“你还记得我吗？”
“呵，要是走在街上……”我确实一时想不起来，只好嗫嚅着回答。
“常智，你还记得吧？”
“这就记起来了，这就记起来了！”我兴奋起来，热情地招扶她坐下。
她是常智同志的爱人。一九四三年，我在山地华北联大高中班教书时，常智是数学
教员。这一年冬天，我们在繁峙高山上，坚持了整整三个月的反“扫荡”。第二年初，
刚刚下得山来，就奉命做去延安的准备。
我在出发前一天的晚上，忽然听说常智的媳妇来了，我也赶去看了看。那时她正在
青春，又是通过敌占区过来，穿着鲜艳，容貌美丽。我们当时都惋惜，我们当时所住的，
山地农民家的柴草棚子，床上连张席子也没有，怎样来留住这样花朵般的客人。女客人
恐怕还没吃晚饭，我们也没有开水，只是从老乡那里买了些红枣，来招待她。
第二天，当我们站队出发时，她居然也换上我们新发的那种月白色土布服装，和女
学生们站在一起，跟随我们出发了。一路上，她很能耐劳苦，走得很好。她是冀中平原
的地主家庭出身吧，从小娇生惯养，这已经很不容易了。
比翼而飞，对常智来说，老婆赶来，一同赴圣地，这该是很幸福的了。但在当时，
同事们并不很羡慕他。当时确实顾不上这些，以为是累赘。
这些同事，按照当时社会风习，都已结婚，但因为家庭、孩子的拖累，是不能都带
家眷的，虽然大家并不是不思念家乡的。
这样，我们就一同到了延安，她同常智在那里学自然科学。现在常智同她在武汉工
作，也谈了谈这些年来经历的坎坷。
至于张冠伦同志，则是我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结束后，回到冀中认识的。当时，杨
循同志是《冀中导报》的秘书长，我常常到他那里食宿，因此也认识了他手下的人马。
在他领导下，报社有一个供销社，还有一个造纸厂，张冠伦同志是厂长。
纸厂设在饶阳县张岗。张冠伦同志是一位热情、厚道的人，在外表上又像农民又像
商人，又像知识分子，三者优点兼而有之，所以很能和我接近。我那时四下游击，也常
到他的纸厂住宿吃饭。管理伙食的是张翔同志。
他的纸厂是一个土纸厂，专供《冀中导报》用。在一家大场院里，设有两盘高大的
石碾，用骡拉。收来的烂纸旧书，堆放在场院西南方向的一间大厦子里。
我对破书烂纸最有兴趣，每次到那里，我都要蹲在厦子里，刨拣一番。我记得在那
里我曾得到一本石印的《王圣教》和一本石印的《书谱》。
解放战争后期，是在河间吧，张冠伦同志当了冀中邮政局的负责人。他告诉我，土
改时各县交上的书，堆放在他们的仓库里面。我高兴地去看了看，书倒不少，只是残缺
不全。
我只拣了几本亚东印的小说，都是半部。
这次来访的张冠伦的儿子，已经四十多岁了，他说：
“在张岗，我上小学，是孙伯伯带去的。”
这可能是在土改期间。那时，我们的工作组驻在张岗，我和小学的校长、教师都很
熟。
土改期间，我因为家庭成分，又因为所谓“客里空”问题，在报纸上受过批判，在
工作组并不负重要责任，有点像后来的靠边站。土改会议后，我冒着风雪，到了张岗。
我先到理发店，把长头发剪了去。理发店胖胖的女老板很是奇怪，不明白我当时剪去这
一团烦恼丝的心情。后来我又在集市上，买了一双大草鞋，向房东老大娘要了两块破毡
条垫在里面，穿在脚下。每天蹒跚漫步于冰冻泥泞的张岗大街之上，和那里的农民，建
立了非常难能可贵的情谊。
农村风俗淳厚，对我并不歧视。同志之间，更没有像后来的所谓划清界限之说。我
在张岗的半年时间里，每逢纸厂请客、过集日吃好的，张冠伦同志，总是把我叫去解馋。
现在想来，那时的同志关系，也不过如此。我觉得这样也就可以了，留下的印象是
很深的，值得追念的。进城以后，相互之间的印象，就淡漠了。“文化大革命”期间，
我们的命运大致相同。他后来死去了。
看到有这么多好同志死去，不知为何，我忽然感慨起来：
在那些年月，我没有贴出一张揭发检举老战友的大字报，这要感谢造反派对我的宽
容。他们也明白：我足不出户，从我这里确实挖不出什么新的材料。我也不想使自己舒
服一些，去向造反派投递那种卖友求荣的小报告，也不曾向我曾经认识的当时非常煊赫
的权威、新贵，请求他们的援助与哀怜。我觉得那都是可耻的，没有用处的。
我忍受自己在劫的种种苦难，只是按部就班地写我自己的检查，写得也很少很慢。
现在，有些文艺评论家，赞美我在文字上惜墨如金。在当时却不是这样，因为我每天只
交一张字大行稀的交代材料，屡遭管理人的大声责骂，并扯着那一页稿纸，当场示众。
后来干脆把我单独隔离，面前放一马蹄表，计时索字。
古人说，一死一生，乃见交情。其实，这是不够的。又说，使生者死，死者复生，
大家相见，能无愧于心，能不脸红就好了。朋友之道，此似近之。我对朋友，能做到这
一点吗？我相信，我的大多数朋友，对我是这样做了。
我曾告诉我的孩子们：
“你们看见了，我因为身体不好，不能去参加朋友们的追悼会，等我死后，人家不
来，你们也不要难过。朋友之交，不在形式。”
新近，和《文艺报》的记者谈了一次话，很快就收到一封青年读者来信，责难我不
愿回忆和不愿意写“文化大革命”的事，是一种推诿。文章是难以写得周全的，果真是
如此吗？我的身体、精神的条件，这位远地的青年，是不能完全了解的。我也想到，对
于事物，认识相同，因为年纪和当时处境的差异，有些感受和想法，也不会完全相似的。
很多老年人，受害最深，但很少接触这一重大主题，我是能够理解的。我也理解，接触
这一主题最多的青年同志们的良好用心。
但是，年老者逐渐凋谢，年少者有待成熟，这一历史事件在文学史上的完整而准确
的反映，恐怕还需要一段时间吧？
1980年1月30日夜有所思，凌晨起床写讫悼念李季同志已经是春天了，忽然又飘起雪
来。十日下午，我一个人正在后面房间，对存放的柴米油盐，作季节性的调度。外面送
来了电报。我老眼昏花，脑子迟钝，看到电报纸上李季同志的名字，一刹那间，还以为
是他要到天津来，像往常一样，预先通知我一下。
绝没想到，他竟然逝去了。前不久，冯牧同志到舍下，我特别问起他的身体，冯还
说：有时不好，工作一忙，反到好起来了。我当时听了很高兴。
李季同志死于心脏病。诗人患有心脏病，这就是致命所在。患心脏病的人，不一定
都是热情人；而热情人最怕得这种病。特别是诗人。诗人的心，本来就比平常的人跳动
得快速、急骤、多变、失调。如果自己再不注意控制，原是很危险的。
一九七八年秋季，李季同志亲自到天津来，邀我到北京去参加一个会。我有感于他
的热情，不只答应，而且坚持一个星期，把会开了下来。当我刚到旅馆，还没有进入房
间，已经是晚上八点多钟了，就听到李季同志在狭窄嘈杂的旅馆走道里，边走边大声说：
“我把孙犁请了来，不能叫他守空房啊，我来和他作伴！”
他穿着一件又脏又旧的军大衣，右腿好像有了些毛病，但走路很快，谈笑风生。
在会议期间，我听了他一次发言。内容我现在忘了，他讲话的神情，却深深印在我
的记忆里。他很激动，好像和人争论什么，忽然，他脸色苍白，要倒下去。他吞服了两
片药，还是把话讲完了。
第二天，他就病了。
在会上，他还安排了我的发言。我讲得很短，开头就对他进行规劝。我说，大激动、
大悲哀、大兴奋、大欢乐，都是对身体不利的。但不如此，又何以作诗？
在我离京的前一天晚上，他还带病到食堂和我告别，我又以注意身体为赠言。
这竟成最后一别。李季同志是死于工作繁重，易动感情的。
李季同志的诗作《王贵与李香香》，开一代诗风，改编为唱词剧本，家喻户晓，可
以说是不朽之作。他开辟的这一条路，不能说后继无人，但没有人能超越他。他后来写
的很多诗，虽也影响很大，但究竟不能与这一处女作相比拟。这不足为怪，是有很多原
因，也可以说是有很多条件使然的。
《王贵与李香香》，绝不是单纯的陕北民歌的编排，而是李季的创作，在文学史上，
这是完全新的东西，是长篇乐府。
这也绝不是单凭采风所能形成的，它包括集中了时代精神和深刻的社会面貌。李季
幼年参加革命，在根据地，是真正与当地群众，血肉相连，呼吸相通的。是认真地研究
了民间文学的内容和形式的。他不是天生之才，而是地造之才，是大地和人民之子。
很多年来，他主要是担任文艺行政工作，而且逐渐提级，越来越繁重。这对工作来
说，自然是需要，是不得已；对文艺来说，总是一个损失。当然，各行各业，都要有领
导，并且需要精通业务的人去领导。不过，实践也证明，长期以来，把作家放在行政岗
位，常常是得不偿失的。当然，这也只是一种估计。李季同志，是能做行政工作，成绩
显著，颇孚众望的。在文艺界，号称郭、李。郭就是郭小川同志。
据我看来，无论是小川，还是李季同志，他们的领导行政，究竟还是一种诗人的领
导，或者说是天才的领导。他们出任领导，并不一定是想，把自己的“道”或“志”，
布行于天下。只是当别人都推托不愿干时，担负起这个任务来。而诗人气质不好改，有
时还是容易感情用事。适时应变的才干，究竟有限。
因为文艺行政工作，是很难做好，使得人人满意的。作家、诗人，自己虽无领导才
干，也无领导兴趣，却常常苛求于人，评头论足。热心人一旦参加领导行列，又多遇理
论是非之争，欲罢不能，愈卷愈脱不出身来，更无法进行创作。当然也有人，拿红铅笔，
打电话惯了，尝到了行政的甜头，也就不愿再去从事那种消耗神经，煎熬心血，常常是
费力不讨好的创作了。如果一帆风顺，这些人也就正式改行，从文途走上仕途。有时不
顺利，也许就又弃官重操旧业。这都是正常现象。
李季做得还算够好的，难能可贵的。他的特点是，心怀比较开朗，少畛域观念，十
分热情，能够团结人，在诗这一文艺领域里，有他自己广泛的影响。
自得噩耗，感情抑郁，心区也时时感到压迫和疼痛。为了驱赶这种悲伤，我想回忆
一下同李季在青年时期的交往。
可惜，我同他是在五十年代初期，一次集体出国时，才真正熟起来。那时，我已经
是中年了。对于出国之行，我既没有兴趣，并感到非常劳累。那种紧张，我曾比之于抗
日战争时期的反“扫荡”。特别是一早起，团部传出：服装、礼节等等应注意事项。起
床、盥洗、用饭，都很紧迫。我生性疏懒，动作迟缓，越紧张越慌乱。而李季同志，能
从容不迫，好整以暇。他能利用蹲马桶时间：刷牙，刮脸，穿袜子，结鞋带。有一天，
忽然通知：一律西服，我却不会结领带，早早起来，面对镜子，正在为难之际，李季同
志忽然推门进来，衣冠楚楚，笑着说：
“怎么样，我就知道你弄不好这个。”
然后熟练地代我结好了，就像在战争时代，替一个新兵打好被包一样。
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对于李季同志，我不敢说是相知，更不敢说是知己。但他对
于我，有一点最值得感念，就是他深深知道我的缺点和弱点，我一向不怕别人不知道我
的长处，因为这是无足轻重的。我最担心的是别人不知道我的短处，因为这就谈不上真
正的了解。在国外，有时不外出参观，他会把旅馆的房门一关，向同伴们提议：请孙犁
唱一段京戏。在这个代表团里，好像我是唯一能唱京戏的人。
每逢有人要我唱京戏，我就兴奋起来，也随之而激动起来。李季又说：
“不要激动，你把脸对着窗外。”
他如此郑重其事，真是欣赏我的唱腔吗？人要有自知之明，直到现在我也不敢这样
相信。他不过是看着我，终日一言不发，落落寡合，找机会叫我高兴一下，大家也跟着
欢笑一场而已。
他是完全出于真诚的，正像他前年要我去开会时说的：
“非我来，你是不肯出山的！”
难道他这是访求山野草泽，志在举逸民吗？他不过是要我出去活动活动，与多年不
见面的朋友们会会而已。
在会上，他又说：
“你不常参加这种场合，人家不知道你是什么观点，讲一讲吧。”
也是这个道理。
他是了解我的，了解我当时的思想、感情的，他是真正关心我的。
他有一颗坚强的心，他对工作是兢兢业业的，对创作是孜孜不倦的。他有一颗热烈
的心，对同志，是视如手足，亲如兄弟的。他所有的，是一颗诗人的赤子之心，天真无
邪之心。这是他幼年参加革命时的初心，是他从根据地的烽烟炮火里带来的。因此，我
可以说，他的这颗心从来没有变过，也是永远不会停止跳动的。
1980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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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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