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邹明
我和邹明，是一九四九年进城以后认识的。天津日报，由冀中和冀东两家报纸组成。
邹明是冀东来的，他原来给首长当过一段秘书，到报社，分配到副刊科。我从冀中来，
是副刊科的副科长。这是我参加革命十多年后，履历表上的第一个官衔。
在旧社会，很重视履历。我记得青年时，在北平市政府工务局，弄到一个书记的职
位，消息传到岳父家，曾在外面混过事的岳叔说：“唉！虽然也是个职位，可写在履历
上，以后就很难长进了。”
我的妻子，把这句话，原原本本地向我转述了。当时她既不知道，什么叫做履历，
我也不通世故宦情，根本没往心里去想。
及至晚年，才知道履历的重要。曾有传说，有人对我的级别，发生了疑问，差一点
没有定为处级。此时，我的儿子，也已经该是处级了。
我虽然当了副刊科的副科长，心里也根本没有把它当成一个什么官儿。在旧社会，
我见过科长，那是很威风的。科长穿的是西装，他下面有两位股长，穿的是绸子长衫。
科长到各室视察，谁要是不规矩，比如我对面一位姓方的小职员，正在打瞌睡，科长就
可以用皮鞋踢他的桌子。但那是旧衙门，是旧北平市政府的工务局，同时，那里也没有
副科长。科长，我也只见过那一次。
既是官职，必有等级。我的上面有：科长、编辑部正副主任，正副总编、正副社长。
这还只是在报社，如连上市里，则又有宣传部的处长、部长、文教书记等等。这就像过
去北京厂甸卖的大串山里红，即使你也算是这串上的一个吧，也是最下面，最小最干瘪
的那一个了。但我当时并未在意。
我这副科长，分管文艺周刊，手下还有一个兵，这就是邹明。他是我的第一个下级，
我对他的特殊感情，就可想而知了。
但是除去工作，我很少和他闲谈。他很拘谨，我那时也很忙。我印象里，他是福建
人，他父亲晚年得子，从小也很娇惯。后来爱好文学，写一些评论文字，参加了革命。
这道路，和我大致是相同的。
他的文章，写得也很拘谨，不开展，出手很慢，后来也就很少写了。他写的东西，
我都仔细给他修改。
进城时，他已经有爱人孩子。我记得，我的家眷初来，还是住的他住过的房子。
那是一间楼下临街的，大而无当的房子，好像是一家商店的门脸。我们搬进去时，
厕所内粪便堆积，我用了很大力气掏洗，才弄干净。我的老伴见我勇于干这种脏活儿，
曾大为惊异。我当时确是为一大家子人，能有个栖身之处，奋力操劳。文化大革命时，
一些势利小人，编造无耻谰言，以为我一进报社，就享受什么特殊的待遇，是别有用心
的。当时我的职位和待遇，比任何一个同类干部都低。对于这一点，我从来不会特别去
感激谁，当然也不会去抱怨谁。
关于在一起工作时的一些细节，我都忘记了。可能相互之间，也有过一些不愉快。
但邹明一直对我很尊重。在我病了以后，帮过我一些忙。我们家里，也不把他当做外人。
当我在外养病三年，回家以后，老伴曾向我说过：她有一次到报社去找邹明，看见他拿
着刨子，从木工室出来，她差一点没有哭了。又说：我女儿的朝鲜同学，送了很多鱿鱼，
她不会做，都送给邹明了。
等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她在公共汽车上，碰到邹明，流着泪向他诉说家里的遭遇；
邹明却大笑起来，她回来向我表示不解。
我向她解释说：你这是古时所谓妇人之恩，浅薄之见。你在汽车上，和他谈论这些
事，他不笑，还能跟着你哭吗？我也有这个经验。一九五三年，我去安国下乡，看望了
胡家干娘。她向我诉说了土改以后的生活，我当时也是大笑。后来觉得在老人面前，这
样笑不好，可当时也没有别的方式来表示。我想，胡家干娘也会不高兴的。
从我病了以后，邹明的工作，他受反右的牵连，他的调离报社，我都不大清楚。文
化大革命后期，有一次我从干校回来，在报社附近等汽车，邹明看见我，跑过来说了几
句话。
后来，我搬回多伦道，他还在山西路住，又遇见过几次，我约他到家来，他也总没
来过。
“四人帮”倒台以后，报社筹备出文艺双月刊，人手不够。
我对当时的总编辑石坚同志说，邹明在师范学院，因为口音，长期不能开课，把他
调回来吧！很快他就调来了，实际是刊物的主编。
我有时办事莽撞，有一次回答丁玲的信，写了一句：我们小小的编辑部，于是外人
以为我是文艺双月刊的主编。这可能使邹明很为难，每期还送稿子，征求我的意见，我
又认为不必要，是负担。等到我明白过来，才在一篇文章中声明：
我不是任何刊物的主编，也不是编委。这已经是几年以后了。
在我当选市作协主席后，我还推荐他去当副秘书长。后来，我不愿干了，不久，他
也就被免掉了。
文革以后，有那么几年，每逢春季，我想到郊区农村转转，邹明他们总是要一辆车，
陪我去。有人说我是去观赏桃花，那太风雅了。去了以后，我发见总是惊动区、村干部，
又乱照像，也玩不好，大失本意，后来说不愿去了。最后一次，是到邹明下放过的农村
去。到那里，村干部大摆宴席，喝起酒来，我不喝酒，也陪坐在炕上，很不自在。临行
时，村干部装了三包大米，连司机，送我们每人一包。我严肃地对邹明说，这样不行。
结果退了回去，当然弄得大家都不高兴，回来的路上，谁也没有说话。以后就再没有一
同出过门。
邹明好看秘籍禁书，进城不久，他就借来了《金瓶梅》。
他买的宋人评话八种，包括金主亮荒淫那一篇。他还有这方面的运气，我从街头买
了一部今古奇观，因是旧书，没有细看就送给他了。他后来对我说，这部书你可错出手
了，其中好些篇，是按古本三言二拍排印的，没有删节，非一般版本可比。说时非常得
意。前些日子，山东一位青年，寄我一本五角丛书本的中外禁书目录，我也托人带给他
了。在我大量买书那些年，有了重本，我总是送他的。
曾有一次，邹明当面怏怏地说我不帮助人。当时，我不明白他指的什么方面，就没
有说话。他就的是事实，在一些大问题上，我没有能帮助他。但我也并不因此自责。我
的一生，不只不能在大事件上帮助朋友，同样也不能帮助我的儿女，甚至不能自助。因
为我一直没有这种能力，并不是因为我没有这种感情。
这些年，我写了东西，自己拿不准，总是请他给看一看。
“老邹，你看行吗？有什么问题吗？”我对他的看文字的能力，是完全信赖的。
他总是说好，没有提过反对的意见。其实，我知道，他对文、对事、对人，意见并
不和我完全相同。他所以不提反对意见，是在他的印象里，我可能是个听不进批评的人。
这怨自己道德修养不够，不能怪他。有一次，有一篇比较麻烦的作品，我请他看过，又
像上面那样问他，他只是沉了沉脸说：“好，这是总结性的！”
我终于不明白，他是赞成，还是反对，最后还是把那篇文章发表了。
另有一次，我几次托他打电话，给北京的一个朋友，要回一篇稿子。我说得很坚决，
但就是要不回来，终于使我和那位朋友之间，发生了不愉快。我后来想，他在打电话时，
可能变通了我的语气。因为他和那位同志，也是要好的朋友。
邹明喜欢洋玩艺，他劝我买过一支派克水笔，在“文革”时，我专门为此挨了一次
批斗。我老伴病了，他又给买了一部袖珍收音机，使病人卧床收听。他有机会就兴致勃
勃地给我介绍新兴的商品，后来，弄得我总是笑而不答。
邹明除去上班，还要回家做饭，每逢临近做饭时间，他就告辞，我也总是说一句：
“又该回去做饭了？”
他说不再言语，红着脸走了，很不好意思似的。以后，我就不再说这句话了。
有一家出版社委托他编一本我谈编辑工作的书。在书后，他愿附上他早年写的经过
我修改的一篇文章。我劝他留着，以后编队他自己的书里。我总是劝他多写一些文章，
他就是不愿动笔，偶尔写一点，文风改进也不大。
他的资历、影响，他对作家的感情和尊重，他在编辑工作上的认真正直，在文艺界
得到了承认。大批中青年作家，都是他的朋友。丁玲、舒群、康濯、魏巍对他都很尊重，
评上了高级职称，还得到了全国老编辑荣誉奖，奖品是一个花岗岩大花瓶，足有五公斤
重。评委诸公不知如何设计的，既可作为装饰，又可运动手臂，还能显示老年人的沉稳
持重。难为市作协的李中，从北京运回三个来，我和万力，各得其一。
邹明病了以后，正值他主编的刊物创刊十周年。他要我写一点意见，我写了。他愿
意寄到人民日报先登一下，我也同意了。我愿意他病中高兴一下。
自从他病了以后，我长时间心情抑郁，若有所失。回顾四十年交往，虽说不上深交，
也算是互相了解的了。他是我最接近的朋友，最亲近的同事。我们之间，初交以淡，后
来也没有大起大落的波折变异。他不顺利时，我不在家。“文革”期间，他已不在报社。
没有机会面对面地相互进行批判。
也没有发见他在别的地方，用别的方式对我进行侮辱攻击。这就是很不容易，值得
纪念的了。
我老了，记忆力差，对人对事，也不愿再多用感情。以上所记，杂乱无章，与其说
是记朋友，不如说是记我本人。是哀邹明，也是哀我自己。我们的一生，这样短暂，却
充满了风雨、冰雹、雷电，经历了哀伤、凄楚、挣扎，看到了那么多的卑鄙、无耻和丑
恶，这是一场无可奈何的人生大梦，它的觉醒，常常在瞑目临终之时。
我和邹明，都不是强者，而是弱者；不是成功者，而是失败者。我们从哪一方面，
都谈不上功成名遂，心满意足。但也不必自叹弗如，怨天尤人。有很多事情，是本身条
件和错误所造成。我常对邹明说：我们还是相信命运吧！这样可以减少很多苦恼。邹明
不一定同意我的人生观，但他也不反驳我。
我发见，邹明有时确是想匡正我的一些过失：我有时也确是把他当做一位老朋友，
知心人，想听听他对我的总的印象和评价。但总是错过这种机会，得不到实现。原因主
要在我不能使他免除顾虑。如果邹明从此不能再说话，就成了我终生的一大遗憾。此时
此刻，朋友之间，像他这样了解我的人，实在不太多了。
邹明一生，官运也不亨通。我在小汤山养病时，有报社一位老服务员跟随我，他曾
对我老伴说：报社很多人，都不喜欢邹明，就是孙犁喜欢他。他的官运不通，可能和他
的性格有关，他脾气不好。在报社，第一阶段，混到了文艺部副主任，和我那副科长，
差不多。第二阶段，编一本默默无闻，只能销几千份的刊物，直到今年十月一期上，才
正式标明他是主编，随后他就病倒了。人不信命，可乎！
邹明好喝酒，饮浓茶，抽劣质烟。到我那里，我给他较好的烟，他总是说：那个没
劲儿。显然，烟酒对他的病也都不利。
二三十年代，有那么多的青年，因为爱好文艺，从而走上了革命征途。这是当时社
会大潮中的一种壮观景象。为此，不少人曾付出各式各样的代价，有些人也因此在不同
程度上误了自身。幸运者少，悲剧者多。我现在想，如果邹明一直给首长当秘书，从那
时就弃文从政、从军，虽不一定就位至显要，在精神和物质生活方面，总会比现在更功
德圆满一些吧。我之想起这些，是因为也曾有一位首长，要我去给他当秘书，别人先替
我回绝了，失去了做官的一次机会，为此常常耿耿于怀的缘故。
现在有的人，就聪明多了。即使已经进入文艺圈的人，也多已弃文从商，或文商结
合；或以文沽名，而后从政；或政余弄文，以邀名声。因而文场芜杂，士林斑驳。干预
生活，是干预政治的先声；摆脱政治，是醉心政治的烟幕。文艺便日渐商贾化、政客化、
青皮化。
邹明比我可能好一些，但也不是一个聪明人。在一些问题上，在生活行动上，有些
旧观念。他不会投政治之机，渔时代之利，因此也不会得风气之先。他一直不能成为一
个时代的宠儿，耀眼的明星。他常常有点畸零之感，有些消极的想法。然又不甘把时间
浪费，总想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考核他几十年所作所为，我以为还都是于国家于人民
有益的。但像这种工作方式，特别在目前局势来说，是吃不开的，不受重视的。除去业
务，他没有其他野心；自幼家境富裕，也不把金钱看得那么重。他既不能攀援权要以自
显，也不屑借重明星以自高。因此，他将永远是默默无闻的，再过些年，也许会被人忘
记的。
很多外人，把邹明说成是我的“嫡系”，这当然有些过分。
但长期以来，我确把他看作是自己的一个帮手。进入晚年，我还常想，他能够帮助
我的孩子们，处理我的后事。现在他的情况如此，我的心情，是不用诉说的。
写于1989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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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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