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陈肇
老友陈肇，于一九九○年十一月七日，病逝于北京。
自一九三八年，一同任职冀中抗战学院起，至一九四○年，又一同在晋察冀通讯社
工作止，我同他，可以说是朝夕相处，患难与共的。我在几篇回忆性的散文中，都曾写
到过他。这里只能再记一些琐事。
他去世后，我在北京的女儿，前去吊唁，慰问了已经不能说话的陈伯母。肇公的两
个孙女和两个外孙，叫我女儿转告，希望我能写一点什么。
我想，这些事，是我的责任，我一息尚存，当勉力为之。
难道还需要孩子们对我进行嘱托吗？
陈肇，河北安平县人。他毕业于天津河北省第一师范。老辈人都知道，这个学校，
是很难考入的，学生多是农村一些贫苦好学的子弟。他的家我去过，不过是个中农。他
父亲很有过日子的远见，供他念书，叫二儿子务农，三儿子去当兵。
毕业后，他执教于昌黎简师。
一九三八年的秋天，我和陈肇打游击，宿在他的家中，他已经和大嫂分别很久了，
我劝他去团圆团圆，但他一定陪我睡。第二天天尚不亮，我们就离开了。陈肇对朋友如
此认真，第一次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一九六二年夏天，我去北京，住在椎把胡同的河北办事处。一天下午，我与一个原
在青岛工作、当时在北京的女同志，约好去逛景山公园。我先到景山后街的公共汽车站
去等她。在那里，正好碰上从故宫徒步走来的陈肇。他说：
“我来看你，你怎么站在这里？”
我说等一个人。他就站在路边和我说话。我看见他穿的衬衣领子破了，已经补上。
他一边和我谈话，一边注意停下来的汽车，下来的乘客。
他忽然问：
“你等的是男的，还是女的？”
我说是女的。他停了一下说：
“那我就改日再到你那里去吧！”
说完，他就告别走了。我一回头，我等待的那位女同志，正在不远的地方站着。
在对待朋友上，我一直自认，远不能和陈肇相比。在能体谅人、原谅人方面，我和
他的差距就更大了。
进城以后，他曾在国务院文办工作，后又调故宫博物院。
一九五二年冬季，我到他的宿舍看望他，他穿着一件在山里穿过的满是油污的棉大
衣。我说：
“怎么还穿这个？多么不相称！”
他严肃地望望我说：
“有什么不相称的？”
我就不能再往下说了。我在生活上，无主见，常常是随乡入俗，随行就市的。当时
穿着一件很讲究的皮大衣。
他住的宿舍，也很不讲究，可以说是家徒四壁，放在墙角的床铺周围墙壁上，糊了
一些旧画。被褥、枕头，还按三十年代当教员时的方式叠放着。写字桌上，空空如也，
却放着一副新和阗玉镇纸，一个玉笔架。他说：
“三兄弟捎来的，我用不着，你拿去吧。”
这以后，他得到什么文具，只要他觉得不错，就郑重其事地捎给我用。
在故宫，他是副院长，就连公家的信纸、信封都不用，每次来信，都是自己用旧纸
糊的信封。
有一次，我想托他在故宫裱张画，又有一次，想摘故宫一个石榴做种子。一想到他
的为人，是一尘不染的，都未敢张口。
他多才多艺，他能画，能写字，能教音乐，能作诗，能写小说。这些，他从不自炫，
都不大为人知道。我读书时，遇到什么格言警句，总是请他书写后，张挂座右。我还一
直保存他早年画的一幅菊花，是他自己花钱，用最简易的方式裱装的。
琐事记毕，系以芜辞：
风云之起，一代肇兴。既繁萧曹，亦多樊滕。我辈书生，亦忝其成。君之特异，不
忘初衷，从不伸手，更不邀功。知命知足，与世无争。身处繁华，如一老农。辛勤从政，
默默一生。虽少显赫，亦得安宁。君之逝也，时逢初冬，衰草为悲，鸿雁长鸣。闻君之
讣，老泪纵横！
1990年11月22日病起作悼康濯整整一个冬季，我被疾病折磨着，人很瘦弱，精神也
不好，家人也很紧张。前些日子，柳溪从北京回来说：康濯犯病住院，人瘦得不成样子
了，叫她把情况告诉我。我当即写了一封信，请他安心治疗，到了春暖，他的病就会好
的。但因为我的病一直不见好，有点悲观，前几天忽然有一种预感：
康濯是否能熬过这个漫长的冬季？
昨天，张学新来了，进门就说：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我没等他说完，就知道是
康濯了。我的眼里，立刻充满了泪水。我很少流泪，这也许是因为我近来太衰弱了。
从一九三九年春季和康濯认识，到一九四四年春季，我离开晋察冀边区，五年时间，
我们差不多是朝夕相处的。那时在边区，从事文学工作的，也就是那么几个人。
康濯很聪明，很活跃，有办事能力，也能团结人，那时就受到沙可夫、田间同志等
领导人的重视。他在组织工作上的才能，以后也为周扬、丁玲等同志所赏识。
他和我是很亲密的。我的很多作品，发表后就不管了，自己贪轻省，不记得书包里
保存过。他都替我保存着，不管是单行本，还是登有我的作品的刊物。例如油印的《区
村和连队的文学写作课本》、《晋察冀文艺》等，“文革”以后，他都交给了我，我却
不拿着值重，又都糟蹋了。我记得这些书的封面上，都盖有他的藏书印章。实在可惜。
“文革”以前，我写给他的很多信件，他都保存着，虽然被抄去，后来发还，还是
洋洋大观。而他写给我的那两大捆信，因为不断抄家，孩子们都给烧了，当时我并不知
道。我总觉得，在这件事情上，对不住他。所以也不好意思过问，我那些信件，他如何
处理。
一九五六年，我大病之后，他为我编了《白洋淀纪事》一书，怕我从此不起。他编
书的习惯，是把时间倒排，早年写的编在后面。我不大赞赏这种编法，但并没有向他说
过。
他和我的老伴，也说得来。孩子们也都知道他。一九五五年，全国清查什么“集团”，
我的大女儿，在石家庄一家纱厂做工。厂里有人问她：你父亲和谁来往最多？女儿不知
道是怎么回子事，想了想说：和康濯。康濯不是“分子”，她也因此平安无事。
他在晋察冀边区，做了很多工作，写了不少作品。那时的创作，现在，我可以毫不
含糊地说，是像李延寿说的：潜思于战争之间，挥翰于锋镝之下。是不寻常的。它是当
国家危亡之际，一代青年志士的献身之作，将与民族解放斗争史光辉永存，绝不会被数
典忘祖的后生狂徒轻易抹掉。
至于全国解放之后，他在工作上，容有失误；在写作上，或有浮夸。待人处事，或
有进退失据。这些都应该放在时代和环境中考虑。要知人论世，论世知人。
近些年，我们来往少了，也很少通信，有时康濯对天津去的人说：回去告诉孙犁给
我写信，明信片也好。但我很少给他写信，总觉得没话可说，乏善可述。他也就很少给
我写信，有事叫邹明转告。康濯记忆很好，比如抗日时期，我们何年何月，住在什么村
庄，我都忘记了，他却记得很清楚。他所知文艺界事甚多，又很细心，是个难得的可备
咨询的人才。
耕堂曰：战争时相扶相助，胜利后各奔前程，相濡相忘，时势使然。自建国以来，
数十年间，晋察冀文学同人，已先后失去邵子南，侯金镜，田间，曼晴。今康濯又逝，
环顾四野，几有风流云散之感矣！
1991年1月19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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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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