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友人论传记
前承问写传记的方法，这固然不是我所能说得完全的。但在阅读了一些中国历史书
籍以后，对于中国历史传记写作的道理及其传统，却有一些领会。现略加整理分析，供
你参考。
我国在历史上，很重视传记，断代史中，人物传记占绝大部分。作为很重要的一种
文体，在作家专集中，分量也很大。
《春秋左传》，自古以来，就与经书同列。可见“传”在中国文化遗产中，所占的
位置。
但这主要是就历史而言，在文学创作上，传记的成就，是不能和历史著作相比的。
历史与文学，虽有共同的根源，即现实、环境、人物，但历史并不等于文学。文才并不
等于史才。有些大作家写的传记，常常不如历史学家。把文史熔为一炉，并铸出不朽的
人物群像的，只有司马迁、班固。此外，陈寿、范晔，已经史重于文。至于欧阳修，在
文学上，虽享大名，所撰《新唐书》及《新五代史》，其中传记，已经不能同班马并论，
常常遭到他人的非议。
史学的方法和文学的方法，并非一回事，而且有时很矛盾。史学重事实，文人好渲
染；史学重客观，文人好表现自我。只就这两点而言，作家所写的传记，就常常使人不
能相信了。
班马固然也是文学家，但是他们的做法，是从历史着眼，是尊重历史，尊重客观。
在他们写历史作品的时候，也表现了文学的才能。这种才能，只是为历史服务，个人爱
好，退居到第二位。越是采取客观态度，他们的作品完成以后，他们的文学才能，越是
显得突出。有些人，在写作历史传记时，大显其文学方面的身手，越是这样，当他们的
作品写成时，他那些文学方面的才华，却成了史学方面的负担，堆砌臃肿和污染。文学
的脂粉涂得过多，反倒把人物弄丑了。晚清有个王定安，是曾国藩的得意弟子，他撰写
的《湘军记》，不能说用力不勤，材料也不能说是单薄无据，就因为存心卖弄才华，文
字写得忸怩作态，颇不大方，就被别人耻笑，以为不如王闿运的《湘军志》。其实，王
的书，也是文学家的历史著作，并无突出优异之处，不过他稍稍知道写历史的道理，能
略加收敛文学天才而已。
人物传记，自古以来，看作是历史范畴。它的写作特点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记言记行并重。《史记》、《汉书》都是如此。记述人物一生重要行为，即决
定性的关键性的行动，记述其与此种行动相辅相成的语言。《三国志》裴松之的注，特
别注意记一个人的语言。深刻隽永的语言，颇能表现一个人物的风格面貌。这种用语言
表现人物的写法，以后演变为多种多样的《世说新语》一类的书，本身也是一种历史。
语言，不只反映人物的思想作风，也是人物行为的基础，所以很被史学家重视。
二、大节细节并重。古代史家，写一个人物，并不只记述他的成败两方面的大节，
也记述他日常生活的细节。司马迁首先注意及此，效果甚佳。就像刘邦、项羽这些大人
物，他也从记述其日常的言行着眼。而在写一些微末之士的时候，则多着眼其言行两方
面的荦荦大端，显露其非凡之一面。
三、优点缺点并重。历史传记，首先注重真实，而真实是从全面、整体中提炼出来
的。因此，历史所表现的人物，很少是神化的完人。《三国志》写关羽，写其功劳战绩，
也暴露其秽德失行。把关羽神化，是后来小说和剧本干的事。优缺点并重，功过并举，
才是现实生活中的“完人”，抽象的完人，是不存在的。
四、客观主观并重。历史，整个地说来，是客观存在。人物的言行，看来是主观的，
但必然受历史的制约。古代传记，所写的人物，从历史环境、历史事件中表现，如曹操
之于汉末，诸葛亮之于三分。客观环境与主观意志，紧密结合，历史与人物，才能互相
辉映，相得益彰。在传记中，人物主观成分的表现，不能过多，主要是表现其与时代相
触发相关联的契机。
传记能否写得成功，作者的识见及态度，甚关重要。当然，作者要有学，掌握的材
料要多。但材料的取舍、剪裁，要靠识。识不高则学无所用。识不高也难于超脱，难于
客观，难于实事求是。写传记，有如下数忌：
一、忌恩怨、忌感情用事。传记所写是历史，只求存实。
是为了后人鉴戒，所以也求达理。不真实则理不能通，并能悖理，于后世有害。写
传记，对成功者，不能预先存恐惧之念，对失败者不能预先存轻侮之心。对己有恩者不
过誉，对己有怨者不贬低。个人恩怨，排除净尽，头脑冷静，然后下笔。如不能做到，
就可以不写。
二、忌用无根材料。写传记，都知看重第一手材料。即个人观察所得，眼见是实的
材料。这种材料，是不易得到的。
即使调查来的材料，也还有个剪裁取舍的问题，不一定完全可靠。至于文献记载，
就更应该有所鉴别。过去，人物传记，有所谓家乘，即本人家族保存的材料；有所谓弟
子记，即他的门人记录的材料；有所谓碑传，即死后刻在墓碑上的文字。
这些材料，还都不能叫做传记，其中有很多不实之处。历史家把这些材料，都看作
第二手材料，加以取舍。作者还要实地考察。直接观察以求更可靠的印象和材料。司马
迁世为史官，掌握着不少文字材料，但他在写作《史记》之先，还是要出去旅行，访问
故老，收集传闻。
三、忌轻易给活人立传。一部二十四史，大多数都是写在改朝换代之后。人物都已
死去很多年。时过境迁，淘汰沉淀，对他们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固定的评价。这样写来，
容易客观。即本朝国史馆立传，也在盖棺论定之后。排除人事纷扰，再为一个人立传。
这是历史传记写作的一个优长之处。当然，年代久远，也容易传闻异词，毁誉失度，有
时几十年的事情，就弄不清楚，何况年代更久？这就要看史家的眼光，即识力。
给活着的人立传，材料看来易得，实际存在很多困难。干扰太多，不容易客观。他
自己写的自传，也只能看作后人为他立传的材料，何况他人所为？
四、忌作者直接表态。中国历史传记，很少夹叙夹议，直接评价人物的写法。它的
传统作法是“春秋笔法”，寓褒贬于行文用字之中，实际上是叫事实说话，即用所排比
的事件本身，使读者得到对人物的印象、评价，因之引出历史的经验教训。大的史学家
只是写事实，很少议论。司马迁在写过一个人物之后，有“太史公曰”一小段文字，谈
他对这一人物的印象和评价，也是在若即若离之间，游刃于褒贬爱憎之外。
又有时谈一些与评价无关的逸闻琐事，给文字增加无穷余韵，真是高妙极了。班固
以后，这种文字，称“赞”或称“史臣曰”，渐渐有所褒贬，但也绝不把这种文字滥入
正文。
外国有一种所谓评传，一边叙述人物的历史，一边发挥作者对人物的见解，中国史
书上是少见的。
五、忌用文学手法。外国还有一些传记作品，出自大文豪的手笔，如罗曼·罗兰和
巴比塞所写的名人传记。这种传记，是作家的创作，是以作家的意志见解，去和人物的
心理思想交融。这是一种非常带有灵感的写法，作为文学作品，当然是无可非议的，但
作为传记，就令人有些玄妙之感。这是天才的传记，平凡的笔墨不能追步后尘。
现在，为活着的人写的传记，有时称做“报告文学”。作者凭主观意志，功利观念，
对人物表示了充分的爱憎。还有很多想当然的描写，甚至有一大段一大段的作者抒怀，
这已经不是传记，而近于小说或叙事诗了。
历史、人物传记，都可以转化为小说、戏曲。《三国演义》是最著名的了。开了
“七分史实，三分演义”的先河。
《三国演义》能在同类小说中领先，是因为它得天独厚：一、三国的历史形势，济
济人材，鼎足与纷争，都有利于结构小说；二、裴松之的注，材料丰富，人物方面，不
只有行，而且有言有貌，易于摹画。《三国演义》产生之前，社会上已经有三国故事和
三国戏曲，人物的形象、性格已初步具备。其他历史演义，就因为没有这样好的基础，
所以写不好。如《隋唐演义》，还有些人物形象，如《五代史平话》，则太显粗糙，没
能从历史脱胎出来。
传记是属于历史范畴，它可以成为文学作品，但不能当作文学作品来写。可以说有
传记文学，但不能说有文学传记。
史笔和文学之笔，应该分别开。
舞台上，赵云的戏有好多出，《三国志》赵云传，不过几行，我们要认识赵云，就
要根据这几行文字，而不能根据舞台上那么多的戏曲。人物一旦变为文学艺术中的形象，
几乎就与历史无关了。
历代大作家，如韩愈、柳宗元所写的，名为传而实际是寓言的作品，唐宋传奇中的，
名为传实际是小说的作品，都是文学作品，作者主观成分多，都不能当作历史传记来看。
古人著书立说，有时称做“删定”或“笔削”。就是凭作者识见，在庞杂丛芜的材
料中，做大量的去伪存真的工作。文学家不适宜修史，因为卖弄文才，添枝加叶，有悖
于删削之道，能使历史失实。
1981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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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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