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午文学杂记（二）
大奖
很久不看小说了，究竟是什么原因，也说不清楚。反正国外大奖或国内大奖的获奖
小说，也引不起兴趣。国外大奖，例如诺贝尔，在青年时，就没有注意过。那时的导师
们，谁也没有叫青年人，去读获奖者的小说。相反，例如赛珍珠的小说，在当时国内，
是得不到佳评的，我们相信鲁迅的话，他认为那个大奖并非公平，是以他们的好恶为标
准的。最大的好恶标准是什么？当然是政治。
现在青年人这样崇拜这个奖，我看是被那个诱人的名利震惊了。但如果以通读得奖
作品大全，作为登上宝座的阶梯，这就像科举时代，以制义大全为圭臬一样，会在考场
失意的。
至于国内大奖，也不一定就那么公平，也不一定就没有当时的好恶。我说当时，是
因为每届和每届，好恶并不一定相同，是时常随政治发生变化的。
评定文学作品，最可靠的方法，一是看它的普遍性，二是看它的永久性。得奖与否，
并非重要。
评论
我不愿看小说的另一个原因，恐怕和我不愿再写文学评论有关。我已经有很长时间，
不谈论当前的小说创作了。
一个人和一个国家一样，总在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最初，因为接受了一次教训，
我发表了一次声明，不再给别人的书写序。后来，有一位朋友对我说：“你那个声明，
发表的太及时了，不然这几年再给人家写序，就更难应付了。”
不写序了，有时碍于情面，我还写一点读后感。不久，就又感到这也并非易事。人
家叫我写书评，是为了帮他推销书。
如果我在文章中略有违迕，其使作者不快，与写序同。好，不写了。但朋友还是很
热情，把书稿寄来征求意见。写封信吧，不久又发见，写信如果说实话，照样可以得罪
朋友。
有一位老朋友，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把打印稿寄来，信写得很热情。我放下自己的
活计，昼夜赶读，然后写信，一一列出我的看法。其中主要是谈缺点。现在能记得的有
两条：
一条是说，小说每节结尾，形式类似，应有变化。一条是说，书中引用当地民间传
说，有的没意思，有的应充实完整。信去无音讯，后来一个文学刊物要讨论这部小说，
主编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已写信给作者，主编去找作者，作者说，那封信，已经找不到
了，内容也不记得了。
后来，这部小说得了大奖。作者寄我一部，我也没有再看，不知道我那意见，到底
被采纳了没有。从此，再有准备参赛的作品叫我看，或叫我在赛前写评论，我都婉谢了。
给中年作家提意见，就更应该慎重。不要看当面恭维你。
如果你实话实说，效果就会糟糕得很。因为他在文坛上，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地位。
基于以上种种经验，现在，我已经很少正面给人家的作品提意见了。不得已，也只
是写封短信：大作收到了，正在拜读，如有什么意见，定当及时奉告。实际上，是从此
就没有下文。这是为了，既不冒犯朋友，也不违反天良。
新星
鼓励鼓励青年人，不会有错吧。也有经验。如果这个青年人还在窝里，你说什么也
没关系，你只要在文章中提提他的名字，他也会很感激。就怕出飞儿，一遨游天空，鹏
举万里，就会和你断了线。好在这并非恋爱，断就断了吧。问题是还有别的牵连。
当这个年轻人还没有出名的时候，他周围的人们，对他并没有表现出多大的关心。
当他一旦升到天空，才把他周围的人们的眼睛照亮。于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庆贺这
位造福一方的天才出现。请注意，在这个时刻，无论星球或地下的人们，谁也不会想到
区区。这当然也没有什么关系。但当星球的运行，一旦出现一些偏差，或光彩在人们眼
中，稍显暗淡的时候。他那周围的人们，就会嫁祸于人，说：
“这都是某某人惯的他（她）！”
冤枉啊，冤枉！
众所周知，我只是在他（她）没有出名的时候，读过他一些作品，说了一些鼓励的
话。他成名以后，就断了线，轰动得奖之作，都没有读过。其中有什么倾向，有什么问
题，与我丝毫无干。即使有什么错误，你们应该写文章批评，或去问那些对以上作品，
作过吹捧的人。这些人就在你们附近。我这里挨不上边。
不毖后而惩前，既舍近又求远，我为诸公不取。
流派
确实，我在文章里写过：“我是一个低栏，我高兴地看到，你从我这里跳过去了。”
也说过：“我也写过女孩子们，我哪里有你写得好！”这些话。但是小满儿说过：话有
百说百解。
我虽然出自衷心的喜悦，但别人看了，并不一定就受感染，也随之感到喜悦。因为
低栏，也是一种障碍，总不如飞机跑道那样平滑，任人驰骋。再说，人家要跳的，不是
低栏，而是高栏！已经和你分道扬镳了。
你写的女孩子，是什么年代？什么意识？人家写的女孩子，又是什么年代？什么意
识？你是什么创作方法，人家又是什么创作方法；早已经把你“发展”了。这样一来，
我的好意，或者说我的吹捧，在不少人那里，引起的就不是快感，而是反感了。
其实，所谓流派，所谓发展，都是理论家的话语。理论家总是一阵子高兴说这个，
又一阵子高兴说那个的。我们无妨查阅一下，近几十年的报刊杂志，你就会发见：在同
一个文艺问题上，甚至在同一个理论家的笔下，翻过多少次跟斗了。文坛上的杂技现象，
古今中外，并不少见。
说来说去，他们究竟说出了多少新鲜道理？对创作起到了什么积极作用？他们不断
发表意见，不过是为了继续保持他们那理论家的地位，也就是一种“领导”地位。
方法不同了，何必又谈流派？已经分道了，何必又拉在一起？思想、志趣已经不同，
流派即已各异，分开说不更为直接了当吗？但有时，还必须把区区拉上，作为陪衬。
其实，我对一些青年作家的关系，不过是沿袭中国文坛的习惯，或者说是常规。并
没有什么新的内容。编刊物时，发表了他们几篇稿子；待他们出书时，应约给他们写过
一篇序言。再多，有人带他们到家里来，随便谈了谈。都很简单。既谈不上恩，也谈不
上怨。
应该补充的是，当他们随着走红，也蒙受一些流言蜚语的时候，那些最初带引他们
来舍下的人，也背地或当面责备我。我极不愿意听这些话，我最不喜欢在我面前，议论
别人家的私事。我也从不示弱，我说：“就是有这些事，我看也不算什么。在当前的社
会生活里，他（她）的所作所为，并不过份。”这真可以说是“惯”了。
199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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