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杂谈
小说与伦理
幼时读《红楼梦》，读到贾政笞挞贾宝玉，贾母和贾政的一段对话，不知为什么，
总是很受感动，眼睛湿润润的。按说，贾政和贾母，都不是我喜爱的人物，为什么他们
的对话，竟引起我的同情呢？后来才知道，这是传统伦理观念的影响，我虽在幼年，这
种观念已经在头脑里生根了。
这是母子之间或父子之间的伦理。《红楼梦》里，薛宝钗劝说薛蟠的那一段，也很
感动人，这是兄妹之间的伦理。王熙凤和平儿睡下以后，念道贾琏在路途上的事，写得
也很动人，这是夫妻之间的伦理。读起来也是动人的。
当然，《红楼梦》中，除了正面的伦理描写，也写了伦理的反面。写得也是很生动
的。伦理也随时代变化，我们就不一一说明了。
总之，小说既是写社会，写家庭，写人情，就离不开伦理的描写。而《红楼梦》写
得最好，最感人。
前些年，我们的小说，很少写伦理，因为主要是强调阶级性，反对人性论。近年来，
可以写人情、人性了，但在小说中也很少见伦理描写。特别是少见父子、兄弟、朋友之
间的伦理描写。关于男女的描写倒是不少，但多偏重性爱，也很难说是中国传统的夫妻
间的伦理。
1981年10月8日
叫人记得住的小说
大概是三十年代中期，我在《文学月报》第五、六期合刊上，读过一篇小说，题名
《福地》，作者徐盈。这篇小说，以保定第二师范革命学潮为题材。后不久，我又在
《现代》杂志上，读了一篇小说，以国民党特务在上海秘密突击捕捉共产党员为题材，
作者金丁。这篇小说的题目，后来忘记了，最近从《现代》编者施蛰存的回忆录中得知，
为《两种人》。
这两篇小说，看过已经快半个世纪了，其内容记得很清楚，而且这两位作者，并不
是经常发表小说的。我曾经和一个河南的青年同志谈起过，自己也有些奇怪：那一时期，
我看的小说，可以说很不少，为什么大多数都已忘记，唯独记得这两篇呢？
前几个月，在一本文学丛刊上，读了俄国作家库普林的两篇小说。当时，我也对一
个青年说：库普林的小说，叫人读过以后，能记得人物的每一个行动，每一个细小的情
节；人物的住处、陈设，室内的空气阳光，花草的长势，人物的饮食、呼吸、喘息，一
件件都历历在目，有条不紊。而我们也常常读到这样一种小说，写得像闹市一样，看过
以后，混沌一团，什么清楚的印象也没有。这又是什么道理呢？
经过分析，我认为：前两篇小说，我所以长期记得，是因为它所写的，是那一个时
代，为人所最关注的题材，也可以说是时代尖端的题材。也是我最关心的题材，因为它
写到的第二师范和河北大学，和我所上的育德中学，只隔一条马路。金丁那一篇，则正
是丁玲同志等人被捕以后，文学青年正处在迷惑焦虑之中。当然，这不能叫做题材决定
论，还是因为两位作家的成功的创作。
至于库普林的小说，能作到这样，那自然是现实主义的功力，为我们所应当借鉴的。
1981年10月8日下午
小说成功不易
我常想，我们国家，历史文化这样悠久，书籍文物如此丰富，但是真正好的长篇小
说，也就是那四部奇书；短篇小说也就是唐之传奇，宋之话本，清之聊斋。别的国家，
其实也是这样。大作家总是寥若晨星，古典文学名著，并非接连出现的。
这可能与印刷条件有关，古代文字流传，先是全凭抄写，后虽能印刷，印数有限，
耗费也大。所以文字能否流传，全凭质量，全凭人们愿看不愿看，选择是非常严格的。
流传下来的，也是真正的好东西。
五四以来，崇尚白话小说，作者日众，出版也多。但六七十年间，检阅一下，真正
成功的，一直为群众喜爱的小说，也是屈指可数的。这当然也可能与出版条件有关。旧
社会、出版社为私人经营，他要照顾血本和利润。每出一本书，他要考虑销路，选择有
眼光的编者，注意校勘，保证质量。这样一来，从一方面说，是限制了书籍的出版数量，
从另一方面说，也限制了书的滥出滥印。
艺术生产，乃精神生产，不是工业生产，不能成批成套，一哄而起。刊物办的多，
如果编者无见识而讲关系，发表的作品，滥竽充数者多，就不能提高创作的水平。出书
多，如果不严加选择，不作科学评定，只以数量定成绩，定形势，不过多久，也会看出
破绽来的。
当然，金沙多，将来淘出的金子就会多。但如沙和金比例悬殊太大，其结果还是不
能定准的。
1981年10月17日晨雨
小说是美育的一种
五四前后，蔡元培极力提倡美育，对小说的美育价值，评价甚高。梁启超写过一篇
题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文章，把小说与政治维新联系起来，把小说提到更重要的
位置。对小说的社会作用，道德教育作用，说得也更明确。
那时，中国正处在力图改革向上之期，提倡民主和科学，对文学艺术，也提倡要为
人生，为民主进步，为改良社会道德贡献力量。这一时期的小说总的趋势是很健康的。
小说属于美学范畴，则作者之用心立意，首先应考虑到这一点。中国古代作者，无
论是处于太平盛世，或是乱离之年，他们的吟歌，大抵是为民族，为国家，为群众的幸
福前景着想。用心如此，发为语言文字，无论是歌颂、悲愤、哀怨、悲伤，从内容到形
式，都出自美和善的愿望。相反，在“四人帮”祸国时期，他们的御用文士，所作文章
虽貌似卫道，充满子曰诗云，但从中不会看到一点美好的东西，他们所作的小说，是坏
人心术的，败坏道德的。
言为心声。心为大众，其语言虽拙亦美；心为私利，其语言虽巧亦恶。一人发声，
千人所听，是不容易欺骗得了人的。
自创作繁荣以来，美的小说，固然很多。但不给人以美的感受的，也实在不少。形
式上的离奇怪异，常常伴随淫乱、谋杀、斗殴、欺诈的内容。有人说这是社会生活的反
映，我想，有时也可以说是作者心理状态的反映。如果说这种作品是现实主义，或是批
判现实主义，那真是风马牛不相及了。沿着真正的现实主义道路从事创作的作家，是不
会产生这种作品的。
1981年10月17日
小说的体和用
“五四”以后，中国新的白话小说，在形式上已经和传统的小说，很不相同，可以
说是欧化了的。鲁迅小说的榜样，影响了一代和几代的作家。这种小说的形式，就好像
长江、黄河一样，一旦发源，就形成了自己的广大流域。再想改变这种形式，是不可能
的，也很少有人再作这种幻想。
当时，为什么改变得这样快，这样猛？有时代的原因。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各
个领域，整个社会思潮，都要求改革，打破传统的桎梏。有人甚至提出了全盘西化的主
张。在政治、经济方面，这当然是不现实的，行不通的。但在意识形态领域，这种思潮
的冲激力量大，并对其他领域，起着主导的作用。白话文学终于革命成功，小说、戏剧、
诗歌，获得了彻底解放，形成了现在的样子。
如果把这种成功，归结为“全盘欧化”，那就完全错误了。
如果文学也像当时的政治经济一样，只求依赖欧美，醉心形式主义，那它在当时就
会夭折，就会失败了，不会有今天。
这是因为，新的小说，虽在形式上吸收了外国一些东西，这究竟是属于“用”的方
面，其本体还是中华民族的现实生活，现实理想。白话文学革命所以能成功，就是因为
当时绝大多数的战士，是现实主义的而不是形式主义的。是社会改革者，不是流连西方
光景的庸人。用本民族现实主义的生活内容，驾驭西方的比较灵活多样的形式，使作品
内容的生命力，得到更完美的发挥。
当然，“五四”以来，也有人单纯追求外国时髦的形式，在国内作一些尝试。但因
为与中国现实民族习惯、群众感情格格不入，他们多是浅尝辄止，寿命不长，只留下个
轻浮的名儿。
1981年10月18日
小说的欧风东渐
“五四”以前，林纾等人以文言翻译外国小说，使中国读者眼界大开，并开始影响
着中国小说的创作。就在那个时候，翻译家对外国作品，还是慎重选择的。他们所翻译
的多是外国古典文学，大作家的代表作品。其内容大都与民族解放、民族文化或社会问
题有关，未有单从形式上猎奇好新者。翻译家首先考虑的，是这篇作品介绍到中国来，
对中华民族，对中国社会有何好处。
鲁迅先生及其他进步翻译家，对这一点认识得就更明确了。他们都是审视中国当前
的需要，去选择要翻译的东西。想到民族衰弱，帝国主义欺凌，他们翻译了很多弱小民
族的苦难和斗争的小说，一直持续到抗日战争以前。想到民间疾苦，社会不平，他们翻
译了很多民主主义作家，对社会批判的小说，一直到介绍十月革命的小说。介绍这些小
说，并非只看内容，也注意其艺术造诣，多数是现实主义的经典作品。这样做，是为了
提高中国读者的鉴赏趣味，更重要的是提高中国青年作家的写作能力。这种工作，鲁迅
先生一直坚持到他逝世为止。
鲁迅一生，翻译和着力介绍的大都是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对中国的现实和
文学的发展，其意义和作用，自不待言。
其他翻译家，在这一方面的功绩，我们也应该做充分的估计。
翻译文学作品，不能与引进生活资料等量齐观。文学艺术是精神、道德、美学的成
品，不能说外国现在时兴什么，畅销什么，我们就介绍什么。首先要考虑的，是我们民
族、社会需要什么作品，什么作品对它的健康发展有益。这才是翻译家的崇高职责。
1981年10月18日
真实的小说和唬人的小说
前天晚上，偶然的机会，读了陕西作家李志君的小说：
《焦老旦和熊员外》。读得很高兴，看完以后心里说：“这是一篇真实的小说。”
真实的小说，就是能够真实地传达出现实生活，或者说是现代生活的情趣的小说。
李志君的小说，写得生动活跃，语汇丰富，文字精练考究。焦老旦这个人物以及小小山
村的气氛，可以说是写活了。
我有时想：我们的时代精神，时代前进的脚步声，不就是存在于这些平凡的人们的
日常生活和工作之中吗？他们的心声，不就是我们时代和社会的心声吗？我们还要到哪
里去寻觅新的生活和新的人呢？
文学是反映生活的艺术，如果各个生活角落，各个平凡的、勤劳的、继承了民族固
有美德的人，都得到了艺术上的反映，我们的小说创作，不是就可以称得起很丰富，我
们的先进人物，英雄人物，不是也就随之坚强地树立起来了吗？
有的小说，不从认真地去反映现实着想，却立意很高，要“创造”出一个时代英雄。
这种人物，能得政治风气之先，能解决当前社会、经济重大问题。这种英雄人物，不是
从生活中提炼，而是从作家头脑中产生，像上帝创造了人一样神奇。
回忆几十年来，这样的小说，读过的确是不算少数了。这种小说，可以称做唬人的
小说。
还有这样一种逻辑：谁在小说中创造了这种“时代英雄”，谁好像从此也就有了英
雄气概。哪一位评论家，首先发现或首先吹捧了这篇作品，他本身也就好像沾染上了英
雄的味道。
这实在是一种荒诞的误解。
作家凭头脑创造出来的人物，总是站不住脚或不能长期站住脚的，不久就倒下了。
几十年例证也不少。评论家好像并不气馁，他又兴致勃勃地去寻觅新的“英雄”了。这
种评论家，可以称做唬人的评论家。
李志君的小说，后一半就差一些。这一半成了焦老旦一个人在那里说理，作批判发
言。有些概念化，因此艺术的力量，也就随之减弱了。
1981年11月7日上午
小说的取材
同一天晚上，不知道为什么，读书的兴致这样高，又读完了登在《人民日报》上的
邓友梅的小说：《寻访“画儿韩”》。
这是一篇很有趣味的作品，我耐着寒冷一口气读完了。
邓的小说，语言流畅，熟悉掌故，情节紧凑，并有出人意外的惊人之笔。读完以后，
也认真想了一下：凡小说，材料为基础，主题为导引。主题之高下，取决于作家的识见。
自此以后，小说或成宏伟建筑，或虽成建筑，而仍是材料杂陈，不得而定也。
这篇小说的大部分着重写了旧社会，文物行业的奸巧伪诈，写得很真实生动。我近
年附会风雅，也很喜欢看一些有关文物及其经营者的记述文字，但这方面的知识很是浅
薄。读后感到作者在这方面是作了充分的调查的。
小说的后面一部分，是写解放以后，从事这一行业的变化，和有些人物的不幸遭际
的。这一部分约占整个篇幅的三分之一，写得简略、一般。
我想作品的主题何在呢？如果重点放在解放以后，我以为社会意义和认识作用会更
大一些。作家却把重点放在了前面，就使这篇小说成为京华街头巷尾谈论的逸闻轶事。
而凡此种种，也可从前人一些笔记小说中得之。这样做，使人有主题本末倒置的感觉。
以上只能说是个人的读书心得。其实，作者会比我想得更清楚。就整个小说的取材
来说，取材旧社会，应该说是远的；取材解放以后，应该说是近的。对观察体验来说，
远的间接，近的直接。一般规律写间接难，写直接易。今作者反其道而行之，是舍易而
取难呢，还是因为对难易的看法正相反，才不得不如此做文章呢？我想，是后者起了决
定作用。
1981年11月7日中午
小说的抒情手法
在叙述描写中，时加作者的议论或抒情，中国小说，古实无之。唯见于短篇记事文
中，即所谓夹叙夹议也。有之，自新的白话小说始。
翻译的白话小说，既然对中国新的小说有了很大影响，抒情议论的手法，也即随着
洋为中用了。外国作家，习惯于在小说中直抒胸臆，有的动辄数千言，从客观世界，把
读者拉入他的主观世界，听其说教。现实主义作家，有这种手法，而浪漫主义作家则尤
甚，成为创作不可排除的手段。但做到自然，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我少年时，也很喜好这种手法，以为兼小说与诗歌为一体，实便于情感的抒发尽致。
但回头研究中国古典小说，实又感到，有此不为难，无此则甚为难。
中国两大艺术巨构：《红楼梦》、《水浒》，均为现实主义小说。其表现手法，纯
用描写，无分巨细，生龙活现，无一败笔。感情寓于客观事物之中，作者、读者与书中
人物共之。
如长江大河之奔流，两岸景物自亦同时融会其中，不分主客。
从来没有见过，曹雪芹和施耐庵，在叙述人物、时令、天气之时，忽然发一顿议论
或感慨的。如果有这种现象，人们一定会说，这不成体统、不像话，是见月伤心、听雨
落泪的文士强加上的。
当然，从外国引进的这一手法，是无可非议的，也不能废止的，但要做到适可而止，
不可泛滥无收拾。
去年读了一篇青年作者写的小说，小说五六千字，而文末抒情，竟达一千五百余字。
我写信劝他以后要注意含蓄。青年人感情丰富，不一定能接受得了吧。
周克芹同志的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蜚声文苑，羡仰久之。只是因为时间、
身体、视力，一直未能拜读，领略风貌。近日本地电台，每日于早八时许播讲，正值我
晨炊之时，一边看着炉火，一边静心听讲，已经有些天了。这是一部存有忧国忧民之心
的小说，一部有观察、有体会、有见解、有理想的小说。听时因照顾锅灶，容有疏略，
总的来说，作者的艺术，是令人心折的。但也感到，小说中的抒情部分太多了，作者好
像一遇到机会，就要抒发议论，相应地减弱了现实主义的力量。
1981年11月11日下午
小说忌卖弄
近几年来，在小说中，常常看到主人公在听一种什么西洋音乐，或在欣赏一幅什么
西洋名画。这一细节，在过去几十年，是很少见到的，这是新事物。
但是，这支曲子和这幅名画出现在小说里，又好像和主题，和所写的人物、事件，
并没有多少关联，甚至谈不上是所描写的生活场景的一种点缀。只是为了写上这个而写
上的。
它给人的唯一感觉是：作者听过这种音乐，欣赏过这种名画。
当然，罗曼·罗兰在《约翰·克利斯朵夫》那部长篇小说里，以大量的篇幅写了音
乐方面的事，也不是说，罗曼·罗兰研究过贝多芬，写过他的传记，才有资格写。但他
的小说里所写到的音乐，确实与小说的主题、人物、情节，有着融合一体不可分割的联
系。
《红楼梦》写到了诗、词、歌、赋、医卜、戏曲、绘画、建筑。作者并非有意卖弄
这些方面的知识，而是通过主题思想，人物的塑造和生活环境描述，故事的进行和深化；
运用了这些知识。我们可以说作者的学识渊博，但不会说他是在卖弄。《镜花缘》里有
些故事写得很好，本来可以写得更成功，但因为在书中卖弄音韵之学，就使小说减色不
少。
另有一部小说叫《野叟曝言》。作者写作的目的，就是为了卖弄知识学问。天文、
地理、政治、军事，都谈到了。希望皇帝看到他这部小说，把他请去当顾问，或作哪一
方面的专家。结果，官儿没有做成，那么长的小说也没有人愿意看，只在小说史上存下
个名目而已。
因为，人家要学习知识，自有各种专著可供参阅，又何必去读你的小说？如果真的
相信了你在小说中表现的知识，把你请去当什么部的部长，那不是要坏事情吗？
小说家需要多方面的知识，特别是有关生活的知识。即使是生活的知识，也不能卖
弄。在近代小说史上，有这种现象：一个作家对农村或对工厂的生活，比较熟悉，他的
作品，在这方面受到了称赞。作家从此认为是自己的专长，进一步在作品中堆放这方面
的知识，反而使他的作品出现了干枯琐碎的毛病。
生活和艺术关系密切，但并不是一回事。艺术要求把生活完美地融合于人物性格、
人物行动之中，一切要出于自然。
生活不能卖弄，才情也不能卖弄。至于有的作品，于有意无意之间，在小说中炫耀
作者的官职、地位、居室、陈设，那就更是下乘的了。
1981年11月21日晨
小说的结尾
小说无论长短，总是开头容易，结尾较难。既是开头，则头头是道，而结尾必须结
束全篇。
古代小说的结尾，大都采取团圆的形式。团圆以后，再由作者诌几句诗词，劝善惩
恶。
白话小说兴起，思想内容起了很大的变化，结尾仍然是个问题。鲁迅在小说《药》
的结尾，放一个花环，自己说是添一点光明和希望。但我们不能说这是“光明尾巴”的
始祖。
因为这一花环的出现，仍然是作品的血肉结构，有机的连续，是与当时的社会思潮
有着关联的。
三十年代初期，大众文学崛起。但在刚刚开始，冒牌货色实在不少。例如当时有个
时髦作家叫穆时英，他在一篇小说的结尾写道：“谁的拳头大，天下就是谁的！”引青
红帮流氓语言入小说，以为就是第四阶级的革命，当时还很有些时髦的评论家，对此加
以吹捧。
这不足怪，因为无论是这位小说家还是这些评论家，根本不知道无产阶级革命是怎
么一回事，他的小说的失败，并不完全在这结尾上，而在整篇都是胡编乱造。
最近，接连看了几篇小说，我认为写得都很好，就是在结尾上，有些美中不足。李
准的《王结实》，李志君的《焦老旦和熊员外》我已经谈过了。贾大山的《花市》，意
义与李志君作品相同，而为克服结尾处的概念化，作者是用了一番脑筋的。但主题似又
未得充分发挥，可见结尾之难了。
我们的作者，有了生活的积累，总愿意小说有一个正确的方向，或者说是主题。这
一意图又常常借结尾之机，向读者表明，这就是出现前边说的情况的原因。
但如普希金、果戈理、莫泊桑等大家的小说，就很少此病。他们在一篇作品里，主
题融合于生活描写之中，生活之流到头，主题也就表现完毕。并不像我们，前边写的是
生活，而在结尾处，才点出主题来，给人以两张皮的印象。
1981年12月10日
小说的作用
古人称小说为稗乘，即别于经典之上乘也。又说，小说是街谈巷议的东西，即非登
大雅之堂者。又说，虽小道亦有可观者，同时肯定了小说的价值。
我觉得古人对小说的评价，大体上还是公平的，不夸大也没有抹杀它的价值和作用。
特别提出街谈巷议，是小说创作的来源与基础，这一说法，是非常合乎实际，非常
科学的。一、小说产生在群众中间；二、它最初发生，是出之以口，入之以耳的形式；
三、小说的谈和议是在街巷进行的。
既然是在街巷进行，就有个影响的问题，例如谈的议的，是发生在东邻西舍的事，
表扬歌颂，固然无妨，如果是暴露讽刺，那就要得罪乡人。如果谈议的事，有关区县省
府，那就更需要考虑后果了。
因此，最早的小说，多是志怪志异而非志人，怪异就是说些天地的变异，狐鬼的故
事。这种故事，与人事无关，尽可添枝加叶，谈得痛快。以后，因为有了文字，发明了
纸墨，小说于谈议之外，还可笔记，因此有了笔记小说。小说的题材，才由妖异狐鬼，
进入社会人生，才由幻想进入了现实。这自然是小说的一次革命，一次飞跃。从此，就
是写些当今社会上的实事，只要不指名道姓，稍加改编，作品由纸笔流传，招惹罪祸的
机会，也就相应地减少了。
但也还不能说，小说来了一次革命，就变得多么了不起，作用有如何大了。它还是
小说，不是大说。
所谓大说，古时是指的孔孟的立言，帝王的大诰，是指《尚书》、《礼记》、《易
经》、《春秋》这些著作。这些著作，按今天的图书分类法，好像都属于政治经济学部
分，而小说自古以来称做闲书，无论如何是挤不进去的。
当然，小说写好了，也被称做文章。“文章华国”，小说优秀者，自亦有份。至于
曹丕说的“文章经国之大业”，这里的文章，是指的诏书，檄文，议奏，论说，绝不包
括小说在内。
随着印刷术的进步，随着小说题材日益向现实生活突进，随着作家的思想、道德情
操的提高，小说的作用，也逐渐扩展和提高，这是事实。在有的国家，随着资本主义的
发展，小说逐渐商品化，也是事实。什么东西，一旦商品化，就会产生拜物现象。因此，
由于盲目推崇，广告宣扬，把小说的作用，吹得神乎其神，使一些作者，自我膨胀，飘
飘然起来了。
对于一种事物，一味抹杀，固然不好，但一味吹嘘，其招来的后果，也常常适得其
反，危害了事物的本身。这种经验教训，冷眼人是看得很清楚的。
农村俗话：说书唱戏劝人方。好内容的小说，引人向善，也不过是劝诱而已。直接
把书里的人物，当做生人的榜样，生拉硬扯去学习，虽一字不识的农夫农妇，也不至于
这样呆。当然，传说中的少女，抱着《红楼梦》，死恋贾宝玉的也有，那并不是热爱什
么正面人物，英雄典型，而是有些神经失常了。
1982年5月1日改讫
小说与时代
小说既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当即反映时代的风貌。所谓时代风貌，并非只是一个时
代，广大人民的生活样式，而主要是他们的思想感情的样式。也并不是说，每一个时代
的作家，对他所处的时代，都能作等同的表现。古者不遑谈，以近代文学而论，五四前
后小说，多反映启蒙、反封建、民主要求。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小说多反映城乡阶级压
迫及阶级斗争。这些都可以说是当时的精神倾向。抗日战争时期主题更明显集中，就不
必详谈了。
小说的反映时代，这是很自然的事，作家应是主动的，自觉的，没有任何游离的。
本来可以不必出题目加以限制或要求的。有时政治上的要求过于具体繁琐，反使小说不
能如实反映时代的精神，这种例子也是很现成的。
每一个历史变革的时期，总会产生它自己的忠实热情的歌者。但历史是不断向前发
展的，能逐历史之波浪，为几个历史时期歌唱的歌手，却并不多见。其中虽有不少作家，
得享大寿，阅历绵长，也只能在相连的一、两个历史时期，大显身手。其余时期，就表
现出无能为力。
这因为作家有时是身处时代激流之中，有时是身处激流之外，有时与时代拥抱得紧，
有时拥抱得松。冷热有变化，立场有转移，心情处境不同，就引出不同的结果。
抗日战争时期，在根据地成长起一批作家。战事开始时，他们都是血气方刚的青年，
忍受外敌侵略，忍受国破家亡之痛，已经有很多年了。一声召唤，他们立即投入了这一
神圣战争。战事持续了八年之久，物质条件极端困难。他们除去战争的考验，还要接受
饥饿、寒冷、疾病的挑战，伤者累累，死者相继。幸而生存者，所写反映这一时代的小
说，它所表现的时代精神，自然是真实的、热烈的，充满生机的。读起来，当然是感人
的。在当时，无论从生活，从思想感情，从生活的要求和愿望来说，作家与时代，作家
与当地人民，都是亲密无间，血肉相关的。
又经过三年解放战争，他们有的进入了大城市。大城市对作家来说，一方面是写作
和出版的条件好了；一方面是他们脱离群众，脱离生活的创作危机的开始。自此，改业
他行者有之，转入宦途者有之，英雄无用武之地者有之。他们和根据地人民的联系淡薄
了。城市的干部生活，所思所想，与农村的农民生活，所思所想，是有很大区别的。因
为生活环境的改变，他们与那里广大人民的关系，已经不是直接，而是间接的了。再从
人民身上，来表现时代的精神，就困难了。
问题是，实际上已经是间接的关系，作家有时还不愿意承认，自己还当做是直接的
来处理，来写作。有时去采访几天，有时甚至去住上几个月。临时扎根，究竟不同于往
日的自然生长。不承认这个变化，不努力打开新的生活局面，勉强维持着，将就着这样
一个旧有的生活局面，作品就越来越缺少生机，缺少活气，缺少时代新鲜之感。
自我满足，维持残局，偏安一隅，写生活积累中的残山剩水，实际上，不只远远离
开时代的要求，也离开了历史的要求。
鲁迅晚年不再写小说，他自己说是因为没有机会外出考察。他又说，他后一阶段的
小说，技巧虽然更为成熟，但已不为青年读者所注意。他心里是十分明白，小说创作与
人生进程的微妙关系的。虽雄才如彼，也不能勉强为之的。他就改用别的武器，为时代
战斗，并用全力去培植、扶持、鼓吹能真正表现新的时代风貌的，青年作家的小说。
1982年5月1日晚灯下改讫
谈比
古代刑律，最讲究比。就是说，判刑定罪，除去对照法律条文，还要和过去的旧例
成案相比，一丝不苟。四部丛刊中有一本书叫《棠阴比事》，就是编辑了很多案例，成
为一本名著的。
有些事物好比，一比也确实可以说明问题，说服群众。比如运动员比赛，一球之差，
一秒之别，裁判员据实宣告，百万观众，都会点头承认，鸦雀无声。
但文章一事，涉及意识形态，奥妙无穷，千变万化，众口纷纭，莫衷一是，要想比
出个结果，使观众心服，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然而，比之一事，还势在必行。古代以科举取士，凭的是三篇文章。文章不好评比，
于是想出一个办法，把文章规格化，定为八股，一股一股去比，这就简单多了。但还是
不断出问题，看卷的把他选好的卷子交上去了，主考不同意；或主考把名次奏上去了，
皇帝又不同意。只好另来。从废弃的卷中重新挑选呈上，这叫“搜落卷”，有时倒一举
得“中”了。
所以说，这种比法，实际上也是碰运气，靠不住的。但人们还是“认认真真”地去
对待。秋闱之中，有座师——就是看初稿的人；有房师；有主考。士子得中之后，都把
他们尊为恩师。而这些人也真居之不疑，坐在家中，等候谒拜，并热情地招待这些从来
也不认识也没有帮过一点忙的门人。此后，如果双方都官运亨通，这种特殊的关系，还
可以维持很久。
那时考场生活，是很苦也很惨的。蒲松龄写得最具体生动不过了。且不说一临考期，
妻子为预备考具饭食，父兄送考接考，等候捷报，坐立不安。士子们关在那“棘闱”里
面，有的呕吐，有的腹泻，有的打摆子，狼狈不堪言状。但一旦得中，就自称是三场得
意，文战告捷，友朋祝贺，家人为荣。
真是天晓得，是在以文战，还是以命运战。
科举制度的流风所至，人们对文章一事，也就好比，甚至对作家，也好比。这就是
鲁迅晚年所惋叹的：鲁比郭如何，郭又比茅如何的，嘁嘁喳喳之徒们的爱好。
文艺作品是不好比的。主题相同，题材相同，还可以进行比较——其实也难，如风
马牛不相及的作品，比其高低，就很困难了。你说《红楼梦》好，还是《水浒传》好？
当然有人可以冲口而出，因为两部书都好。但那也只是个人的爱好，不能成为科学的评
定。
此外，小说方面的“超越”一说，作为鼓励之辞，无可厚非，认真一想，也很难办。
这么多年了，不只《红楼梦》没有人能超过，一部《西游记》，也没有人能超过。甚至
像《老残游记》这么一部并非赫赫之书，也没有人能超过。没有超过，并不是说这么些
年，没有天才，没有人才。历史条件不同，所写生活不同，作家素质，文艺观点、修养
都不同。所写作品，与前人不好比，因此也难谈超越。任何时代，都可以产生后人不能
超越之作。何必定要在一条线上去超越前人？
《阿Q正传》，我看垂之千万年，也是不能有人超过的。
不只小说，凡是真正伟大的艺术品，都具备不朽的，不能超越的特质。
1982年5月3日大风，不能外出，成短文二，4日晨起改讫。
谈名实
世界上有些事，名实不相当者甚多。有时乍一听也有道理，仔细一推敲又没有道理。
这是因为名实之间，常有很大距离之故。
小说亦然。就先说作者吧，几十年以前，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做《论培养》。
只看题目，就知道是说作家可以培养得之，或有人培养者得成材器。过了几十年，我明
白了很多事理，认为这样说法，不合乎实际。就又写了一篇小文，题目是《成活的树苗》。
说明作家成材与否，全靠自己，培养一说，不大科学。但似乎并未引起注意，有很多人
还在因袭旧说。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栽培”一词，比如看旧戏旧小说，就常见下僚对他的上级说：
“全靠大人栽培”。栽培也就是培养，难道有什么错吗？其实，那只是一句客气话，讨
人喜欢的话，并不能认真。
这两个字，以植物学解释，自然说得通。但：植物之成长，也主要是靠自然条件，
例如土壤、水、阳光。多么辛勤的农夫，也不会自认是阳光雨露，如果那样，他就是狂
人。但是，如欲植物长得好，当然亦需人工，即栽培。
在文艺上，问题就复杂得多了。一位好的小说作者的产生，可以说是国家培养、社
会培养，也可以说是时代培养。因为这是就大政方针方面立论，无可争辩。一涉及到人
事上，就应该名实相副。
比如说一位文艺刊物的编辑（我有两篇文章，都是谈的编辑），对于一位作家，无
论有多少费心之处，充其量也只能说是帮助，还说不上是培养。一位评论家，对一篇小
说，无论你的评论，多么及时，多么正确，其作用也不过鼓吹助兴，也谈不上栽培。
这里并不是贬低编辑或评论家的职责及其作用。老实讲，做到这样，已经很不容易
了，不然为什么有人竟把“培养”一词，送到你的名下呢？
一树、一禾、一花，立于天地之间，其成活生长之机半，其夭折死亡之机亦半。其
初生也，茕茕孑立，风摧之而雹毁之，洪水涝之而干旱蒸之。成材或不得成材，成活或
不得成活，除自然恩赐之外，自然也不能与人事无关。就不用说，当干旱之时，你引水
浇灌，当风霜之际，你设屏障护卫。就是你旁观侧立，不乘他人之危，效流氓之砍伐，
顽童之削割，对于一株植物来说，也算是恩高德厚，终生不能忘怀的了。
然而，小说的作者，又究竟不同于植物。他可以思想，也可以行动，可以进取，也
可以退却。他生存于世间，浮沉于社会。他是靠自己生活的根柢，思想的高度，观察的
能力，情操的修养，来完成他的作品，来完成他的使命的。别人对于他的影响，较之他
自己须作的努力，即奋斗不懈，百折不挠，深思熟虑，规模宏远，不为名利所摧折，不
被荣辱所埋没……
就微乎其微了。
这一篇，也可以说，就是我要写的《再论培养》。
1982年5月
佳作产于盛年
久居闹市，散步为难。时值春暮，偶有郊游之兴。至一桃园，与技术员交谈，得知
该园桃树移植已五年，正处于结果期，再数年，才到盛果期。闻之若有所悟。
回到家中，默默一想：桃子吃了多年，从没有想到它是什么期生长的。管理桃园的
人，是很盼望桃树的盛果期到来的。任何事物，都有一个盛果期，文艺创作也不例外。
又进一步想：鲁迅写《阿Q正传》，可以说是在他小说方面的盛果期；茅盾写《子夜》，
是在茅盾的盛果期。一个作家，当他已经有了一定时期的准备，例如生活积累的准备，
社会经验的准备，思想意识的准备，文艺修养的准备，大概他的年龄，也就到了壮年。
在这个年龄，创作出不朽之作，当然可以称之为盛果期了。
任何事物，当其盛年之时，都是令人羡慕的。生物尤其如此。草木之盛年，就不用
说了。盛年男女，即一个人的全盛阶段，其在形体上，仪态上，思想上，感情上，可以
说都达到了成熟，繁茂，热烈的极点。也最富于战斗、追求的信心和勇气。人到壮年，
青年时的主观幻想，已经与客观世界逐步融合，并形成自己的社会观和世界观。他们的
艺术技巧，经过前一阶段的锻炼，也逐渐成熟，正好用来表现他们所迫切要表现的社会
现实。
人的盛年期，是他在生活上、事业上的鼎盛之期，文艺工作，自不能例外。但绘画
书法，何以越到老年则越成熟呢？
绘画书法偏重技法，故能老而不衰。小说则不然。小说的生命，在于作家用他的世
界观，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反映。不幸的是，一个作家的世界观，到了晚年，常常变得消
极甚至虚无。
旧日的小说家，到了晚年，常常对人生作出消极的判断。
他们认为只有在青年朦胧之期，才有向往，才有追求，才有创造。人到晚年，就好
像捅破了糊窗纸，洞彻了人生的奥秘。
法国一位女作家说：人之一生，并不像你所想的那么好，也不像你所想的那样坏。
托尔斯泰晚年，对人生得出的结论是：
奋斗一生，所需不过六尺之地。就像海明威那样富于幻想、战斗、冒险的作家，最
后竟以毁灭自己，作为人生的结论。以这种思想作基础，写出的作品，其意义常常就不
及盛年之作了。而青年期之作，则又富于幻想，常与现实相违。所以说，小说佳作多产
自壮年。托尔斯泰的创作生活，持续得最久，但最受欢迎，最有社会意义的作品，也产
自他的盛年之期。
这只是就一般而言，具体情况，也因人而异。有的人一生华而不实，虽届壮年，也
在盛产，而终无佳作。有的人，虽已具备产生佳作的条件，而以客观原因，失去了这一
机缘。虽有这些情状，但我仍然认为：人的一生之中，青年时容易写出好的诗；壮年人
的小说，其中多佳作；老年人宜于写些散文、杂文，这不只是量力而行，亦卫生延命之
道也。
1982年5月5日上午
小说的精髓
好多年，很少看外国小说，但遇到文艺刊物上登有好的翻译小说，总想看看。并以
为在登创作的刊物上，经常介绍一些好的外国短篇小说，那是对于青年作者们很有好处
的。这点篇幅用得是有价值的，比为了凑字数多登一篇水平很低的创作，要好得多。
前两天收到《山花》，上面有一篇蒲宁的短篇小说，题名《乌鸦》。蒲宁为赫赫有
名的大作家，并得过诺贝尔奖金。但我过去读他的作品很少，今天就在手边，一口气读
完了。
《山花》介绍这篇小说，称之为手挥五弦的艺术，这是无可非议的。小说的艺术、
语言，都是可以借鉴的。但是，我读完了这篇作品，心里很不舒服，和平日读完一篇好
的古典作品，大不一样，这是什么缘故呢？例如说，他这一篇小说，就远远不如我去年
读的库普林的一篇给我的印象好，他俩是同时代人。
小说写的是父子两人，同时爱上了一个年轻的使女，父亲成功了，儿子失败了。儿
子——小说的第一人称，对他的父亲，连篇累牍地进行了挖苦、谩骂，把他描述成为一
只乌鸦。
任何小说，或任何艺术，不能把技巧游离出来，使之脱离它要表现的主题思想。小
说总是要把主题思想，作尽量的提炼，使之升华为高尚的、对社会人生有更积极的意义
的尺度。
这篇小说，在这一方面，是谈不上的。他写了四个人物，没有一个人物是可爱的，
或值得同情的，就连那个美丽的使女也是一样。
不是说，这种题材，在中国社会上就没有。但我们的作家就不是像蒲宁这种写法。
蒲宁写这个故事，目的是什么？是说明爱情是由财产决定的吗？如此写出一种社会现象，
就算完成了小说作家的使命吗？俄国其他古典作家，也并非这样做的。他没有塑造任何
形象，在反映这一社会现实、矛盾冲突中，给人以力量，给人以希望，给人以美好的感
受。他写得很熟练，但写得很肤浅，写成了父子间的争风。
年轻时，曾读过高尔基的一篇《在筏上》，题材与此有些类似，高尔基是在人物的
性格上和他当时所追求的那种雕塑般的“力”上，进行描写的。读后的感觉，是坚强有
力的。而蒲宁的这篇作品，给人的感觉是虚无的，没有是非的，没有希望的。这就是我
读过以后，感到不愉快的原因吧？也是蒲宁之所以为蒲宁吧？
在中国，这种题材，人虽称之为乱伦，并非不能写。汉唐的古老故事，不必说了。
《红楼梦》里写了宝玉和金钏的故事，更写了贾珍和秦可卿的故事，曹雪芹的手法高明，
剪裁得当，十分含蓄，几乎都用暗示。但艺术的思想，小说的情调，提炼得高。他手下
的人物，虽有情欲，虽有越轨，但大多数仍旧是可爱的、值得同情的，使人留恋的，是
寄希望于惩罚的。
蒲宁，作为艺术家，他这一篇作品，是缺少一点主要的东西的。这就是小说的精髓。
时代不同，作家的经历不同，所选择的生活道路不同，即产生不同的思想，不同的
人生观，因之产生对人生、社会不同看法、不同感情的艺术和小说。
作家如此，读者亦如此。
1982年6月27日清晨
小说与青年
小说与青年，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其主要关系，就是花钱买小说看的，绝大部分是
青年顾客。鲁迅是摸清了这个底的。他的小说，那时印一次，也不过一千来本。他就说
过，卖点书，全靠挤挤青年学生的腰包。
这是就经济基础来说。就意识形态来说，小说与青年的关系，就更密切了。
青年人正处在有为之年，也是富于幻想，勇于探索之年。
对于世界、社会、人生，他们的热情，他们的追求，是无穷无尽的，无止无休的。
而小说正是这种狩猎的场地，青年人剩余的时间、精力，都愿意投掷在这上面。
青年人心目中，有各式各样的问题，各式各样的憧憬，他们希望在小说中，找到答
案，找到目标。
青年人的思想是开发的，是先进的，能够引导他们的思想和活力的小说，对他们关
系至大。如果夸大一点说，这种关系，到头来常常能影响青年人的世界观，社会改革和
时代前进的方向。
“五四”时代的民主科学思想，反封建的思想；十月革命以后的社会主义思想，阶
级斗争思想；“九一八”以后的民族解放战争思想，都曾经以小说为途径，教育和引导
了中国广大的革命青年。
从青年中间产生的小说家，也是各个时代的主要作家力量，是文学刊物的中坚。历
史上著名的文艺刊物，如《小说月报》、《创造月刊》、《萌芽》、《北斗》、《文学
月报》、《现代》、《文学》、《中流》、《作家》……都是以刊载青年作家的作品为
主。他们的作品，是压倒一切的，无可争锋的。要办刊物，要想卖钱，没有代表当时进
步思想的青年作家的作品，是行之不远的。
就像大书店大报馆办的综合杂志，末尾都附一两篇文艺作品，如商务的《东方杂志》，
中华的《新中华》，开明的《中学生》，北新的《青年界》，《大公报》的《国闻周报》，
《申报》的《申报月刊》，都以稳健著称，也必须选登革命青年作家的作品，以广招徕，
表示进步。其威力之大，影响之广，回忆一下三十年代的出版界，印象是很清楚的。
青年人身处生活漩涡之中，对任何现实，各种事物，都是最敏感的，最关心的。他
们的作品能与广大青年读者的思想感情相通，也能迅速反映时代的精神，国家的命运。
这不是老一代作家所能与之抗衡的。
当然，每一时代，并不是所有的青年作家，都能代表前进的力量；也不是每一个青
年作家，都能够达到艺术上成功。
正因为如此，对青年作家的政治、思想引导，是个重要的问题。老年作家，如果行
有余力，最好做些文艺刊物的编辑工作，但最好不要当只挂空衔的主编。
1982年6月27日上午
小说与历史
人至老年，心力有限，则多务实，少幻想，失野心。在读书时，也愿读些有根有据
的东西，例如历史文献、各朝实录之类。不愿再读小说。
当然，历史与小说，是两码事。历史以史实为主，小说以才情为主。历史兼有才情
者，不过《史记》、《汉书》。欧阳修虽富于才情，但他所修史书，实在难与班马争锋。
小说兼有史实者，在中国较多，自《三国演义》以来，汗牛充栋。但佳作绝少，多半只
能称做通俗演义小说。
历史较小说，多可信之处，也不过相对而言。有些记述，经历了千百年，已无法与
当时实事相对证，大家只好认其为信史。不然，岂不成了历史虚无主义？班固的《汉书》，
史之上乘，文才史才，互不相掩；而且相映生辉。他的文章中，多形象描写。人物生动，
如在目前，语言对话，透露感情。虽小说亦难达其极致。如在韩信传记里，所述韩信倒
霉后情状：
信知汉王畏恶其能，称疾不朝从。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与绛、灌等列。尝过
樊将军哙，哙趋拜送迎，言称臣，曰：“大王乃肯临臣。”信出门，笑曰：“生乃与哙
等为伍！”……
后陈豨为代相监边，辞信，信挈其手，与步于庭数匝，仰天而叹曰：“子可与言乎？
吾欲与子有言。”豨因曰：“唯将军命。”
这样的文字，这样的描述，你说是历史，还是小说？
后人写历史小说，把这一情节采纳，不会像我照抄原文。
一定加以演义——即延长，添加其他枝叶。其结果，是画蛇添足，味道会冲淡很多。
读者还是选定历史，放弃小说吧。如果作家高明，只是源源本本，把这段文字，译为白
话文，写进小说，那就又谈不上是创作。
类似这样的文字，《史记》里也有很多，写得尤其有声有色。有时，我也怀疑，这
样的材料，司马迁和班固，是从何处得来呢？我们可以设想：一是故老传闻；二是国家
档案，包括审问、证词，别人交代的材料；三是史家推情度理，想当然之词。第三点是
应该排除的，因为如果是那样，这两本著作，还能够称做史书之冠首吗？
司马迁和班固，都是世袭的史官，家里存有大量原始材料。他们精心选择、剪裁，
并把自己专诚的心血投入进去，完美地表现历史人物的实际，因此得到了这样高的文字
效果。这是比较客观的结论吧？我们也只能做出这样的结论。
史书是历史现实的再现，现代小说是时代生活的再现，写法不同，而作家所作的准
备，专诚和热心，是一样的。
历史小说最难写好。太泥古，就只能是连缀故事，铺排典章。如剪裁取舍得当，仍
可不失历史真实。如任意挥洒，借古讽今，则易与历史失之千里，不能古为今用，成为
不今不古之物。
历史真实，难以在小说中再现，当今时代的面貌，就那么容易描绘吗？也不是的。
几十年来，我们常常听到，用“史诗”和“时代的画卷”这样的美词，来赞颂一些长篇
小说。
作为鼓励，这是可以的。但真正的“史诗”和可以称为画卷的作品，在历史上是并
不多见的。中国自有白话小说以来，当此誉而无愧者，也不过《红楼梦》八十回，《水
浒传》七十回而已。
有些小说，当时虽然受到如此高昂的称颂，但未隔数年，不满十载，已声沉势消，
失去读者。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或因政策过时，理论失据；或因时过境迁，真假颠倒；
或因爱憎翻变，美恶重分。总之，那种“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之作，就
从史诗和画卷的宝座上跌落下来了。
1982年6月29日
小说与电影
因为有病，我有很多年不出去看电影了。青年时我很喜欢电影，在北平当小职员时，
为了节省下买电车票的钱，我常从东单牌楼步行到西单牌楼的中央影院，去看电影。我
最喜欢阮玲玉的片子。在同口小学教书时，我的宿舍的墙上，张贴着一幅从画报上剪下
的，主演安娜·卡列尼娜的女明星的照片。
但直到目前，我对电影还是外行。我没有参观过制片厂，只是在北京一家医院治病
时，看见过在那里拍摄《女篮五号》的一些镜头，给我的印象是：当个电影演员也真不
易，要不惮其烦地听从导演的指挥，看起来远不如写文章自由。
除此以外，我对于这个新兴的艺术王国，就可以说是一个完全的无知之徒了。
五十年代，我还曾希望，我写的小说能搬上银幕。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愿望，慢
慢淡漠，终于消失了。
在我消失了这个愿望的时候，客观形势发生了变化，好像我写的小说，终于要改编
成电影了，而且不只一部小说。
这是令人感奋的，但我总是提不起兴趣来了。有人提出要改编，我说你改编吧，愿
意怎样改，就怎样改去吧。不要和我谈，也不要和我商量。因为我身体不好，不愿意掺
伙这些事。
有的改编者说：我们很喜欢你的小说的风格，我们一定保证你的风格，在这部片子
里，得到充分的理解和体现。我说：那太好了，你们去弄吧。
现在，我的有些小说，正在那里被改编着，有的被拍摄着。总之，谈这些影片能否
体现我的小说的风格，还为时过早。
但是，我总有个感觉：到这些影片放映时，我恐怕不一定能够去观赏，即使去看了，
恐怕也不一定就拍手称快吧。风格云云，那是很玄虚的问题，实在不好谈。
小说是语言的艺术，而电影则是仰仗科学技术成果的综合艺术。电影再现舞台剧，
美术作品，舞蹈音乐，都有其先天优胜的条件。唯独再现文学作品，则有其种种不易克
服的弱点。说不易克服，就是包括还可以克服的希望。
很早以前，我看过《静静的顿河》这部电影。其中再现男女主人公在向日葵地里相
恋时，电影画面里出现的向日葵，只有寥寥几棵，而且不像是生长的，像临时插上去，
作为布景的，给我留下了非常不真实的印象。我们知道，肖洛霍夫所描写的向日葵，场
面有多大，气氛有多么浓。因此，在这样一个单薄的背景下，无论男女主角相恋得多么
热烈，也提不起我的兴趣来了。因为丢失了这一场景所表现的小说里的原有风格。
与这次印象相反，我还看过电影《安娜·卡列尼娜》。在赛马那一个场面，渥伦斯
基掉下马来这一事件，是由在观看台上的安娜的面部表情表现的，表现得恰如其分。只
是这一个细微的地方，就可以说电影再现了托尔斯泰小说以心理描写取胜的风格。
所以说，电影能否再现小说的原有风格，并不是一句话就能做到的。编剧、导演、
演员的艺术修养，趣味，都要与原作取得协调融合，才可做到。而做到这一点，又谈何
容易！
我的小说，又缺乏戏剧性的情节，改编成电影，就更有其困难之处。所以，我总是
说：你去弄吧。鲁迅答复有人要改编《阿Q正传》时说：改编以后，就是别人的创作，与
他无关了。意思是说，小说与戏剧的艺术要求，不大一样，无妨各行其是。
当然我们不能设想：鲁迅或是曹雪芹，如果看到目前由他们的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
会作如何感想。只是说，小说和电影是两种艺术，硬把小说“搬上”银幕，就需要有一
番过硬功夫。
1983年10月26日下午
小说与题材
长期以来，因为提倡写工农兵，在小说题材上，遂划分为三大类。三分天下，但不
能形成鼎足之势。就数量而言，就成就而言，农村题材，有些偏重。而工业题材，则有
些偏轻。
进城以后，虽然对工业题材，提倡甚力，直到现在，仍不能改变这种比重，是什么
道理呢？
形成这种局面，不是人为的，而是中国革命的要求和中国革命的现实造成的。人民
的多数是农民，革命的力量，来自农民。民主革命之始，就看清这一点了。三次国内革
命战争，一次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都在农村进行，农民都是主力。知识分子与农
民结合，作家生活在农民中间，根深蒂固，源远流长。在文学方面，得到较多的反映，
得到较好的成就，这是不足为奇的。
当时的兵，也是来自农民，兵农几乎是一家。因此在文学方面，兵也就占有优先的、
重要的位置。写兵的作品，成就方面也就比较突出。而不少作家，在长期革命过程中，
本身就是一名战士。
工业与文学的关系，就比较复杂。在革命初期，我们就是号召作家进工厂的。但因
为种种原因，一开始，反映工人运动的小说，就带有浓重的公式化概念化的缺点。后来，
革命力量转入农村，这方面也就难以为继。进城以后，虽有不少工业题材的作品出现，
但也因为种种原因，这些小说常常缺乏吸引读者的力量，读起来使人感到狭隘和干巴。
困惑之余，有人想把工业题材扩展一下，提出了“城市文学”这个名目。我想：这
个名目正如与之相对的“乡土文学”一样，恐怕解决不了多少文学创作上的实际问题。
这样按城乡来区分文学，是不科学的，因此这个名目是站立不住的。文学本身不能作这
种划分和区别。
是的，自从南宋以来，文学史上有所谓市民文学。那是指文学作品的对象，并非指
文学创作的内容。市民文学说的是以市民为对象的文学，它可以包括各种题材，并非专
指写城市生活的作品。
文学不能以题材区分，题材对于文学，只是材料。题材也无所谓重要与不重要，更
不是创作成功不成功的先决条件。
道理本来是很简单的，显而易见的。不知为什么总是长期在那里纠缠。以中国四大
长篇名著为例：《三国演义》的题材是历史，《西游记》的题材是神话，《红楼梦》的
题材是贵族大家庭，《水浒传》的题材是梁山好汉。这就说明，题材各不相同，都可以
写成名著。小说成功，不在于题材，是应勿庸议的问题。
这四部小说，不管城市乡村，都能接受，都受欢迎。但如《儒林外史》，虽然也是
名著，在农村的流行，就要差一些。
这也不是因为它的题材是知识分子，是它的表现手法，还没有达到雅俗共赏的程度。
同样是农村题材，茅盾的农村小说，和赵树理的农村小说相比，它的读者群，可能
就小一些。这也是表现手法问题，不是艺术的高下问题。
就规模宏大来讲，可以称得起城市文学的，莫过于茅盾的《子夜》了，但并没有人
这样称呼它。《子夜》所写，也只是几个资本家，并非城市的全体。城市是很复杂的，
可写的东西本来是很多的。其所以迟迟不能产生伟大的作品，原因很多，并非把名目放
大，就可以解决问题。
1984年4月12日
小说与三角
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张资平是中国新文学中写三角恋爱小说的大家。他自己开设
乐群书店，小说一部接一部地出版，小说都用道林纸印，封面都是粉红色，然而，鲁迅
写了一篇杂文《张资平的小说学》，文末画了一个等边三角形，这位三角学者，马上销
声敛迹，一败涂地。
鲁迅的文章，虽然写得有力量，但要说有这样大的力量，也不是事实。张资平的破
灭，绝不是一篇批评文字造成的。是时代厌弃了他这类小说，是广大青年读者厌弃了他。
可以说，是时代的力量、进步的要求，冲击了这种无聊的、渣滓一样的作品。如果时代
没有使人向往的吸引广大青年奔赴前去的新的目标，那么，张资平的作品，就会继续有
销路，继续使一些感到无聊的青年人，陶醉其中。
自从革命的文艺兴起，人们都轻视三角恋爱的小说，认为那是廉价的不值钱的东西。
问题当然不在三角不三角，而在于小说的道德力量，社会意义，社会效果。《红楼
梦》里的宝、钗、黛，也是三角；
《安娜·卡列尼娜》里面也有；《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里面都有爱
情的三角追逐。但没有人说这些小说是三角恋爱小说。
文学事业，不在你写什么，而在你怎样写。同样的题材，效果会因人而异，有的能
点土成金，有的能点金成土。
现在，又有一些人，写三角恋爱小说了。有的是为写三角而制造三角；有的是不知
不觉走进三角的老框框。但手法低下，佳作不多，能赶上张资平的也很少。他们所写的
女主人公，在第一节，和甲对付对付；在第二节，又和乙凑合凑合；第三节又是甲，第
四节又是乙。而且恋爱进行得很缓慢，很疲塌，很没意思，一点儿也提不起读者的精神
来。据说这是一种从国外引进的新的手法。这可以说是这类小说的又一次失败。给一句
好的评语，可以说是：只有三角，而无小说；
给一句坏的评语，则是三角和小说，都不存在。
1984年4月13日
小说与色情
文艺思想，是哲学思想和传统道德观念的反映。中国封建社会的漫长历史，主要的
哲学思想是儒家的思想。此外则是道家和佛教思想。儒家重礼，道家清静无为，佛家要
出世。
这三种哲学思想，对于文艺作品中男女关系的描写，都是限制的，不是放任的；都
是含蓄的，不是露骨的；都是宁缺毋滥，不尚繁琐渲染的。
传统的道德观念也是如此，凡是越轨的行为，男女的交接、授受，都被看作是私奔，
野合。
因此，自古以来，中国文学作品里男女关系的描写，都很简单，都很规矩，可以说
是洁本。
但是，无论儒家、道家、佛教，都不能否认男女关系，即两性关系及其自然的要求。
特别是儒家，明确提出：食、色性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把两性关系的重要，
提高到与吃饭相等的程度，这证明古代圣人是非常通情达理的。
这样重要的人生关系，不在文艺作品中，得到充分的反映，在圣人看来，也是不自
然的，甚至是不合理的，不可能的。因此，把古代歌谣中的男女相慕之情，也作为神圣
经书的内容，任人吟咏。
儒家规定的男女关系是：节之以礼，不能淫乱。
历代封建王朝，都以儒家的哲学思想作为政治思想的基石。在立法行政上，体现了
这一原则。
古代的文人，都尊崇孔孟之道，所以在他们的作品中，有关男女关系的描写，都在
这一范围之内进行。小说亦不例外。
唐宋传奇，男女关系为主要内容，且多涉及闺房私事，然所描写也多是隐约的，即
不伤大雅的。如“三尺寒泉浸明玉”，“吃吃笑语”之类。
如果说，唐宋传奇的作者，都是有地位、身份的文人，他们是受了封建思想、旧道
德观念的束缚，没有突破礼教的勇气和胆量，也不一定是事实。他们如此下笔，是基于
他们的自觉，即自觉到文人的职责，作品的影响。他们尽心于艺术，忠实于生活，赋予
男女人物以更高尚更美好的形象。这种作法，在任何时代，都是应该提倡，应该受到尊
重的。他们描写色情，不是为了投合低级趣味，取悦庸俗读者。他们描写的色情，是艺
术化了的色情，是整体艺术的一部分。
露骨的色情描写，始自南宋的话本，至明而大兴。南宋偏安一隅，临安闲散人口太
多，这些说话人，像那些跟着行在卖酒醋的人一样，在三瓦两舍之间，讲些故事，卖艺
糊口，这些人并没有多少思想修养和道德修养，那些来听故事的游荡者，也不是到这里
来参加文学讲座。为了招徕顾客，为了拢住听众，为了多挣一些钱，说话人不得不在故
事中间，掺杂一些色情故事。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到解放前的北京天桥、天津南市、乡间
庙会。最近在一些文艺作品中，此风又有“复古”之势。
把大量色情描写，形成文字，写在书里，则是到了明朝时候的事。《金瓶梅》一书，
就成了典型。目前，自从发表了洁本《金瓶梅》出版的消息，竟然有那么多的人，欣喜
若狂，奔走相告，这其中，难道都是关心这部文学名著的文学爱好者吗？恐怕好奇者居
多数。
其实，把《金瓶梅》作为色情描写的典型，是不合乎事实的。比这部书淫秽得多的
书，明清以来，如过江之鲫。印刷精致，售价高昂，且多出口外国，但在国内很少流传，
甚至禁书目录上，也找不到。青年人当然不知其书名，更无论其作者。这些书，只能称
作淫书，不能叫做小说，更不是文学作品，社会自然地抵制了它的流传。
而这些淫秽之物，附着在一部文学名著——《金瓶梅》身上，成为它永远割除不掉
的赘瘤，限制了本身的传播，这实在是文学史上的一个奇怪现象。我们想象不出，这部
伟大著作的作者，为什么写进这些东西以自污。是为了畅销多得稿费？是为了使书成为
出版商追逐的热门货？显然都不可能。有人怀疑，这些东西，有些是作者写的，而大部
分是别人加进去的，也不无道理。
总之淫书是淫书，文学是文学，淫书不能成为文学。即使混在一起，也是应该分别
对待的。
中国其他几部著名的长篇，没有露骨的色情描写。《水浒传》写了几个淫乱妇女，
社会人情，都写得传情逼真，但还是很有分寸的，是文学。《红楼梦》写了各种人的男
女关系，包括贾琏、薛蟠的不堪情状，但还是化腐朽为神奇的笔墨，不能删除的。
我们习惯上把淫秽的文字，叫做色情。其实色也好，情也好，小说中总是避免不了
的，有时是重要的题材。问题是作者对待色情的态度，和描写时的艺术手法。旧小说中
的《汉杂事秘辛》，是明朝杨慎的伪作，可以说是赤裸裸地写了一个少女的体态，但令
人看来，还是一个艺术形象。所以说，作家的创作用心和艺术修养，是非常重要的。而
这两点，在色情描写上，最容易显示高低。
1985年5月3日
小说与劝惩
在八十年代，文学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之际，谈小说的劝善惩恶，未免被讥为老掉
牙的言论了。其实，任何民族，在其小说仍处摇篮状态之时，就与善恶二字，结下了不
可分割的缘分。《天方夜谭》如此，《十日谈》如此，中国的古老小说亦如此。
先谈中国吧。小说的原始形式为街谈巷议。谈议什么？无非是人和事，谈的是事实，
议的是是非，即善恶。先是谈一人一事，后来可能演变为一人多事，故事性就加强了，
或多人多事，故事就更热闹了，其中人物的是非，善恶的表现，也就更复杂了。这就出
现了长篇小说。
任何民族，因为生活的需要，也可以说是生活的总结，形成了本民族的道德观念，
用这一道德观念，去评论是非，维系人心，保持民族的团结，保证民族的发展。这种道
德观念，反映到政治上，当然也反映在文学上。
常常有人把文学的价值提得那样高，好像文学可以不受任何制约，自由腾飞。文学
不是受政治制约，而政治是受文学制约的，其目的何在，根据何在，这里不去探究，总
之不合乎历史规律就是了。
文学虽受政治制约，但不是说文学就不可以对政治有所批评，这种批评，也就是一
种劝惩。屈原，杜甫，就都曾这样做过。所以说，小说的劝惩，也是很广泛的，包括对
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
我们听说过：学而优则仕，但没有听说过，仕而优则文。
过去，学或是作文，都是为了做官，做官以后，就可以牧民，可以直接进行劝惩，
比做文章，拿拿捏捏，拐弯抹角方便得多了。
但文章的劝惩，究竟有它的特殊和独到之处，所以历代王朝，并不因其容易产生麻
烦，而废弃之。旧日文人，对于一般的事物，即平民百姓，惩劝时可以直抒胸臆，用不
着忌讳。对于涉及政治问题的事物，惩劝时，就不能直指，而要婉讽。就是婉讽吧，还
是容易惹麻烦。
于是聪明一些的文人，就去写小说。小说空间大，方面广，子虚乌有，容易使人谅
解。因此，弄来弄去，小说创作的数量，在任何民族，特别是目前，都居首位。
小说对现实生活进行劝惩，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必然有个认识问题和手段问题。
认识不真，则容易黑白混淆，是非不分，甚至善恶颠倒。“四人帮”时期的小说，都是
这样。
手段不高，则不能引人入胜，性格不鲜明，达不到惩劝的目的，而被人指为公式化，
概念化。
还有以惩劝为名，实际上不是隐恶扬善，而是隐善扬恶者，在历代小说中，并不占
少数。例如清平山堂话本中的《刎颈鸳鸯会》一篇，文前文尾都是劝人不要淫乱的，而
正文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赤裸裸地描写色情，其效果反而宣扬了淫乱思想。目前黄色
小报上的所谓小说，大都如此。
长期以来，凡写小说，都在前言后记中叙明，他这一部小说，是为了惩劝。就是像
《红楼梦》这样的作品，开场时也不得不加以这样的表白。这一方面是为了提醒读者，
更重要的是照顾国家的功令和传统的道德观念。《水浒传》明明是官逼民反，书名之上，
必加忠义两字。《金瓶梅》本来揭露社会黑暗污浊，必以主人翁不得其死为收场，以示
恶有恶报。甚至演为孝子报仇，才写这样的书等等。
这样一来，劝善惩恶就成为小说的一种标签。高手能超越之，以反映现实；低手就
以它为护符，写一些无聊的僵化的东西。
“五四”新文学运动，打破了这一框框，使小说获得新的生机。无论当时提倡的现
实主义或浪漫主义，都排除了表面的功利，向现实生活作更深的开掘和突进。小说的题
材和主题，都更广阔，更具备新的意义。但“五四”以来的小说，并不排除小说对人民
的鼓舞和教育的积极作用。它不过是从广义上去理解小说的劝惩罢了。
忽视小说对人民的熏陶教化的作用，把小说创作，看作是无目的，随心所欲的西方
现代派观念，是不足为训的，不符合中国小说的传统的。其实这种观念，也是虚伪的，
不过借此种理论，掩饰其另一种功利，达到另一种目的而已。
1985年5月4日
小说与武侠
现在所谓武侠小说，鲁迅在中国小说史中，称为侠义小说，在清朝一度很流行。
鲁迅说，这种小说，源出于南宋“说话”中的三国、水浒故事。南宋偏安一隅，人
民思念恢复，听众中间，散兵游勇，失业贫民很多，这些故事，和他们的心灵是相通的。
清朝初年，人民思念亡去的明朝，也怀念那些草泽中为恢复而斗争的英雄，这些故事，
也还能打动他们的心。但到清朝巩固了统治，平息了内乱，来听评书的人，都已经甘心
当臣仆，当奴才，往日的无业游民，多已经在平息叛乱中，建立军功，荣归乡里，再听
这些梁山故事，就有些心不在焉了。于是产生另一种侠义英雄，即“在民间每极粗豪，
而终必为一大僚隶卒，供使令奔走以为宠荣”的黄天霸式的人物。
就是这种人物，延续的时间也不长久，随着清朝的衰亡，外族的入侵，人民已经完
全没有心情再听这种故事了。
“五四”新文学运动，对这种小说，几乎没有进行什么扫荡，它就像镖行的没落一
样，自行消亡了。有些无聊文人，继续为之，读者也很少。青年学生，对这种小说，是
不屑一顾的。
历次农民战争，无论是陈胜、刘邦、朱元璋、李自成，他们的成功，都是发动广大
农民，其中将领，也多是从普通农民中显露提拔，很少有什么侠客。不是侠客，贩夫走
卒，屠狗之辈，也可成为英雄。至于会耍一些刀枪棍棒，在实战中间，能否取胜，还是
疑问，在新式武器面前，就更没有用武之地了。
经过太平天国、义和团惨痛的经验教训，使得朝野上下，懂得了封建愚昧的东西不
可恃，才换来对科学民主的追求和宣传，这就是晚清以来的启蒙运动。从政治、文化到
传统习俗上，进行了一系列的革命。
可是在八十年代，在中国大地上，忽然又刮起了一股武侠小说风，这是什么道理呢？
此风，先从香港电影传过来。香港这个地方，有人喜欢看这种影片，是不足为奇的。有
它特殊的历史和文化的原因。在内地，则是十年动乱，教育废弛，社会风气败坏。稍后
之时，这股风究竟助长了什么，迎合了什么，现在稍有理智的人，都已经看得很清楚。
这种小说，重新宣扬我们民族那些封建的、不科学的，甚至愚昧的东西。重弹这些老调，
迎合国内外低级趣味和好奇之心，这在晚清、民初，稍有民族自尊心的作者，也是不肯
干的，要遭到严正指摘的。但目前，却有一些人醉心于此。这确是一种反常倒退，使人
感到迷惑的现象。
侠义小说，本是一种民间文学，其传统为当场演说，后经名人润色，得成为文学名
著。《三国》、《水浒》，无不如此。
清朝的侠义小说如《七侠五义》、《儿女英雄传》等，也不失为优秀之作。前者系
艺人石玉崑讲稿，经学者俞樾重编。后之作者文康，也是深习此道的人。他们的作品，
都有浓重的评书韵味。后来也不断有作者，向这方面努力，号称通俗小说。以上作品，
都是为了适应文化较低的读者，向他们提供促进身心健康的读物。
回顾一下“五四”以来，仁人志士，呕心沥血，为新的文学事业，奠定的创作和批
评的路，使我们能够判断目前的这种混乱情况，不受迷惑。
中学时，读了一部《韩非子集解》，能够记得的词句有：
“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并不明白究竟什么叫做侠。后来听说《史记》用
大量的篇幅写了游侠，是因为司马迁感时伤世，借题发挥自身的愤懑，也找来读过了。
并见司马迁所写的游侠，都是丰满的血肉，社会的人物，并不像武侠小说里所写的，那
样浅薄、庸俗，甚至可厌。
我想，现在社会里，不会有武侠小说里的那种人物了，如果有，也只能是唐·吉诃
德式的了。
1985年5月9日
小说与批评
这里说的批评，不是当前的批评，是指金圣叹那种文字，也可以叫做评点或批点。
金圣叹以批西厢和水浒，名声大噪，还要批杜诗，没有卒业，就“无意中得之”地
掉了脑袋。
世界上的事很奇怪。谁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一个什么人，弄了点什么名堂，就
忽然名扬天下，妇孺皆知。金圣叹并没有留下什么别的著作，可就是在这两本书上，东
拉西扯地批点了一阵，就出了大名，成为“批点文学”的祖师。
有人说是他选择的书好，书是名著，批点自然也容易出名，是附骥尾的玩意儿。其
实不然。这两本书，在金圣叹之前之后，都有不少人批点过，别人的名声都没有他大，
可见他还是不同一般，有独到之处的。
说金圣叹是什么才子，当然不一定就恰当，如果说他是一个批点能手，也不能轻易
否定。
金圣叹原姓张，“文倜傥不群，少补长洲博士弟子员。后以岁试文怪诞黜革。及科
试，顶金人瑞名就试，即拔第一，补吴庠生。”
看来，他的八股文，起码是做得不错的，但比较怪诞。怪诞之文，考秀才不太合适，
但拿来批点小说，就别有意思，无怪出名了。
我们从他批点的两部书看，金圣叹的批点，至少有下面几个特点：
一、八股文的程式很熟练。
二、各种游戏文字，做得也得心应手。
三、《左传》、《史记》，以及佛教经典，确实认真读过，并从他的认识角度，有
所领悟。
四、对于社会生活，人情风俗，世态炎凉，他确实用心观察过，并有切身体会。在
批点小说时，触景生情，随事生发，是对小说的批评，也是对现实的揭示。把对社会生
活，和对现实的感受，发挥到对小说内容、小说人物的批点中，是金圣叹的特色所在。
五、对文字语言方面的知识，对文章的取舍、剪裁、简练、通达，等等要领，还是
懂得的，他的思路也活泼，手头也来得。
中国人读书办法很多，花招也不少。到了明朝，随着选家的兴起，在历代学者的注
疏、正义、详解、集释之外，又发明了评点。先是用于时文墨卷，后来及于戏曲小说。
评点简直成了读书人的一种学问，一种享受，一种癖好。因此金圣叹的别具风格的批点
一出来，就成为这一方面的宠儿。
要说金圣叹在这些小聪明，小玩意，小技巧之外，还有什么更大更多的东西，也不
可能。他没有什么进步的博大的思想，他的局限性很大，他所有的，只是当时士子的思
想，或者说是不太得意的士子的思想。他更没有抗清复明的或同情李自成、张献忠的思
想，他把这两个人视为流寇，深恶痛绝，他的被杀头，原来是个冤案。
清顺治十八年，皇帝晏驾，哀诏传到了姑苏，那里的官僚们举行“哭临”。一群秀
才为了驱逐一个征粮苛毒的县官，在文庙集众“哭庙”。当地巡抚以为是抗粮，是聚众
闹事，震惊了先帝之灵，上疏朝廷，文致其罪，酿成大狱。十几名士子弃市，财产籍没，
家属充军。
金圣叹并不是第一次被捕的，是后来牵连进去的，所以有“杀头至痛也，籍没至惨
也，圣叹以无意得之，不亦异乎”之语。当他初被逮至公堂时，“夹两夹，杖三十，圣
叹口呼先帝，大人怒曰：上初即位，何得更呼先帝，以诅皇躬耶？
掌二十，下之狱。”这时康熙皇帝已经继位了。这很像“文化大革命”时，出于好
心，高呼万岁，却不慎把名字喊错了一样，立时定为“现行反革命”。
以上史实、引文，都见于《哭庙纪略》这本小书。
老实说，金圣叹有些批语，是很有味道的，真可为读者助兴。例如《水浒传》林冲
火并那一段，他批道：“不是威胁，不是势利，不是小恩小惠，写出英雄泰山岩岩之象。”
就对人很有启发。
读古书，没有注读不懂，但必须是学者的注，否则不如白文。面壁十年，白文在案，
潜心默记，直至彻悟，终身不忘。自然不失为读书之一法，就是太苦了些。
至于读小说曲本，批注之有无，无关宏旨，自己领会最好。不过像金圣叹这样的批
点，还是可以保留。能做这种“学问”的人，恐怕越来越少了。
1985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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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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