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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散文
孙犁
 
关于《山地回忆》的回忆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我写了一篇短篇小说《山地回忆》，发表在上海的《小说》杂
志上。最近，有的地方编辑丛刊，收进了它。在校正文字时，我想起一些过去的事。
    自己的生平，本来没有什么值得郑重回忆的事迹。但在“四人帮”当路的那些年月，
常常苦于一种梦境：或与敌人遭遇，或与恶人相值。或在山路上奔跑，或在地道中委蛇。
或沾溷厕，或陷泥泞。有时漂于无边苦海，有时坠于万丈深渊。
    呼叫醒来，长舒一口气想道：我走过的路上，竟有这么多的险恶，直到晚年，还残
存在印象意识之中吗？
    是，有的。近的且不去谈它。一九四四年春季，经历了敌人三个月的残酷扫荡，我
刚刚从繁峙的高山上下来，就和华北联大高中班六、七位同事，几十个同学，结队出发，
到革命圣地延安去。这是一支很小的队伍，由总支书记吕梁同志带队。吕梁同志，从到
延安分手后，我就一直没见到过他。
    他是一位善于做政治工作，非常负责，细心周到，沉默寡言的值得怀念的同志。
    我们从阜平出发，不久进入山西境内。大概是到了忻县一带吧，接近敌人据点。一
天中午，我们到了一个村庄，在村里看不到什么老百姓。我们进入一家宅院，把背包放
在屋里，就按照命令赶快做饭。饭是很简单的，东锅焖小米饭，西锅煮菜汤。人们把饭
吃完，然后围在西锅那里，洗自己的饭碗。
    我有个难改的毛病，什么事都不愿往上挤，总是靠后站。
    等人们利用洗锅的那点水，把碗洗好，都到院里休息去了，我才上去洗。锅里的水
已经很少，也很脏了，我弯着腰低着头，忽然“嗡”的一声，锅飞了起来，屋里烟尘弥
漫，院子里的人都惊了。
    我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拿着小洋瓷碗，木然地走到院里，同学们都围了上来。据
事后他们告诉我，当时我的形象可怕极了。一脸血污，额上翻着两寸来长的一片肉。
    当我自己用手一抹，那些可怕的东西，竟是污水和一片菜叶的时候，我不得不到村
外的小河里去把脸洗一下。
    在洗脸的时候，我和一个在下游洗菜的妇女争吵了起来。
    我刚刚受了惊，并断定这是村里有坏人，预先在灶下埋藏了一枚手榴弹，也可以说
是一枚土制的定时炸弹。如果不是山西的锅铸得坚固，灶口垒得严实，则我一定早已魂
飞天外了。
    我非常气愤，和她吵了几句，悻悻然回到队上，马上就出发了。
    村南是一条大河。我对这条河的印象很深，但忘记问它的名字。是一条东西方向的
河，有二十米宽，水平的像镜子一般，晴空的太阳照在它的身上，简直看不见有什么涟
漪。队长催促，我们急迫地渡过河流。水齐着我的胸部，平静、滑腻，有些暖意，我有
生以来，第一次体会到水的温柔和魅力。
    远处不断传来枪声。过河以后，我们来不及整理鞋袜，就要爬上一座非常陡峭的，
据说有四十里的高山。一个姓梅的女同学，还在河边洗涮鞋里的沙子，我招呼了她，并
把口袋里的冷玉米面窝窝头，分给她一些，作为赶爬这样高山的物质准备。天黑，我们
爬到了山顶，风大、寒冷不能停留，又遇到暴雨，第二天天亮，我们才算下了山，进入
村庄休息。
    睡醒以后，同事们才有了精力拿我昨天遇到的惊险场面，作为笑料，并庆幸我的命
大。
    我现在想：如果，在那种情况下，把我炸死，当然说不上是冲锋陷阵的壮烈牺牲，
只能说是在战争环境中的不幸死亡。在那些年月，这种死亡，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接近寿
终正寝的正常死亡。同事们会把我埋葬在路旁、山脚、河边，也无须插上什么标志。确
实，有不少走在我身边的同志，是那样倒下去了。有时是因为战争，有时仅仅是因为疾
病、饥寒，药物和衣食的缺乏。每个战士都负有神圣的职责，生者和死者，都不把这种
死亡作为不幸，留下遗憾。
    现在，我主要回忆的不是这些，是关于那篇小说《山地回忆》。小说里那个女孩子，
绝不是这次遇到的这个妇女。这个妇女很刁泼，并不可爱。我也不想去写她。我想写的，
只是那些我认为可爱的人，而这种人，在现实生活中间，占大多数。她们在我的记忆里
是数不清的。洗脸洗菜的纠纷，不过是引起这段美好的回忆的楔子而已。
    “四人帮”派的文艺观是：不许人们写真人真事，而又好在一部作品中间，去作无
中生有的索引，去影射。这是一种对生活、对文艺都非常有害的作法。
    在一篇作品，他们认为是“红”的时候，他们把主角和真人真事联系起来，甚至和
作者联系起来。以为作者是英雄，所以他才能写出英雄；作者是美女，所以她才能写出
美女。并把故事和当时当地联系起来，拿到一定的地点去对证，荣耀乡里。在一部作品，
他们忽然又要批判的时候，就把主角的反动性，和真人真事联系起来，甚至和作者联系
起来，拿到他的工作地点或家乡去批判，株连亲友，辱及先人。
    有人说这叫“庸俗社会学”。社会学不社会学我不知道，庸俗是够庸俗的了。
    我虽然主张写人物最好有一个模特儿，但等到人物写出来，他就绝不是一个人的孤
单摄影。《山地回忆》里的女孩子，是很多山地女孩子的化身。当然，我在写她们的时
候，用的多是彩笔，热情地把她们推向阳光照射之下，春风吹拂之中。
    在那可贵的艰苦岁月里，我和人民建立起来的感情，确是如此。我的职责，就是如
实而又高昂浓重地把这种感情渲染出来。
    进城以后，我已经感到：这种人物，这种生活，这种情感，越来越会珍贵了。因此，
在写作中间，我不可抑制地表现了对她，对这些人物的深刻的爱。
    　　　　　　　　　　　　　　　　　　　1978年9月29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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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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