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说《蒿儿梁》的通信
繁峙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你们在八月三十日写给我的一封信，收到了。直到今日才能给你们复信，请原谅。
收到这封信后，使我深深地陷入年月久远的回忆中，有很多感想，一时整理不出一个头
绪，因此动笔倒迟了。
一九四三年秋季，我从《晋察冀日报》（我在那里编副刊）调到了华北联合大学教
育学院的高中班去教国文。这次调动，可能是李常青同志提议的，他那时任教育学院的
院长。
他曾在晋察冀北方分局宣传部负责，我自一九三九年到达边区以后，一直在他的领
导下工作。
到了高中班以后，本来那里的教员们有一个宿舍大院，但我一向孤僻，我自己在村
北边找了一个人家住下。别的记不得了，只记得在屋中间搭了一扇门板，作为床铺，每
天清早，到村边小河去洗脸漱口，那时已是晚秋，天气很凉了。当小河结了一层薄冰的
时候，开始了反扫荡。所谓反扫荡，就是日寇进攻边区，实行扫荡，我们与之战斗周旋，
这种行动，总是在冬季进行。
行军之前，我领到一身蓝布棉衣。随即爬山越岭，向繁峙县境转移。我们原住的村
庄，属于阜平。
不知走了多少天（那时转移，是左转右转，并非直线前行），在深山里的一个小村
庄，我们停下来。我的头发很长了，有一个人借了老乡一把剪刀，给我剪了剪。我就发
起烧来，脖颈和脊背的上部，起了很多水痘。我主观认为这是因为剪刀不净引起的，当
然也可能是其他原因引起的，而且很可能就是天花。我有一个学生，名叫王鑫郎，他是
全班长得最漂亮的，他在反扫荡中就得了天花，等到反扫荡结束，再见到他时，我简直
不认得他了。我因为幼年接引过牛痘，可能发病轻微罢了。
当时领队的是傅大琳同志，他是物理教员，曾经是南开大学的助教。他见我病了，
就派了一位康医生，一位刘护士，还有一位姓赵的学生，陪我到一个隐蔽而安全的地方
去养病。
说实在的，在我一生之中，病了以后得到如此隆重的照顾，还是第一次。不过，这
也是因时制宜的一种办法。在战争紧急之时，想尽一切办法，把人员分散开来，化整为
零，以利行军。
我们就到了蒿儿梁。所以说，你们信上说“养伤”，是不对的，应该说是“养病”，
因为我并非一个荷枪实弹的战士，并非在与敌人交火时，光荣负伤。有必要说明一下，
以正视听。
初到蒿儿梁，战争的风声正紧，这个兀立在高山顶上的小村庄，可能还没有驻过队
伍。又因为我们这支小小的队伍，一是服装不整齐，二是没有武器，三是男女混杂，四
是可能还没有地方领导机关的介绍信，在向村干部去要粮食的时候，遇到了不顺利。我
听说了以后，亲自到村干部那里去了一次。
我那时身上带了一支左轮小手枪。这支小枪，有一个皮套，像女人的软底鞋似的。
这是我初到路西时，刘炳彦同志送给我的。我系在腰里，只是充样子，一枪也没有放过。
直到一九四四年，我到了延安，邓德滋同志要随军南下，我又送给了他，这是后话。
可能是这支小枪起了点作用，我们弄到了一点莜麦面。也可能是我当时因又饥又乏
又有病，表现的急躁情绪，起了作用。当然，很快我们就和村干部熟识了，亲密得像一
家人了。
我们三个男的，就住在郭四同志家的一间小西房里，护士和妇救会主任住在一起。
这间屋子，我所以记得是西房，因为每天早晨，阳光射在我身旁的纸窗上，就会给正在
病中的我无限安慰和希望。屋子有一方丈大，土炕占去三分之二，锅台又占去余下的三
分之二，地下能活动的地方就很有限了。我经常坐在炕上，守着一个山西特有的白泥火
盆。火盆里装满莜麦秸火灰，上面一层是白色的，用火筷一拨，下面就是火，像红杏一
样的颜色，很能引起人的幻想。我把一个山药蛋按进灰里，山药蛋噗噗地响着，不一会
就熟了，吃起来香得很。
所谓医生，所谓护士，都是受几个月训练速成的，谈不上什么医术医道。我们只有
一把剪刀，一把镊子，一瓶红药水。每天，护士在饭锅里，把剪刀镊子煮煮，把水痘的
化脓处清理清理，然后用棉花蘸着红药水，在伤处擦一擦。这种疗法显然不太得当，所
以直到现在留下的伤疤，都很大，像一个个的铜钱。
我还写过一篇小说叫《看护》，也是记这段生活的。
康医生，有二十多岁，人很精明，医术虽然差些，但在经营粮草方面，很有办法，
我们在那里，不记得有挨饿的时候。后来他和我一同到了延安，同在一个学校，他还是
医生。
我记得他为我洗过一次肠，还有一次，我在延河洗澡，伤了脚掌，他替我敷过一次
药。现在不知他到哪里去了。
关于蒿儿梁的印象，都已经写在文章里，现在回忆不起更多的东西了。但那是小说，
不能太认真。其中的人物，自然有当时当地人物的影子，但更多的是我的设想，或者说
是我的“创造”。
但我听说郭四同志还能记起这件事，我是非常感动的，不只感谢他一家人当时对我
们的照料，也为他仍然健在，记忆力很强而高兴。他年纪也很大了吧？请转达我对他一
家人的深切的怀念之情。
在那样一个寒冷的地方，我安全而舒适地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冬季。我们可以想想，
我的家是河北省安平县，如果不是抗日战争的推使，我能有机会到了贵县的蒿儿梁？我
是怎样走到那里去的呢？身染重病，发着高烧，穿着一身不称体的薄薄的棉衣，手里拄
着一根六道木拐棍，背着一个空荡荡的用旧衣服缝成的所谓书包，书包上挂着一个破白
铁饭碗。这种形象，放在今天，简直是叫花子之不如，随便走到哪里，能为人所收容吗？
但在那时，蒿儿梁收容了我，郭四一家人用暖房热炕收容了我。而经过漫长的几经变化
的岁月，还记得我，这不值得感激吗？
这是在艰难的日子里，才能发生的事，才能铸成的感情。
我们在那里，住了两三个月，过了阳历年，又过了阴历年，才奉命返校。去的时候，
我们好像是走的西道，回来的时候，是从东边一条小道下山，整整走了一天，才到山根
下，可以想象蒿儿梁是有多么高。天快黑了，我看到了村庄庙宇，看到了平地，心里一
高兴，往前一跑。其实是一条小河，上面结着冰，盖着一层雪，一下滑倒，晕了过去，
身后的人，才把我抬进成果庵。这一段生活，我好像也写进了小说。
一九四八年冬季，我们集中在胜芳，等候打下天津。我住在临河的一间房子里。夜
里没有事，我写了《蒿儿梁》这篇小说，作为我对高山峻岭上的这个小小的村庄，生活
在那里的人们的回忆。
是的，时间已经过去四十年了。当时在一起的同志们，各奔一方，消息全无，命运
难测。我也很衰老了。人生的变化多大啊，万事又多么出乎意料？能不变的，能不褪色
的，就只有战争年代结下的友情，以及关于它的回忆了。
现在是夜里三点钟。窗外的风，吹扫着落叶，又在报告着冬天即将到来。蒿儿梁上，
已经很冷了吧？
祝
他们幸福！
孙犁
1982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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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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