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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维熙小说选》序
     
    如果我的记忆力还可靠，就是一九六四年的秋天，我收到一封没有发信地址的长信，
是从维熙同志写给我的。
    信的开头说，在一九五七年，当我患了重病，在北京住院时，他和刘绍棠、房树民，
买了一束鲜花，要到医院去看望我，结果没得进去。
    不久，他便被错划为“右派”，在劳改农场、矿山做过各种苦工，终日与流氓、小
偷，甚至杀人犯在一起。
    信的最后说，只有组织才能改变他的处境，写信只是愿意叫我知道一下，也不必回
信了。
    那时我正在家里养病，看过信后，我心里很乱。夜晚，我对也已经患了重病的老伴
说：
    “你还记得从维熙这个名字吗？”
    “记得，不是一个青年作家吗？”老伴回答。
    我把信念了一遍，说：
    “他人很老实，我看还有点腼腆。现在竟落到了这步田地！”
    “你们这一行，怎么这样不成全人？”老伴叹息地说，“和你年纪相当的，东一个
西一个倒了，从维熙不是一个小孩子吗？”
    老伴是一个文盲，她之所以能“青年作家”云云，不过是因为与我朝夕相处，耳闻
目染的结果。
    二年之后，她就更为迷惑：她的童年结发、饱经忧患、手无缚鸡之力、终年闭门思
过、与世从来无争的丈夫，也终于逃不过文人的浩劫。
    作家的生活，受到残酷的干预。我也没法向老伴解释。如果我对她说，这是特殊历
史条件下的特殊国情，她能够理解吗？
    她不能理解。不久，她带着一连串问号，安息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安息，这一点颇使远近了解我性格的人们，出乎意外。
既然没有安息，就又要有人事来往，就又要有喜怒哀乐，就不得不回忆过去，展望前景。
前几年，又接到了维熙的信，说他已经从那个环境里调出来，现在山西临汾搞创作。我
复信说：
    “过去十余年，有失也有得。如果能单纯从文学事业来说，所得是很大的。”
    同信，我劝他不要搞电影，集中精力写小说。
    不久，他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短篇小说《洁白的睡莲花》，来信叫我看，并说
他想从中尝试一下浪漫主义。
    我看过小说，给他写信，说小说写得很好，还是现实主义的。并劝他先不要追求什
么浪漫主义，只有把现实主义的基础打好了，才能产生真正的浪漫主义。
    再以后，就是我和他关于《大墙下的红玉兰》的通信。
    写到这里，本来可以结束了，但因为前些日子，为刘绍棠同志写序文时，过于紧迫，
意犹未尽，颇觉遗憾。现在就把那未了的文字，移在这里，转赠维熙，并补绍棠。
    在为绍棠写的序文中，我喊叫：要维护现实主义传统。究竟什么是现实主义传统呢？
一个现实主义作家，需要何种努力？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我
曾写了一个简单的提纲，在绍棠的来信之上：
    我以为，现实主义的任务，首先是反映现实生活。在深刻卓异的反映中，创造出典
型。不可能凭作家主观愿望，妄想去解决当前生活中的什么具体问题，使他的人物成为
时代生活的主宰。现实主义的作品，对于生活，对于人物，不能是浮光掠影的。作家在
创作这样一部作品时，其动机也绝不是为了新鲜应时，投其所好，以希取宠的。
    现实主义的作家，要有多方面的修养准备，其中包括在艺术方面的各种探求。经过
长时期的认真不懈的努力，才能换来发掘和表现现实生活的能力。因此，凡是现实主义
的作家或作品，都不会是循迹准声之作，都是有独创性的。
    另外，现实主义的作家或作品，都具备一种艺术效果上的高尚情操，表现了作为人
的可宝贵的良知良能，表现了对现实生活和历史事实的严肃态度。
    写到这里，真的完了。但还有一点尾声。直到今日，我和维熙，见面也不过两、三
次。最初，他给《天津日报》文艺周刊投稿，有一次到报社来了，我和他们在报社的会
议室见了一面。我编刊物，从来不喜欢把作者叫到自己家里来。我以为我们这一行，只
应该有文字之交。现在，我已届风烛残年，却对维熙他们这一代正在意气风发的作家，
怀有一种热烈的感情和希望。希望他们不断写出好作品。有一次，我写信对他说：
    “我成就很小，悔之不及。我是低栏，我高兴地告诉你：
    我清楚地看到，你从我这里跳过去了。”
    我有时还想到一些往事。我想，一九五七年春天，他们几位，怎么没有能进到我的
病房呢？如果我能见到他们那一束花，我不是会很高兴吗？一生寂寞，我从来也没有得
到过别人送给我的一束花。
    现在可以得到了。这就是经过他们的努力，不断出现在我面前的，视野广阔，富有
活力，独具风格，如花似锦的作品。
    1980年1月27日上午，收见维熙来信，下午2时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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