芸斋琐谈（一）
谈妒
“文人相轻”，是曹丕说的话。曹丕是皇帝、作家、文艺评论家，又是当时文坛的
实际领导人，他的话自然是有很大的权威性。他并且说，这种现象是“自古而然”，可
见文人之间的相轻，几几乎是一种不可动摇的规律了。
但是，虽然他有这么一说，在他以前以后，还是出了那么多伟大的作家和作品，终
于使我国有了一本厚厚的琳琅满目的文学史。就在他的当时，建安文学也已经巍然形成
了一座艺术的高峰。
这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文人之相轻，只是相轻而已，并不妨碍更不能消灭文学的
发展。文人和文章，总是不免有可轻的地方，互相攻磨，也很难说就是嫉妒。记得一位
大作家，在回忆录中，记述了托尔斯泰对青年作家的所谓妒，并不当作恶德，而是作为
美谈和逸事来记述的。
妒、嫉，都是女字旁，在造字的圣人看来，在女性身上，这种性质，是于兹为烈了。
中国小说，写闺阁的妒嫉的很不少，《金瓶梅》写的最淋漓尽致，可以说是生命攸关、
你死我活。其实这只能表示当时妇女生存之难，并非只有女人才是这样。
据弗洛伊德学派分析，嫉妒是一种心理状态，是人人都具有的，从儿童那里也可以
看到的。这当然是一种缺陷心理，是由于羡慕一种较高的生活，想获得一种较好的地位，
或是想得到一种较贵重的东西产生的。自己不能得到心理的补偿，发现身边的人，或站
在同等位置的人先得到了，就会产生嫉妒。
按照达尔文的生物学说以及遗传学说，这种心理，本来是不足奇怪，也无可厚非的。
这是生物界长期在优胜劣败、物竞天择这一规律下生存演变，自然形成的，不分圣贤愚
劣，人人都有份的一种本能。
它并不像有些理学家所说的，只有别人才会有，他那里没有。试想：性的嫉妒，可
以说是一种典型的“妒”，如果这种天生的正人君子，涉足了桃色事件，而且作了失败
者，他会没有一点妒心，无动于衷吗？那倒是成了心理的大缺陷了。
有的理论家把嫉妒归咎于“小农经济”，把意识形态甚至心理现象简单地和物质基
础联系起来，好像很科学。其实，“大农经济”，资本主义经济，也没有把这种心理消
灭。
蒲松龄是伟大的。他在一篇小说里，借一个非常可爱的少女的口说：“幸灾乐祸，
人之常情，可以原谅。”幸灾乐祸也是一种嫉妒。
当然，这并不是一种可贵的心理，也不是不能克服的。人类社会的教育设施、道德
准则，都是为了克服人的固有的缺陷，包括心理的缺陷，才建立起来并逐渐完善的。
嫉妒心理的一个特征是：它的强弱与引之发生的物象的距离，成为正比。就是说，
一个人发生妒心，常常是由于只看到了近处，比如家庭之间、闺阁之内、邻居朋友之间，
地位相同，或是处境相同，一旦别人较之上升，他就发生了嫉妒。
如果，他增加了文化知识，把眼界放开了，或是他经历了更多的社会磨炼，他的妒
心，就会得到相应的减少与克服。
人类社会的道德准则，对这种心理，是排斥的，是认为不光彩的。这样有时也会使
这种心理，变得更阴暗，发展为阴狠毒辣，驱使人去犯罪，造成不幸的事件。如果当事
人的地位高，把这种心理加上伪装，其造成的不幸局面，就会更大，影响的人，也就会
更多。
由嫉妒造成的大变乱，在中国历史上，是不乏例证的。远的不说，即如“文化大革
命”，“四人帮”的所作所为，其中就有很大的嫉妒心理在作祟。他们把这种心理，加
上冠冕堂皇的伪装，称之为“革命”，并且用一切办法，把社会分成无数的等级、差别，
结果造成社会的大动乱。
革命的动力，是经济和政治主导的、要求的，并非仅凭嫉妒心理，泄一时之忿，可
以完成的。以这种缺陷心理为主导，为动力，是不能支持长久的，一定要失败的。
最不容易分辨清楚的是：少数人的野心，不逞之徒的非分之想，流氓混混儿的趁火
打劫，和广大群众受压迫，所表现的不平和反抗。
项羽看见秦始皇，大言曰：“彼可取而代之也。”猛一听，其中好像有嫉妒的成分。
另一位英雄所喊的：“帝王将相，宁有种乎？”乍一看也好像是一个人的愤愤不平，其
实他们的声音是和时代，和那一时代的广大群众的心相连的，所以他们能取得一时的成
功。
1981年12月28日
谈才
六十年代之末，天才二字，绝迹于报章。那是因为从政治上考虑，自然与文学艺术
无关。
近年来，这两个字提到的就多了，什么事一多起来，也就有许多地方不大可信，也
就与文学艺术关系不大了。例如神童之说，特异功能之说等等，有的是把科学赶到迷信
的领地里去；有的却是把迷信硬拉进科学的家里来。
我在年幼时，对天才也是很羡慕的。天才是一朵花，是一种果实，一旦成熟，是很
吸引人的注意的。及至老年，我的态度就有了些变化。我开始明白：无论是花朵或果实，
它总是要有根的，根下总要有土壤的。没有根和土壤的花和果，总是靠不住的吧。因此
我在读作家艺术家的传记时，总是特别留心他们还没有成为天才之前的那一个阶段，就
是他们奋发用功的阶段，悬梁刺股的阶段；他们追求探索，四顾茫然的阶段；然后才是
他们坦途行进，收获日丰的所谓天才阶段。
现在已经没有人空谈曹雪芹的天才了，因为历史告诉人们，曹除去经历了一劫人生，
还在黄叶山村，对文稿披阅了十载，删改了五次。也没有人空谈《水浒传》作者的天才
了，因为历史也告诉人们，这一作者除去其他方面的修养准备，还曾经把一百零八名人
物绘成图样，张之四壁，终日观摩思考，才得写出了不同性格的英雄。也没有人空谈王
国维的天才了，因为他那种孜孜以求，有根有据，博大精深的治学方法，也为人所熟知
了。海明威负过那么多次致命的伤，中了那么多的弹片，他才写得出他那种有关生死的
小说。
所以我主张，在读天才的作品之前，最好先读读他们的可靠的传记。说可靠的传记，
就是真实的传记，并非一味鼓吹天才的那种所谓传记。
天才主要是有根，而根必植在土壤之中。对文学艺术来说，这种土壤，就是生活，
与人民有关的，与国家民族有关的生活。从这里生长起来，可能成为天才，也可能成不
了天才，但终会成为有用之材。如果没有这个根柢，只是从前人或国外的文字成品上，
模仿一些，改装一些，其中虽也不乏一些技巧，但终不能成为天才的。
谈名
名之为害，我国古人已经谈得很多，有的竟说成是“殉名”，就是因名致死，可见
是很可怕的了。
但是，远名之士少，近名之士还是多。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名和利又常常联系在一
起，与生活或者说是生计有关，这也就很难说了。
习惯上，文艺工作中的名利问题，好像就更突出。
余生也晚，旧社会上海滩上文坛的事情，知道得少。我发表东西，是在抗日战争时
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这两个时期，在敌后根据地，的的确确没有稿费一说。战士打仗，
每天只是三钱油三钱盐，文人拿笔写点稿子，哪里还能给你什么稿费？虽然没有利，但
不能说没有名，东西发表了，总是会带来一点好处的。不过，冷静地回忆起来，所谓
“争名夺利”中的两个动词，在那个时代，是要少一些，或者清淡一些。
进城以后，不分贤与不肖，就都有了这个问题，或多或少。每个人也都有不少经验
教训，事情昭然，这里也就不详谈了。
文人好名，这是个普遍现象，我也不例外，曾屡次声明过。有一点点虚名，受过不
少实害，也曾为之发过不少牢骚。
对文与名的关系，或者名与利的关系，究竟就知道得那么详细？体会得那么透彻吗？
也不尽然。
就感觉所得，有的人是急于求名，想在文学事业上求得发展。大多数是青年，他们
有的在待业，有的虽有职业，而不甘于平凡工作的劳苦，有的考大学未被录取，有的是
残废。
他们把文学事业想得很简单，以为请一个名师，读几本小说，订一份杂志，就可以
了。我有时也接到这些青年人的来信，其中有不少是很朴实诚笃的人，他们确是把文章
成名看做是一种生活理想，一种摆脱困难处境的出路。我读了他们的信，常常感到心里
很沉重，甚至很难过。但如果我直言不讳，说这种想法太天真，太简单，又恐怕扫他们
的兴，增加他们的痛苦。
也有一种幸运儿，可以称之为“浪得名”的人。这在五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末，几
十年间，是常见的，是接二连三出现的。或以虚报产量，或以假造典型，或造谣言，或
交白卷，或写改头换面的文章，一夜之间，就可以登名报纸，扬名宇内。自然，这种浪
来之名，也容易浪去，大家记忆犹新，也就不再多说了。
还有一种，就是韩愈说的“动辄得咎，名亦随之”的名。
在韩愈，他是总结经验，并非有意投机求名。后来之士，却以为这也是得名的一个
好办法。事先揣摩意旨，观察气候，写一篇小说或报告，发人所不敢言者。其实他这样
做，也是先看准现在是政治清明，讲求民主，风险不大之时。如果在阶级斗争不断扩大
化的年代，弄不好，会戴帽充军，他也就不一定有这般勇气了。
总之，文人之好名——其实也不只文人，是很难说也难免的，不可厚非的。只要求
出之以正，靠努力得来就好了。江青不许人谈名利，不过是企图把天下的名利集结在她
一人的身上。文优而仕，在我们国家，是个传统，也算是仕途正路。
虽然如什么文联、协会之类的官，古代并没有，今天来说，也不上仕版，算不得什
么官，但在人们眼里，还是和名有些关联，和生活有些关联。因此，有人先求文章通显，
然后转入宦途，也就不奇怪了。
戴东原曰：仆数十年来……其得于学者，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为一时之名，
亦不期后世之名。凡求名之弊有二，非掊击前人以自表襮；即依傍昔儒，以附骥尾。二
者不同，而鄙吝之心同。是以君子务在闻道也。
他的话，未免有点高谈阔论吧！但道理还是有的。
1982年4月25日晨
谈谀
字典：逢迎之言曰谀，谓言人之善不实也。
谀，是一向当做不好的表现的。其实，在生活之中，是很难免的。我不知道，有没
有一生之中，从来也没有谀过人的人。我回想了一下，自己是有过的。主要是对小孩、
病人、老年人。
关于谀小孩，还有个过程。我们乡下，有个古俗，孩子缺的人家，生下女孩，常起
名“丑”。孩子长大了，常常是很漂亮的。人们在逗弄这个小孩时，也常常叫“丑闺女，
丑闺女”，她的父母，并不以为怪。
进入城市以后，长年居住在大杂院之中，邻居生了一个女孩，抱了出来叫我看。我
仍然按照乡下的习惯，摸着小孩的脸蛋说：“丑闺女，丑闺女，”孩子的母亲非常不高
兴，脸色难看极了，引起我的警惕。后来见到同院的人，抱出小孩来，我就总是说：
“漂亮，这孩子真漂亮！”漂亮不漂亮，是美学问题，含义高深，因人而异，说对说错，
向来是没有定论的。但如果涉及胖瘦问题，即近于物质基础的问题，就要实事求是一些，
不能过谀了。有一次，有一位妈妈，抱一个孩子叫我看，我当时心思没在那上面，就随
口说：“这孩子多胖，多好玩！”孩子妈妈又不高兴了，抱着孩子扭身走去。我留神一
看，才发现孩子瘦成了一把骨。又是一次经验教训。
对于病人，我见了总好说：“好多了，脸色不错。”有的病人听了，也不一定高兴，
当然也不好表示不高兴，因为我并无恶意。对老年人，常常是对那些好写诗的老年人，
我总说他的诗写得好，至于为了什么，我在这里就不详细交待了。
但我自信，对青年人，我很少谀。过去如此，现在仍然如此。既非谀，就是直言
（其实也常常拐弯抹角，吞吞吐吐）。因此，就有人说我是好“教训”人。当今之世，
吹捧为上，“教训”二字，可是要常常得罪人，并有时要招来祸害的。
不过，我可以安慰自己的，是自己也并不大愿意听别人对我的谀，尤其是青年人对
我的谀。听到这些，我常常感到惭愧不安，并深深为说这种话的人惋惜。
至于极个别的，谀他人（多是老一辈）的用心，是为了叫他人投桃报李，也回敬自
己一个谀，而当别人还没有来得及这样去做，就急急转过身去，不高兴，口出不逊，以
表示自己敢于革命，想从另一途径求得名声的青年，我对他，就不只是惋惜了。
附记：我平日写文章，只能作一题。听说别人能于同时进行几种创作，颇以为奇。
今晨于写作“谈名”之时，居然与此篇交插并进，系空前之举。盖此二题，有相通之处，
本可合成一篇之故也。
谈谅
古代哲人、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在教人交友时特别强调一个“谅”字。
孔子的教学法，很少照本宣科，他总是把他的人生经验作为活的教材，去告诉他的
弟子们，交友之道，就是其一。
是否可以这样说呢，人类社会之所以能维持下来，不断进步，除去革命斗争之外，
有时也是互相谅解的结果。
谅，就是在判断一个人的失误时，能联系当时当地的客观条件，加以分析。
三十年代初，日本的左翼文学，曾经风起云涌般的发展，但很快就遭到政府镇压，
那些左翼作家，又风一般向右转，当时称做“转向”。有人对此有所讥嘲。鲁迅先生说：
这些人忽然转向，当然不对，但那里——即日本——的迫害，也实在残酷，是我们在这
里难以想象的。他的话，既有原则性，也有分析，并把仇恨引到法西斯制度上去。
十年动乱，“四人帮”的法西斯行为，其手段之残忍，用心之卑鄙，残害规模之大，
持续时间之长，是中外历史没有前例的，使不少优秀的，正当有为之年的，甚至是聪明
乐观的文艺工作者自裁了。事后，有人为之悲悼，也有人对之责难，认为是“软弱”，
甚至骂之为“浑”为“叛”，“世界观有问题”。这就很容易使人们想起，有些造反派
把某人迫害致死后，还指着尸体骂他是自绝于人民，死不改悔等等，同样是令人难以索
解的奇异心理。如果死者起身睁眼问道：“你又是怎样活过来的呢？十年中间，你的言
行都那么合乎真理正义吗？”这当然就同样有失于谅道了。
死去的是因为活不下去，于是死去了。活着的，是因为不愿意死，就活下来了。这
本来都很简单。
王国维的死，有人说是因为病，有人说是因为钱（他人侵吞了他的稿费），有人说
是被革命所吓倒，有人说是殉葬清朝。
最近我读到了他的一部分书札。在治学时，他是那样客观冷静，虚怀若谷，左顾右
盼，不遗毫发。但当有人“侵犯”了一点点皇室利益，他竟变得那样气急败坏，语无伦
次，强词夺理，激动万分。他不过是一个逊位皇帝的“南书房行走”，他不重视在中外
学术界的权威地位，竟念念不忘他那几件破如意，一件上朝用的旧披肩，我确实为之大
为惊异了。这样的性格，真给他一个官儿，他能做得好吗？现实可能的，他能做的，他
不安心去做，而去追求迷恋他所不能的，近于镜花水月的事业，并以死赴之。这是什么
道理呢？但终于想，一个人的死，常常是时代的悲剧。这一悲剧的终场，前人难以想到，
后人也难以索解。他本人也是不太明白的，他只是感到没有出路，非常痛苦，于是就跳
进了昆明湖。长期积累的，耳习目染的封建帝制余毒，在他的心灵中，形成了一个致命
的大病灶。心理的病加上生理的病，促使他死亡。
他的学术是无与伦比的。我上中学的时候，就买了一本商务印的带有圈点的《宋元
剧曲史》，对他非常崇拜。现在手下又有他的《流沙坠简》，《观堂集林》等书，虽然
看不大懂，但总想从中看出一点他治学的方法，求知的道路。对他的胡里胡涂的死亡，
也就有所谅解，不忍心责难了。
还有罗振玉，他是善终的。溥仪说他在大连开古董铺，卖假古董。这可能是事实。
这人也确是个学者，专门做坟墓里的工作。且不说他在甲骨文上的研究贡献，就是抄录
那么多古碑，印那么多字帖，对后人的文化生活，提供了多少方便呀！了解他的时代环
境，处世为人，同时也了解他的独特的治学之路，这也算是对人的一种谅解吧。他印的
书，价虽昂，都是货真价实，精美绝伦的珍品。
谅，虽然可以称做一种美德，但不能否认斗争。孔子在谈到谅时，是与直和多闻相
提并论的。直就是批评，规劝，甚至斗争。多闻则是指的学识。有学有识，才有比较，
才有权衡，才能判断：何者可谅，何者不可谅。一味去谅，那不仅无补于世道，而且会
被看成呆子，彻底倒霉无疑了。
1982年5月15日
谈慎
人到晚年，记忆力就靠不住了。自恃记性好，就会出错。
记得鲁迅先生，在晚年和人论战时，就曾经因把《颜氏家训》上学鲜卑语的典故记
反了，引起过一些麻烦。我常想，以先生之博闻强记，尚且有时如此，我辈庸碌，就更
应该随时注意。我目前写作，有时提笔忘字，身边有一本过去商务印的学生字典给我帮
了不少忙。用词用典，心里没有把握时，就查查《辞海》，很怕晚年在文字上出错，此
生追悔不及。
这也算是一种谨慎吧。在文事之途上，层峦叠嶂，千变万化，只是自己谨慎还不够，
别人也会给你插一横杠。所以还要勤，一时一刻也不能疏忽。近年来，我确实有些疏懒
了，不断出些事故，因此，想把自己的书斋，颜曰“老荒”。
新写的文章，我还是按照过去的习惯，左看右看，两遍三遍地修改。过去的作品这
几年也走了运，有人把它们东编西编，名目繁多，重复杂逻不断重印。不知为什么，我
很没兴趣去读。我认为是炒冷饭，读起来没有味道。这样做，在出版法上也不合适，可
也没有坚决制止，采取了任人去编的态度。校对时，也常常委托别人代劳。文字一事，
非同别个，必须躬亲。你不对自己的书负责，别人是无能为力，或者爱莫能助的。
最近有个出版社印了我的一本小说选集，说是自选，我是让编辑代选的。她叫我写
序，我请她摘用我和吴泰昌的一次谈话，作为代序。清样寄来，正值我身体不好，事情
又多，以为既是摘录旧文章，不会有什么错，就请别人代看一下寄回付印了。后来书印
成了，就在这个关节上出了意想不到的毛病。原文是我和吴泰昌的谈话，编辑摘录时，
为了形成一篇文章，把吴泰昌说的话，都变成了我的话。什么在我的创作道路上，一开
始就燃烧着人道主义的火炬呀。什么形成了一个大家公认的有影响的流派呀。什么中长
篇小说，普遍受到好评呀。别人的客气话，一变而成了自我吹嘘。这不能怪编辑，如果
我自己能把清样仔细看一遍，这种错误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此不慎者一。
近年来，有些同志到舍下来谈后，回去还常常写一篇文字发表，其中不少佳作，使
我受到益处。也有用报告文学手法写的，添枝加叶，添油加醋。对此，直接间接，我也
发表过一些看法。最近又读到一篇，已经不只是报告文学，而是近似小说了。作者来到
我家，谈了不多几句话，坐了不到一刻钟，当时有旁人在座，可以作证。但在他的访问
记里，我竟变成了一个讲演家，大道理滔滔不绝地出自我的口中，他都加上了引号，这
就使我不禁为之大吃一惊了。
当然，他并不是恶意，引号里的那些话，也都是好话，都是非常正确的话，并对当
前的形势，有积极意义。千百年后，也不会有人从中找出毛病来的。可惜我当时并没有
说这种话，是作者为了他的主题，才要说的，是为了他那里的工作，才要说的。往不好
处说，这叫“造作语言”，往好处说，这是代我“立言”。什么是访问记的写法，什么
是小说的写法，可能他分辨不清吧。
如果我事先知道他要写这篇文章，要来看看就好了，就不会出这种事了。此不慎者
二。
我是不好和别人谈话的，一是因为性格，二是因为疾病，三是因为经验。目前，我
的房间客座前面，压着一张纸条，上面就有一句：谈话时间不宜过长。
写文章，自己可以考虑，可以推敲，可以修改，尚且难免出错。言多语失，还可以
传错、领会错，后来解释、补充、纠正也来不及。有些人是善于寻章摘句，捕风捉影的。
他到处寻寻觅觅，捡拾别人的话柄，作为他发表评论的资本。他评论东西南北的事物，
有拓清天下之志。但就在他管辖的那个地方，就在他的肘下，却常常发生一些使天下为
之震惊的奇文奇事。
这种人虽然还在标榜自己一贯正确，一贯坚决，其实在创作上，不过长期处在一种
模仿阶段，在理论上，更谈不上有什么一贯的主张。今日宗杨，明日师墨，高兴时，鹦
鹉学舌，不高兴，反咬一口。根子还是左右逢迎，看风使舵。
和这种人对坐，最好闭口。不然，就“离远一点”。
《水浒传》上描写：汴梁城里，有很多“闲散官儿”。为官而闲在，幼年读时，颇
以为怪。现在不怪了。这些人，没有什么实权，也没有多少事干，但又闲不住。整天价
在三瓦两舍，寻欢取乐，也在诗词歌赋上，互相挑剔，寻事生非。他们的所作所为，虽
不一定能影响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但“文苑”之长期难以平静无事，恐怕这也是一个
原因吧？此应慎者三。
1982年5月28日晨再改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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