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堂读书记（四）
清代文献（一）
《办理四库全书档案》陈垣钞出，前有民国二十三年王重民所写叙例，国立北平图
书馆排印，线装二册。
办理四库全书，动议于乾隆三十七年，当时标榜的是“稽古右文，聿资治理”。要
求各地“及时采集，汇送京师”，首先购觅书籍的条件是：“历代流传旧书”。
紧接着，叫直隶、河南、山东三省，在“出产梨木之各州县，照发去原开尺寸，检
选干整坚致合式堪用”的刊书梨板。
但是，圣旨传下去以后，将近一年的工夫，“曾未见一人将书名录奏，饬办殊为延
缓”。申饬的口气还缓和，但点了近畿北五省，及“书肆最多之江浙地方”。要他们
“恪遵前旨，饬催所属，速行设法访求，无论刊本钞本，一一汇收备采”。
第一次传下圣旨，居然没有一人应声，你以为那些督抚州县，竟敢这样玩忽法令吗？
自然也不是他们能沉得住气。他们已经手忙脚乱，动起脑子来了。这对各级地方官来说，
是一次硬任务，他们自然而然地感到大的压力。在异族统治之下，经历康、雍两朝，一
沾文字、书籍上的事，他们是心有余悸的。但他们在这方面，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他们
明白，这是扰民的勾当，也休想在这件事上贪赏求功，只求无过好了。
先不要走在前头，那没有什么好处。看看别人怎么办，再说。
但是管理文化方面的官员，沉不住气，于是安徽学政朱筠，先报了一批书。
皇帝指出，也要“无关政要”的近代著作。对他老家奉天，却特别通融，说那里
“风俗淳朴，本少著述”，不必再行访购，以致徒滋纷扰。
乾隆三十八年，根据朱筠的条奏，拟定了采访遗书的章程，首先校核《永乐大典》，
辑录善本。并奉旨“将来办理成编时，著名四库全书”。
《永乐大典》藏在皇宫，即使缺失一些，可从一些名人家借补。民间的书，还是上
来得寥寥无几，且不过近人经解、论学、诗文私集数种。
乾隆三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奉上谕：“此必督抚等视为具文，地方官亦必奉行故
习，所谓上以实求，而下以名应，殊未体朕殷殷咨访之意。”“此必督抚等因遗编著述，
非出一人，疑其中或有违背忌讳字面，恐涉于干碍，预存宁略勿滥之见。
藏书家因而窥其意指，一切秘而不宣，甚无谓也。文人著书立说，各抒所长。或传
闻互异，或纪载失实，固所不免，果其略有可观，原不妨兼收并蓄。即或字义触碍，如
南北史之互相诋毁，此乃前人偏见，与近人无涉，又何必过于畏首畏尾耶！”
这一番话，不只有些提倡百家争鸣的气派，而且有点唯物辩证的历史观点了。但紧
接着就说，如果你们再不紧办，“将来或别有破露违碍之处，则是其人有意隐匿收存，
其取戾转不小矣”。
再一次点江浙诸大省的名，说那里著名藏书之家，指不胜屈。并“予以半年之限，……
若再似从前之因循搪塞，惟该督抚是问”。
命令两江总督，江苏、浙江巡抚，向各书贾客书船，探索各大藏书家书籍流落何方。
并称淮扬系东南都会，商人中颇有购觅古书善本者，而马姓家蓄书最富，派盐政李质颖
查办。
已经接近勒索了。在这种官府追逼威胁下，江南藏书家恐怖起来。四月，鲍士恭愿
以家藏书一千九百余种，上充秘府。
奉上谕，进到之书，缮写后，发回原书。并命总裁，先编出一部荟要本，放在摛藻
堂，供皇帝观览。
藏书家害怕，天一阁后人范懋柱等具呈，请“抒诚愿献”。奉上谕，“朕岂肯为之”。
七月，奉旨，调取各地学者邵晋涵、周永年、余集、戴震、杨昌霖来京，同司校勘。
并封官许愿。
八月，嘉奖纪昀、陆锡熊，“二人学问本优，校书亦极勤勉。考订分排，具有条理；
而撰述提要，粲然可观。均恩授翰林院侍读。”此为纪昀在这一工作中，崭露头角之始。
九月，调任一些过去犯过错误的学者，如翁方纲、刘亨地、徐步云在四库全书处工
作，免其处分。
十月，责成校对工作。四库全书，每日可得四十余万字，设有分校官三十二员。日
后，拟添派复校官十六员。
插曲：各地“捐献”书籍，正在热闹。有个山西人，名叫戎英，到四库全书处具呈
献纳自己的作品：万年配天策一本及天人平西策一本。遂即成为犯人，原审讯人判他
“因事生风，妄希耸听”，拟把他遣发乌噜苏木齐种地。奉旨，“将该犯家内，逐一严
查”。这简直是自投罗网了。
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初五日，奉上谕：“各省进到书籍，不下万余种，并不见奏及稍
有忌讳之书。岂有裒集如许遗书，竟无一违碍字迹之理？况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间
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诋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若此次
传谕之后，复有隐讳存留，则是有心藏匿伪妄之书。日后别经发觉，其罪转不能逭。”
以后办理四库全书的重点，就转移到审查和销毁违碍之书上去了。
清代办理四库全书，今日平心论之，有功有过，应该说是功大于过。这一措施，是
对中国文化的一次认真整理，其中包括政治上的清理。它对中国文化，当然是一次严重
的创伤，但并不是毁灭，并非存心搞愚民政策。它主要还是要保存、整理、传播文化。
并非不分青红皂白，全部横扫。它的整理工作，是经过周密计划，周密组织，投放的人
力很大，持续的时间很长，督课甚严，赏罚甚明。它用的人员大都是有真才实学的，当
时孚众望的，并由许多大员统领之。对于编辑、审查、校对、印刷、装订，都很考究，
积累很多宝贵经验。武英殿袖珍版的活字印刷术，在中外印刷史上，都大放光辉。
即就销毁而言，在书籍中究系少数，并有抽毁、全毁之别。此外，销毁的根据，是
违碍，是诋毁本朝。这种定罪法，还是有局限的，也可以说是具体的，这方面的书籍，
也是有限度的。并非提出海阔天空的口号，随意罗织任何书籍者可比。所用的是行政办
法，审阅者为学者，当然他们承天子之意旨，但也是经过反复研究讨论，然后才定去取。
并非发动无知无识者，造成疯狂心理，群起堆书而拉杂烧毁之。
尝思书籍之危，还不在历史上的焚书禁书，以及水、火、兵、虫之灾。因为书是禁
不住焚不完的，可收一时之效，过后被焚被禁的都会再出现。清朝禁书那么多，真正绝
灭的很少。最危险的，是像林彪、“四人帮”所为，以“革命”为旗号，利用军事政治
威力，迫使群众以无知为荣，与文化为敌。
当然这种做法，也只能是收效一时，人民总是需要文化的，能够觉悟的。
历史文化，为民族之精英、智慧的源泉。封建统治者，狃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
之的反动学说，错以为人民越愚昧，越好驱使，越能战斗，进而迷信愚民政策，妄图毁
灭历史文化，以延长其个人统治。把人民赶进黑暗的闸门，把学者挤到万丈的深渊，如
此做法，其结果是毁灭一个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是毁灭民族的创造力和战斗力。因
为文化长期落后，锁国政策破灭，一旦接触外界进步文化，就不能抵御，就迷信崇拜，
不能与之较量、战斗。雍、乾两朝大兴文字之狱，快一时之意，其实已使国家元气大伤，
统治能力，也迅速走向下坡路，几代以后，即不能存其国家。然在当时，这两位皇帝还
被誉为英明之主，这真是天知道了。
198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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