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堂读书记（八）
买《章太炎遗书》记
我先后购买的章氏遗书，计有：
一、《章太炎先生所著书》。上海古书流通处一九二四年石印，所据为浙江图书馆
校刊章氏丛书本。共二十册，有光纸，价十二元。其目录为：
《春秋左传读叙录》、《刘子政左氏说》、《文始》、《新方言附岭外三州语》、
《小学答问》、《说文部首均语》、《庄子解故》、《管子余义》、《齐物论释又重定
本》、《国故论衡》、《检论》、《太炎文录初编》、《补编》、《菋汉微言》。
二、《章氏丛书续编》。成都薛氏崇礼堂木刻本，共四册，价八元。其目录为：
《广论语骈枝》，《体撰录》、《太史公古文尚书说》、《古文尚书拾遗》、《春
秋左氏疑义答问》、《新出三体石经考》、《菋汉昌言》。
三、《章太炎先生家书》。中华书局一九六二年影印本。家书共八十四通，系与夫
人汤国梨之通信。
此外，还购有《章太炎年谱长编》。章志钓编，一九七九年中华书局版。此书以章
氏自订年谱为纲，系以各时期与章氏思想行动有关之资料，收罗丰富，编织有序。不只
从一个时代，反映出一个人物的风格，也从一个人物，反映出一个时代的面貌。此书上
下二册。
中学时，我买了一本《国故论衡》，可能是国文老师的介绍，是为读章氏著作之始。
当时是怎样读的，现在已经记不清，但没有读懂，是可以肯定的。因为就是现在我读起
此书，还是很吃力。当时，确是认真读过的，就像我那时读《费尔巴哈论纲》，英文原
本《林肯传》，严译《名学纲要》一样，是用一种硬啃的读书法。这种读书法，当时颇
具效力，好像是钻进书中去了。但印象不深刻，经过若干年，又都茫茫然。现在，购置
了以上书籍，通读能懂的也只有：《文录》、《菋汉微言》及《昌言》（这都是章氏对
弟子的谈话记录，多关于历史、人物、时事，文字比较通俗）、家书以及年谱。
章太炎二十三岁时，肄业诂经精舍，受德清俞荫甫（樾）教。曾国藩说过：李鸿章
拼命做官，俞荫甫拼命著书。
是当时知名学者。严格说，这是章太炎做学问之始，并从此得以成为朴学大师，享
名于后。朴学是清朝一种主导的学术，如果不是时局的影响，他可能一生从事这种书斋
中的工作。因为排满运动的兴起，他成为革命人物，辛亥革命以后，他又成为民国的元
勋，政治和学术的名望，同时有之。实际上，他只以学术文章见长，虽然好参与政治，
好谈政治，好作幻想大言，多不切于实际。所以在政治上，名望虽高，却并没有什么实
绩，也没有做成什么大官。民国以后，政局屡变，章氏言论态度亦屡变，甚至依附过军
阀吴佩孚和孙传芳。后来不能活动，就常常发通电表示政治见解，看来他是一生不甘寂
寞的。
章氏幼年即患有眩厥症。应童子试时，即因此病而未终场。他自己后来也常常提到：
“予少时多病”。眩厥是一种脑神经疾病，但并不影响读书、作文，且有时表现为灵敏、
激越，故章氏文章，锋利如削，有一种奇异色彩，此病理使然。
然此病有时兴奋易怒，有时沉郁寡言，显然不宜于理政，所以他虽热心政治，当权
者从未委他以重任。袁世凯不得已委他个东三省筹边使，他也没有做出多少成绩，很快
就辞职不干了。
章氏为文，好骂人，有些地方，看起来近似人身攻击。如骂吴敬恒：“善钳尔口，
勿令舔痈；善补尔袴，勿令后穿。”等语，当时称为名句。有一次，竟骂蔡元培为法国
人，非中国人。但对人对事，又像并无成见，时有改变，也不记私怨。为友为敌，常有
反复，这也是和他的性格有关的。
章氏好铺张，章士钊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章太炎好穿奇装异服，招摇过市。另有
记载，有一次，他到四川公干，买了一大条红布，制成一幅横标，雇两个人抬着，作为
他的前导，以壮行威。
此人很重道义，他为参与缔造民国，光荣牺牲的同志，都写了传记，并为他们请封
表扬。传记真实地记录了这些人的个性行迹，使我们可以看到清末民初那些志士仁人的
形象。如记邹容幼年好雕刻，狱中得弱症，章氏为其诊脉处方等情节，都有班马史传之
遗意。
他的学术，因为我不懂，姑且不论。章氏的文章，我以为辩才不及梁启超，然切实
过之；深湛不及王国维，然条畅过之。章梁文体，实为后来报章文字之先声，影响新闻
界至巨。他的著名文字，如讨满洲檄，我以为写得并不精彩，罗列罪状，有勉强凑数之
弊，文字也冗长造作，生动之笔太少。
与康有为论难的信，感情就充沛得多了。又好用古字，人多不识，这实际上是限制
了自己文字的流传。
文人逸事，热闹有趣者多，真实可信者少。章太炎大闹总统府一事，最为当时所乐
道。记载颇多，且加演义，以为章太炎如何英雄，袁世凯如何没有办法。其实，在那种
场合下，有办法的还是大总统，没办法的还是穷书生，他究竟是被拘留起来了。章氏自
记，就平实得多，晚年并称赞了袁世凯的肚量，证明章太炎是一个诚实的人，一个真正
的书呆子。
章氏晚年，受人馈赠，卖文章，为海上闻人如杜月笙的先人写碑传，为人所诟病。
其实这些都是小节，是情有可原的。他的爱民族爱国家的大节，至死是为人们所称道的。
他晚年，不承认甲骨文的真实和价值，这是鲁迅说的“专家之悖”造成的，也是情
有可原的。人一旦成为某一学术领域的权威，即不知不觉，把自己看成偶像。偶像是要
本能地排除自己所不知的新生事物的。
古人以能立功、立德、立言者，为名人。章氏有功于民国，虽无大德于民，然亦无
亏缺之处。至于言，煌煌大著，更无论矣。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大名人，固非投机取巧，
沽名钓誉者流可比。然名人都有时代的特点，为历史所铸造，与英雄同。当其一旦成为
名人，则追逐者日众，吹捧者日多，军阀官僚商贾皆争先利用之。或赠以高楼，或赠以
骏马。黄金不求自得，美女纷至沓来。于舆论优势之外，往往亦得实利。
本人亦以不同凡俗自居，人之阿谀，不以为怪，人之厚赠，以为应当。日久天长，
主观客观上，名存实亡，变成偶像。言行不顾，见利忘义，有些名人，遂成为不名誉之
人。名人既败，毁之者亦众，过去誉之者，必转而造谣，投井下石而后快。此名人兴衰
之通则也。
近世之名人，为数甚众，流品脚色亦甚杂，根基牢固者少，忽起忽落者多，求如章
氏之人品学术贯彻始终者，并不多见。我读他的著作，是怀着虔诚尊教之心的。
发愿写这样一篇文章，时间已有三年。参考书打开又放起，放起又打开，一直未得
成篇。此因过去读过的书，都已忘记，年老少精神，又不愿去翻检，知难而退。近日，
其他文章不好写，遂决心写出，然亦只是读书的印象断片，不得称为研究文字也。
1986年8月23日校讫并记
读《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附考。明方孝孺曰：“然予独有感焉，世之谓严酷者，必曰秦法。而
为相者乃广致宾客以著书。书皆诋訾时君为俗主，至数秦先王之过无所惮。若是者，皆
后世之所甚讳，而秦不为罪。呜呼，然则秦法犹宽也。”
耕堂按：方孝孺盖有感于明政之严苛也。附考引宋高似孙言论，意见与方氏稍合。
可谓皆独特之见矣。然汉以秦为严酷，魏晋以汉为严酷。屠沽负贩，起而革命，而严酷
如故，革不掉也。后世论前世事，矛盾往往易见。而在当时，恐不如此认识。书本为书
本，行政为行政耳。后人以某事断秦政宽，以某事断秦政严，皆出意想。必须根据史实，
全部考察，方能稍得其实际。然近代史实，尚不易弄清，历史公案，更难定矣！
《史记·吕不韦列传》：“《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
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
《桓谭新论》：“秦吕不韦请迎高妙作《吕氏春秋》。书成，布之都市，悬置千金，
以延示众士。而莫能有变易者，乃其文约艳，体具而言微也。”
唐马总曰：“暴于咸阳市，有能增损一字与千金，无敢易者。”
宋高似孙曰：“有能增损一字者与千金，人卒无一敢易者，是亦愚黔之甚矣。秦之
士其贱若此，可不哀哉！”
《郡斋读书志》：“时人无增损者，高诱以为非不能也，畏其势耳。”
耕堂按：从以上引文看，千金不能易一字之原因有二，即不能与不敢。不敢是畏不
韦当时的权势。不能，则一是文章为高妙之作，二是当时的秦士，都是愚黔之徒。然仔
细想来，这一个典故，恐怕只是一种传说，一种演绎。因为司马迁所作《吕不韦传》，
只说予以千金，并无下面的话。司马迁说予以千金，只是强调这一著作的不苟与当时对
待的隆重耳。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又说：“不韦迁蜀，世传吕览。”
后世学者以为吕览（即《吕氏春秋》），成于不韦为相之时，不韦迁蜀以后，不久
死去。何以能聚宾客著书，又何以能“悬之咸阳”。乃是司马迁的笔误驳杂之辞。其实，
这里说的只是“世传”，其意即吕不韦遭到不幸之后，其书反而得到世人的重视，与自
序上下文文意相通，不足为过也。
《吕氏春秋》一书，列入杂家，历史上不大被人重视。有人说是因为吕不韦名声不
好。我看，恐怕是因为这部书的编写体制不太通俗，每篇前冠以月令，初读时，叫人摸
不着头脑。其实里面好的东西很多，即以古代寓言故事而论，孟子、韩非子等书，以此
见长，而《吕氏春秋》，“察今”一篇中，即包含三则，无疑是一个大宝藏。且它所引
古书，多是秦火以前的旧文，其价值就更可贵了。
我过去有广益书局的高诱注普通本。后又购得许维遹集释本，线装共六册。民国二
十四年，清华大学出版。白纸大字，注释详明，断句准确，读起来，明白畅晓，真能使
人目快神飞。晚年眼力差，他书不愿读，每日拿出此书，展读一二篇，不只涵养性灵，
增加知识，亦生活中美的消遣与享受也。
1986年11月22日记
读《燕丹子》
——兼论小说与传记文学之异同
滕云同志送我一本他所选译的《汉魏六朝小说》。冬夜无事，在炉边读了一篇《燕
丹子》。《燕丹子》一书，我有光绪初年湖北崇文书局的百子全书本，为嘉庆年间著名
学者孙星衍集校，初未细读也。
《燕丹子》作者不详，旧题燕太子丹撰。据孙星衍序：
“古之爱士者，率有传书，由身没之后，宾客纪录遗事，报其知遇。”想来这部书，
也是太子的宾客所写。
孙星衍又说：“其书长于叙事，娴于词令，审是先秦古书，亦略与左氏国策相似，
学在纵横上说两家之间。”读过以后，觉得他的评价是很恰当的。
此书以记事为目标，原拟成为历史，然叙述夹杂一些传说及荒诞之事，遂为后人定
为小说。即使作为小说，因为它有坚实而动人的历史事实，再加上叙述之委婉有致，乃
成为古代小说之翘楚。
冬夜读之，为之血涌神驰，寒意尽消。周围沉寂，而心目中的秦廷大乱。此真正小
说佳品也，非泛泛者可比。乃取《史记·荆轲传》对读之，并记两书写法之异点如下：
一、《燕丹子》共分三卷，第一卷记麹武，第二卷记田光，第三卷才记荆轲。系一
人引出一人。而《史记》一开始就写荆轲，并同时写了与他有关涉的高渐离、盖聂、鲁
句践等。在《燕丹子》中，高渐离只是在易水送别时，露了一次面。《史记》则把他处
理成仅次于荆轲的一位侠义之士。
二、在细节中，除去孙星衍提到的：“《国策》《史记》取此为文，削其乌白头马
生角及乞听琴声之事，而增徐夫人匕首，夏无且药囊。”《燕丹子》还有荆轲赴秦时，
“夏扶当车前刎颈以送”，和“行过阳翟，轲买肉，争轻重，屠者辱之，舞阳欲击，轲
止之。”两个细节，为《史记》所无。
买肉这一细节，对小说很重要，因为表明荆轲在进行大事中间，不为小事所误的克
制精神。而司马迁或者认为，他前面已经写过两次荆轲的这种精神了，不再重复。这在
史裁上讲，也是应该的。
小说，一再重复，可加强人物性格和故事效果，但也要得当。《燕丹子》的处理，
还是得当的。
司马迁的《荆轲传》，现在通称为“传记文学”，然其本质仍为历史。所谓传记文
学，只是标明：司马迁的历史著作，同时具有文学的价值与功能。作为历史，选材就应
该更严格一些。荆轲刺秦，是一大悲剧。这一事件的失败，在当时是震动了千万人的心
灵的。并且关系到了对荆轲这一人物的评价。司马迁不能不找出其失败的原因：太子催
促太紧，荆轲没得与他等待的那位客同行，而与秦舞阳同行，荆轲在出发之前，就看出
这个人不行了。小说对于失败，则不必有结论，任人想象去好了。
三、《史记》没有采用燕丹子中的，用金子投青蛙，吃千里马肝，砍美人手等细节，
这是司马迁的高明之处。小说可以这样写，民间可以这样传说，作为人物传记，这些材
料，只会伤害荆轲的形象。
四、至于《史记》不采用燕丹子中的乌白头，马生角，是因为荒诞。不采用它的乞
听琴声，是因为虚构。乞听琴声的原文为：“秦王曰：今日之事，从子计耳。乞听琴声
而死。召姬人鼓琴。琴声曰：罗觳单衣，可掣而绝。八尺屏风，可超而越。鹿卢之剑，
可负而拔。轲不解音。秦王从琴声负剑拔之，于是奋袖超屏风而走。轲拔匕首掷之，决
秦王耳，入铜柱，火出燃。”
在那样紧张的局面下，间不容发，哪有这种闲情逸致，这等从容？当然是不可能的。
入铜柱，火出燃，却比《史记》所写，更为有声有色。
《史记》虽不采这两件事，但放在小说中，还是可以的，能引起人们的一些联想。
群众会这样想：啊，所以没有成功，是上了秦王的当呀！
五、《燕丹子》一书，就在这个地方终止了。《史记》却在荆轲刺秦失败之后，又
写了高渐离的不寻常的举动，又写了鲁句践感叹的话。使文末摇曳生风，更拨动了读者
怀古的思绪，增加了作品的悲剧效果。
耕堂曰：历史与小说之分野，在于虚构之有无。无虚构即无小说，正如无冲突即无
戏剧。然在中国，历史与小说，实亦难分。有时历史的生动，如同小说，有时小说的翔
实，超过历史。而历史家有时也从小说取材，小说从历史取材，则更为多见。但文体不
能混淆，历史事实，有时虽出人意想，不得称为小说；小说虚构多么合情合理，也不得
当作历史事实。
《燕丹子》与《荆轲传》，题材无出入，人物无等差，古人已因其有无虚构，判为
泾渭。文体虽不同，写作艺术，仍有高下之别。仔细推敲，《史记》的剪裁塑造必胜。
学者认为《燕丹子》成书于前，《史记》采摘之，亦未必然。要是秦汉之际，关于这一
次政治性大事件的记载，关于荆轲事迹的传述，不会是一种，而是多种。其中有事实，
有传说。事实有传闻异词，传说有夸张想象，记载有繁简取舍，不会一致。《燕丹子》
为其中之精粹完备者耳。
1986年11月29日
买《世说新语》记
我们知道，鲁迅先生不好给青年人开列必读书目，但他给许寿裳的儿子许世瑛开的
那张书目，对我们这一代青年，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我记得在进城以后，大家都
争先恐后地搜集那几本书。《世说新语》就是其中的一种。
我先在南市地摊上，买了一本启智书局铅印的本子，只有上册。这本书后来送人了。
不久我在南开区一家废纸店，买了一部四部丛刊黑纸本的《世说新语》。那时，四
部丛刊流落街头的很多，旧书店只收一些成套的白纸本，黑纸本无人过问，就都卖给废
纸店了。
这部书一共三册，我给他三角钱，他已经很高兴了。
四部丛刊本的《世说新语》，是影印的明袁氏嘉趣堂刊本，首页有袁褧写的序，他
说：
晋人话言，简约玄澹，尔雅有韵，世言江左善清谈，今阅新语，信乎其言之也。临
川撰为此书，采缀综叙，明畅不繁。孝村所注，能收录诸家小史，分释其义，训诂之赏，
见于高似孙纬略。余家藏宋本，是放翁校刊本。
目录后所附的高氏纬略说：
宋临川王义庆，采撷汉晋以来，佳事佳话，为《世说新语》，极为精绝，而犹未为
奇也。梁刘孝标注此书，引援详确，有不言之妙。
从以上两段引文，可见古人对此书的评价。这是当之无愧的。
后来，我又在天祥市场，买了一本唐写本《世说新书》。
是罗振玉印的，极讲究，大本宣纸。这是《世说新语》最古的本子，系长卷，分藏
四个日本人家，罗氏借来合印的。末附罗振玉手写的长跋，其中包括杨守敬初见此卷时
的题跋。
这个写本，后来附印在中华书局一九六二年影印的，宋绍兴八年，广川董棻，据晏
殊校定本所刻的《世说新语》的后面，当然是大大缩小了。这部书，我也购存一部，末
附宋人汪藻所作叙录，包括书名篇数考证，考异，人名谱名一卷。
我买唐写本时，并不是打算考证《世说新语》的源流，对于这种学问，我是一无所
知的。是为了习字。唐人写经，我已经有了几种，很喜欢这种楷法，这个写本，字更精
采，也大一些。
买来以后，我临写过两次。发见：这个写本，虽为考古家所重，当做字帖也很好。
如果当做书籍来读，就很费劲。抄写时，脱字、错字很多，很多地方，读不成句，或不
明其义。
此外，有些字的写法，也很特别，虽系古法，已不适用于今日。
唐时，书籍靠抄写，为人抄写经卷，是一种职业。但这些书手，只写得一手好字，
文化却不高明。抄写错漏之处，也不愿修改，因为那样一来，会使得卷面不干净，引起
主人的不满。如果主人再不察，随即束之高阁，那就只能以讹传讹了。
无论是晏殊校本，还是陆游校本（实际也是根据的晏殊校本，即董棻刻本），都是
在传写的基础上，经过整理的。古籍经过整理，总要进一步，但也要看整理者是什么人。
如果遇人不淑，不学无术，妄自尊大，那古书的命运就很难说了。
晏、陆二家，一代名宿，所校当然可靠。但四部丛刊本陆游跋语甚简略，并未说曾
经他校改。文字可疑之处，已经后人校出，列于书后。
四部丛刊本《世说新语》，虽系明刻，实际上重开宋本，仅次真迹一等，确是善本。
我现在阅读的，主要是这个本子。
我还从天津古籍书店，买过一部光绪十七年，湖南思贤讲舍刻的，经王先谦、叶德
辉校勘的本子，共四册。第一册多题跋、释名，各一卷，第四册多考证、校勘小识，引
用书目、佚文各一卷。材料多一些，但读起来，还是不如四部丛刊本醒目。
这部书，在书店翻阅时，标的定价是四元，当时我没买。
后来，请他们给我送来，书价已改为六元。临时加码，装入私囊，这是一些书商的
惯技，所遇已非一次，我只好任他敲了一下轻轻的竹杠，权当送他的车马费。
杨守敬跋唐写本云：
自规箴篇孙休好射雉起，至张闿毁门止，其正文异者数十字，其注异文尤多，所引
管辂别传，多出七十余字，窃谓此卷不过十一条，而差异若此。
这是考据家的发见，应该尊重，但与读书关系不大。后来的整理本，删去管辂别传
七十余字，是因为这一注文过长，有些文字与正文关联不大。其他个别字的差异，则因
为写本的遗漏或错误。如元帝过江犹好酒一条，末句：“酌酒一酣，从是遂断”。写本
作“酌酒一唾从此断”，显然不雅。远公在庐山一条，“执经登坐，讽诵朗畅”句，写
本脱“朗畅”二字，使句子不整。
像《世说新语》这类书，记载的是历史人物的言行，在古代，曾被列入史部，后来
才改为子部小说类。史评家刘知几，曾对这样的“史书”，作如下评论：
孝标善于攻缪，博而且精，固以察及泉鱼，辨穷河豚。嗟乎！以峻（孝标名——耕
堂注）之才识，足堪远大。而不能探颐彪峤，纲罗班马，方复留情干委巷小说，锐思于
流俗短书，可谓劳而无功，费而无当者矣（《史通》）
但真正的历史家，例如司马光，在他撰写《资治通鉴》时，却常常取材于这类“小
说”，读者信之，不以为非。
在古代，历史和小说，真是难分难解，能否吸取它的精华，全看自己的鉴裁眼光如
何。
《世说新语》这部书的好处和价值，已见开篇引文。为更使览者明确，再引鲁迅论
断：
《世说新语》，今本凡三十八篇，自德行至仇隙，以类相从，事起后汉，止于东晋。
记言则玄远冷俊，记行则高简瑰奇，下至缪惑，亦资一笑。孝标作注，又征引浩博，或
驳或申，映带本文，增其隽永。所用书四百余种，今又多不存，故世人尤珍重之（《中
国小说史略》）
我读这部书，是既把它当做小说，又把它当做历史的。以之为史，则事件可信，具
体而微，可发幽思，可作鉴照。以之为文，则情节动人，铺叙有致；寒泉晨露，使人清
醒。尤其是刘孝标的注，单读是史无疑，和正文一配合，则又是文学作品。这就是鲁迅
说的“映带”，高似孙说的“有不言之妙”。这部书所记的是人，是事，是言，而以记
言为主。事出于人，言出于事，情景交融，语言生色，是这部书的特色。这真是一部文
学高妙之作，语言艺术之宝藏。
虽是小品，有时像诗句，有时像小说梗概，有时像戏剧情节。三言两语，意味无尽。
这是中国一种特殊的文体，一种文史结合，互相生发的艺术表现形式。
人言东晋，清谈误国，是否如此，不得而知。统观此书，其谈吐虽冲远清淡，神韵
玄虚，然皆有助于世道人心之向善，即后记人物行止，亦皆备惩劝之功能，绝非虚无出
世之释道思想，所可比拟也。
此书尚有清代纷欣阁刻本，亦称善本，寒斋未备。
1986年12月20日记
买《流沙坠简》记
我忘记了从什么地方知道这部书，并为什么想要买它。鲁迅日记的书帐上，不记得
有没有这部书。有很长时间，我是按照他的书帐买书的。鲁迅曾经说过，罗振玉印的书
是很贵的。
六十年代初，我从北京中国书店，购进这部书。可能只是因为慕名，也因为有些闲
钱。书店的标签上定价是一百元，为甲等一级，可见其名贵，也是我藏书中价钱最高的
一种。
书共两函，三大册。乌青布套，封面为土黄色，这是象征流沙吧。纸是日本印书用
的宣纸，质地很好，国内是很少见的。罗氏的书，很多是在日本印行的。此书除图版外，
文字部分全部系书写上版，楷书庄严秀丽，两个序文的字体尤佳。第一册，扉页里面有
上虞罗氏宸翰楼印标记。罗序称：古简册出于世，载于前籍者凡三事：一、晋之汲郡：
二、齐之襄阳；三、宋之陕右。序末记宣统甲寅，实为一九一四年也。
次为王国维序。略考简牍出土之地：一为敦煌西北之长城（出土者为两汉之物）。
二为罗布淖尔北之古城（魏末以讫前凉之物）。三为和田东北之尼雅城等三地（古者汉
遗物，近者隋唐之际）。王序末无宣统字样，只书甲寅。
图版分三部：一、小学术数方技书。二、屯戍丛残。三、简牍遗文。
第二函两册，内容为考释及补遗，补遗考释，附录等。
以上，此书内容之大略也。
罗氏此书，虽根据英人斯坦因图版及沙畹考释，然为国内研究汉晋简牍之始。王国
维的序及先后考释，内容精确，行文严谨，功力甚厚，为后来研究此种学问者，开辟了
一条正确的道路。出土简牍的研究，主要在于汉代及以后的屯戍制度，王国维分为：簿
书、烽燧、戍役、禀给、器物、杂事六项。它涉及的是古代西北地理、军事设施及其沿
革。
然此书所得简牍甚少，后续有出土。一九三○年，在额济纳河流域黑城附近，发掘
出汉简一万余枚。建国后，用其中两千余图片，汇印为居延汉简甲编，我也买了一册。
精装大本，价三十元。与罗氏印书相较，书品风格，已大不相同。
陈梦家根据丰富的材料，写了不少研究木简的论文，后汇集为《汉简缀述》一书，
一九八○年中华书局刊行。我也买了一册。较之王国维，陈的考释，更为详细具体，研
讨方法，仍追踪王氏，行文则比较通俗。陈初为闻一多派诗人，后考订金石，一九六○
年，转治汉简，突飞猛进，成绩可观，然不久即惨死于十年浩劫。以诗人才华，退而考
古，终不免死于人事纷扰之中，与王氏同，二人先后以学者之身，死于非命，亦考古一
途之厄运也。读其书，不无戚戚之感。
《流沙坠简》一书，初到我家时，完整如新，想来也是爱书人所藏，大概也不经常
翻阅，上面连颗图章也没有。“文革”中被抄去，封套略有破损，发还后，我已修整过。
我对它，与其说是读书识字，不如说是欣赏印本。几十年来，不过打开过三次，这次是
为了写文章，恐怕是最后一次了。想在上面打个印章，想了想，还是前人的作法对，就
作罢了。
为了阅读它，我还从北京五洲书局，买了一本斯坦因西域考古记，向达译。这本书
里，有斯坦因窃取敦煌石窟宝物的详细记述。第十章，有关于这些木简出土的情况。在
这本书里，还可以看到，当这个外国人在我国西北行窃时，当地的官员、首领以及无业
游民，吸鸦片者，贪图小利，为洋大人所收买驱使，甚至主动帮忙的情景，贪婪、愚昧、
无知的心态。抚今而思昔，温故而知新。这当然是文字以外的书，题目以外的话了。
1987年1月10日写讫
买《宦海指南》记
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向外地函购旧书，达到了恣意滥买的程度。存书中竟有这样两
部：
一、《宦海指南》五种。包括：《钦颁州县事宜》、《佐治药言（续言附）》、
《学治臆说（续说附）》、《梦痕录节钞》、《折狱便览》。
二、《增广入幕须知》十种。包括：《幕学举要》、《佐治药言》、《续佐治药言》、
《学治臆说》、《学治续说》、《学治说赘》、《办案要略》、《刑幕要略》、《赘言
十则》、《办公八字》。
两部书内，有好几种是相同的。我既不想做官，也不想入幕，不知道为什么买了这
些书。
即使想做官入幕的人，这些书对他恐怕也没有什么用处，因为都是清朝时的文献。
不过，《佐治药言》和《学治臆说》，还有《梦痕录》的作者——汪辉祖，却引起我很
大的兴趣。从这里读到他的著作，我是很高兴，很有兴趣，很满意的。
汪辉祖，清乾嘉时，浙江萧山人。那一带的读书人，如果科场不得利，多改业佐幕，
就是后世所称的绍兴师爷。他的父亲，曾从事过这种职业，但很快就自动不干了，以为
“有损吾德”。汪辉祖青年时，在做官的岳父那里，看到那些幕僚们收入不错，可以养
家餬口，他也跃跃欲试。当他把这个愿望告诉家人时，他的祖母和母亲同声斥责他，不
要忘记父亲的遗言。汪辉祖郑重发誓以后，才正式当了幕宾。他先后在十几个州县官那
里当刑名师爷，工作了三十多年，写了《佐治药言》一书。晚年得中进士，自己也做了
一两任州县官，很快就退休了，又写了《学治臆说》一书。
他的《佐治药言》，当时就很有名，为人重视，因为都是根据他的见闻经验写作而
成，他的文字也很通达简练。
师爷一职，名声本来很坏。汪辉祖也自称，从事这种职业，是“寄人篱下，鸡鹜夺
食”。但这种职业，又关系人民的安危生死，至为重要。所以他根据这一行应有的职责
道德，著书立说，以教后人。
他的书，一直到清朝末年，还不断为州县官翻印，是有价值的政书。《梦痕录摘抄》，
是从他晚年所写的回忆录，摘取有关幕职的片断而成，所以也列在这类书籍之中。
耕堂曰：汪辉祖在当时，既非文化界名流，亦非思想界领袖，不过是州县的一个幕
僚。但他的著作，却不只受重视于当时，鲍庭博刻入权威性的《知不足斋丛书》，阮元
为之作序。而且被推崇于后世，及至民国，仍为胡适、周作人辈所搜求。汪氏著书之时，
不过是为了把自己从事这种职业的经验和见解，介绍给同业者或初习者，并非有意邀取
评论界的哄抬，或羡慕外国的奖金。当今之世，有文士焉，本无经历，亦乏学识，著书
立说，不为社会效益着想，不为读者身心立意，空设玄虚之境，念念巫祝之辞，企图惑
群招众，成立流派，自封教主，亦近狂矣。中华民族，并非如此等人所说的，那么愚昧，
那么封建。自古以来，中国人对文化对书籍，都是有选择的，有见解的。主要是看你的
书，是否实际，是否有用，是否引人向上。如果你写的书，内容无实际，所谈非经验，
读后使人昏暗沉沦，即使你虚作声势，亮出旗号，人民也是不买你的帐的。
中国人认为有用的书，必须：一、有义理。二、有辞章。
三、有事实。如果，你所写的书，与以上三方面，都不沾边，那就是无用的书，古
人所谓灾害枣梨的书。江辉祖得著书之说之道，故其书人称为有用之书。
任何工作从事久了，富有经验，都可以写成一部书。这部书如果写得好，就不只对
这一种职业有用，也会对其他职业有用。汪辉祖从事的职业目前已经没有了，但他的著
作，还是有用处的。
1987年2月20日
读《棠阴比事》
四部丛刊二集，有此书名，我没有买到零本。后来在天祥市场，遇到这一部清朝道
光年间朱绪曾仿宋刻本，花了两元五角钱，买了回来。书堆放在货架底层，封套破旧，
落满灰尘，想来是很久卖不出去的下脚货了。
原藏书人，不可考，好像是一个银行职员。他用来抄补缺断的纸，是营口中国银行
的簿记纸。他除抄录了残页的文字，还抄了知不足斋抄本的一个序文，夹在书内。书已
经修补重装过，到我手中，我又把开裂的页缝用薄纸粘连好，把封套刷净。
它还是很可爱的。因为书的底本，是黄荛圃的旧藏，真正的宋本。黄在为人家析产
时，在租簿中发见了它，当时即定为上等。后来到了他的手中，写有很长的跋尾，也刻
在这个本子的后面。
朱绪曾的刻本，无论版式、字体、纸张，一体仿宋，就连宋讳，也照样缺笔，对于
我这个没有见过宋版书的人来说，真是大开眼界了。
本书作者桂万荣，南宋时鄞县人，庆元二年进士，做过余干尉。他在序文中说：
“取和鲁公父子疑狱集，参以开封郑公折狱龟鉴，比事属辞，联成七十二韵。”就是先
以四字两句的韵语为一条目，然后分注一段有关折狱的故实。这些故实，都取材于宋人
的笔记、碑传，或宋以前的著作。现在看来，他拟定的这些韵语小标题，实在没有什么
特殊的意义。如果单独看，则不知所云；如果联系注文来看，又似乎多此一举。并且所
引事例，多系传闻小说性质，说对办案人有所启发则可，说是办案的准绳、龟鉴，则悬
殊太大，且太危险。如言八十老翁所生子，最怕冷，在日下无影子等等，几近于迷信无
知之谈。明人吴讷，为其删补，盖有因矣。
然此书历来被列入子部法家类著作之中，且被从政的人以及藏书家称为有用之书。
这是因为中国古代崇尚道理空谈之书，一提法家，就是商韩，真正的有关法律著作，流
传下来的太少。明清以前的刑律，只有一部唐律，较为完整。私家著述，有关这方面就
更少，只散见于一些笔记小说之内。而一成小说，则故事性、趣味性强；一成笔记，则
上下其手，出入其词。或自作聪明，主观想象，掺杂其间，以之为法制准则，其不可也
甚明。清代一些学者如孙星衍辈，注意及此，辑录校印一些旧文献，也很零碎，不足为
“法”。
这部书，我买来时没有仔细看，近日读了一遍，就像读其他笔记小说一样，没有什
么“法家”的感觉。
书分两册，正文只五十二页，而字如核桃大小，很快就读完了。
耕堂曰：司马迁有言：“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又说：“画地为牢，势不可入；削
木为吏，议不可对。”鲁迅有言曰：
“印书的合同，是明明白白的，但我不愿意到那些不明不白的地方去辩解。”乡谚
有云：“屈死不告状。”此为过去人民对政法之印象。法本为民而立，而民与之隔阂，
畏而远之。疑狱多而难明，由来久矣！
1987年2月26日写讫
读《李卫公会昌一品集》
进城以后，我买了不少丛书集成的零种书，其中包括一些政治家的文集。书籍发还
以后，我还住在小屋里，大书靠墙垒好，这些小型书本，就堆在方桌底下。那时与张君
同居。
一天我下班回来，张告诉我，她把那些小书都处理了。处理是很方便的，出门就是
一个废品收购站。我没有说什么，除去一些杂书，有几部成套的文集，也被处理掉了，
包括范文正公全集。都是很新的书，道林纸本。
惋惜之情，与日俱增。商务当年印的这些书，版本小巧轻便，印刷清楚，校对可靠，
断句可信。现在有些新印的古籍，前言说明根据的什么珍本，参校了多少善本。别的不
讲，只看标点，就错误百出，有的实在是笑话。书装订得很厚，是为省工；用纸粗糙，
是为了料贱，与商务印本相比，有今不如昔之叹。张君处理书，以书本大小为取舍，不
懂书的内容，因为她只读过一些唐诗宋词和外国小说。也可能只是为了走路方便，吃饭
时脚下清爽。
还好，床铺下面的没有动。这部《李卫公会昌一品集》，当时就屈尊在那里。
《李卫公会昌一品集》，丛书集成初编，据畿辅丛书本排印。不到三百页的书，却
分装四册，老年人读起来，轻巧方便，有不可言之妙。
李卫公就是李德裕，唐武宗时名相，新旧唐书均有传，传都写得很长，记其功业事
迹。
旧书卷一百七十四，史臣称赞他的“禁掖弥纶，岩廊启奏”时说：“语文章，则严
马扶轮；论政事，则萧、曹避席。”
评价很高。谈到他的缺点，则说：“不能泯是非于度外，齐彼我于环中。”这指的
是他同牛僧孺等人的朋党斗争。“与夫市井之徒，力战锥刀之末，才则才矣，语道则难。”
新书卷一百八十，对他的缺失，说得比较委婉：“宁明有未哲欤？”
道与哲，都是很玄妙的，很难捉摸，也就很难判断有无。
对历史人物，我们只能信任史书的论断评价。近人吕思勉著《隋唐五代史》，称李
德裕为人贼险阴狠。鲁迅在《唐宋传奇集·稗边小缀》中，也说这人最后流窜岭南，是
因为伤人太多，自食其果。鲁迅是从那篇传奇小说《周秦行纪》谈起的。
李的门徒写了这篇小说，署上牛僧孺的名字。小说是自述体，内容不止对当今皇帝
大不敬，主人公并于冥冥之中，与前代皇后杨贵妃结合。然后，李德裕作《周秦行纪论》，
咬牙切齿，罗织罪名，落实到牛的身上，欲置之死地而后快，那文字真可以说是带有血
腥味道。
奇怪的是，这篇小说，一直署着牛僧孺的名字，流传下来。当时皇帝，并未追究此
事，牛本人也不曾辩诬自解，遂成为文学史上一桩奇异公案。这是因为，李党的这种栽
赃做法，手段和目的太明显了。皇帝不会相信，读者也不会相信的。
小说写得确实好，为历代文学史家们称许。在当时可以说是富有开拓精神，并闯入
了一个禁区。使人又奇怪的是，作者既有这般才能，为什么不自行创作，却去干这种事？
为什么除此以外，又别无作品流传，却把版权白白送给了敌手？
李慈铭在他的日记中说，唐代的传奇小说，多是考不中进士，或考中进士而穷极无
聊的人所为。故多荒唐之言，并好造作、揭露他人阴私。这当然不能一概而论。
我现在读的一品集目录中，原有这篇小说和李德裕的《周秦行纪论》，都为编者删
去。注云：朋党之见，不足示后。
盖为乡贤讳也。李德裕是赵郡人。
古代的所谓朋党，大概就是政见相同的集团；其间的斗争，就是政见不和吧？
李德裕在《论侍讲奏孔子门徒事状》一文中说：“西汉刘向云：昔孔子与颜回、子
贡，更相称誉，不为朋党。禹稷与皋陶，转相汲引，不为比周。何则？忠于为国，无邪
心也。”
在《朋党论》中，他又说：“治平之世，教化兴行，群臣和于朝，百姓和于野。人
自砥砺，无所是非，天下焉有朋党哉！仲长统所谓：异同生是非，爱憎生朋党，朋党致
怨隙是也。”
这些见解、说法，都是无可挑剔的。实际斗争起来，剑拔弩张之际，恐怕就做不到，
甚至反其道而行之了。唐宋以来，朋党间的斗争，得势者都是把对手流窜得越远越好。
耕堂曰：今读李卫公失意后所作诗文，亦多悟道之言。岂人之一生，穷极潦倒之时，
则与道近；而气势焰盛之时，则与道远乎！
1987年5月1日写讫
读《求阙斋弟子记》
一
求阙斋，系曾国藩斋名，撰者王定安曾供职他的幕中，小有文名，过去提到的《湘
军记》，也是他的著作。文师桐城，对自己的史才，也颇自负，实际上并不高明，但史
法还是可以看出一些来的。这部书，实际上是曾国藩的传记资料。
据扉页，此书光绪二年，刊于都门，板存硫璃厂东门桶子胡同龙文斋。李鸿章题署。
书价十六元，购自何地，已不能记忆。白粉连纸印，刻工不精，笔画时有错乱，京
板之通病。有七千卷书楼孙氏记印章，朱、黄二色断句，通读到底，可谓用功之士矣。
全书共十六册，三十二卷。分《恩遇》，《忠谠》，《平寇》，《剿捻》，《抚降》
（李世忠），《驭练》（苗沛霖），《绥柔》（包括天津教案），《志操》，《文学》，
《军谟》，《家训》，《吏治》，《哀荣》等节。
此书购于读太平天国史料，兴趣正浓之时，然书到较迟，不久即逢浩劫，未及细读。
今又检出，心情已非往日。太平天国史料，多已束之高阁，兴趣已成过去。写来写去，
读来读去，所谓天国之梦，不过惊醒于“自相残杀”四字而已。非曾氏兄弟之功业也。
当金田骚动之时，天主耶稣，本非中国之物，塾师炭夫，亦非群众景仰之人，何以
登高一呼，万夫云从？此因人民深陷水火，求生之念甚切，亟思有人拯救，并不顾及前
途吉凶，到底如何。遂于短期之内急转直下，掩有半部江山。曾、左之徒，初以封建道
统，号召地主子弟反抗异端，而旷日持久，未见成效。终以天国内讧，乃告功成。此非
曾、左封建道统之胜利，乃洪杨本身封建道统之胜利也。历史如此嘲弄人民可不知畏乎？
今读此书，《平寇》一节，略而不读，从《剿捻》开始。
由弟子记其先师言行，成为著述，古代多有。《论语》就是一部弟子记。但像《求
阙斋弟子记》这样卷帙浩瀚的书，还是少见的。这是因为曾国藩去世不久，威名未消，
他手下文武，仍在掌权。把老师的文功武略，弄得冠冕一些，大家的脸面，都会增添光
彩。
曾国藩对付太平军，是用深沟高垒，长期围困的办法。对付捻军的办法，则经过几
次改变。最初，鉴于僧格林沁的惨败，他向皇帝疏奏：他本人不能骑马，不能像僧亲王
那样，身不离鞍，昼夜穷追。他主张用重镇堵截的办法，并说这是他的所长。然而他的
措施并不见效，引起朝廷的不满，有的御史还上折子，请求对他“略加贬抑”，朝廷虽
然没有采纳，但对他的态度，已经远不像“发逆”未平时那样倚重了。
后来，他又采用追、堵并重的办法，收效也不大。捻军之败，还是败在潘鼎新属下
的洋枪队上，正像帝国主义参与其间，遂使太平天国失利一样。
捻军的马队，实在厉害。王定安描述道：
然旋灭旋起，且益狡悍。每侦官军至，避走若不及，或穷追数昼夜，乃反旗猛战，
以劲骑分两翼，抄我军马。
呶人，慓，疾如风雨，官军往往陷围不得出。贼尤善用长锚，巨者逾二丈。我军以
枪炮轰击，贼马闻枪声，腾扑愈猛，瞬息已逼阵，枪不得再施。又喜以一步挟一骑，为
团阵滚进，官军以此益畏之。
曾国藩屡次承认，官军的马队，远不及捻军。不过他提出的清圩政策，确实给捻军
造成了很大的困难。王定安写道：
自捻逆扰乱以来，据蒙亳村堡为老巢，居则为民，出则为捻，若商贾之远行，时出
时归。其回窜也，皆有莠民勾引。
清圩以后的情形，则是：
厥后任赖由泗宿入怀远，牛烙洪由永城入亳州，皆欲回巢，纠党装旗。各圩寨闭门
与贼绝，贼徘徊怀远，几及一月，卒不得逞。从此贼遂四出不归，以迄于灭。
但是，曾国藩的“剿办流寇，原不可以无定之贼踪，改一定之成局”的老成持重的
主张，因师老无功，朝廷不再耐烦，就叫李鸿章把他换掉了。
同治七年正月，西捻首领张总愚，从陕西转战到京畿以南，雄县一带。京师戒严，
清廷大恐，几乎把全国得力的将领都调来会剿。左宗棠到了定州，他向皇帝疏陈的方略
中，也有一段对捻军的描述：
臣维捻匪惯技，在飘忽驰骋，避实乘虚。始犹马步夹杂，近则掠马最多，即步贼亦
均乘马。临阵则步贼下马，挺矛攒刺，而骑贼分剿官军之后。其乘官军也，每在出队收
队，行路未及成列之时。遇官军坚不可撼，则望风远引，瞬息数十里，俟官军追及，则
又盘折回旋以疲我。其欲东也，必先西趋；其欲北也，必先南下。多方以误我……
从以上所引，可略见当时捻军之声势，军容，战术，以及进止聚散的情形。此次，
捻军曾打到我的家乡安平、深泽、深县、饶阳一带，给当地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幼
年还听到母亲讲“小阎王造反”的故事，当时不知小阎王是谁，现在才知道是张总愚的
绰号。
那么多马队，驰骋在大平原，可谓壮观。闭目凝思，宛如再现。故乡近代，凡经战
争逃难生活三次：一即小阎王造反；二义和团抗击洋人；三抗日。前二次，母亲一辈经
历之。
1987年8月26日记
二
王定安撰写的《求阙斋弟子记》中的《家训》部分，实际就是我们常见的《曾文正
公家书》，不过免去了上下款及年月日。分为《寄诸弟》、《寄弟国潢》、《寄弟国华》、
《寄弟国荃》、《寄弟贞干》、《谕二子》、《谕子纪泽》、《谕子纪鸿》。所收亦略
少，只有薄薄一册。
中国自古以来，有很多家书、家训行世。然多流传不广，有些只存在自家的祠堂中。
曾国藩的家书，却不得了，流传了几十年，差不多读书人家，都会有一部。因为他是近
代“闻人”，官职又高，他的思想，为封建统治者所推崇，儒学子弟所信仰。五四以后，
才逐渐冷落下来。但在一部分家长心中，还认为是教育子弟的必读之书。
我上中学的时候，父亲寄给我一部《曾文正公家书》，是大达图书公司的排印本
（即当时所谓一折八扣书）。父亲还附了一封信，大意是：他幼年家贫，读书不多，今
以此书授我，愿我认真阅读。信写得很带感情。我年幼不懂事，那时正在阅读革命书籍，
对曾国藩等人很反感，且甚瞧不起大达印的书。随即给父亲回了一封信说：以后不要再
买这种书，这种书在保定街头，到处都有，没有人买……我想父亲接到信，一定会很不
高兴，但也没有来信责备我，以后也没有再给我寄过书。我带回家中的书，父亲从来也
不看，也不问，只说我是个书呆子。中年以后，我才认真读了这部书。
因此我想到：所谓家书家训之所以流传，不一定是因为它的内容，多半是由于写信
人的权势和声望。他的说教，即使当时，受信人也不一定听信。例如曾国藩的家书，前
后言论，并不完全一致。对于一个人，例如对曾国荃，在曾国荃未显达与已显达之后，
所谈所论，就有很多不一样。有很多顺时应势，矛盾依违，甚至吹嘘拍马之辞。这还说
得上是兄弟间的真诚感情吗？
再说，家庭已经是朱门侯府，子弟已经是绔绔少爷，还教他“书、黍、鱼、猪”，
会有效果吗？
对于广大读者，则有环境和时代不同，心意能否相通的问题。我幼年时，在中学课
本上，读曾国藩的家书，就觉得不如读郑板桥的家书亲切。因为郑虽是县令，他弟弟究
竟是农民，和我的生活距离小，所谈事物，容易理解。曾国藩是太子太保，是爵相，即
使他谈的也是普通道理，总觉得和我们平民的心思，不能相通。因此也就不能完全相信，
总觉得其中有什么虚伪的地方，言行不一致的地方。
这当然不是一笔抹杀曾国藩的家书。他的家书，自有它多方面的价值，现在还有很
多人在研究。另外，他的家书和他同时代的要人们的家书相比，在指导读书，谈论诗文，
讨论书法，研究刻书等方面，见解虽不见得高明，读后还是使人有些收获的。比起左宗
棠的家书，就显得有学问多了。左氏的家书，我有仿宋排印本两册。其中多谈家务杂事，
少谈文史。
至于时代不同，思想变化，那就更难说了。我认为，现在不会有家长，再叫孩子们
去读曾氏家训。八十年代的中国青年，将不知他的“进德、修业”为何物。
我的结论是：凡是家书、家训，只能对当家长的人，有影响，有用处。对于青年人，
总是格格不入的。
但是，什么话也不能说得太绝对。听说，曾氏的后人，情况还是不错的。这也可能
是他们先世的遗泽，包括家书、家训，起了一定的作用。
耕堂曰：咸同之世，湘乡曾氏，号称伟人。对内尽忠于异族，对外屈膝于列强。接
连讨伐起义之民众，极尽残酷。杀人日多，声势益隆。曾氏自言其初衷：为解君父之忧，
不畏后世之讥。后虽亦自省：内疚神明，外惭清议，盖饰词耳。早已盖棺论定，实已无
案可翻。然政治风云，究非个人私事，时代如彼，对曾氏亦应论世知人。
当其显赫之时，正如长江上往来船只，无一艘不插曾氏旗号，他的一言一行，亦无
不为人师法。其所著述，人手一编，众口一词，不敢异议。然仅至民国初年，新的学说
兴起，革命者已视彼为粪土矣。因知伟人之言论，其价值，随时代之变化，或因其权势
之消长，必有所升降。其升也迅，其降也速；其势也隆，其消也无声。万世不移，放之
四海而皆准，乃夸张之说法。传人之论如此，名人之论亦如此。在历史长河中，一种言
论，一种学说的沉浮现象，是常见的。它是与时代要求，社会现象相关联的。但一种学
说沉落之后，有机会再为浮起，无论如何，不会再有当年的声势和影响。对曾国藩的家
书、家训，也要这样去看。
1987年9月2日写讫
三
“天津教案”列在本书的《绥柔》中一章。著者王定安记其梗概云：
同治九年五月二十五日，上谕曾国藩，著前赴天津，查办事件。初天津有奸民张拴、
郭拐以妖术迷拐人口，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捕诛之。而桃花口民团，复获妖人武兰珍。
兰珍迷拐幼孩李所，鞫讯得实。讪言受迷药于教民王三。闾阎大哗，疑西洋天主教堂所
嗾，或言洋人抉幼孩目，剖其心为药料，城外义冢内尸骸暴露，皆教堂所弃。津民益怒，
时相聚语谋报复。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檄天津道周家勋等，会法国领事官丰大业，至天主
堂公讯。兰珍语言殊支离，案弗能决。适士民观者麇集，偶与教堂人有违言，抛砖石相
击。丰大业负气，径至崇厚公署，诉其状。崇厚出见，以枪狙击不中。崇厚抚慰之，且
戒勿轻出激民愤，弗从。恚愤出署，路遇杰，复以枪击之，误伤其仆。居民见者皆哗噪，
殴丰大业毙焉。遂焚毁教堂洋房数处，教民及洋商死者数十人……
著者对这次事件的叙述，还是比较真实客观的，也很简练，头绪也清楚。在叙述中，
又以夹注的形式，引用了当时天津知府张光藻写给曾国藩幕宾吴汝纶的信，详细地叙述
了事件的经过，并在文字中透露了知府本人的看法。这是官场的一种手法，所谓先通关
节，以便使即将来查办此案的曾国藩先入为主，听信他的报告。
但现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已经是久经仕宦的老奸巨猾，他所注意的不只是下情，
更注意的是上情——即朝廷的意图。
而朝廷的意图，又是常常变化的，对涉外的事件，尤其如此。
掌握不好，不只于事无补，甚至会弄得身败名裂。所以，这次皇帝（实际是慈禧太
后）叫他查办此案，对曾国藩来说，实在是一个大难关，关系他一生荣辱利害的大考验，
大关键。
我有一部石印的《曾文正公手书日记》，不妨再利用一下。
在日记第三十六册，五月十五日，他上了续病假的折子。但朝廷催得紧，他在二十
六日记道：“廷寄派余赴天津查办事件。
因病未痊愈，踌躇不决。”二十七日记道：“思往天津查办殴毙洋官之案，熟筹不
得良策，至幕与吴执甫一商。”三十日记道：“天津洋务，十分棘手，不胜焦灼。”六
月初二日记道：
“余日内因法国之事，焦虑无已。”初三日记道：“将赴天津，恐有不测，拟写数
条，以示二子。”六月初六日记道：“是日启行赴天津。”二十二日记道：“因奏请将
府县交刑部治罪，忍心害理，愧恨之至。”二十四日记道：“崇帅来谈，夜接廷寄二件，
罗使照会一件，阅之郁闷之至，绕室行走而已。”二十五日记道：“是日竟日昏睡，盖
心绪烦闷，而病又作也。”七月十六日记道：“非刑拷讯习教人，坚嘱拿混星子及水火
会。”
八月十九日记道；“是日天津陈镇及委员二人，在余寓审案，敲搒之声，竟日不绝。”
在知府写给吴汝纶的信中，是痛爱自己的“子民”，反对崇厚的袒护教民和向洋人
屈服的。但崇厚是旗人，又是当时执政的恭亲王手下的，洋务得力人士，曾国藩不得不
分清轻重，分清去向。与崇厚这个有强硬后台的人，站在一边，当然是上策。他迁就法
国公使罗淑亚的要求，奏请将府县交刑部治罪（罗淑亚的要求，是将天津府县抵命）。
这样做不能不引起朝野的议论。朝廷固然害怕外国人，但一时也不好大伤人民爱国御侮
之气，一直在观望，没有决心。曾国藩对朝廷最终还是要屈服于外人这一点尤其明白。
他洞悉清政府的实力空虚，外强中干，反复无常的习性。他下定决心：不惹恼外国人。
他警告朝廷：自道光以来，对外常常是“先战后和”的，也就是先硬后软的。又说：现
在外国还是强盛的。外国人是只重实力，不讲道理的。他先辩挖眼剖心之说，纯属谣言，
然后捉拿凶犯，迅速结案。
王定安记述，当曾国藩初到天津，曾张榜通衢，“仰读书知理君子，悉心筹议。于
是至公署条陈者，或欲借津民义愤，驱逐洋人；或欲联俄、英之交，以攻法国；或欲调
集兵勇，以为应敌之师。公既谕津民不许擅起兵端，其致崇厚书，有祸则同当，谤则同
分之语。报友人则云：宁可得罪于清议，不敢贻忧于君父。”
这就是说，他不听或没心思听，群众那些很正确很有见地的建议，而是一心一意保
定清王朝，也就是保定他自己的官帽。
此案，“正法之犯二十人，军徒各犯二十五人”。其中有冯瘸子、罗生瓜旦子、小
锥王五等名号。多系拷打成招，即所谓“但取情节较真，不能拘守成例”，变通办理，
而定案的。
其结果，曾国藩自己承认：“民气既已大伤，和局仍多不协，不能不鳃鳃过虑也。”
人民反抗的骚乱，表面被压制下去了。但人民的愤怒之火，不会因压制而熄灭。压
制越重，复燃之势也越凶。它种下了义和团兴起之火。
耕堂曰：平心而论，外交固以国势强弱为准。然清王朝何以衰败至此，还不是因为
连年剿杀过多，使国家菁英，陷于无类。曾、左、胡、李，实参与执行，尚望此等人，
珍视民气、民心？此次所开外交模式，不只为以后李鸿章、袁世凯所重蹈，民国以后之
外交亦因循之。呜呼，实国家民族深重灾难之源也。曾国藩复郭筠仙中丞书：“然古来
和戎，持圆之说者，例为当世所讥，尤为史官所贬，智者有戒心焉。”其内心矛盾，自
亦可见。然利令智昏，遂使有些中国人，在外国人面前，低三下四，恬不知耻矣。
1987年9月8日写讫
买《汉魏六朝名家集》记
之一
这只是初刻，共四十家，分装三十册。起汉枚叔，迄隋炀帝。续刻七十家，未见，
恐未出书也。
此书为丁福保字仲祜（一八七四——一九五二）编辑。丁氏原学医，在上海开办医
学书局，他印的医书，我未见过，却购置了他编印的几种文学书。除此书外，有《全汉
三国晋南北朝诗》，《唐诗纪事》，《历代诗话》。另买关于古钱的书两种。
他还印一些有关佛学的书。
他好像有些资财，从他的笔记中看到，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文的一些古籍、古钱，
都抵押在他手中。
当然，除去有钱，他还是个有学问的人，不然，就只能印书，不能编书；或所印之
书，也都是乌七八糟，坑骗读者之物了。
鲁迅先生，曾经对他编印的书，表示满意。他在写给王冶秋的一封信中说，如果想
买严可均的全上古……六朝文，还不如买一部丁福保的《汉魏六朝名家集》，既简便又
实用。
我就是按照先生的意见，买这部书的。书很新，粉连纸，四号字排印。扉页标明：
宣统三年七月出版，上海文明书局发行。盖较后印行之本也。
丁氏曾就读于南菁书院，学有渊源，很是用功。从他为此书和其他著述所撰绪言中，
可以看出，他的治学方法，是很严肃的。趣味学识，是很广博的。作为一个出版家，印
的书虽不甚多，却给读书界、出版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较之那种唯利是图，无视社
会效益的书店老板，实不可同日而语。
在丁氏之前，汇集古人文章成集，系统编为大书，已有张燮所辑七十二家集；梅鼎
祚所辑文纪；张溥所辑一百三家；
严可均所辑全上古……六朝文。皆因卷帙浩繁，价钱昂贵，购置阅读，均有不便，
流传不广。丁氏此编，书型小巧，排印清楚。价钱为中人所及，（据丁氏自撰长篇广告，
此书定价十元，实价五元。）销路可观。书存至今，已成古籍，余甚爱之。
在前人基础上，再出新编，就不能不指出前人的一些缺点，及自己的一些优长。丁
氏也不能免俗。他在绪言中，特别指摘了张溥所编中的一些错误。其实，也只是枝节，
张氏的劳绩，不会因此而被忽视的。
又如从史书、类书辑录残篇断简，零章短句，勉强成篇或成集，是鲁迅先生指出的
严可均书中的现象。而丁氏书中，这些现象也存在，他是参考了严书的目录而后成书的。
如第一册，枚叔、司马长卿、司马子长，三个人的文章，才薄薄一册。司马子长只有文
章四篇，一共四页。能称为集吗？再就是有些作家的文集，过去已有成书，并有序跋，
方便读者。
丁氏多删汰不录，也是一个缺点。当然，以上所指，也是枝节，不能淹没他的劳绩。
丁书在编辑上的好处是：在全书之前，冠以初刻四十家姓氏录，实为作家小传。每
集之前，又有作家在史书上的本传，或录四库全书的提要，这就弥补了序、跋缺少的缺
陷。
今人对作品的介绍，请作者自述，多阴阳怪气，放荡无根之言，识者笑之，不识者，
以为狂徒。编者代言，亦多不着边际，无关痛痒之词，等于没说。此盖一时风气所致，
古籍序跋中，从未见也。
此书既出版于“宣统三年”，则正当民国成立，一切都在变革之时。文运亦然。丁
氏在绪言结尾，有一段牢骚文字，抄录于下：
窥情万象之际，留连视听之区，既与世而推移，亦随文而升降矣。今者，欧美东渐，
变革将及乎文字，附之以东瀛学派，名词既别，涂辙遂殊。舍雅而就郑，将长此滔滔而
不返乎？或天未丧文，如昌黎蔚起于巨唐，振八代之衰，而远宗扬马，亦未可知也。嗟
乎！湘绮一老，将税驾于桑榆：桐城吴氏，倏已拱乎墓木。茫茫来哲，渺渺予怀，才难
然乎？非所逆睹已！
其言词心态，可以说是很伤感的了。其实是一种杞忧。文运如天运，总是向前运行
的。阻止新生，既不可能，废弃旧有，也是妄想。高山流水，汇细流而成江河。细流可
断，江河之流，万古不断。湘绮何人，吴氏何功？五四以来，文学之域，不乏昌黎之才，
且有过之。应对前景乐观，不应以泥沙泛起，鱼龙混杂，而疑江河澎湃之势，冲击之力。
腐草朽木，浮萍野鹜，终有被淘汰澄清之一日。久处湖海，惯游江河者，固无须望而生
畏，更无须悲观也。
虽然如此，历史江河，并不淹没真正之人才。时至今日，昌黎自昌黎，固无论矣。
即王湘绮、桐城吴氏，亦自有其文学历史地位，并不因欧化、白话，陈独秀、胡适，而
消减其影响。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此天地公平，虽有倾倚，不失允正，非以私心
邪念作转移之规律也。
丁氏所谓：“大辂讵有椎轮之质，子孙宁留祖父之容”，既不合乎自然规律，也不
合乎历史规律。文学总是向前发展的，也总是带有前人的成份的。
1987年11月24日
之二
前几年，写过一篇读北齐颜之推所著颜氏家训文章篇的笔记，文章收在《秀露集》。
近读《汉魏六朝名家集》，每集之前，附有作家本传。我是先读他们的传记，然后再读
他们的文章的，就是先知其行事和为人。发见过去那篇读书记，意有未尽，仍待发挥。
今日，雨中无事，室内颇静，乃于灯下，对照颜之所指与本传史实，颇多出入，以知文
字之事，实难于求是也。
一、颜说：“班固盗窃父史。”
后汉书本传：
父彪卒，归邺里。固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
这是子继父业，和司马迁作《史记》的情况是一样的。在过去，这是一种文人美德，
怎么能说是“盗窃”？
班固后来得祸的原因是：他依附大将军窦宪，窦败免官。
固对子弟、奴仆，教管不严，多有非法，得罪过洛阳令。及固失势，洛阳令把他逮
考，遂死于狱中。
历史文人，多有为地方官所苦者，唐之陈子昂，遭遇与固相似。
二、颜说：“扬雄德败美新。”
这是指，扬雄写过一篇题为《剧秦美新》的歌颂王莽的文章。
前汉书扬雄传没有提到这篇文章，后来还有人为他辩诬讼枉，说他没有仕莽经历。
前汉书对扬雄的描述，是很客观的：
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为人简易佚荡，口吃不能剧
谈，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静无为，少嗜欲。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以
徼名当世。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晏如也。自有大度，非圣哲之书不好也，非
其意，虽富贵不事也。
又说：
及莽篡位，谈说之士，用符命，称功德，获封爵者甚众，雄复不侯，以耆老久次，
转为大夫，恬于势利乃如是。
这样一个人，后来竟牵连到政治事件中，并投阁企图自杀，还留下一个恶名。
京师为之语曰：惟寂寞，自投阁；爰清静，作符命。
这是什么道理呢？当然，和他的性格有关。前面所引“简易佚荡”，和他在《剧秦
美新》一文中自称：“臣常有颠眴病，恐一旦先犬马填沟壑，所怀不章，长恨黄泉，敢
竭肝胆，写腹心，作剧奏美新一篇。”可以看出，他虽有高尚之心，好古而乐道，但缺
乏操守之志。看到周围的人，升官晋爵，名利双收，他也就不甘寂寞，跃跃欲试，献文
一篇，取悦王莽。
这种情况，在“四人帮”炙手可热，不可一日之时，并不陌生。类似《剧秦美新》
之作，也并不少，时至今日，仍从旧日报刊上，常常见到。那些言词的卑污，心态的可
耻，较之古人，真可以说是“踵事而增华，变本而加厉”。
我读了扬雄这篇《剧秦美新》，虽不甚懂，感到也不过是一篇歌颂新朝新帝的应酬
文字，并没有多大的“政治问题”。
就因为他歌颂的是王莽，所以永远背上了黑锅。
至于那些直接间接，委曲、婉转或借古谕今，或将今比古，向“四人帮”献媚献策
的文章，戏剧，诗词，小说，多数将作为失误，用覆酱瓶。少数出自名人之手，以后是
否被人写入本传，编入本集，就难说了。
从传记里看到，扬雄是个可笑的人物，也是个可爱的人物。他的著作，当然不会因
为一篇“美新”，失去全部价值。
我还有一本他著的《法言》，四部丛刊本。
《法言》之十三为孝至。其文曰：“孝莫大于宁亲，宁亲莫大于宁神，宁神莫大于
四表之欢心。”
我很欣赏这几句话，愿家有老亲者，深思而力行之，这是孝的最高境界。扬氏著作，
言词古奥艰深，然其切合实际，有见有识，类多如此。
三、颜说：“蔡伯喈同恶受诛。”
这是指他和董卓的关系。《后汉书本传》：
中平六年，灵帝崩，董卓为司空，闻邕（伯喈名）名高，辟之，称疾不就。卓大怒，
詈曰：我力能族人，蔡邕虽偃蹇者不旋踵矣！又切敕州郡举邕诣府，邕不得已到……
及卓被诛，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叹，有动于色。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国
之大贼，几倾汉室，君为王臣，所宜同忿，而怀其私遇，以忘大节。今天诛有罪，而反
相伤痛，岂不共为逆哉，即收付廷尉治罪。
蔡伯喈为董卓逼迫，到他那里做了一些事，中间还曾想逃走。可是当董卓死后，他
又为他叹了一口气，遇见了王允这种随便加人以罪名的“司徒”，就把老命送了。
《后汉书》的作者，在传后，写了一段“论”。对蔡伯喈一生的流离坎坷，不幸遭
遇，三致意焉，是一段很有感情的文字。
蔡的事迹，还被编为盲词戏曲，千古流传。
文士依附权贵，凶多吉少，多有教训，蔡氏当明此义。既为所迫，迫者已死，即当
离去。何以又坐在新的权贵面前，发出叹声？是感情冲动吗？
四、颜说：“刘桢屈强输作。”
《三国志本传》：
其后太子尝请诸文学，酒酣坐欢，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众人咸伏，而桢独平视。
太祖闻之，乃收桢。减死输作。
这个故事，蒲松龄曾写进《聊斋》。其实是件小事，也谈不上倔强不倔强。太子高
兴，叫夫人出来和作家们相见，当然不是为了叫人们都伏下。如果都伏下，那又叫她出
来干什么？刘桢可能少个心眼，没想到这是不能平视的，于是就获罪了。可怪的是，出
面干涉的不是曹丕，而是曹操。他当然是从政治上考虑的。这与后来王勃的遭遇极相似。
《旧唐书·文苑传》：
沛王贤闻其名，召为沛府修撰，甚爱重之。诸王斗鸡，互有胜负。勃戏为檄英王鸡
文，高宗览之，怒曰：据此，是交构之渐。即日斥勃，不令入府。
一篇游戏文字，召来失业，高宗也是从政治上考虑的。
以上，是指颜之推，用寥寥几个字，概括作家的生平行事，多有言过其实之处。
一个人的幸与不幸，固有其个性的原因，但还有历史、环境、所遇，多种原因。也
很难分清主次。颜之推为了教育子弟，强调一下个人修养，也是情有可原的。但忽视历
史与客观的原因，则使不幸的作家，蒙冤更深，对子弟的处世，也没有好处。
1987年11月28日
之三
一
《颜氏家训·文章篇》：
夫文章者……朝廷宪章，军旅誓诰，敷显仁义，发明功德，牧民建国，施行多途。
古时，宦途和文途是不分的。文章写得好，就可以做官。
封建王朝，长期以文章取士。唐宋以前，文学大家，都有官职。一边做官，一边写
作。文章好，官声益隆；官越大，文章也更为人贵重。元明以后，渐渐有了不想做官，
只想写文章的布衣、隐士。各人情况不同，也时有变化。观其主流，仍以做官为目的。
其实，做官、作文都好，主要根据自身的才能。做官、利民、教民的机会更多一些，
效果也更大一些。但自从有了专业作家，为数虽甚少，却使宦途与文途时分时合。身在
文途，自鸣清高，却不忘仕进；身在宦途，也不忘以文途为退身之路，失意之后，又拿
起笔来。
这样，也就出现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并在近代形成了文艺理论上的一大难题。
有的文艺评论家，瘁毕生之力，反复谈论，也没有谈出人人同意的结果。
这是因为时代和环境，在不断推移。
二
古时文人，并不忌讳政治。历代作家，没有和政治发生过纠葛或牵连的，几乎没有。
他们以居官为荣，立功立言并重。古文之一大宗为碑、传、序。这些文章，都以官衔为
重，求文者如此，撰文者也都把自己的官职爵位，堂皇地列于文前或文后，读者也不以
引为不清高。
民国以后，最初，还是这样。虽然封建形式的文章，减少了一些，但文人不轻视官
职，仍如从前。即如鲁迅先生，也直截了当地说：“佥事这个官儿，并不区区。”对彭
袁大总统颁发的文虎章，也写入日记。
对官职的轻视，和对政治的反感，是在军阀混战，以及北伐战争之后，因国事日非，
官场黑暗，使人民失去了信心，才出现的。
左翼文学兴起，最初，很强调政治作用，革命者以为当然，社会上却有些阻力。三
十年代初，出现了第三种人和自由人的文学。所谓自由人文学，当时的理论家是胡秋原。
他在上海神州国光社编辑刊物，提出的口号为“勿侵略文艺”。
即政治不要干涉文艺。在论争时，他还使用了国骂：“管你什么屁党鸟派”。
其实，当时的神州国光社，也是有政治背景的。胡秋原在文化界出名之后，不久就
当上了十九路军发动组织的福建人民政府的委员。后来又当上了三青团的中央委员和国
民党的中央委员。
这样就给人留下了一个印象：文人的言论、主张，和他的实际行动，常常是两回事。
从文场进入官场，这是历代文人，无可争议的，一贯的醉心之路。这种道路，已经不是
政治侵略文艺，而是文艺侵略政治了。
三
我们的文坛，在过分强调政治若干年之后，出现了反思，要淡化政治。因为政治体
现在生活各方面，又提出淡化生活。
也有人进一步提出：文学的起源，不是劳动；文学的基础，也不是生活。比当时自
由人的主张，更倒退了好几步。当时的胡秋原，还是崇拜普列汉诺夫的，写过一部很厚
的唯物史观艺术论。
过去大谈政治的文艺评论家，现在绝口不谈政治了。甚至也羞于谈深入生活，不得
已，则请作家们去贴近现实。贴近当然比远离好，就像恋爱一样。但如果只是到赞助笔
会资金的工厂去参观一下，接受一点纪念品，和经理一同照个像，这种贴近，必然还是
两张皮。
在作品中，政治可以淡化，生活也可以淡化，但作家的生活欲望，不能淡化。他的
衣食住行都要改善，要现代化。住房，坐汽车，安电话，自己解决不了，还得给省长、
市长写信求助。作品，希望得个头奖；团体，希望当个理事；室内，悬挂奖章、证书；
机关，争取评上高级职称……这些都与政治有关，作家本身的政治，也淡化不了，而且，
有越来越浓化之势。
作品品格的高下，不在作品里有没有政治，浓淡如何，而在于作者的用心。李斯的
《谏逐客书》，贾谊的《过秦论》，诸葛亮的《出师表》，通篇都是政治，却是千古流
传的名文。
其实，你愿意谈也好，不愿意谈也好，浓化也好，淡化也好，政治是永远不会忘怀
文艺；文艺也不会忘怀政治的。
四
欲提高作品格调，必先淡化作家的名利思想。但这是很难的，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
的。
《晋书·陆机传》：
夫贤之立身，以功名为本；士之居世，以富贵为先。
然则荣利人之所贪，祸辱人之所恶。
陆机是东吴大将陆逊、陆抗的后代。但他不是一个将材，是一个真正的文材。他的
诗文，不只在当时，而且在以后，也是无与伦比的。他入仕晋朝以后，不能绝意于功名，
以文材而领受大将之职，忘其所以，全军覆没，自己被杀不算，还牵连上两个弟弟。
所以传记又接着说：
故居安保名，则君子处焉；冒危履贵，则哲士去焉，是知兰植中涂，必无经时之翠；
桂生幽壑，终保弥年之丹。
这都是自相矛盾的话，也就是事后静观的话，与当事人的处境心情，常常是风马牛
不相及的。
这些教训，不只在古代文书里，就是在陆氏昆仲的文集里，也不知说过多少遍了。
为什么事到临头，不能起作用呢？
这就是传记所叹息的：“睹其文章之诫，何知易而行难”了。
当时，一般的文人，最初，也不过做极小的官，如参军、记室、舍人等等。这都是
依附权贵的官，安分守己，还好一些，不然一遇政治变化，就会受到牵连。如日常在待
人上，在文字上，得罪的人多，危险就更大。
五
官做得最显赫的，莫如沈约。这人，好像很有做官的才能，会弄点权术。《梁书本
传》，有一段精彩的描绘：
时高祖勋业既就，天人允属，约尝扣其端，高祖默而不应。他日又进曰……高祖曰：
吾方思之。对曰：公初杖兵樊、淝，此时应思，今王业已就，何所复思？……
高祖然之。约出，高祖召范云告之，云对略同约旨。高祖曰：智者乃尔暗同，卿明
早将休文更来。云出语约，约曰：卿必待我。云许诺。而约先期入，高祖命草具其事，
约乃出怀中诏书，并诸选置，高祖初无所改。俄而云自外来，至殿门不得入，徘徊寿光
阁外，但云咄咄！约出，问曰：何以见处？约举手向左。云笑曰：不乖所望。有项，高
祖召范云谓曰：生平与沈休文群居，不觉有异人处。今日才智纵横，可谓明识。云曰：
公今知约，不异约今知公。
用简短文字，在谋划禅代的紧要关头，生动而活泼地写出三个做特大政治交易的人
的嘴脸，不愧为史传杰作。最后所引范云的两句话，尤千古发人深思！《梁书》为唐姚
思廉撰。
沈约虽以劝进之功，进爵三公，但结果亦不佳。
帝以其言不逊，欲抵其罪，徐勉固谏乃止。及闻赤章事，大怒。中使谴责者数焉。
约惧，遂卒。
可见依附皇帝，也不保险。
在宦途上，最失败的，要算谢灵运。他本来不是做官的材料：“为性褊激，多愆礼
度，朝廷唯以文义处之，不以应实相许。”这本来很好，可以尽情游山玩水，安心写作
了。他却不认命，以为不见知，常怀愤愤，言行不检，到处招摇，得罪官吏，最后，竟
以莫名其妙的罪名，被弃市了。
1987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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