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堂读书随笔
《朱买臣传》
《前汉书》卷六十四，《朱买臣传》：
家贫好读书，不治产业，常艾（读刈）薪樵卖以给食，担束薪行且诵书。其妻亦负
戴相随，数止买臣毋歌呕（讴）道中，买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买臣笑曰：我年
五十当富贵，今已四十余矣，汝苦日久，待我富贵报汝功。妻恚怒曰：如公等终饿死沟
中耳，何能富贵？买臣不能留，即听去。
以上，是夫妻离异之因。其后，买臣独行歌道中，负薪墓间。故妻与夫家俱上冢，
见买臣饿寒，呼饭饮之。
以上，说明其妻对买臣仍有情义。其后，上拜买臣为会稽太守，荣归故乡：
会稽闻太守且至，发民除道，县吏并送迎，车百余乘。入吴界，见其故妻、妻夫治
道，买臣驻车，呼令后车载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园中给食之。居一月，妻自经死。买臣
乞其夫钱令葬。
耕堂曰：此京剧“马前泼水”之故事根据也。此剧演出，使朱买臣之名，家喻户晓，
其妻遂亦在群众心目中，成为极不堪之形象。然细思之，此实一冤案也。
夫妻一同劳动，朱买臣干多干少，还是小事。在大街小巷，稠人广众之中，一边挑
着柴担，一边吟哦诗书，这不是冲洋相吗？好羞臊的妇女人家，哪里受得了？劝告你，
不喊叫了也罢，却“愈益疾歌”，这不是成心斗气吗？嫁汉嫁汉，穿衣吃饭。跟着你，
既然饥饿难挨，又当众出丑。且好心相劝，屡教不改，女方提出离异，我看完全是有道
理的，有根据的。而且，以后见朱买臣饥寒，还对他进行帮助，证明这位妇女，很富同
情心，慈善心，品质性格还是不错的。
而朱买臣做官以后的举动，表面看来很宽容，却大有可议之处。羞耻之心，人皆有
之，何况是在封建时代？又何况是一个弱小女子？在很多修路工人面前，把她和她的丈
夫，载在官车上，拉到府中，安置在花园里。这不是优待，确是一种别有用心的精神镇
压，心理迫害。在这样的环境中，心情中，她如何能活得下去？所以她终于自尽了。
这种叫别人看来，是胡里胡涂死亡的例子，在封建时代，是举不胜举的。
朱买臣后来也没得好下场。他告别人的密，皇帝把那个人杀了。后来也把朱买臣杀
了。
1990年11月25日
《司马相如传》
《前汉书》卷五十七，《司马相如传》。
卷六十四，《严助传》：
司马相如的时代背景。
是时征伐四夷，开置边郡，军旅数发，内改制度，朝廷多事，屡举贤良文学之士。
公孙宏起徒步，数年至丞相，开东阁，延贤人，与谋议。……其尤亲幸者：东方朔、枚
皋、严助、吾丘寿王、司马相如。相如常称疾避事，朔、皋不根持论，上颇俳优畜之。
唯助与寿王见任用，而助最先进。
以上，说明司马相如，进入官场，同伴数人，表现各有不同，朝廷待遇也不一样。
东方朔和枚皋，因“议论委随，不能持正，如树木之无根柢”（颜师古注），而被轻视。
严助、吾丘寿王，勇于任事，虽被重用，而后来都被杀、被族。司马相如的表现，却是
“常称疾避事”。这是他的特点。
但如果一点事也不给朝廷做，汉武帝也不能容他。他曾以很高贵的身份，出使巴蜀，
任务完成得不错。
又据本传：
后有人上书，言相如使时受金，失官。居岁余，复召为郎。相如口吃，而善著书，
常有消渴病，与卓氏婚，饶于财。故其事宦，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常称疾闲居，不
慕官爵。
以上，说明司马相如，既有生理上的缺陷，又有疾病的折磨。家境不错，不像那些
穷愁士子，一旦走入官场，便得意忘形，急进起来。另外，他有自知之明，以为自己并
非做官的材料。像严助等人，必须具备如下的条件：既有深文之心计，又有口舌之辩才。
这两样，他都不行，所以就知难而退，专心著书了。
他也不像一些文人，无能为，不通事务，只是一个书呆子模样。他有生活能力。他
能交游，能任朝廷使节，会弹琴，能恋爱，能干个体户，经营饮食业，甘当灶下工。这
些，都是很不容易的，证明他确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一个典型的、合乎中国历史、中
国国情的，非常出色的，百代不衰的大作家！
《前汉书》用了特大的篇幅，保存了他那些著名的文章。
班固对他评价很高，反驳了扬雄对他的不公正批评。
他也并不重视自己的那些著作。本传称：
而相如已死，家无遗书。问其妻，对曰：长卿未尝有书也。时时著书，人又取去。
耕堂曰：司马相如之为人，虽然不能说，堪作后世楷模。
但他在处理个人与环境，个人与时代，文艺与政治，歌颂与批评等等重大问题方面，
我认为是无可非议的，值得参考的。
1990年11月26日
《义门读书记》
在我大量购书那些年，我买了多种名人的读书记，就是没有买《义门读书记》。也
不是没有遇见过。有一次在天津古籍书店，见到一部木版的，但看来书品不佳，且又部
头大，就放过了。
近年，已经很少买书，因为已经看不了多少。但有时听说有合意的书，还是想买一
点。傅正谷告诉我，他买了一部中华新印的《义门读书记》。我托人去买，天津却买不
到。又叫在北京工作的女孩子，到中华书局的门市部去问，才买到了。
书分上、中、下，共三册，是前几年出版的，定价八元，还算便宜。
翻阅一过，知为何焯读书时，随时记在书册之上的文字，又经后人从他读过的书册
上，摘抄下来，整理成书的。
都是零碎的考定、评语，毫无统系，谈不上著述。
这类书，我一向没有兴趣。所买的清人王念孙、王鸣盛、钱大昕、赵翼等人的著作，
都一直放在那里，没有细读。其实，较之何氏，他们的书，还算是有些统系的。
但何氏是很有名的人物，他的这部书，也为考据家所重视。所校《两汉书》、《三
国志》尤有名。
我先细读了书后有关他的身世的附录材料。这是我一向的读书习惯。从中得知他一
生经历坎坷，并能看出清初读书人的特殊遭际。即使不读正文，钱也不算白花了。
何氏少年时即好学不倦，读书特别细心用功。他曾选印《四书文》、《历代程墨》，
并评定坊社时文行世。全祖望说他，“是以薄海之内，五尺童子皆道之。”这种工作，
就像目前编印儿童少年读物一样，既出名，又有利可图，且不会有什么问题。后来，他
由拔贡，选送太学，渐渐有了点名声。
人一有了名声，便充满了危险。先是一些要人，开始对他注意，拉拢他，想叫他出
于自己的“门下”。如果能坚持淡泊，不去上钩也好。无奈读书人，又羡慕富贵，不耐
清苦。他先后依附过徐乾学、翁叔元、李光地，一直被荐到康熙皇帝身边。不久，又奉
旨侍读皇八子贝勒府。这表面光荣，实际已被推到火山口上去了。
果然：“康熙在热河，有人构谗语上封事。康熙返京，何焯于道旁拜迎，即被收系，
驰送狱中，并籍没其邸中书。”他能活下来，已经是万幸了。
耕堂曰：文人与官人，性格多不同。官人与官人之间，矛盾又很多。因此名士多与
贵官相处日久，必争论失欢。贵官或被仇家告讦，名士则易成为“东家”的替罪羊。伴
皇子读书，则很容易被看作参与了皇统之间的明争暗斗。雍正皇帝上台，何焯幸已早死，
不然，确实要够他受的了。
1990年11月30日
《胡适的日记》
因为长期不入市，所以见不到新书。过去的书店，总印有新书目录送人，现在的出
版社，是忙着给别人登广告，自己的出版物，也很少印在书的封三、封底上。过去商务、
中华都是利用这些地方，分门别类地介绍自己的出版物。对人对己，都很有利。这一传
统，不知道为什么，不被当代出版家留意。
《胡适的日记》也是宗武送来的。上次他送我一部《知堂书话》，我在书皮上写道：
书价昂，当酬谢之。后来也没有实现。这次送书来，我当即拉抽屉找钱。宗武又说：书
很便宜，不必，不必。我一看定价，确实不贵，就又把抽屉关上了，实在马虎得很！后
来在书皮上写道：书价不昂，又未付款。可笑，可笑。
这书是中华书局前些年印的，但我一直不知道。我现在不能看长书，所以见到此书，
非常高兴。当晚，就把别的功课停了，开始读它。
《胡适文存》和他写的《中国哲学史（半部）》、《白话文学史（半部）》，在初
中时，就认真读过了。现在已经没有多少记忆。因为，很快思想界就发生了变化，胡适
的著作，不大为当时青年所注意了。
文化，总是随政治不断变化。五四文化一兴起，梁启超的著作，就被冷落下来；无
产阶级文化一兴起，胡适的文化名人地位，就动摇了。就像他当时动摇梁启超一样。这
是谁也没有办法的，无可奈何的。
这只是就大的趋势而言。如果单从文化本身着眼，则虽冷落，梁启超在文化史上的
地位，胡适在文化史上的地位，仍是存在的，谁也抹不掉的。
我以为胡的最大功绩，还是提倡了白话文，和考证了《红楼梦》。近来听说他晚年
专治《水经注》，因为我孤陋寡闻，没有见到书，未敢随便说。但专就一部旧书，即使
收集多少版本，研究多么精到，其功绩之量，恐怕还是不能和以上两项相比。
提倡白话，考证红楼，都是一种开创之功。后来人不应忘记，也不能忘记。提倡白
话，又是一种革命行动。考证红楼，则是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
不过，什么事，也不能失去自然。例如，《胡适的日记》，这个“的”字，加上好，
还是不加上好，是可以讨论的。文学是工具，怎样用着方便，就怎样用。不一定强求统
一，违反习惯也不好，会显得造作。
我还以为，近年的红学，热闹是热闹了，究竟从胡适那里走出了多少，指的是对红
楼研究，实际有用的东西，也是可以讨论的。
1990年11月30日下午，大风竟日未停。
昨夜不适，夜半曾穿衣起床，在室内踱步。
《高长虹传略》
文载《新文学史料》一九九○年第四期。作者言行。
我认为这是一篇很好的传记。关于高长虹，过去人们所知甚少，现在，差不多都忘
记了。他的同乡人士，近年出版了他的文集，我尚未见到，读了这篇传记，却有些感触。
过去，人们乡里观念重，常有一些有心人，把地方文献征集出版，不埋没人才，原是一
件好事。现在山西一些同志，也注意到这方面的工作，引起我的兴趣。
我开始留心文坛事迹之时，狂飚运动，已经过去了。我倾心的是当时正在炽热的左
翼文学运动。狂飚运动，这一名词虽然响亮得很，鲜明得很，但在社会上，甚至在文艺
界，似乎并没有留下多少使人记忆的事迹和影响。我知道高长虹这个人名，不是从他的
著作、文章，而是从鲁迅和别人的文章。
有一次，我在北平的冷摊上，遇到一本狂飚周刊的合订本，也没引起购买的想法。
这说明，热闹一时的狂飚，已被当时的文学青年所冷落。
任何运动的兴起，都必有时代思潮做基础，狂飚运动，不过是五四运动的一个余波。
它体现的还是爱国精神和民主科学两个口号，但时代思潮，继续向前发展，狂飚的主将，
没有这方面的准备，也没有这方面的热情，很快就被“时代的狂飚”，吹到了旁边，做
了落伍者。因此，他们的运动，也就成了尾声。
高长虹书读得是多的，文笔是锋利的，也有股子干劲，也具备一种野心。但据我看，
他是个个人主义者，也有些英雄色彩。但不与时代同步，不与群众结合，终于还是落到
无用武之地的寂寞小天地里去了。
他的一生，追求探索，无书不读。只身一人，一囊一杖，游历数国，也不知他是如
何生活的。他好像没有固定的信仰，也不做任何实践，甚至也不愿系统地研究一种学问。
一生牺栖皇皇，不禁使人发问：夫子何为？
最后，终于感到，这样大的天地，这样多的人民，竟没有一个安身立命的落脚之地。
这不是时代的悲剧，只能说是一个人的、一个性格的悲剧。
耕堂曰：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我在延安，住桥儿沟东山。每值下山打饭，常
望见西山远处，有一老人，踽踽而行，知为高长虹。时距离远，我亦无交游习惯，未能
相识。
另，我长期在晋察冀边区工作，山西之盂县，曾多次路过。以当时不知为高氏故乡，
故亦未加采访。今读此传，甚为高夫人行为所感动。以她的坚贞死守之心，高唯一的一
张青年时照片，得以留存，使后人得睹风采。高紧闭双唇，可观其自信矣！
1990年12月27日
传略引高氏文章：军阀是些被动的东西，他们被历史、制度、潮流夹攻着而辨不出
方向，他们没有自觉，没有时代，他们互相碰冲而无所谓爱憎，他们所想占据的东西是
实际上并没有的东西，他们冲锋陷阵在他们的梦想里，他们全部的历史便是，短期的纷
扰与长期的灭亡。
读着这段文章，我不知为什么，会想到文艺界的一些英雄豪杰身上去。
次日又记
《文人笔下的文人》
岳麓书社出版，凤凰丛书的一种。
最近，孙玉蓉女士，送我这样一本她参与编辑的书。在鲁迅条目下，有郑振铎、夏
丐尊、林语堂、郁达夫，写的四篇悼念鲁迅的文章。
青年时，我对有关鲁迅的文章，是很有兴趣的，见到必读。
我在抗日时期，还编写过一本小书，题名《鲁迅、鲁迅的故事》。上部是我改写的
鲁迅的小说，使它更通俗一些，简短一些。下部，就是凭借我记忆的，别人写的有关鲁
迅的材料，编写成鲁迅日常生活、日常言行的小故事。这本小书，一共有五、六万字，
在晋察冀边区铅印出版，沙可夫同志还给我写了一篇序。
书中所记材料，是我在北平流浪时，有机会读到的。一九三六年暑期以后，我就到
农村教书去了，阅读杂志报刊的机会就少了。尤其是在一九三七年以后，上海出版的书
籍刊物，在敌后就很难见到了。
所以这四篇文章，我过去都没有读过。现在年老无事，每晚在灯下，总是看点书解
闷，在得到这本书以后，就先读了起来。
这是有原由的。年老了，朋辈不断物故。自己舞文弄墨惯了，常常写些悼念文章。
也加强了这方面的学习参考。最近把积存多年的《金石粹编》、《金石文钞》，以及字
帖中的碑传墓志，都找了出来。翻翻看看，古人是如何写作这类文字的，知道其中问题
不少，经验也很多。
耕堂曰：悼念文字，实亦传记文学之一种，或为传记文学之素材。然其写作，优劣
差异甚大。传记重事实，重言行。
熟悉者，当推死者的家属、亲戚、仆从。但自古以来，又以家属之言多亲情，仆从
之言多忌讳，亲戚之言多掩饰，不为史家所重视。因此，又求之于与死者既有交往，所
知较多，能够直言，且善于用文字表达者。此亦难矣！
综观以上四篇，文如其人。郑文重情感；夏文重事实；郁文重全面、系统；林文则
重个人意气，以私情代事实，多臆想、夸张、推测之词。最不足取，且不足为训也。近
日颇有人提倡反面文章、不同意见。但不管什么意见，也必根据事实，即死者生前之言
行说话，以符天下公论。
古今传记文字之难，在于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名人之传记文字尤难，在于谬托知
己，借以自炫。或生前多倾轧，身后多颂词，虚伪之情，溢于言表。
夏氏之文，只记亲身所见、所闻，知道多少就记多少，不求惊人，不涉无稽，简单
明了，实事求是。此乃教育家兼作家之文章，长者仁者之言语，是我们学习的范文。
1990年12月28日
《船山全书》
这是岳麓书社近年正在进行的一件大工程，实际负责编校者为杨坚同志。每出一册，
必蒙惠赠。书既贵重，又系我喜读之书，深情厚意，使我感念不已。我每次复信，均望
他坚持下去，期于底成，因为这是千秋大业，对读书人有很大功德。
过去，寒斋藏书中，有金陵书局，曾氏木刻本《读通鉴论》，上等毛边纸印，字大
行稀，天地宽广，虽字体有些笨拙（就是后来常见的金陵刻经处所刻佛经那种字体），
然仍不失为佳本。
书有棕色大漆木板夹，全书有一尺多厚，搬动起来，很不方便，然分册甚薄，把持
方便，甚便于老年人阅读，故为珍藏之一种。
此外，我还买过世界书局出版的《读通鉴论》，洋装厚本。
因素不喜世界书局所印书籍的字型和版式，后送给邹明。今邹明逝世，彼家恐无人
问津此类读物矣。
又在天津古籍书店，见过太平洋书店所印之《船山遗书》，平装，大字，分册多，
阅读亦方便，当时尚不知重视王氏著作，疏忽未收，价钱不会太贵的，至今很是后悔。
我还藏有四部备要本《宋论》。
近年，我还陆续购买了中华书局印行的王氏零星小书，如《楚辞通释》、《黄书》、
《噩梦》等。
现在，岳麓所印全书我已经收到六册，王氏的主要著作，已包括在内。他们是在前
人的工作基础上，再进行精细的工作，并用新发现的珍贵抄本作依据，重新进行编校。
其优越之处，是不言自明的。
我对王氏发生敬仰之情，是在读《读通鉴论》开始。那是六十年代之初，我正在狂
热地购求古籍。我认为像这样的文章，就事论事，是很难写好的。而他竟写得这样有气
势，有感情，有文采，而且贯彻古今，直到《宋论》，就是这种耐心，这种魄力，也非
常人所能有的。他的文章能写成这样，至少是因为：
（一）他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政治经验；（二）他有丰富的人生阅历，了解民情；
（三）他有表达自己思想感情的文字能力；（四）他有一个极其淡泊的平静心态，甘于
寂寞，一意著述。（五）这很可能是时代和环境造成的，无可奈何的人生选择。
等到我阅读了他另外一些著作后，我对他的评价是：
（一）他是明代遗民，但有明一代，没有能与他相比的学者；（二）他的著述，在
清初开始传布，虽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但有清一代，虽考据之学大兴，名家如林，
也没有一个人，能与他相比；（三）清初，大家都尊称顾炎武，但我读他的《日知录》，
实在读不出个所以然来。他的其他著作，也未能广泛流传。人们都称赞他的气节，他的
治学方法，固然不完全是吹捧，但也与他虽不仕清廷，却有一些当朝的亲友、学生，作
为背景有关。自他以下的学者，虽各有专长，也难望王氏项背。因为就博大精深四字而
言，他们缺乏王夫之的那种思想，那种态度，那种毅力。
他是把自己藏在深山荒野，在冷风凄雨，昏暗灯光之下，写出真正达天人之理、通
古今之变的书的人。
他为经书作的疏解，也联系他的思想实际，文字多带感情，这是前人所未有的。即
以楚辞而论，我有多种注释本，最终还是选中他的《楚辞通释》一书为读本。
1991年5月10日
《刘半农研究》
载《新文学史料》一九九一年第一期。
材料共三篇：刘氏日记通读；徐瑞岳作刘氏研究十题摘读；其他一篇未读。
刘氏著作，我只买过一本良友印的他的《杂文二集》，精装小型，印刷非常精美，
劫后为一朋友借去未还。
记得刘氏逝世后，鲁迅先生曾写一文纪念，我至今记得的有两点：一、刘氏为人，
表现有些“浅”，但是可爱的；二、有“红袖添香夜读书”的思想，常受朋友们的批评。
我一向信任鲁迅先生的察人观世，他所说虽属片面，可能是准确的。
红袖添香云云，不过是旧日文人幻想出来的一句羡美之词，是不现实的。悬梁、刺
股，凿壁、囊萤，都可以读书。唯有红袖添香，不能读书。如果谁有这种条件，不妨试
验一下。
但文人性格中，往往会存在这么一种浪漫倾向。以刘氏请赛金花讲故事为例：当时
赛流落在北京天桥一带，早已经无人提起她。是管翼贤（《实报》老板）这些人发现了
她，当做新闻传播出去。最初听赛信口开河的有傅斯年、胡适等人，听得欣然有趣。但
傅和胡只是听听而已，不会认真当做一件事，去收集她的材料，更不会认真地为她树碑
立传。因为这两位先生，城府都是深远的，不像刘半农那么浅近。
赛虽被写进《孽海花》一书，但并非正面人物，更无可称道之事。当时北京，经过
八国联军入侵之痛的老一辈人还很多，也没人去恭维她。刘送三十元给她，请她讲故事
六次，每次胡乱说一通，可得五元，在当时处于潦倒状态的老妓女来说，何乐而不为？
刘就根据这个谈话记录，准备为她立传，因早逝，由他的学生商鸿逵完成，即所谓
《赛金花本事》一书，一九三四年出版。当时东安市场小书摊，都有陈列，但据我所知，
很少有人购买。因为华北已处于危亡之际，稍有良知的，都不会想在这种人物身上，找
到任何救国图存的良方。有人硬把赛金花的被提起，和国难当头联系起来，是没有道理，
也没有根据的。
刘氏这一工作，是彻底失败了。当然，他成功的方面很多，这也不值得大惊小怪。
使我深受感动的，是徐瑞岳文章中，引叙齐如山对刘的劝告。齐说：“赛金花自述
的一些情况，有些颇不真实，尤其是她和瓦德西的关系，似有生拉硬扯和修饰遮掩之嫌，
撰稿时要多加谨慎。”并说：“以小说家、诗家立场随便说说，亦或可原，像你这大文
学家，又是留学生，若连国际这样极普通的情形都不知道，未免说不过去。而且你所著
之书，名曰本事，非小说诗词可比，倘也跟着他们随便说，则不但于你名誉有关，恐怕
于身份也有相当损处。”朋友之间，能如此直言，实属不易。
同样，我也佩服钱玄同对商鸿逵的训教。徐氏原文称：
“时在北大研究院的钱玄同听说此事后，甚为生气，把商鸿逵叫去狠狠训了一顿，
认为一个尚在读书的研究生，不应该去访问什么赛金花，更不应该为风尘女子立传。商
鸿逵从钱玄同那儿恭恭敬敬地退出来，又跑到时任北大文科主任的胡适之处，向胡氏详
尽地汇报了撰书的起因和经过，并得到了胡适的首肯。”
从这一段文字，可同时看出：钱、商、胡三个人的处世为人的不同。
耕堂曰：安史乱后，而大写杨贵妃；明亡，而大写李香君；吴三桂降清，而大写陈
圆圆；八国联军入京，而大写赛金花。此中国文人之一种发明乎？抑文学史之一种传统
乎？不得而知也。有人以为：通过一女子，反映历代兴亡，即以小见大之义，余不得而
明也。当然，文学之作，成功流传者亦不少见。《长恨歌》，《桃花扇》，《圆圆曲》，
固无论矣。即《孽海花》一书，亦不失为佳作，然失败无聊之作，实百倍于此，不过随
生随灭，化作纸浆，不存于世而已。而当革命数十年之后，人民处太平盛世之时，此等
人物，又忽然泛滥于文艺作品之中，此又何故使然欤？
1991年5月23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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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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