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绚丽的火花稍纵即逝。第二天早上，迎接方涛的即是一场惹人恼火的吵闹。
方涛正在吃早饭，门外忽然象砸开了锅一样吵杂。在“噼噼啪啪”的竹木倒地声中，暴
发出一个女人尖利的叫骂声。这是隔壁朱阿二妻子的声音。原来，方涛家又“得罪”了她
家。早晨，方涛的母亲在屋门前搭架子晒被褥，一根横竹竿子伸到了阿二家的地界内。这还
了得！阿二妻一下子冲出来把架子、竹竿、被褥掀翻地上。方涛母亲跑去阻拦，也被她推倒
在地。阿二妻仍怒气难消，随之又杀气腾腾朝方涛家门口冲过来了，一边跑一边喊叫：
“好欺侮人哪！男的一回来，就神气活现啦？占着人家的墙不算，还要霸人家的地皮？
什么臭知识分子、臭娘儿，我可不怕你们！”
“有话好好说，别这样不讲道理。”方涛走出门，压住火对她说。
“什么？我不讲道理？放屁！是你们装穷霸墙，还是我不讲道理？仗着从大城市来，想
欺侮我贫下中农妇女？真正的资产阶级臭知识分子！”
其实，阿二妻老家的家庭成份既非贫农，亦非下中农，父母是无业游民。她不是本地
人，十来年前，由于在家乡行为不检点混不下去，才跟着几个不三不四的人盲流来到这里。
凭着她有几分姿色，终于被贫农朱洪的二儿子选中。夫贵则妻荣。这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
革命”时代更不会例外。阿二妻因此身价百倍，成了响当当的贫、下中农“革命派”。
有了响当当的身份岂可没有响当当的神态？你看她，一排龇咧着的黄牙、乱蓬蓬的长
发、伸过头顶的利爪般的双手，加上那腾身扑过来的姿势，是多么威武吓人。随着她的脚
步，团团泥尘卷上半空。方涛真有点怀疑，这是不是从什么古穴中钻出来的不祥之鸟。但事
实当然不是。你听，她左一个“资产阶级”，右一个“臭知识分子”，吐出的又分明是二十
世纪七十年代前半期中国大地上最时髦的语汇。
方涛岂敢与她纠缠，不住地往旁边闪让。谢天谢地，她似乎对方涛的表现已感到满意，
不再理会方涛，从方涛的一侧一冲而过，继续往屋里闯去，口里仍喊叫着：
“滚出来！滚出来！靠男人挡架，挡得过去？”
方涛明白，她是在找柳霞。她以为方涛昨天才回来，今天柳霞一定会请假在家。清早，
方涛倒也曾劝柳霞托人给学校请一天假。但柳霞说：“代课教师让人代课，象话吗？”故在
一小时前就去学校了。
阿二妻形势估计错误，扑了个空。她悻悻然往屋里吐了一口痰，慢慢退出来：
“哼！想躲，看你能躲到那一天。要不顺老娘的心，有你好看的。”
方涛强忍怒火，注视着这个柳霞多年来不得不与之朝夕相处的邻居，心里实在不是滋
味。
还算好，女将只是孤军奋战。不仅朱阿大夫妇躲得远远的，就是外号“剌头”的朱阿
二，也挺沉得住气，老婆那样声嘶力竭喊冤，他却不露一面。
朱阿二是个“实干家”，到拆房子那天，才大大地露了身手。你看他，不偏不倚，就蹲
在正对着两家合墙的屋面上。嘴里，叨着一支过滤嘴香烟；两边耳根上，还各夹着一支。油
光光的头发，在北风里纹丝不动。朱阿大他们在忙着拆砖搬瓦，他却蹲在那里悠悠然闭目养
神。但是，他决不是偷懒。等到自家屋面上的瓦片搬光后，他马上卷起袖子，抡起板斧，大
拆起栓子、横梁来。那“乒乒乓乓”的捶打，震得方涛家屋面上的泥屑、碎瓦片“悉悉索
索”直往下掉。但他仍感不够劲，蹲在那里思索了一会，又猛吸了几口烟，突然放下斧子，
伸手把靠着方涛家屋面的一根栓子猛力往上掀去。只听得“哗啦”一声，方涛家屋面上的几
张瓦片飞腾而下，带出一股烟尘。朱阿二慢悠悠地微抬起头，欣赏着张张飘下的瓦片，把脸
一偏，嘲讽地看着方涛，那神态似乎在说：“你不是从大城市来的大知识分子吗？回来了又
怎么样？一个资产阶级臭知识分子，谁怕你？”
是的，他这时的架式，完全是一个大无畏的英雄。
方涛很想找他的爸爸朱洪队长评评理，但见不到他的影子。听说，他到外地参观去了。
他是个大忙人，一年到头，总是在外边开会呵，学“理论”呵，取“革命”经呵，自我介绍
吹嘘呵，……马不停蹄。要见到他不比见一个县官容易。
其实，即使找到了朱洪又怎么样呢？有其父才有其子。朱阿二夫妇若不是仗着他的权
势，哪里敢这样放肆！
吵杂的一天终于过去了。晚上，方涛一家人吃过晚饭，早早关上门，以求得暂时的清
净。
但门外很快响起了脚步声，越来越近，越来越震耳。
“砰砰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是谁呀？”方涛问。
“是我，代理队长。”声音颇为威严。
是朱阿二。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
“公事。”
方涛犹豫了一下，还是开了门。
朱阿二走进屋里，皮笑肉不笑地向方涛点了点头，自己找了个凳子坐下。
“什么事？快说吧。”方涛说。
朱阿二看了看正在灶前洗碗的柳霞，说：
“今天我代表公社上级来，是为柳霞代课工资的事。”
“我的工资？”柳霞惊讶地回过头来说，“学校里不是已经发给我了吗？一月三十
元。”
朱阿二泠泠一笑，说：“一月三十元，想得倒美。拿着不觉得扎手？”
“你这话什么意思？”方涛问。
“什么意思？大有意思！”朱阿二清了清喉咙，说，“你俩都是知识分子，最近一定学
过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理论吧。学是为了用！为了坚决限止资产阶级法权，生产队作出规
定：本队社员到学校代课所得工资，一律收回作为生产队收入。生产队给代课的人另记工
分。柳霞是妇女，按生产队标准一天记八分工，去除星期天，一月二十六天，计二十个整工
另八分。生产队分红每个工三角，柳霞可得六元二角四分。已经多领走的，限定三天内交
回；不能交回的，生产队划入私人借款，至时另收利息。”
朱阿二说得飞快，但字字清楚，计算也颇为精确，显然是一篇经过充分准备的檄文。
柳霞惊得目瞪口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听得“啪”地一声，她手里的洗碗布掉倒了
地上。方涛的母亲正在里屋哄孩子睡觉，也闻言吃惊地跑了出来。
“你们这种做法有法律根据吗？”方涛问。
“根据？”朱阿二泠泠一笑，“限止资产阶级法权，这就是最大的政治，最大的根据。
老实告诉你们吧，这也不只是我们生产队的做法，全公社都一样！”
“那……”方涛的母亲呐呐地问，“那你家那位病哥哥的工资呢？”
“他是正式教员，病假不超过期限工资当然照发，生产队管不着。再说你儿子的工资，
我们现在不是也没有扣吗？”
朱阿二说完，再不容方涛家人分辩，站起身，拔脚就走。
柳霞腿一软，跌坐到旁边的一只小桌椅上。桌椅“嗄吱”一声向后倾去，方涛慌忙走过
去，把小桌椅和柳霞一块扶住。
“涛哥——”柳霞无力地倒在方涛的身上，“涛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呵？拿走了钱，
还给一顶资产阶级帽子。我拿的代课工资是资产阶级法权？天哪！我是资产阶级？”
方涛什么也没有说。他能说什么呢？在朱阿二夫妻一类人自封为“响当当”的革命阶级
的时候，柳霞被指为资产阶级受到盘剥，又有什么奇怪呢？方涛也很清楚，柳霞是聪明人，
他懂得的，柳霞一定也懂得。
一阵长久的沉默。突然，柳霞翻起方涛的上衣襟，里面，正是她送给方涛的那件蓝色毛
衣。柳霞紧紧抓着毛衣，手指颤抖着，眼睛里，泪水象雨珠沿着两颊“涮涮涮”往下
掉。......
方涛家七拼八凑筹措了一笔钱，将合墙的另一半用高价从朱洪家买了下来，日子才算稍
稍安生了一些。
但破屋越来越不经风雨了。晚上，西北风“哗哗”嘶叫着从砖瓦缝里往屋里钻，寒冷剌
骨。海亮的身体本来就很虚弱，未久就冻病了。起先高烧近四十度，随后又低烧不退，脸瘦
得似乎只存下了两只又大又圆的眼睛。母亲也是三天两头感冒，脸色腊黄。柳霞忙忙碌碌，
一天到晚没有空闲的时候，人变得又黑又瘦，眼稍出现了一条条细密的皱纹。
方涛清醒起意识到，这个家庭已经不能继续这样下去了。特别是海亮的状况，最让方涛
虑心忡忡。按说，孩子已经不算小了，他的教育也该提上日程。虽然倔强的孩子这两年很用
功，看了不少小人书，认了不少字，但与城里的同龄孩子比起来，毕竟差了一截子。而且，
方涛一走，柳霞和母亲两人一个没有时间照管他，一个没有精力照管他，任孩子拖着病弱的
身子屋里屋外乱闯，也实在叫人放心不下。
方涛思来想去，感到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回北京时把海亮带走。
他讲了自己的打算。柳霞和母亲虽然舍不得孩子离开，但也不表示反对。孩子听说后更
是欢天喜地，天天晚上缠着方涛打听北京的样子，又大又圆的眼睛闪闪发亮，显得分外活
泼、精神。
但方涛却很快又动摇起来。愈近回京日期，动摇就愈厉害：一个在北京没有户口的孩
子，如何生存呢？就算有同事的接济，方涛是一个有工作的人，又如何带孩子呢？再说，他
有带孩子的能力、经验和耐心吗？想起同屋郑叶妻子和孩子在北京时的狼狈处景，方涛的心
就寒了。
方涛的犹豫未久就在神色和言行中表露了出来。
柳霞第一个摸到了方涛的心事。起先，她只是悄悄地叹息，几天后，终于主动开口说：
“算了，这次别带孩子去了。你是有工作的人，勉强带了去，也很难应乎。”
她停了停，补充说：
“再说，你从未带过孩子，毛手毛脚的，我也不放心。”
母亲也说：
“让孩子留在家里吧。我年岁是大了些，但也不是老得什么都不能干了。再说，孩子也
懂些事了，在家有时也能帮着做点事呢。”
母亲说的是实话。海亮虽然小，但扫地、喂鸡喂鸭，都能帮着干。特别是喂鸡鸭，他还
真有些着迷。他听妈妈说爹爹在北京很难吃到蛋，一心要把家里的鸡鸭喂好，说要让爹爹回
来吃大鸡蛋、大鸭蛋。他的办法也真不少，草丛里挖蚯蚓呀，河边用竹篮子捞小鱼呀，把鸡
鸭一只只养得肥肥的。方涛这次回来吃的蛋，主要就是海亮的劳动成果呢。每天，他起床后
的第一件事，就是到鸭棚里找蛋。他总是一手抓着一个又大又白的鸭蛋，欢腾着给方涛看。
就这样，在离家的前一天，方涛决定还是把海亮留在家里。
他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一次和海亮的离别。
整整一个上午，孩子总跟随着方涛进进出出，看方涛收拾东西、整理行装。他不说话，
但目光愈来愈显得迷惘。他肯定在想：爹爹怎么尽顾自己啊？怎么不给亮亮洗洗脸，戴上小
鸭舌帽，换件新衣服，穿上妈妈一星期前给做的小布鞋啊？其实，前一天方涛已经告诉过他
这次不带他走了。但他不相信，总是笑嘻嘻地说：“爹爹说过带我去的，爹爹一定会带我去
的。”但现在，他似乎已隐隐约约感觉到，爹爹这回真的不带他走了。
终于，吃过午饭，奶奶开口跟他说：
“亮亮，爹爹要上北京了，跟爹爹说声再会吧。”
“不，”孩子却执拗地说，“我要跟爹爹上北京去。”
方涛摇摇头，表示不能带他去。
孩子坚持着，眼泪汪汪，也不敢哭，只是拉着方涛的行李带，一遍遍重复着自己的愿
望。
但是，方涛终究没有答应孩子。
柳霞也在一旁劝孩子：
“听话，亮亮。爹爹有工作，不好带你去。”
奶奶也劝他：
“这次别去了。以后，和奶奶妈妈一块跟爹爹去北京，更快活。”
方涛也说：
“明年，我带你去北京。”
其实，这也只不过是一句空话。明年，方涛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但这句话却起了作用，海亮终于一点点放开了抓行李带的手。
“好孩子，听话。别缠爹爹了，嗯？”奶奶顺势说。
海亮想了半天，低低地回答了一声“噢”，乖乖地转过身，向门外走去。
这时，方涛多么希望母亲能跟孩子说一声，象以往几次那样说一声：“亮亮，等会再出
去玩吧，先送爹爹一阵。”
但她没有说，这一回竟没有说。
方涛也没有叫住他，不知为什么，连“再会”也没有跟孩子说一声。
孩子出门了，走远了，突然，方涛心头一沉，感到怅然若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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