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内
有一位荷兰学者高罗佩（VanGulik），在日本、中国和其他东方国家任外交使节十
余年，对中国人的性生活发生了兴趣，写了一部书：《中国古代的性生活》，出版于一
九六一年，正当我国文化闭关的时候，中国知识界非但无法见到，甚至未闻其名，不知
其事。
一九七九年以后，我国敞开了大门，西方文化信息灵通了，我才从海外友人的通信
中知道有此一书，为海外中国学者所重视，但我还是无法见到。
现在，居然见到了一个中文译本，书名为作者所拟另一个书名：《中国古代房内考》。
大约是为了避免“性生活”这三个刺眼的字，改用雅言“房内”，尽管书是“内部发行”
的，也仍然可见译者还有一点顾忌。
书是朋友借给我的，不能久借不还，我花了整整三天把它看完了。看完之后不免长
叹。第一个反应是：这本书为什么中国人不写，而让外国人来写？译者在《前言》中说：
“这本书的内容对中国读者已经太陌生，简直好像是讲另一个国度。”又说：“此书对
中国古代性生活研究有开创之功。”由此可知，两位译者都是青年人；他们对中国文化
史的知识大约仅限于一九四九年以后。他们似乎不知道中国性学的开创之功，应当归之
于江绍原、潘光旦、周作人、张竞生。而刻印《双梅景暗丛书》的叶德辉，尤其不能说
他不是中国性学的开创人。
周作人在北京大学收集猥亵民歌，至今无法印出。张竞生大张旗鼓地推动性学，却
被“小江平”等人搞坏了，在“千夫所指”之下，丢掉北京大学教授之职，回去隐居。
他的《性史》终于没有写成。
高罗佩很敏锐地看出，中国在唐代以前，有不少性学文献。不论属于儒家或道家，
都是把两性关系看作养生延寿之道。尽管它们的理论有不少虚妄，但它们还是属于医学
卫生的严肃的著作。宋代道学兴起以后，唐以前的许多房术文献很快就被禁止得亡佚了。
作者还提出一个很值得思考的论点。他以为，房中术是很早的中国文化，印度教中
的密宗，也讲究两性交合，是受到中国的影响，然后再从印度，经过西藏，反馈到中国。
这个论点，我以为是非常正确的。由此，就可以说明，为什么宋元以后，中国古代的房
中书日渐亡佚，很少流传，儒家与道家讳言房术。而元明二代的房中书，分明是密宗经
典的译本，而其内容，却有中国古代房中术的遗迹。甚至，明清二代的中国人，看到雍
和宫里的欢喜佛，都以为是西藏传来的藏佛，而没有人敢于设想这些造像的原始形态，
正是“天老教轩皇”的图本。
高罗佩毕竟是一个外国人，他收集中国人的性生活资料，还不够充分，如果没有叶
德辉的那些刻本，他这部著作，恐怕未必能写成。他说中国人的性生活中，病态现象极
少，这就因为他没有见到这一方面的文献资料。其实，记录性虐狂、变态性欲的资料，
在历史中公然记录的，已不算少，何论笔记、野史、杂书中的许多记载？
关于中国近代的房中书，作者也没有见到，甚至还没有知道书名。因此，他这部著
作，只能名为《中国古代的性生活》，而在明清两代的叙述中，显得很薄弱。我在《也
是园书目》中见到属于“房中”的书四种：
一、《端必瓦成就同生要》一卷
二、《因得啰菩提手印道要》一卷
三、《大手印无字要》一卷
四、《女丹经》八卷
前三种显然是密宗经典的译本，《女丹经》有八卷之多，很可能是汇集古代房中书
的道家遗书。《也是园书目》是明末清初写定的，也是园藏书散出之后，收得这些书的
藏书家就不敢把这些书收入目录，因而这四部书就无迹可寻。但是，我相信，这些书还
不至于全部亡佚，可遗憾的是中国人还不敢研究。
一九九一年七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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