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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奋了一个上午的小汤姆酣酣地进入梦乡。蒋卓君来到花园里的游泳池旁,一顶蓝红黄
三色的太阳伞插在一张乳白色的圆桌中央。她坐在桌旁,打开那本黑封面的本子,继续写她
的“回忆笔记”。桌上那只随身带着的“婴儿监听器”里传出小汤姆吮手指和小呼噜的声
音。
  八月的洛杉矶,阳光灿烂带点儿妩媚,空气温热夹着花草的馨香。茂密的树林环绕着整
座花园,花坛里开着五颜六色的玫瑰花、天鹅花、紫铃花。绿丝绒般的草坪上一只小松鼠悠
然自得地坐在她身旁,竖着一个蓬松松的大尾巴,捧着个松果。她看看它,小东西闪动着黑
亮的小眼瞟了她一眼,紊丝不动。
  很美,可惜这是人家的花园!
  太静了,没有风,没有云,没有欢畅的、令人振奋的声音。她感到压抑,感到孤寂。人
真是个奇怪的动物!当国内许多人正羡慕她时,她觉得象囚禁。廖沈告诉她的关于那么多种
苦的体会她第一次听到,然而,细细品味,她确实品出许多不同的苦来。尤其是,这些日子
里,她又悟到一种新的痛苦:当两种习俗、两种文化、两种生活方式相对抗时,人的生活就
会非常痛苦,甚至象地狱一样。
 “……从前,我放学后总是到吴梅妹家做功课。她爸妈妈把乡下的外婆接到上海来住。他
们一家非常孝敬她,可是她天天吵着回去,“这是什么事儿嘛!到处都是硬梆梆的路,连块
土疙瘩都看不见!这么多人,却连个说说话的人也没有!”乡下没有亲人,吴梅妹的爹妈当
然不让外婆回去。每当我和吴梅妹趴在她家吃饭桌上写作业,外婆就坐在一旁,给我们唠叨
乡下小溪里的水多么清;柴灶烧的饭多么香;蛙鸣鸟叫多么好听;田野山色多么美丽;邻家
张婶做的米糕多么好吃……我常常拿笔支着下巴,望着唠唠叨叨的外婆出神。吴梅妹悄悄告
诉我,外婆一直把关灯说成“吹灯”,把开煤气说成“生火”。后来每当她说“吹灯”,吴
梅妹就会故意把嘴凑在灯泡上使劲吹给她看,她也就无可奈何地摇着头苦笑。她郁郁寡欢,
后来一病不起。躺在床上动弹不得,还是吵着要回乡下。一天,吴梅妹急匆匆来我家,要我
妈妈去给她外婆看病。我和妈妈赶去,看见她面容枯槁,床边放着许多营养品,她一点不
吃。她对妈妈说,她只想吃一碗用麦秸煨的米粥。这么大上海,哪里去找麦秸?我和吴梅妹
冒着严寒,走了许多路到市郊农村,问了一家又一家,终于在一个农民家里,要到一捆麦
秸,拿回家用炉子熬了一锅米粥端给外婆。她吃了一点,连连摇头说:“不一样,味道不一
样了!”第二天,她死了。吴梅妹哭着告诉我,临死,外婆一再说要回去,要葬到乡下,她
不要火化……现在我懂了,吴梅妹的外婆是憋死的,那时我们不懂得她,还以为她在城里一
定比在乡下幸福……
  ……难怪朋友们来信都说我是个傻瓜,有福不会享,老是想农场。他们哪里知道,一个
远古时候的人假定不得不在中世纪生活一定会悲惨地窒息而死;就如同有个野人也会在现代
文明中窒息而死一样……
  我是一个中国来的乡下人!她停住笔,摇摇头,自嘲地一笑,又重新埋下头去。她的思
想在回忆中穿梭,家、学校、农场,亲戚、朋友、同事……暂时忘却了眼前的一切。
  “艾拉,我发现你总是在写!”
  她回过头去,发现乔丹·西比尔站在身后,右手端着杯咖啡,左手撑在右手的臂腕里,
微笑地看着他。阳光照在乔丹的络腮胡子上,根根都闪着光泽。他比蒋卓君小一岁,不过在
蒋卓君眼里,他的一脸大胡子比自己老沉得多。
  她避开乔丹探究的目光,看着游泳池,那平静的池水上漂着的一片绿叶。她说:“我在
写……回忆笔记。怎么,你不睡了?”她知道乔丹正在感冒,早上刚给老板打电话请过假。
  “我好些了。”乔丹拍拍脑袋,“昨天在办公室头痛时真想马上回来睡觉,今天给我机
会,我却睡不着了。嗳,对了,你说的……‘回忆笔记’是怎么回事?”
  “是回忆从前在国内的一些琐事……”她说。
  “哦,是农场吗?”乔丹听说蒋卓君和廖沈文化革命中都去过农场,他以为农场就象集
中营,十分可怕,常常问个不停,“那时你们都被强迫到农场去的吗?”
  “不,有的是自愿的,有的是被迫的。”
  “那么你呢?你是自愿的吗?”
  “是的,虽然我内心想留在上海照顾我年老的父母特别是我父亲……可是,我的出身不
好,具体地说我的父亲参加过国民党,他们可能会对我产生不良的影响,因此我比别人更应
该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或者说……改造,我父母也支持我。所以我报名去了。”
  “我不理解。就是说因为你的出生,你一生下来就和另一些人不平等,就象我们这儿的
种族歧视那样,是吗?”乔丹皱了皱眉头。
  她微微一愣,她从没把出身问题和种族问题作过比较。她说:“我那时从没想过这有什
么不平等,面对劳动人民的出身,我从心底里感到不如他们。我每天检查自己的缺点,拼命
工作以抵消我不好的出身。”
  “听上去象是赎罪,出身有什么罪?”乔丹摇摇头,“但是,你现在为什么要写这些
呢?这并不令人愉快。”
  “以前从来没想过要写。可是到了这儿,每天都想国内的那些事,无法抑制。”
  “这是因为你在这里太寂寞,不是吗?”
  “也许是的。我写的时候就好象在喝中药,”她望着他,问道,“你大概从来没喝过中
药吧?要知道,中药是很苦的,不象你们,咳嗽药也要做成冰淇淋,不让人感到苦,其实,
苦的中药能治很复杂的病。”
  “你有你自己的理由,不过,希望你写些高兴的事。”
  “谢谢你。”蒋卓君又一次看着游泳池的水,那水蓝得透澈,一阵清风吹来,在阳光下
泛起微微涟漪。
  “噢,对了,我是来打扰你的,我需要你的帮助,”乔丹说。“我接的一个案子有点麻
烦,不知你愿不愿意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和你谈谈?”
  她奇怪自己怎能帮得上律师的忙,她合上本子说,“只要我能行,当然可以。”
  乔丹拉开圆桌旁的一张椅子坐下,把咖啡杯子放在桌上,缓缓地说:
  “有一天,一个中国妇女哭着来找我,遗憾的是,她的英文不好,有些话我怎么也不
懂。我只好打电话找了一个台湾留学生,让那妇女在电话里用中文对他说,然后我在另一个
分机上听台湾人为我翻译成英文,这种办法简直是个创举!我费了很大的劲才弄懂,原来一
所贫民医院控告那个中国妇女对自己两岁的女儿犯了虐待罪。她要我为他辩护。”乔丹因为
感冒带着浓浓的鼻音
  “虐待自己的女儿,这怎么可能呢?”蒋卓君吃惊了。
  “是的,这是一件非常棘手的案子。”乔丹喝了口咖啡,叙说了一个蒋卓君闻所未闻的
故事:
  “一名五十多岁的台湾男子四年前在黑人区开了一爿干洗店,他不会说英文,也不会说
国语,更不说广东话。他说的是什么话我至今也不知道,因为你们中国的地方太大,方言很
多。反正在我们这个区域谁也听不懂他的话,也找不到一个翻译。他的生意很不好,干洗店
不久就关闭了。于是,这个男子到中国大陆去了一次,带回来一个和她说同一种方言的青年
妇女,不过这个妇女会说你们的国语。他们结了婚,不久就生了个女儿。男子靠到处打零活
维持一家三口的生活。你大概知道,这样组合的家庭在美国并不少见,他们过得很艰辛。”
  “不久前的一天,他们两岁的女儿发高烧,那个中国妇女,就是孩子的母亲给女儿注射
了从大陆带来的针剂。可是这并没有阻止疾病的恶化,孩子的温度继续上升,并且开始抽
筋。你可以想象母亲该怎样着急,她没有钱,英文也懂得很少,问了许多人才知道美国有贫
民医院可以免费看病。她哭着把孩子送到贫民医院。医生问了病情,很惊奇地知道这个中国
母亲给孩子打过针,当然他们想知道那是什么针。由于语言不通,理解很困难。母亲回家拿
来了她打的针剂。医生于是知道竟是些过期的链霉素!要知道,这种药在美国早就不用了,
更不要说已经过期。医生认为母亲无权给孩子诊治,是她延误了孩子的病情。这妇女不很明
白医生的意思。但是她很高兴看到医生全力抢救自己的女儿,孩子于是渐渐好起来。几天后
孩子终于痊愈。当她到医院来接孩子时,万万没想到,医生不让她将孩子带回家。医院控告
她虐待孩子,法院决定暂时把孩子交给一家美籍中国夫妇监护起来。”
  “什么?”蒋卓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她圆睁着眼睛,“你是说,这个母亲不能领回自
己的孩子?”
  “是的,她必须根据美国的法律进行一场诉讼,如果她输了,她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失
去自己的孩子,直到有证据证明她改正为止。如果她能提供证据证明自己不曾虐待自己的女
儿,她就可以赢这场官司。遗憾的是,虐待的证据是她自己提供的,那盒过期的链霉素作为
重要证据在院方的委托人手里。她无法否认。”说到这里,乔丹无可奈何地耸耸肩,“我不
想使你难过,我知道你无法理解,就象这个中国母亲不理解一样。当她通过翻译,知道了是
怎么一回事后,愤怒极了,不,她简直是发疯了!她说她在农村做过三年‘赤脚’医生,顺
便说一句,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一种医生叫“赤脚医生”?医生为什么要赤脚呢?我那个翻译
并不清楚。那个中国母亲说,她做过三年赤脚医生,她给许多农民看过病,打过针,为什么
不能给自己的孩子打针?医院方面说,在美国,没有医生执照的人是没有处方权的。中国医
生要有美国执照才有看病的权利。她的虐待女儿的嫌疑就是基于她擅自诊治并用过期的有严
重副作用的药品,这是明摆着的。”
  一件多么奇怪的事!蒋卓君楞在那里,半晌说不出话来。虐待是多么可怕的罪名,怎么
可以轻易加在一个母亲的头上?这是什么样的法律呀!
  “我在你脸上看到一脸的震惊,你不能接受这个事实。但是,你一定会同意这样的观
点,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给人治病也就必须特别慎重,尤其对一个不懂事的孩子。艾拉,
我想你能理解这一点!”乔丹耐心地解释道。
  这一声‘艾拉’猛地提醒了她,那个母亲不正是和自己一样,孤伶伶地站在别人的土地
上,处在一个价值尺度完全不同的国家吗?在这里,常规的中国思维方式行不通了。但是,
难道她不该为这个可怜的母亲鸣不平吗?她激动地说:
  “不,我不相信这个母亲会虐待自己的孩子,”她使劲摇摇头,“世界上有几个母亲会
虐待亲生孩子?连动物都有舔犊之情。轻易地定一个母亲虐待罪难道是公正的吗?乔丹,我
相信她没有罪,你一定要帮助她!”
  “我会的!”乔丹站起来,双手扶在椅背上,“我也认为这个中国母亲是无辜的。律师
辩护的立足点就是站在被告是无罪的这一基点上,但我必须有充分证据。对于这类案子,美
国律师越来越多用‘文化证据’来作辩护,就是说,在外国文化培养成长的人违反美国法
律,如果在他们成长的国家和文化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话,就不应该判处应负的全部责任。
不过,文化辩护很少能达到宣判无罪。这种辩护只能减轻对移民的指控。”接着,他举了这
样一个例子:一位来自老挝的苗族青年,按照苗族的传统,开车到佛雷斯诺市立学院把一个
同是来自老挝的苗族姑娘抢去成亲。那姑娘以绑架和强奸罪控告他。经过被告律师的“文化
辩护”,认为这虽然触犯美国法律,但符合苗族“抢亲”的传统。最后法官判处那位青年监
禁一百二十天,罚款一千美元。其中九百元作为对受害人的赔赏。“看,这比按加州法律条
款对绑架和强奸的处罚要轻得多了!”乔丹认真分析说,“不过,要证明这个中国母亲完全
无罪有一定困难。我们只能想法减轻她的罪名。所以,我想和你谈谈,了解一些中国的事,
比如说赤脚医生,你能和我谈谈吗?”
  “赤脚医生?”这真是一件难以说清的事!蒋卓君竭力使自己平静下来,在脑海里搜索
那些英文单词,她常常觉得词汇量贫乏。在她看来,对于缺医少药的农村,赤脚医生不是一
件坏事。只不过它是一个被政治狠加利用过的东西。美国人能理解这些吗?不过,她不想把
赤脚医生说得一无是处,事实也并非如此。农场时,她做过半年赤脚医生,她比别人更有权
利作出解释。于是,她不慌不忙地说:
  “赤脚医生”是文化大革命中所谓的“新生事物”,是从农民中挑选出的和农民们生活
劳动在一起的一种医务人员。因为中国南方的农民干活时赤脚,而这种医务人员也和农民一
样赤脚下田干活,所以叫他们赤脚医生。中国有八亿农民,医学院培养的医生不多,农村缺
医少药,有的农民看病要翻山越岭走几十里路。为了不延误病情,就由赤脚医生给一些常用
药。后来,‘四人帮’大肆利用赤脚医生,用它来批判有学问的所谓资产阶级专家权威,为
他们的政治路线服务。这就使赤脚医生变得复杂起来。但是,赤脚医生本身没有罪,”蒋卓
君说,“他们为农民做过许多好事,我就做过赤脚医生。”
  “是吗?”乔丹很感兴趣,“那么你在医学院学习过?”
  “没有,我只是在农场医院学习过三个月,医生们给我们上课,在医院病房实习。”
  “三个月?”乔丹不解地问,“三个月能学多少东西呢?然后你们就给病人诊治疾
病?”
  “我们只是处理一些小毛小病,如伤风感冒、轻度外伤等。大病就送场部医院。”
  “赤脚医生有处方权吗?”
  “在一定范围里有。”
  “这怎么可以?”乔丹直摇头,“病人的生命就交在学了三个月的赤脚医生手里,这样
多危险!”
  蒋卓君一时语塞。不过。她突然想起今天早上露西亚逼着乔丹吃药的事,象是抓到什么
把柄,反驳说:“比如你感冒了,露西亚给你吃阿斯匹林,这和赤脚医生的做法有什么两样
呢?她大概连三个月也没学过吧?难道这样做也有危险吗?”
  乔丹突然笑了,笑得很开心,“这话有道理。露西亚正是我的‘赤脚医生’!她不仅给
我吃阿斯匹林,还硬给我测星相,常常使我无所适从。”他摆摆手,“我只是开个玩笑。不
过,话说回来,那位中国母亲给女儿用的是过期的链霉素。”
  “她不是故意的。如果她有钱看病,会自己打针吗?没有钱是她的错吗?”
  乔丹收起笑容,很严肃地点点头,“所以,除了对赤脚医生进行‘文化辩护’,我还需
要别的证据,我需要这个母亲爱孩子的证据,以排除虐待的可能性。我想找人作旁证,可是
一个人也找不到。由于语言不通,这对中国夫妇几乎不和什么人来往,没有人能提供证词。
于是我想起你,也许你能做点什么。”
  “这太好了!”蒋卓君很高兴帮自己同胞的忙,“我会尽力而为的。”
  乔丹要她和这个中国母亲谈谈,找到一些她爱孩子的证据,然后写下证词。“事情必须
赶快。”乔丹说,“因为这个母亲面临着另一项罪名——骚扰罪。希望你能提醒她。”
  “骚扰罪,这是什么意思?”
  “因为她天天到法院去吵闹,还不断打电话去骂人。露西亚也被她的电话弄得不胜其
烦。你大概注意到这些天常常夜里有电话铃声,就是那个中国母亲打来的,由于规定她在监
护人的同意下才能探望自己的女儿,半夜里她想孩子想得发疯,就跑到街上打电话,你知
道,她家连电话都没有。她要我快点帮她办案。有一次露西亚接到电话对她发了火,没想到
那母亲用生硬的英语对露西亚大叫:‘Give me  your son (把你儿子给我)!’露西亚
害怕极了,怕她发疯会做出什么不近情理的事。再说她还没付过一分钱律师费,露西亚认为
这件案子无利可图,天天向我抗议,说如果我再不制止她的干扰,她就要向法院提出起
诉。”
  “露西亚会这样做吗?”
  “还不至于。不过即便露西亚不会,惹恼了法院,法院也会这样做。”
  美国人的罪名可真多,他们怎么这样喜欢打官司!蒋卓君实在想不通,她问乔丹:“前
几天森森感冒,我也给他打针吃药了,你不见得会起诉我吧?”
  “如果森森出了事,这就难说了。你最好别这么干,”乔丹很认真地说,“要知道,美
国的法律是经过两百多年考验,逐渐完善起来的,它是公正的。你既然在这个国家,就不可
轻视它。”
  “一个冤枉母亲虐待孩子的法律难道也是公正的吗?”蒋卓君觉得乔丹对美国法律的公
正过于自信,大概因为他太爱自己的国家,太看重自己的职业。她在报纸上和电视里明明看
到过许多不公正的案例,是由于美国法律的漏洞造成的。
  乔丹当然不同意她的指责,眼光变得严肃起来:“虽然我是在为这个母亲辩护,但是我
认为法官目前的做法是公正的。他暂时不让那个母亲继续接触自己的孩子,是避免再一次受
到伤害。在美国,保护孩子权益的法律特别详尽,比如,把十二岁以下的孩子单独留在家里
也是犯罪,因为他们没有应急的能力,有危险。美国法律的核心就是一个人字,人人生来平
等。哪怕是刚生下的孩子,都和大人享有同等权利,虽然他们不会说话,我们会说话的人就
制订出具体的条例来维护他们的权利。”
  “可是,一个不懂英语,不了解美国法律的母亲不就象一个不会说话的孩子一样吗?她
的权利谁来保护呢?她也是人,她的痛苦法官知道吗?你们国家每天发生那么多吸毒、抢劫
的事来不及管,为什么独独起诉一个贫穷的无能为力的母亲?如果她是一个富翁,一个白
人,这一切会发生吗?难道这也是公正的吗?”蒋卓君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会向乔丹发出这
一连串的指责,她的心情完全和那个可怜的母亲连在一起,她觉得自己就象那个孤苦无告的
母亲,在一个陌生的国家里,踩在钢丝上,没有自己的国土支撑,没有家庭、朋友、同事,
也没有从小熟悉的语言帮着说出自己想说的话,苦水只能悄悄吞下,她的眼睛不禁湿润了。
  乔丹没有想到眼前这个温顺的中国女人会变得这样激昂,他微微一楞,连忙说,“对不
起,艾拉,我不该那么性急,要求你完全理解我们这个国家是困难的,我们不争了好吗?请
相信我,我会全力帮助那个中国母亲的,一定!”他走过来,轻轻地搂了搂她的肩膀,真诚
地说,“我这就去找她,我要让你们两个中国人痛痛快快地谈谈!”
  蒋卓君感激地望着他,他那双幽深的眼里充满了同情的目光。
    
     
     
  乔丹驾着那辆本茨车出了车库,蒋卓君目送着汽车穿过浓郁的林间车道,消失在米德维
尔街拐角处,轻轻地舒了口气。她瞥了一眼桌上的笔和那本翻开的黑色笔记本,写什么呢?
和那个可怜的母亲相比,她的这些痛苦又算得了什么!
  她的目光停在草坪正中那颗高大的狗木树上,雪白的狗木花瓣掉了一地,撒在绿色的草
坪上。
  为什么在两个国家,两个民族,两种不同的肤色之间的沟通如此艰难?人类要一致太不
容易了!不同文化和传统都有与之相适应的温和和严厉,道德和法律的准则相差如此之大,
对人性的理解也千差万别。想到那个母亲和自己一样,突然失去了一切惯例、一切安全感、
一切理所当然的东西,甚至失去自己的亲生女儿,她的心就隐隐作痛,这种无所适从的痛苦
又有多少人能体会到呢?
  当然,不是每一个人对痛苦的感觉都同样强烈。有的人惯于把人类生活中许多问题当做
自己的地狱那样加倍体验,有的人只是体验不得不与自己有关的那些问题。她属于后者。在
来美国之前,她从未想过世界上还有这么多苦痛。她打开笔记本,记下自己新的体验……  
  电话铃声打断了蒋卓君笔下流水似的联想,她站起来,快步朝屋里走去。
  “Hello……”她拿起电话,里面一阵沉默。
  “Hello,我能知道你是谁吗?”她又问了一遍。
  “……我是……”一个女人犹豫的声音,“我要找……乔丹·西比尔、先生。”她的口
音听上去不象美国人。
  “对不起,西比尔先生不在,不过,我能帮你给他留言。”蒋卓君礼貌地说。
  “什么,你说什么?”对方好象没有听懂她的意思,仍是固执地说,“我需要找,西比
尔先生!”
  她突然想,她会不会是那个中国母亲呢?于是,她改用中国话试探:“你是中国人?”
  “Yes,Yes!我是的。”对方高兴地叫起来:“你也是中国人吗?”
  “是的,我在乔丹·西比尔家带孩子已经两个多月了。我从上海来,你呢?”
  “我是温州人,来了已经快三年了。你是怎么来的?”
  “我丈夫在这儿读书,我就来了。”
  “你好福气啊,丈夫有知识。哪象我,嫁了个倒霉的丈夫,一没知识,二没钱,搞得一
塌糊涂!”
  “快别这么说,我听乔丹说了你的事。你不要太着急,他会帮助你的,他是个好人。”
  “说什么都晚了,我不需要帮助了。”
  “为什么?!”蒋卓君吓了一跳,一种不详的预感冒了上来,“你千万不要想不通。到
一个陌生的地方,尤其不是自己的国家,不习惯的太多了,我也非常苦闷的……”
  “我哪里是苦闷!我每天在心痛,在淌血,”那母亲打断她,“我连个说话的人都没
有,就象关监狱一样,不,比关监狱还难受。谁能理解我?国内那些亲友还以为我在天堂里
呢……”她的声音突然哽噎住了。
  “你不要难过,象你这样的事当然谁也想不到,”蒋卓君很想抱住自己的同胞姐妹,轻
轻地安慰她,帮她擦去眼泪,“你要坚强点,慢慢总会解决的。”
  “解决?解决需要许多钱,可是我没有,家里还有人不断写信来,这个要借钱,那个要
担保……”她呜咽起来。
  “打官司的钱总能想办法,我们也可以帮助你,再不够,可以向银行贷款。办法总是有
的,你千万要想开点。”
  “不用啦,谢谢你!现在,我一分钱不要就能彻底解决问题。”那母亲瞬间停止了哭
泣。
  “你……?”蒋卓君打了个寒颤,“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你有孩子吗?”对方没有回答她。
  “有,上一年级。”
  “在中国?”
  “不,在这里,我们三个都住在乔丹·西比尔家。”
  “好福气啊,能找到这么好的工作真不错!你要好好珍惜。我那个窝囊的男人什么好工
作也轮不到她。”对方感叹道,“西比尔先生倒真是个好人,不过西比尔太太大概不怎么样
吧?”
  “……说不清,他们俩性格不一样。”
  “哼,哪里是性格不一样,西比尔太太简直毫无人性。”那母亲气愤地说,“她竟然警
告我说,要是我再打电话到他们家,她就要叫警察,世界上有这样没有人性的女人!人心都
是肉长的嘛,狗急还要跳墙呢!她的孩子要是被人夺走会不着急吗?”  “不过,你还是
当心点好,美国的法律我们不懂,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背上一个莫名其妙的罪名,有事你还是
打电话到乔丹的办公室去找他。”
  “我不会再打电话来了,这是最后一次。”
  “请你告诉我,你要干什么,到底要干什么?”蒋卓君急得什么似的,只能一个劲儿问
她。
  “别担心我,”对方轻松地说,“西比尔先生在家吗?光顾着跟你说话了。”
  “他找你去了。”
  “什么,你说什么?!”那母亲慌张地问,“找我?他什么时候出门的?”
  “大概二十分钟前。你家没电话,他只好直接去找你。”
  “糟了!”她显得十分紧张,“我……我不能和你多说了。”
  “你现在在那里?”蒋卓君问。她在听筒里清楚地听到一声孩子的叫声。
  “喂,喂!”对方不吭声,蒋卓君着急了,她真怕电话被挂断,紧紧拽住话筒不放。
  过了片刻,那母亲又说:“告诉你,孩子已经在我手里了!刚才,我征得监护人的同
意,去看望我女儿。只有那先生一个人在家,她太太去买东西了。乘先生上厕所的机会我把
孩子偷了出来。这件事我计划了好久,我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这么干。我不能在这儿呆下去
了,我要离开这里!我刚才打电话就是想在临走前和西比尔先生说一声,我欠了他一大笔律
师费,不知今生今世还有没有可能还他,他是个好人,你替我谢谢他……”
  原来如此!蒋卓君呆呆地站在那里,突如其来的消息简直容不得她思考,她不知所措,
不知该不该为她高兴,她说:“这……怎么可以呢?他们会找到你的,这样案子就更复杂
了。”
  “你放心,我不会再待在这个国家。”
  “那么你去哪里?回中国吗?”
  “回中国?我还好意思回中国吗?我要往北走。”
  “往北?”蒋卓君的脑子里闪过一幅北美洲的地图,往北是旧金山、西雅图、再往北是
加拿大的温哥华……她感到纳闷:“那么,你丈夫呢,他也走吗?”
  “我给他留了信,很对不起他,我不想连累他,也不想和他再生活下去。好了,我不敢
让乔丹·西比尔先生看到我。谢谢你的关心,再见啦!”
  “可是你这样太危险,你会有许多麻烦的,要当心,千万当心!”
  电话被匆匆挂断了。
  蒋卓君握着话筒的手久久没有放下。她将去哪里?带着这么小的孩子她将怎么生活下去
呢?她的丈夫失去妻子女儿该怎样地痛苦!当初她为什么要和他结婚呢?她活在世界上究竟
追求什么呢?
  短短两个钟头,象过了半世纪一样。当她重新坐在游泳池边上乳白色的圆桌旁,面对翠
绿的草坪、碧蓝的游泳池水,面对五彩缤纷的花园、潜滋暗长着的郁郁葱葱的树林,面对桌
上那本黑色的笔记本,她自言自语地说,我干吗要问她追求什么呢,难道我不该问问我自己
吗?我为什么来到这儿,坐在别人的花园里,面对不属于我的一草一木,浪费我的生命和精
力。我究竟是为什么呢?难道我比那个中国母亲高尚吗?难道我的目的比她更明确吗?
  小松鼠又跳到她脚跟前,瞪着小小的黑眼睛望着她。她把汤姆掉在桌子上的土豆片递过
去,小松鼠一跃跳到她的手臂上,津津有味地吃起来。小东西,你真幸福,她羡慕地想,你
不用考虑这么多为什么,也不用防范这儿有人会给你惹麻烦。你和我这样亲近,要是世界都
象现在这样,人和人之间不用处处设防,彼此沟通,相亲相爱,该是多么美好!
  她轻轻地抱着小松鼠,久久地抚摸着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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