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屋窗口
前年冬天，母亲告诉我，家乡的老屋无论如何必须卖掉了。全家兄弟姐妹中，
我是最反对卖屋的一个，为着一种说不清的理由。而母亲的理由却说得无可辩驳：
“几十年没人住，再不卖就要坍了。你对老屋有情分，索性这次就去住几天吧，给
它告个别。”
我家老屋是一栋两层的楼房，不知是祖父还是曾祖父盖的。在贫瘠的山村中，
它像一座城堡矗立着，十分显眼。全村几乎都姓余，既有余氏祖堂也有余氏祠堂，
但是最能代表余氏家族荣耀的，是这座楼。这次我家这么多兄弟姐妹一起回去，每
人都可以宽宽敞敞地住一间。我住的是我出生和长大的那一间，在楼上，母亲昨天
就雇人打扫得一尘不染。
人的记忆真是奇特。好几十年过去了，这间屋子的一切细枝末节竟然都还贮积
在脑海的最低层，一见面全都翻腾出来，连每一缕木纹、每一块污斑都严丝密缝地
对应上了。我痴痴地环视一周，又伸出双手沿壁抚摩过去，就像抚摩着自己的肌体，
自己的灵魂。
终于，我摩到了窗台。这是我的眼睛，我最初就在这儿开始打量世界。母亲怜
惜地看着成日扒在窗口的儿子，下决心卸去沉重的窗板，换上两页推拉玻璃。玻璃
是托人从县城买来的，路上碎了两次，装的时候又碎了一次，到第四次才装上。从
此，这间屋子和我的眼睛一起明亮。窗外是茅舍、田野，不远处便是连绵的群山。
于是，童年的岁月便是无穷无尽的对山的遐想。跨山有一条隐隐约约的路，常见农
夫挑着柴担在那里蠕动。山那边是什么呢？是集市？是大海？是庙台？是戏台？是
神仙和鬼怪的所在？我到今天还没有到山那边去过，我不会去，去了就会破碎了整
整一个童年。我只是记住了山脊的每一个起伏，如果让我闭上眼睛随意画一条曲线，
画出的很可能是这条山脊起伏线。这对我，是生命的第一曲线。
这天晚上我睡得很早。天很冷，乡间没有电灯，四周安静得怪异，只能睡。一
床刚刚缝好的新棉被是从同村族亲那里借来的，已经晒了一天太阳，我一头钻进新
棉花和阳光的香气里，几乎熔化了。或许会做一个童年的梦吧？可是什么梦也没有，
一觉睡去，直到明亮的光逼得我把眼睛睁开。
怎么会这么明亮呢？我眯缝着眼睛向窗外看去，兜眼竟是一排银亮的雪岭，昨
天晚上下了一夜大雪，下在我无梦的沉睡中，下在岁月的沟壑间，下得如此充分，
如此透彻。
一个陡起的记忆猛地闯入脑海。也是躺在被窝里，两眼直直地看着银亮的雪岭。
母亲催我起床上学，我推说冷，多赖一会儿。母亲无奈，陪着我看窗外。“诺，你
看！”她突然用手指了一下。
顺着母亲的手看去，雪岭顶上，晃动着一个红点。一天一地都是一片洁白，这
个红点便显得分外耀眼。这是河英，我的同班同学，她住在山那头，翻山上学来了。
那年我才6岁，她比我大10岁，同上着小学二年级。她头上扎着一方长长的红头巾，
那是学校的老师给她的。这么一个女孩子一大清早就要翻过雪山来上学，家长和老
师都不放心，后来有一位女教师出了主意，叫她扎上这方红头巾。女教师说：“只
要你翻过山顶，我就可以凭着红头巾找到你，盯着你看，你摔跤了我就上来帮你。”
河英的母亲说：“这主意好，上山时归我看。”
于是，这个河英上一趟学好气派，刚刚在那头山坡摆脱妈妈的目光，便投入这
头山坡老师的注视。每个冬天的清早，她就化作雪岭上的一个红点，在两位女性的
呵护下，像朝圣一样，透透迤迤走向学校，走向书本。
这件事，远近几个山村都知道，因此每天注视这个红点的人，远不止两位女性。
我母亲就每天期待着这个红点，作为催我起床的理由。这红点，已成了我们学校上
课的预备铃声。只要河英一爬上山顶，山这边有孩子的家庭就忙碌开了。
女孩到十五六岁，在当时的山乡已是应该结婚的年龄。早在一年前，家里已为
河英准备了婚礼。举行婚礼的前一天，新娘子找不到了，两天后，在我们教室的窗
口，躲躲闪闪地伸出了一个漂亮姑娘蓬头散发的脸。她怎么也不肯离开，要女教师
收下她干杂活。女教师走过来，一手抚着她的肩头，一手轻轻地捋起她的头发……
刹时，两双同样明净的眼睛静静相对。女教师眼波一闪，说声“跟我走”，拉起她
的手走向办公室。
我在《牌坊》一文中已有记述，我们的小学设在一座废弃的尼姑庵里。几个不
知从哪里来的美貌女教师，都像是大户人家的小姐，都有逃婚的嫌疑。她们都不姓
余，但点名的时候，她们一般都只叫我们的名字，把姓省略了，因为全班学生绝大
多数都一个姓。只有坐在我旁边的米根是例外，姓陈，他家是从外地迁来的。
那天河英从办公室出来，她和几个女教师的眼圈都是红红的。当天傍晚放学后，
女教师们锁了校门，一个不剩地领着河英翻过山去，去与她的父母亲商量。第二天，
河英就坐进了我们教室，成了班级里第二个不姓余的学生。
这件事何以办得这样爽利，直到我长大后还在经常疑惑。新娘子逃婚在山村可
是一件大事，如果已成事实，家长势必还要承担“赖婚”的责任。哪部小说、戏曲
一写到这样的事不是渲染得天翻地覆、险象环生？河英的父母怎么会让自己的女儿
如此干脆地斩断前姻来上学呢？我想，根本原因在于几位女教师的奇异出现。
山村的农民一辈子也难得见到一个读书人，更无法想象一个能识文断字的女人。
我母亲因抗日战争从上海逃难到乡下，被乡人发现竟能坐在家里看一本本线装书和
洋装书，还能帮他们代写书信、查核契约，视为奇事。好多年了，母亲出门还会有
很多人指指点点、交头接耳，吓得母亲只好成天躲在“城堡”里。这天晚上，这么
多女教师一起来到山那边的河英家，一定把她父母震慑了。这些完全来自另一世界
的雅洁女子，柔声细气地说着他们根本反驳不了的陌生言词。她们居然说，把河英
交给她们，过不了几年也能变得像她们这样！父母亲只知抹凳煮茶，频频点头，完
全乱了方寸，最后，燃起火把，把女教师们送过了山岭。
据说，那天夜里，与河英父母一起送女教师过山的乡亲很多，连原本该是河英
的“婆家”也在，长长的火把阵接成了一条火龙。
只有举杆盛大的庙会，才会出现这种景象。
河英是我们学校的第一个女生。她进校之后，陆续又有一些女孩子进来，教室
里满满的，很像一个班级了。
女教师常常到县城去，观摩正规小学的教学，顺便向县里申请一点经费。她们
每次回来，总要在学校里搞点新花样，后来，竟然开起了学生运动会。
当然没有运动衣，教师要求学生都穿短裤和汗衫来参加。那几天，家家孩子都
在缠逼自己的母亲缝制土布短裤衫。这也变成了一种事先舆论，等到开运动会的那
一天，小操场的短围墙外面早已挤满了观看的乡亲。
学生们排队出来了，最引人注目的是河英。她已是一个大姑娘，运动衫裤是她
自己照着画报上女运动员的照片缝制的，深蓝色的土布衣衫裁得很窄，绷得很紧，
身材一下子显得更加颀长，线条流畅而柔韧。我记得她走出操场前几次在女教师跟
前忸怩退缩，不断神拉着自己的短裤，像要把它拉长。最后，几个女教师一把将她
推出了门外。门外，立即卷起乡亲们的一片怪叫，怪叫过后一片嘁嚓，嘁嚓过后一
片寂静。河英终于把头昂起，开始跨栏、滚翻、投篮。这一天，整个运动会的中心
是她，其他稚气未脱的孩子的跳跳蹦蹦，都引不起太多的注意。河英背后，站着一
排女教师，她们都穿着县城买来的长袖运动衣，脖子上挂着哨子，满脸鼓励，满脸
笑容；再背后，是尼姑庵斑驳的门庭。这里，重叠着三度景深。
这次运动会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从此，经常可以听到妇女这样骂女儿：“你去
浪吧，与河英一样！”好几个女孩子退学了，男孩子也经不起家长的再三叮嘱，不
再与河英一起玩，一起走路。村里一位近似于族长的老人还找到了女教师，希望将
河英退学，说余氏家族很难看得惯这样的学生。我母亲听说这事后，怔怔地出了半
天神，最后要我去邀请河英来家里玩。那次河英来玩了之后，母亲特意牵着我的手，
笑吟吟地把她送到村口。村民们都惊讶极了，因为母亲平日送客，历来只送到大门。
这以后，河英对我像亲弟弟一样。我本来就与我的邻座陈米根要好，于是三个
人老在一起玩，放学后一起到我家做作业，坐在玻璃窗前，由我母亲辅导。母亲笑
着对我说：“你们娃余的可不能这么霸道，这儿四个人就四个姓！”
今天，我躺在被窝里，透过玻璃窗死死盯着远处的雪岭，总想在那里找到什么。
好久好久，什么也没有，没有红点，也没有褐点和灰点。
起床后，我与母亲谈起河英，母亲也还记得她，说：“可以找米根打听一下，
听说他开了一爿小店。”
陈米根这位几十年前的好朋友本来就是我要拜访的，那天上午，我踏雪找到了
他的小店，就在小学隔壁。两人第一眼就互相认出来了，他极其热情，寒暄过一阵
后，从一个木箱里拿出两块芝麻饼塞在我手里，又沏出一杯茶来放在柜台上。店堂
里没有椅子，我们就站着说话。他突然笑得有点奇怪，凑上嘴来说：“还是告诉你
了吧，最后也瞒不住，这次买你家房子的正是我的儿子。我不出面，是怕伯母在价
格上为难。说来见笑，我那时到你家温习功课，就看中了你家的房子。伯母也真是，
几十年前就安上了玻璃窗！据说装了四次？”
这个话题谈下去对我实在有点艰难，我只好客气地打断他，打听河英的下落。
他说：“亏得你还记得她。山里女人，就那个样子了，成天干粗活，又生了一大堆
孩子，孩子结婚后与儿媳妇们合不来，分开过。成了老太婆了，我前年进山看到她，
连我的名字也忘了。”
就这样，三言两语，就把童年时代最要好的两个朋友都交割清了。
离开小店，才走几步就看到了我们的校门。放寒假了，校园里阒寂无人，我独
个儿绕围墙走了一圈便匆匆离开。回家告诉母亲，我明天就想回去了。母亲忧伤地
说：“你这一回去，再也不会来了。没房了，从此余家这一脉的后代真要浪迹天涯
了。”
第二天一早，我依然躺在被窝里凝视着雪岭。那个消失的红点，突然变得那么
遥远，那么抽象，却又那么震撼人心。难道，这红点竟是倏忽而逝的哈雷彗星？
迷迷糊糊地，心中浮现出一位早就浪迹天涯的余姓诗人写哈雷彗星的几句诗。
你永远奔驰在轮回的悲剧
一路扬着朝圣的长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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