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养鸟
李笠翁著《闲情偶寄》颐养部行乐第一，“随时即景就事行乐之法”下有看花听鸟
一款云：
“花鸟二物，造物生之以媚人者也。既产娇花嫩蕊以代美人，又病其不能解语，复
生群鸟以佐之，此段心机竟与购觅红妆，习成歌舞，饮之食之，教之海之以媚人者，同
一周旋之至也。而世人不知，目为蠢然一物，常有奇花过目而莫之睹，鸣禽阅耳而莫之
闻者，至其捐资所买之侍妾，色不及花之万一，声仅窈鸟之绪余，然而睹貌即惊，闻歌
辄喜，为其貌似花而声似乌也。噫，贵似贱真，与叶公之好龙何异。予则不然。每值花
柳争妍之日，飞鸣斗巧之时，必致谢洪钩，归功造物，无饮不奠，有食必陈，若善士信
姻之佞佛者，夜则后花而眠，朝则先鸟而起，唯恐一声一色之偶遗也。及至驾老花残，
辄怏怏如有所失，是我之一生可谓不负花鸟，而花鸟得予亦所称一人知己死可无恨者乎。”
又郑板桥著《十六通家书》中，《潍县署中与舍弟墨第二书》末有“书后又一纸”云：
“所云不得笼中养鸟，而予又未尝不爱鸟，但养之有道耳。欲养鸟莫如多种树，使
绕屋数百株，扶疏茂密，为鸟国鸟家，将旦时睡梦初醒，尚展转在被，听一片啁啾，如
云门咸池之奏，及披衣而起，额面嗽口啜茗，见其扬翠振彩，倏往倏来，目不暇给，固
非一笼一羽之乐而已。大率平生乐处欲以天地为圃，江汉为池，各适其天，斯为大快，
比之盆鱼笼乌，其巨细仁忍何如也。”李郑二君都是清代前半的明达人，很有独得的见
解，此二文也写得好。笠翁多用对句八股调，文未免甜熟，却颇能畅达，又间出新意奇
语，人不能及，板桥则更有才气，有时由透彻而近于夸张，但在这里二人所说关于养鸟
的话总之都是不错的。近来看到一册笔记钞本，是乾隆时人秦书田所著的《曝背余谈》，
卷上也有一则云：
“盆花池鱼笼鸟，君子观之不乐，以囚锁之象寓目也。然三者不可概论。鸟之性情
唯在林木，樊笼之与林木有天渊之隔，其为汗陛固无疑矣，至花之生也以土，鱼之养也
以水，江湖之水水也，池中之水亦水也，园圃之上土也，盆中之上亦土也，不过如人生
同此居第少有广狭之殊耳，似不为大拂其性。去笼鸟而存池鱼盆花，愿与体物之君子细
商之。”三人中实在要算这篇说得顶好了，朴实而合于情理，可以说是儒家的一种好境
界，我所佩服的《梵网戒疏》里贤首所说“鸟身自为主”乃是佛教的，其彻底不彻底处
正各有他的特色，未可轻易加以高下。抄本在此条下却有朱批云：
“此条格物尚未切到，盆水豢鱼，不繁易捻，亦大拂其性。且玩物丧志，君子不必
待商也。”下署名曰放文叔。查《余谈》又有论种菊一则云：
“李笠翁论花，于莲菊微有轩轻，以艺菊必百倍人力而始肥大也。余谓凡花皆可借
以人力，而菊之一种止宜任其天然，盖菊，花之隐逸者也，隐逸之侣正以萧疏清癯为真，
若以肥大为美，则是李（左绩之右右力）之择将，非左思之招隐矣，岂非失菊之性也乎。
东篱主人，殆难属其人哉，殆难属其人哉。”其下有於文叔的朱批云：
“李笠翁金圣叹何足称引，以昔人代之可也。”於君不赞成盆鱼不为无见，唯其他
思想颇谬，一笔抹杀笠翁圣叹，完全露出正统派的面目，至于随手抓住一句玩物丧志的
咒语便来胡乱吓唬人，尤为不成气候，他的态度与《馀谈》的作者正立于相反的地位，
无怪其总是格格不入也，秦书田并不闻名，其意见却多很高明，论菊花不附和笠翁固佳，
论鱼鸟我也都同意。十五年前我在西山养病时写过几篇《山中杂信》，第四信中有一节
云：
“游客中偶然有提着鸟笼的，我看了最不喜欢。我平常有一种偏见，以为作不必要
的恶事的人比为生活所迫不得已而作恶者更为可恶，所以我憎恶蓄妾的男子，比那卖女
为妾--因贫穷而吃人肉的父母，要加几倍。对于提鸟笼的人的反感也是出于同一的渊源。
如要吃肉，便吃罢了。（其实飞鸟的肉于养生上也并非必要。）如要赏玩，在它自由飞
鸣的时候可以尽量的看或听，何必关在笼里，擎着走呢？我以为这同喜欢缠足一样的是
痛苦的赏鉴，是一种变态的残忍的心理。”（十年七月十四日信。）那时候的确还年青
一点，所以说的稍有火气，比起上边所引的诸公来实在惭愧差得太远，但是根本上的态
度总还是相近的。我不反对“玩物”，只要不大违反情理。至于“丧志”的问题我现在
不想谈，因为我干脆不懂得这两个字是怎么讲，须得先来确定他的界说才行，而我此刻
却又没有工夫去查十三经注疏也。廿五年十月十一日。
（1936年10月作，选自《瓜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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