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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罗先珂君
     
     
    爱罗君于三日出京了。他这口是往芬兰赴第十四次万国世界语大会去的,九月里还
要口来,所以他的琵琶长靴以及被褥都留在中国,没有带走。但是这飘泊的诗人能否在
中国的大沙漠上安住,是否运命不指示他去上别的巡礼的长途,觉得难以断定,所以我
因病双目失明。25岁离开俄国本士,先后在暹罗(今泰国)、缅旬、印度、日本等地漂
泊。1921年日参加“五一”游行,被日本当局驱逐,来到中国。1922年2月,在鲁迅、周
作人推动下,经蔡元培特聘,来北京大学教授世界语,借住在周氏兄弟八道湾住宅里。
周作人多次陪同爱罗先珂到北京各校讲同,并作翻译。
爱罗君是世界主义者,他对于久别的故乡却怀着十分迫切的恋慕,这虽然一见似乎
是矛盾,却很能使我们感到深厚的人间味。他与家中的兄姊感情本极平常,而且这回只
在莫恩科暂时逗留,不能够下乡去,他们也没有出来相会的自由,然而他的乡愁总是很
强,总想去一亲他的久别的“俄罗斯母亲”。他费了几礼拜之力,又得他的乡人柏君的
帮助,二十几条的策问总算及格,居然得到了在北京的苏俄代表的许可,可以进俄国去
了。又因京奉铁道不通,改从大连绕道赴奉天,恐怕日本政府又要麻烦,因了在北京的
清水君的尽力,请日本公使在旅行券上签字,准其通过大连长春一带。赴世界语大会的
证明书也已办妥,只有中国护照尚未发下,议定随后给他寄往哈尔滨备用,诸事都已妥
帖,他遂于三日由东站出京了。
    京津车是照例的拥挤,爱罗君和同行的两个友人因为迟到了一点,--其实还在开
车五十分前,已经得不到一个座位了。幸而前面有一辆教育改进社赴济南的包车,其中
有一位尹君,我们有点认识,便去和他商量,承他答应,于是爱罗君有了安坐的地方,
得以安抵天津,这是很可感谢的。到了天津之后,又遇见陈大悲君,得到许多照应,这
京津一路在爱罗君总可说是幸运的旅行了。
    他于四日乘长平丸从天津出发,次日下午抵大连。据十一日《晨报》上大连通讯,
他却在那时遇着一点“小厄”。当船到埠的时候,他和同行友人上海的清水君,一并被
带往日本警察署审间。清水君即被监禁,他只“拘留半日”,总算释放了。听说从天津
起便已有日本便衣警察一路跟着他,释放以后也仍然跟着一直到哈尔滨去。他拿着日本
全权公使的通过许可,所以在大连只被拘留半日,大约还是很侥幸的罢!清水君便监禁
了三天,至七日夜里才准他往哈尔滨去,--当然也被警察跟着。他们几时到哈尔滨、路
上和在那里是什么情形,我还没有得到信息,只能凭空的愿望他的平安罢。
    爱罗君在中国的时候,政府不曾特别注意,这实在是很聪明的处置,虽然谢米诺夫
派的“B老爷”以及少数的人颇反对他。其实他决不是什么危险人物,这是从他作品谈话
行动上可以看出来的。他怀着对于人类的爱与对于社会的悲,常以冷隽的言词,热烈的
情调,写出他的爱与憎,固此遭外国资本家政府之忌,但这不过是他们心虚罢了。他毕
竟还是诗人,他的工作只是唤起人们胸中的人类的爱与社会的悲,并不是指挥人去行暴
动或别的政治运动;他的世界是童话似的梦的奇境,并不是共产或无政府的社会。他承
认现代流行的几种主义未必能充分的实现,阶级争斗难以彻底解决一切问题,但是他并
不因此而承认现社会制度,他以过大的对于现在的不平,造成他过大的对于未来的希望,
--这个爱的世界正与别的主义各各的世界一样的不能实现,因为更超过了他们了。想
到太阳里去的雕,求理想的自由的金丝雀,想到地面上来的土拨鼠,都是向往于诗的乌
托邦的代表者。诗人的空想与一种社会改革的实行宣传不同,当然没有什么危险,而且
正当的说来,这种思想很有道德的价值,于现今道德颠倒的社会尤极有用,即使艺术上
不能与托尔斯泰比美,也可以说是同一源泉的河流罢。
    以上是我个人的感想,顺便说及。我希望这篇小文只作为他的芬兰旅行的纪念,到
了秋天,他回来沙漠上弹琵琶,歌咏春天的力量,使我们有再听他歌声的机会。
    爱罗君这个名称,一个朋友曾对我说以为不妥,但我们平常叫他都是如此,所以现
在仍旧沿用了。
                     一九二二年七月十四日。
     
二
    十月已经过去了,爱罗君还未回来。莫非他终于不回来了么?他曾说过,若是回来,
十月末总可以到京,现在十月已过去了。但他临走时在火车中又说,倘若不来,当从芬
兰打电报来通知;而现在也并没有电报到来。
    他在北京只住了四个月,但早已感到沙漠上的枯寂了。我们所缺乏的,的确是心情
上的润泽,然而不是他这敏感的不幸诗人也不能这样明显的感着,因为我们自己已经如
仙人掌类似的习惯于干枯了。爱罗君虽然被日本政府驱逐出来,但他仍然怀恋着那“日
出的国,花的国”的日本。初夏的一天下午,我同他在沟沿一带,踏着柔细的灰沙,在
柳阴下走着,提起将来或有机会可以重往日本的话,他力说日本决不再准他去,但我因
此却很明了地看出他的对于日本的恋慕。他既然这样的恋着日本,当然不能长久安住在
中原的平野上的了。(这是趣味上的,并不是政治上的理由。)
    他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但是他的乡愁却又是特别的深。他平常总穿着俄国式的上衣,
尤其喜欢他的故乡乌克拉因式的刺绣的小衫--可惜这件衣服在敦贺的船上给人家偷了
去了。他的衣箱里,除了一条在一日三浴的时候所穿的缅甸的筒形白布裤以外,可以说
是没有外国的衣服。即此一件小事,也就可以想见他是一个真实的“母亲俄罗斯”的儿
子。他对于日本正是一种情人的心情,但是失恋之后,只有母亲是最亲爱的人了。来到
北京,不意中得到归国的机会,便急忙奔去,原是当然的事情。前几天接到英国达特来
夫人寄来的三包书籍,拆开看时乃是七本神智学的杂志名《送光明者》(The Light一
bringer),却是用点字印出的:原来是爱罗君在京时所定,但等得寄到的时候,他却已
走的无影无踪了。
    爱罗君寄住在我们家里,两方面都很是随便,觉得没有什么窒碍的地方。我们既不
把他做宾客看待,他也很自然的与我们相处:过了几时,不知怎的学会侄儿们的称呼,
差不多自居于小孩子的辈分了。我的兄弟的四岁的男孩是一个很顽皮的孩子,他时常和
爱罗君玩耍。爱罗君叫他的诨名道,“土步公呀!”他也回叫道,爱罗金哥君呀!”但
爱罗君极不喜欢这个名字,每每叹道,“唉唉,真窘极了!”四个月来不曾这样叫,
“土步公”已经忘记爱罗金哥君这一句话,而且连曾经见过一个“没有眼睛的人”的事
情也几乎记不起来了。
    有各处的友人来问我,爱罗君现在什么地方,我实在不能回答:在芬兰呢,在苏俄
呢,在西伯利亚呢?有谁知道?我们只能凭空祝他的平安罢。他出京后没有一封信来过。
或者固为没有人替他写信,或者因为他出了北京,便忘了北京了:他离去日本后,与日
本友人的通信也很不多。--飘泊孤独的诗人,我想你自己的悲哀也尽够担受了,我希
望你不要为了住在沙漠上的人们再添加你的忧愁的重担也罢。
                         十一月一日。
     
三
    爱罗君又出京了。他的去留,在现在的青年或者已经没有什么意义,未必有报告的
必要,但是关于他的有一两件事应该略说一下,所以再来写这一篇小文。
    爱罗君是一个诗人,他的思想尽管如何偏激,但事实上向不参加什么运动,至少住
在我们家里的这一年内我相信是如此的。我们平常看见他于上课读书作文之外,只吃葡
萄干梨膏糖和香蕉饼,或者偶往三贝子花园听老虎叫而已。虽然据该管区署的长官告诉
我,他到京后,在北京的外国人有点惊恐,说那个著名不安分的人来了,唯中国的官厅
却不很以为意,这是我所同意而且很佩服的。但是自从大杉荣失踪的消息传出以后,爱
罗君不意的得到好些麻烦。许多不相干的日本人用了电报咧,信咧,面会咧,都来问他
大杉的行踪,其实他又不是北京的地总,当然也不会知道,然而那些不相干的人们,认
定他是同大杉一起的,这是很明了的了。过了一个月之后,北京的官厅根据了日本方面
的通告说有俄国盲人与大杉在北京为过激运动,着手查办,于是我们的巷口听说有人拿
着大杉照片在那里守候,而我们家里也来了调查的人。那位警官却信我的话,拿了我的
一封保证信,说他并没有什么运动,而且也没有见到什么大杉,回去结案。我不解东京
的侦探跟着大杉走了多少年,为什么还弄不清楚,他是什么主义者,却会相信他到北京
来做过激运动,真是太可笑了。现在好在爱罗君已经离京,巷口又抓不到大杉,中外仕
商都可以请安心,而我的地主之责也总算两面都尽了。
    爱罗君这回出发,原是他的预定计划,去年冬初回中国来路过奉天的时候,便对日
本尼者说起过的,不过原定暑假时去,现在却提前了两个月罢了。他所公表的提早回国
的理由,是想到树林里去听故乡的夜莺,据说他的故乡哈耳珂夫的夜莺是欧洲闻名的,
这或者真值得远路跑去一听。但据我的推想,还有一个小小的原因,便是世界语学者之
寂寥。不怕招引热心于世界语运动的前辈的失望与不快,我不得不指点出北京--至少
是北京--的世界语运动实在不很活泼。运动者尽管热心,但如没有响应,也是极无聊
的。爱罗君是极爱热闹的人,譬如上教室去只听得很少的人在那里坐地,大约不是他所
觉得高兴的事。世界语的俄国戏曲讲演,--《饥饿王》只讲了一次,--为什么中止了
的呢,他没有说,但我想那岂不也为了教室太大了的缘故么。其实本来这在中国也算不
得什么奇事,别的学者的讲演大约都不免弄到这样。爱罗君也说过,青年如不能在社会
竖起脊梁去做事,尽可去吸麻醉剂去:所以大家倘若真是去吸鸦片吞金丹而不弄别的事
情,我想爱罗君也当然决不见怪的,但在他自己总是太寂寞无聊了。与其在北京听沙漠
的风声,自然还不如到树林中去听夜莺罢。因此对于他的出京,我们纵或不必觉得安心,
但也觉得不能硬去挽留了。
    寒假中爱罗君在上海的时候,不知什么报上曾说他因为剧评事件,被学生撵走了。
这回恐怕又要有人说他因为大杉事件而被追放的罢。为抵当这些谣言起见,特地写了这
一篇。
                     一九二三年四月十七日。
           (1922年7月一1923年4月作,选自《泽泻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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