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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思考
    孙犁的学历，和时代的节拍非常吻合：五四运动那一年，他进入小学；在他升入中学的
时候，则正赶上举行北伐革命。这场大革命的风暴，有南方兴起，以度卷之势，扫荡着半个
中国，使他正在求学的这个北方城市也受着深深的震动。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虽然失败了，它播下的种子却在继续发芽、成长。孙犁１９２６年
入校，开始了四年的初中学习生活；１９３１年升入高中普通科第一部（类似文科），于两
年后毕业。在前后六年的学习生活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反映着革命迂回进退的那些时代的
激流和潜流，是如何改变着他的学习环境，影响着他的选择和思考。
     
    当革命暂时受挫时，有大批的革命出版物，涌现在这个表面上沉默的城市。孙犁刚入学
时，年龄还小，因为想家，第二年从寒假起，还休学一年，于１９２８年寒假后复学；但
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像那时的许多青年一样，开始了“朦胧的觉醒”①。时至晚年，在
谈到那一次休学时，还表示惋惜：“这一年，革命军北伐，影响保定，学校有学潮，我均未
见，是大损失。”不但如此，他还记下了这次革命对农村的影响：“父亲寄家《三民主义》
一册，咸与维新之意。”②可见，那次失败了的革命，无论对孙犁还是对孙犁的家庭，都有
着明显的影响。
     
    １９２８年孙犁回到学校，一个鲜明的印象是：礼堂内挂上了“总理遗嘱”等标语。孙
犁终于比这些表面文章走得更远，渐渐地，他去阅读马列主义的哲学、经济学著作和新兴的
文学作品了。那时，这类书很多，在大大小小的书店里无所顾忌地陈列着，有的还摆在街头
出卖，价格也便宜。在一个时期里，孙犁读了《政治经济学批判》、《费尔巴哈论》、《唯
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等经典著作，并用蝇头小楷，在一本本练习簿上，写满了读书笔记。此
外，还读了那时翻译过来的苏联和日本学者所著的经济学教程，如布哈林和河上肇等人的著
作。由于这些著作的引导，他进一步读了马列主义的文学理论。他觉得，“这些理论，使我
接触到比那些经典的哲学著作更为实际的革命的内容。我读起来也觉得好懂些，更有兴
味。”①这方面的论著，主要有《文学概论》和当时文坛论战的文章，如鲁迅和创造社、太
阳社一些人的论战，后来的《文艺自由论辩》等。我们知道，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一些人
的论战，主要发生于１９２８年，那时孙犁刚刚复学，才十五岁。在时代浪潮的催动下，他
（还有他的同代人）显得早熟了。至于“文艺自由论辩”，则发生于１９３２至１９８３年
间，是鲁迅、瞿秋白、周扬、冯雪峰等左翼作家和胡秋原（自称“自由人”）、苏汶（自称
“第三种人”）的论战，那时，孙犁已经升入高中。前后两场论战相距四、五年之久，孙犁
从少年成长为青年，而他对这些论战的关注（当时还有其它一些文艺论战，想必他也注意到
了）是一贯的。他曾经说过，在当时读了那些论战文章之后，他是站在左翼一边的。
     
    除去这些论战文章，他还读了中国和外国人写的一些唯物史观艺术论著。他读得较早的
有鲁迅翻译的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文艺政策》等，直到晚年，他在
写给别人的信里提到这些书时，还认为“很有价值”②。此外，给他留下了较深印象的，是
厨川白村、藏原惟人、秋田雨雀的著作，以及柯根的《伟大的十年间文学》。在这些作者
中，前三人是日本文艺评论家和作家，后者是一位苏联文学史家，他的这本《伟大的十年间
文学》，论述了十月革命前后至１９２７年间苏联文学发展的概况，初由沈端先（夏衍）译
出，１９３０年９月上海南强书局出版。孙犁认为他的论述很明快，因此读起来很有兴趣。
在那个时候，他能够在北方一个显得那样衰颓的小城里读到它，说明这类革命书籍的传播的
确是很快的。
     
    孙犁家里虽然不算富裕，他还是尽量购买和阅读这类书籍。那时，在保定“有一家偷印
别人家出版物的印刷厂。印刷厂的主持人，后来听说前人家控告下狱。他翻版的书，数量很
大，传播到了北方的各个城镇，甚至乡村，而且大都是革命的书籍。这个印刷厂在传播革命
的种子上，是有些功绩的。”①
     
    当然，在那一时期，也有一些挂羊头、实狗肉的假马克思主义的书，使青年人常常上
当。有些杂志，不只名字诱人，封面也用红色，显得非常革命，里面也常引用马列主义的字
句，而实际是反马列主义的。但这毕竟是螳臂挡车，无济于事，青年人还是从比较中增长了
鉴别力。至于孙犁，他在这方面是得到鲁迅文章的许多帮助的，因为鲁迅先生经常揭露这些
貌似革命或伪装马列的骗子手。
     
    孙犁也读了许多文学作品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前驱者们的著作，如《独秀文存》、《胡适
文存》，鲁迅、周作人等作家的译作，冰心、朱自清、老舍、废名（冯文炳）的小说、散
文，还有一些英、法小说和印度作家泰戈尔的作品。英文方面，他读过《林肯传》、《泰西
五十轶事》、《伊索寓言》、《英文短篇小说选》、《莎氏乐府本事》。不过，这些主要是
做为正课来学习的，在高中时，他开始攻读英语，曾获得“佳评”。
     
    遵循着他在当时思想发展的逻辑线索，后来他就专读左翼作家和苏联作家的小说了。
     
    他是在一些左翼理论著作的提示下去阅读苏联新兴的文学作品的。他最初读的是曹靖华
翻译的拉甫列涅夫的《第四十一》和爱伦堡的《烟袋》。“拉甫列淫夫的简洁的叙事诗的风
格和草原的热风一样的感人的力量，使我非常爱好。爱伦堡的短篇《烟袋》所包含的强烈
的、真实的革命的激情，震动了我，我一直保存这本书，直到我参加了抗日战争，后来把它
遗失在战场上了。”①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在自己的作品中也追求这些东西。后来他还
告诉一些青年作家：要多读一些合乎自己的艺术气质的那些作家的作品。原来这也是他的起
点，他从中学时代就积累起这方面的经验了。
     
    他也很喜爱聂维洛夫的作品。聂维洛夫是苏联十月革命初期的作家，多写农村故事，孙
犁对他的短篇《一个女布尔什维克》有很深的印象，在《文艺学习》这本书里，用很长的篇
幅向读者做过介绍：十月革命前，善良的玛利亚一直受丈夫摆布，连丈夫捏她拧她，她也只
是用微笑回答。布尔什维克来了，她开始觉醒，后来被选进了村苏维埃，丈夫要求离婚，她
一摆手就答应了。哥萨克兵进入村子，玛利亚转移到外村工作，传说有人在别的村子里看到
过她，又说也许不是她，因为革命后这样的女人已经很多了。“情节、对话、叙述、描写、
结尾，全是讲故事的样子，一切单纯、一切统一。”“故事在十月革命发生，作者根据那个
时期乡间生活的内容和形式，动态和节奏，制成他的文章。”①在这里，读者又一次看到，
成为他后来的创作风格的那些因素，在他中学时代的阅读兴趣里就已经体现和孕育着了。
     
    鲁迅翻译的法捷耶夫的名著《毁灭》，自从１９３０年１月起，在左联刊物《萌芽》月
刊上连载的时候，他就读了。后来他买到一本翻印本，还想得到一本１９３１年鲁迅以“三
闲书屋”名义印行的原版印本，但未能如愿。这在手头不算宽裕、而历来又持身俭朴的他，
只有用求知若渴来解释了。文化史和文字语言学方面的书，他也读了不少，如：《中国文化
史》（杨东莼）、《中国哲学史》（冯友兰）、《白话文学史》（胡适）、《欧洲文学史》
（周作人）、《修辞学发凡》（陈望道）、《词诠》（杨树达）、《名学纲要》（穆勒），
以及日本汉学家盐谷温、青木正儿等人关于中国文学的著作，等等。这些书，都出于一代名
家之手，差不多代表着当时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平，以此而论，做为中学生的孙犁，确实做到
“取法乎上”了。
     
    他那时读书的视野也相当宽广，连吴稚晖、梁漱溟谈人生观、宇宙观方面的书，也没有
忽略。不仅如此，就是自然科学方面的书，如《科学概论》、《生物学精义》等，他也读
过。他还读过一本演述人类发展史的科学童话，书名叫《两条腿》，丹麦作家爱华尔特
（Ｃ．Ｅｗａｌｄ）著，李小峰译，鲁迅校阅，北新书局做为“新潮社文艺丛书”之一，于
１９２５年出版。一般地说，这些书对于当时的思想界、知识界，也是起了某种程度的启蒙
作用的。
     
    至于古代散文和古代文学、哲学方面的书，他这时自然也是读的，何况，这在那时的中
学国文课中，也占有比较大的比重，像《四书集注》，庄子、孟子、墨子选本，楚辞，宋词
选本等等，都是那时国文课的常用教材。不过，当时他对那些先秦诸子的文选或节录，倒没
有发生多少兴趣。他感兴趣的是词，如《南唐二主词》、李清照《漱玉词》、《苏辛词》等
等。这些书，都是商务印书馆做为“学生国学丛书”印的选注本。
     
    他之所以喜欢词，和读小说时接触的诗词歌赋有关，如《红楼梦》里的葬花词，芙蓉
诔，《水浒》里鲁智深唱的寄生草等等，都使他一度为之倾倒，以为是人间天上的绝妙好文
章，乃至背诵抄录，爱不释手。接着，他又读了《西厢记》和近人著的浅近文言小说，如苏
曼殊的《断鸿零雁记》、沈复的《浮生六记》。当时，他被这类凄冷缠绵的文字吸引住了。
对于这一现象，他做了一个合情合理的、浪漫主义的解释：现在想来，青少年时代，确是一
个神秘莫测的时代。那时的感情，确像一江春水，一树桃花，一朵早霞，一声云雀。它的感
情是无私的，放射的，是无所不想拥抱，无所不想窥探的。它的胸怀，向一切事物都敞开
着，但谁也不知道，是哪一件事物或哪一个人，首先闯进来，与它接触。①应该说明，他喜
欢读这些“绝妙好词”和“红袖罗衫”的文字，主要是在初中时期；初中毕业以后，他就被
上述那些社会科学著作和新的文学作品完全吸引过去了。在这个过程中，报纸和杂志也成了
他广泛涉猎的对象。所读报纸，主要是天津的《大公报》和上海的《申报》，也读天津的
《益世报》和北平的《世界日报》。他主要是读副刊。当时《申报》副刊《自由谈》由黎烈
文主编，多登杂文，鲁迅、茅盾、郁达夫、老舍、巴金等都在上面发表过许多文章。尤其是
鲁迅用各种署名发表的杂文，很引读者注目。孙犁因为读得多了，竟能认得出哪些是鲁迅的
化名文章。《大公报》的副刊是《文艺》，沈从文等主编，多登创作，经常写稿的有朱自
清、俞平伯、周作人、冰心、老舍、沈从文等。这个副刊，也是他很喜欢读的。
     
    他读的杂志有《小说月报》、《现代》、《北斗》、《文学月报》等文艺性刊物，也有
《东方杂志》、《新中华》、《读书杂志》、《中学生》等综合性杂志。当时《读书杂志》
正讨论中国社会史问题，引起了他的关注和兴趣。此外，他也读《申报月刊》和《大公报》
出版的《国闻周报》。
     
    以上便是孙犁在中学时期的读书状况。人们可以看到，在“五四”以后，我国出版界确
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各种新的书刊潮水般涌向全国大小城市（甚至还有乡镇），选择着那
些头脑敏感的青年。就孙犁来说，这里介绍的主要是他的课外读书活动，惟其如此，也就更
可以看出他的选择性，——在时代的作用下，书和读者从来都是一个“双向选择”过程。因
此，孙犁这样总结着他在育德中学时的读书生活：无论是桃花也好，早霞也好，它都要迎接
四面八方袭来的风雨。个人的爱好，都要受时代的影响与推动。我初中毕业的那一年，
“九·一八”事变发生；第二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在这几年中，我们的民族危机，
严重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保定地处北方，首先经受时代风云的冲击。报刊杂志、书店陈列
的书籍，都反映着这种风云。……①这样，很快就把他先前爱好的那些南唐词、《西厢记》
“冲扫得干干净净”。虽是“生吞活剥”，他也觉得还是那些社会科学著作，能够给他解决
一些当前现实中令他苦恼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他在“啃”那些马克思主义的大著作——如
《费尔巴哈论》等时，要用蝇头小楷，记下一本又一本的笔记了，而这时，他还只是一个未
满二十岁的高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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