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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平纪事
    “古城会”以后,他们连夜往深南赶,天亮时在一个村庄前面遇到了八路军哨兵,找到
了他们所要去的一分区,会见了一分区司令员和政委以及深县县长。县长交给他们一台收音
机,叫他们每天收听和油印一些新闻。从此,他们就驮着这台收音机打游击,夜晚在老乡的
土炕上工作。有时抄完新闻,老陈睡下,孙犁喜欢调低声音,收听一段京戏。这时老陈总要
劝诫他“节用电池”。其实,那时我方还没有电台,收听到的国民党电台播出的消息,参考
价值不大。孙犁明白,上级交给的这台收音机,不过是叫他们负责保管,不一定为了收、编
新闻。
     
    在深南隐蔽了一段时间,冀中区的形势越来越紧张。《〈善閛e*壹湍辍嫡防锛枪
庋欢位埃骸霸跋栈丶遥人扫荡我村刚刚走,我先在店子头表姐家稍停留,夜晚到家
睡下,又闻枪声,乃同妻子到一堂伯家躲避。这一夜,本村孙山源被绑出枪毙,孙为前县教
育局长,随张荫梧南逃,近又北来活动。”①总之,冀中区的形势变得严酷起来了,193
9年春天,他和老陈奉命越过平汉路,到路西的山地去工作。
     
    此举是王林来深县传达的黄敬的命令。去路西之前,除开了组织介绍信,王林又以某地
委书记的名义,给黄敬写了一封私函,详细说明孙犁在冀中区工作的情况,言词间颇带赞
扬、推重之意。孙犁那时还没入党,迂挚地认为,“既是抗日工作,人人有份,何必做私人
介绍?又没有盖章,是否合适?”②在路上,他把信扔了。
     
    夜晚过路时,遇上了大雨,雨中爬了一夜的山。妻子亲手缝制的平原人家的布鞋底,穿
了两个大洞。过路后,见到育德中学的同学刘炳彦,他比孙犁低一个年级,原来也是文学爱
好者,战争改变了他的道路,他拿起枪来,成了一名骁勇善战的团长。现在,他送了孙犁一
支银白色的手枪。
     
    到了晋察冀边区机关所在地的阜平,负责组织工作的刘仁,骑马来到他们的驻地。经过
分别谈话,老陈很快有了工作,而他却住在招待所,迟迟不得分配。他每天爬上山头,东迎
朝霞,西送落日,很有些惆怅之感。后来黄敬从冀中区来到路西,刘仁问明情况,才分他到
晋察冀通讯社工作。从此,他明白了介绍信的重要性,“参加革命工作,并非像小说上说
的,一进来,就大碗酒、大块肉,论套穿衣服,论秤分金银,还有组织审查这一道手续。”
③孙犁看到,党的领导部门非常重视新闻报道工作。抗战开始不久,各根据地就办起报纸,
成立了通讯社。晋察冀通讯社是1938年冬季成立的,各分区成立了分社,各县、区宣传
部门,设有通讯干事。
     
    晋察冀通讯社驻阜平城南庄,主任刘平,身材不高,好抽烟斗,温文尔雅,能写当时胡
风体的文艺论文,据说刚从北平出狱不久。孙犁分在通讯指导科,科长姓罗,宁波人,学生
出身,后从抗大毕业,孙犁对他的印象,却极其不佳:此人带有很大的洋场恶少成分,为人
专横跋扈,记得一些革命和文艺的时髦名词,好给人戴大帽子。
     
    记得在边区记者协会成立时,我忘记说了一句什么话,他就说是周作人的理论。这种形
左实右的人,在那时还真遇到不少,因为都是青年人,我置之不理。
     
    ……他平时对我还算客气,这一是因为我年事较长,不与人争;二是因为我到社不久,
就写了一本小册子,得到铅印,自己作品,封面上却写上集体创作,他以为我还算虚心,有
可取之处。那时,因为伙食油水少,这位科长尤其嘴馋,我们在业余之暇,常到村外小河芦
苇深处,掏些小沙鱼,回来用茶缸煮煮吃……每次掏鱼,他都是站在干岸上,很少下水,而
且不断指少划脚,嘴里不三不四,使人生厌,兴趣索然。①
     
    孙犁和他同睡老乡家一条乌黑发亮的土炕,不但没有枕、褥,连一张炕席也没有。孙犁
常失眠,有时半夜趁着月光,看见他也睁大两眼,想着心事。原来他正在和社里一位胖胖的
女同志偷谈恋爱。后来他们终于结婚,一同调去平北游击区工作。在一个星期六,他骑马去
接妻子,路上与敌遭遇,中弹牺牲。听到他的死讯,孙犁深为惋惜。
     
    孙犁在通讯指导科的工作,是每天给各地通讯员写信、联系,写信多时可达七、八十
封。他并且很快编写出一本小册子,题为《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即上面讲到的那
本署名“集体创作”的书。可惜后来此书失存。
     
    孙犁清楚地记得,在那些年代,“我们培养出大最的优秀的通讯员和记者,也牺牲了很
多年华正茂、奋发有为的同志。在通讯员中间,并出现了不少诗人、作家,出现了不少新闻
工作的骨干。”他说:在这一时期,四方多难,大业始创,我们的党,在制定每一项政策
时,都是非常谨慎的。政策是很鲜明实际的,与群众的意愿是完全一致的。每一名记者,都
时时刻刻生活在群众之间,为群众工作;群众也时时刻刻关心他,帮助他,保护他,向他倾
诉心曲。因此,在这一时期,新闻也好,通讯也好,特写也好,都不存在什么虚构的问题,
其中更没有谎言。
     
    战争年代的通讯,可以说是马上打天下的通讯。
     
    是战斗的,真实的,朴素的,可以取信当世,并可传之子孙的。①
     
    孙犁也当过记者,但是,却不很成功。
     
    在分到晋察冀通讯社的这年冬季,他到雁北进行了一次采访。这时机关已转移到平阳附
近的三将台——一个处于高山坡上、面临一条河滩的十几户人家的村子。他从这里动身,同
行者还有董、夏两位。夏似乎是党员,社长虽未说明由他负责,孙犁揣情度势,认为他在三
人之中更被信任。雁门关以北统称雁北地区,那里冰天雪地,春风不度,大雁也不往那儿
飞。出发时,他们每人发了一套短小而不可体的中式土布棉装,特别是孙犁,因为个子高,
穿上这套棉袄裤,手腕和脚腕,都有很大部位暴露着。另有一顶毡帽,形似未充气的皮球,
剪开一半,翻过来却可以护耳。此外,腰间缠上一根布带,——这样一来,上装更有捉襟见
肘之虞,但可以更有效地抵御雁北的风寒。何况,和当地农民比较,这已经是很优越的装束
了。
     
    去雁北的路很难走,他们又多走僻路,爬山涉水不用说,有时还要从只有走兽才能攀
援、穿过的山峰中,相互提拉而过。这样走了几天,终于到了雁北行署所在地。行署所辖范
围,主要是应县、繁峙一带。行署主任王斐然,正是孙犁在育德中学时的图书管理员,他是
大革命失败后到育德任职的,那时他整天穿一件不很干净的蓝布长衫,行路、举止显得蹒跚
而潦倒。现在可是意气风发、一改旧观了。
     
    这时王震的部队正在雁北活动,他和老茧做了一些日子的随军记者。孙犁跟随一个团活
动,团政治部主任,每餐都把饭盒里的菜分一些给孙犁。那些年,他经常遇到这样年轻好客
的指挥员。一次部队集合,山下朔风呼啸,老董把自己穿的日本黄呢军大衣脱下,让孙犁穿
上,这件事也使他感到了战斗伙伴的关怀和温暖。
     
    敌人很重视雁北,屡次“扫荡”。当敌人故伎重演时,孙犁回到行署,他有些依赖思
想,就跟着行署主任转移。一天来到某村,正要吃炖羊肉,还没烧熟,已从窗口里看见山头
上下来日本兵。他们放下碗筷,往后山疾跑,下山后就是一条结了薄冰的河,王斐然穿着羊
皮袍子,他穿着棉裤,硬郯过去。
     
    过了河,半截身子都是水,随即结冰,盔甲似的哗哗响着,行走十分不便。
     
    他发起高烧,王斐然找来担架。夜晚,爬上一处高山,将他放在一家无人住的农舍外
屋。高烧中,他断续听到地委书记和行署主任的谈话声音。书记要求高度疏散,问主任还带
着什么人。回答说有一名记者。
     
    “记者为什么不到前方去?”
     
    “他病了。”
     
    以后,王斐然虽然也有烦言,孙犁还是很感念他,因为在紧急关头,得到了他的照顾。
“不然,战争年代,在那样人地两生的荒凉之地,加上饥寒疾病,我一个人活动,很可能遇
到危险的,甚至可能叫野狼吃掉。”①年关将近,他和董、夏回到了通讯社。孙犁当然不满
意自己的采访工作,因为他觉得自己写得太少,只交了一篇文艺通讯稿——《一天的工
作》。这篇作品,现在是《孙犁文集》的“开卷第一篇也”,文末署:1939年11月1
5日于灵丘右矶。
     
    对于他们的这次采访,刘平在会上委婉而严厉地表示了不满。
     
    他知道,夏一个人向领导作了汇报。而且他还知道,这个人本身散漫,却好对别人造作
谎言,取悦领导——我有这样的经验,有的人在战争打响时,先叫别人到前方去;打了胜仗
慰问时,他再到前方去。对于这样的记者或作家,虽是领导,我是不信服,也不想听从的。
     
    我虽在幼年就梦想当一名记者,此次出师失败,证明我不适宜当记者,一是口讷,二是
孤僻。所以后来就退而当编辑了。②这期间,他认识了当代的一些英才彦俊,这些抗日风暴
中的热情歌手,更值得他去怀念。晋察冀通讯社成立时有十几个人,他们多半是刚从抗大毕
业的学生。但是,不到几年,就牺牲了包括陈辉、仓夷、叶烨在内的好几位初绽才华的青年
诗人。他们击风搏雨的歌声和英勇挺进的步伐,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他也希望,这
些烈士的英名永远刻印在时代的丰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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