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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说《冀中一日》
    我们应该补述一下孙犁在这个时期的编辑生活。１９４０年，晋察冀边区文联成立，沙
可夫担任主任。孙犁调到文协工作，同人中除文协副主任田间外，还有康濯、邓康、曼晴
等。孙犁负责编辑文联出版的油印刊物《山》，编辑部设在牛栏村一间堆满农具的小房子
里，在一个只有一尺见方的小窗下，他一个人包揽了编辑和校对工作。正是这个油印刊物，
刊登了不少确有价值的好作品和理论文章，如梁斌的《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和《父亲》
等短、中篇小说（它们是《红旗谱》的前身），就曾在《山》上连续发表。此外，他还编辑
了晋察冀日报副刊《鼓》。“这些刊物，无赫赫之名，有的已成历史陈迹……但对我来说，
究竟也是一种工作，也积累了一定经验。”更重要的是——我编辑的刊物虽小，但工作起
来，还是很认真负责的。如果使得具体一点，我没有给大家丢失过一篇稿件，即便是很短的
稿件……很长时间，我编刊物，是孤家一人。所谓编辑部，不过是一条土炕，一张炕桌。如
果转移，我把稿子装入书包，背起就走，人在稿存，丢的机会也可少一些。①
     
    当然不仅仅是一个不丢稿子的问题。“我青年时，初登文域，编辑与写作，即同时进
行。深知创作之苦，也深知编辑职责之难负。”②看起来，是一种非常深刻的理解精神，始
终贯串在他的编辑生涯中。在以后的叙述里，我们会进一步被他这种精神所感动。
     
    和这种编辑工作分不开的是，他写了不少评介文章，为边区的作者们呐喊助兴。“当
时，田间的短促锋利的诗，魏巍的感叹调子的诗，邵子南的富有意象而无韵脚的诗，以及曼
晴、方冰朴实有含蕴的诗，王林、康濯的小说，我都热情鼓吹过。”③在孙犁，“鼓吹”可
能是他长期做编辑工作的一种职业习惯。
     
    １９４１年秋，他请假回到冀中，同行者有路一、傅铎。到郝村（冀中总部在郝村一
带）的当天下午，王林、路一陪他回家。在战火中久别的家乡，对他有一番异样的吸引力，
第一个看到的又是妻子——她正在大门过道吃饭——他是多么兴奋啊。妻子看到风尘仆仆归
来的征人，自然更是惊喜不已。但这位“荆钗布裙”的青年妇女，看见有外人在场，便迅速
起立回屋，——她用这种传统的方式掩盖了自己的感情，同时也就算对丈夫和客人行了欢迎
礼。
     
    在郝村，孙犁和其他同志一道，完成了一项在抗战文艺史上占有一席地位的工作——编
辑《冀中一日》，并根据看稿心得，写了后来传播很广的《文艺学习》这本书，他称之为
《冀中一日》的“副产”。在他个人，具有纪念意义的是，他的妻子怀了孕，后来生了一个
男孩，取名小达——王林戏称为《冀中一日》的“另一副产品”。
     
    说起来，他参加《冀中一日》的编辑工作，也有些事出偶然。１９４１年９、１０月
间，他住在冀中二分区，等候过平汉路，回到阜平山地。因一时没有过路机会，又患了疟
疾，就没有过成。后来，《冀中一日》编辑工作的主要负责人王林约他一同工作，他就留下
了。
     
    关于《冀中一日》的编辑情况，吕正操在他的回忆录里作了这样的介绍：
     
    １９４１年初，冀中区党政军主要负责同志，考虑到要更好地反映冀中人民抗日斗争的
伟大史实，从高尔基主编《世界一日》、茅盾主编《中国的一日》受到启示，向冀中文化界
明确提出组织写作《冀中一日》的要求。……这年４月，冀中抗联所属群众团体和区党委、
军区政治部、报社的代表，聚会在安平县彭家营村，成立了“冀中一日”筹委会。会议讨论
“冀中一日”选择哪一天好，一致同意选在５月。鉴于５月即将到来，需要时间动员布置，
就确定了５月２７日。因为这是一个普通的日子，更能代表冀中军民的生活和斗争。
     
    “冀中一日”写作运动的宣传动员搞得相当深入，各机关、团体通过自己的组织系统，
一直把任务布置到各个村庄和连队。当时，各村的“街头识字牌”，都写着“冀中一日”四
个字。站岗放哨的儿童、妇女，见行人来往，查完“通行证”，都要叫你念“冀中一日”四
个字，问“冀中一日”指的是哪一天，提醒你要写一篇“一日”的文章……到了５月２７日
这一天，能动笔的人都动笔写作，据统计，亲自动笔写稿者有十万人。不能动笔的请人代
笔，许多不识字的老大爷、老大娘，也都热心参加了这一写作运动。各地送往“冀中一日”
编委会的稿件，要用麻袋装，大车拉。打起仗来，还得用大车拉着打游击。
     
    《冀中一日》的编选工作，在当时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举动。仅冀中区一级就集中了四十
多个宣传、文教干部，用了八九个月的时间，才初选定稿。前三辑由王林、孙犁、陈乔等编
辑审定，第四辑由李英儒负责。孙犁还根据看稿的经验，编写了《区村和连队的文学写作课
本》一书，首先在三纵队的《连队文艺》上连载，后来我把这本油印的小册子，带到山区，
铅印出版，书名改为《怎样写作》。全国解放后出版的本子，叫《文艺学习》。①孙犁在这
年秋季回到冀中的时候，《冀中一日》的编选工作正处在定向阶段。母亲告诉他：她也参加
了区干部召集的群众大会，会上动员大家写稿，还念了孙犁的一篇文章，因此，她印象很
深。李英儒在他的回忆文章里则这样说：“审稿工作大体结束之时，王林同志返回冀中了，
接着孙犁同志也从路西来到冀中了。这两位大手笔的到来，编辑组和刻字印刷组的同志们都
非常高兴。”②当时，他们在滹沱河边的杨各庄和南北郝村安上锅灶，就工作起来。这一带
村庄，距离周围敌人的据点都不过十五六华里，他们守着麻袋工作，选好一篇就刻写一篇。
到了年底，大体编成。共选出二百多篇作品，约三十五万字，分四辑：第一辑“鬼蜮魍魉”
（揭露日军暴行）；第二辑“铁的子弟兵”（反映子弟兵的战斗和日常生活）；第三辑“民
主、自由、幸福”（写根据地民主建设）；第四辑“战斗的人民”（写各行各业的群众生活
和动人事迹）。书编成后，大家在最后一页上签名留念。那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签名：他们不
排名次，用铁笔在蜡纸上把名字签成球形。后来，《冀中一日》的油印本在战火中失落。解
放后，文化部门进行了广泛的征集工作，于１９５１和１９５８年先后寻到了第一、二辑，
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并为一书出版。“１９５９年秋天，河间县委从一位老教师处找到保存了
十八年之久的第四辑。１９６０年５月，当年为精印《冀中一日》，朝夕伏案刻写的铁笔战
士周岐同志，见到重新印刷的《冀中一日》，立刻将自己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来的四辑全书
邮寄出版社。这样，诞生在战火中的《冀中一日》，又在社会主义的今天得以重印，和更广
大的读者见了面。”①孙犁认为，对冀中人民来说，“七七”事变后风起云涌、激情动荡的
农村变革，“是一次广泛深入的启蒙运动，运动与人民的实际斗争生活结合，因此十分坚
强。”②他说，“冀中一日”写作运动，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起的。
     
    他称之为运动“副产”的、数易其名的《文艺学习》，却比《冀中一日》传播更广。这
本书在《冀中一日》编成后第二年春天印出，虽是蜡纸刻印，竟印了一千本（《冀中一日》
初次油印二百本，后经补选和校正，还没来得及付印，即因敌人发动五一“扫荡”而毁于坚
壁之中，人们后来看到的，是黄色麦杆纸的初印本）。“在那种条件下，这本小书的印刷，
简直是一个奇迹，那种工秀整齐的钢板字，我认为是书法艺术的珍品，每一字的每一笔画都
是勾勒三次才成功的。一张蜡纸印一千份，保证清楚没点染，也是经过印刷同志们苦心研究
的。”①这本书，除了像上面《吕正操回忆录》中说的在三纵队的《连队文艺》上连载，还
在晋察冀的《边区文化》上连载过。
     
    在这本书里，不只体现着作者某些十分重要的美学思想，还体现着他对投稿者既能严格
要求、又善于诱导的精神，而这些，可能也正是他作为一名出色编辑的成功秘诀之一。例
如，他这样告诉投稿者：你心里有了许多话，你要描写一件事，这件事老在你的心里打转，
它一切都准备好了，单等你拿语言把它送出来。那你就把它送出来吧，不要怕你的文字不
“美”，言语不文。用花轿送出姑娘固然好看，初学写作好比穷人，把你的姑娘用牛车拉出
去吧。只要文章的内容好，语言笨一些没关系——但记住这是说初写，你千万不要认为这就
好了：我可以永远用牛车往外送姑娘了。这样下去，会弄成车上已经不是姑娘而是粪草了。
因为你对语言的工作不严肃，对文学事业你也一定失败无疑……②“冀中一日”写作运动刺
激了抗战时期冀中地区文艺事业的发展，在这之后，文艺读物很受欢迎，特别是《表》（班
台莱耶夫）、《不走正路的安得伦》（聂维洛夫）等一批苏联作品，印数高达三、五千份，
这从一个地区来说，印数是很可观的。其中，《不走正路的安得伦》，还是根据孙犁的藏书
翻印的。其次，冀中几个文艺刊物的投稿者，也大大增加了。在孙犁的家乡安平县，还编印
了《安平一日》。
     
    对孙犁个人来说，他在参加了《冀中一日》的编选工作后，产生了一个积极的结果：
“你也可以写些创作，那样一来，批评工作就可以做得更好些了。”一个从事创作的伙伴，
在一次黄昏的田间散步时，这样对他说。
     
    他觉得这位伙伴的话说得恳切而委婉，虽然并不以为含有暗示，却在这之后大大加强了
创作的势头，——他说过，在这之前，他从事的文字工作主要是批评性的。
     
    而在这之后，当他再写那些批评性的文字时，“不知为什么，我对那些尖刻的言词，跋
扈的态度越来越知道避免了。这就是因为我从实践中得知了创作的艰难，它并不像指责家所
要求的那样容易，它所需要的条件，也不像一般人所设想的那么简单。”①
     
    在当时，人们尤其不能设想的是，《冀中一日》的编选工作刚刚结束，人们就面临着一
次空前严重的“扫荡”，这就是日军对冀中人民发动的、曾经震惊中外的五一大“扫荡”。
在这次“扫荡”和以后的连绵战火中，不仅坚壁在堡垒户夹壁墙里的《冀中一日》的稿本遭
到劫运，《文艺学习》的油印本也在很长时间里下落不明，如果不是由于一次偶然的机缘，
康濯把自己精心保存的一本拿出来，读者可能永远不会读到完整地体现着当时风貌的《文艺
学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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