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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 犁 传 (郭志刚、章无忌)
中国现代人物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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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与火的艺术记录
冀中抗日根据地位于平、津、保三角地带，有“平津门户”、“华北粮仓”之称，是中
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首创的平原根据地，在战略上具有重要意义。日本侵略者把冀中抗日根据
地看作心腹大患，在当时华北驻屯军司令冈村宁次的直接指挥下，从１９４２年５月１日
起，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对冀中进行所谓“十面出击”、“铁壁合围”式的“扫荡”，以图
摧毁这块抗日政权。
有人这样描绘了当时敌我双方斗争的态势：在这块平得像地毯似的大约六万平方公里的
平原上，四边围着平汉、津浦、石德、京山四条铁路构成的封锁圈。圈里分布着八千多座村
庄。敌军在主要村镇上建立了军事据点一千七百五十三个，路沟总长二万五千余里，冀中抗
日根据地由之被分割成二千六百七十多小块。就在这棋盘似的战场上，日军集中了十万人
（笔者按：此数包括伪军等在内，敌主力实为五万余人），来与吕正操、程子华将军领导的
冀中部队两万余人决战。战争从５月１日开始，直打到６月底。两月中，大战二百七十二
次，小仗则日达数十次。①
富有戏剧性的是，敌人选择五一国际劳动节这一天发动“扫荡”，沿滹沱河北岸设立临
时据点，封锁滹沱河；而冀中区党委却在滹沱河以南饶阳县张保村的枣树林里，在同一天召
开了劳动节纪念大会，并当真演了一场《日出》。在纪念大会上，黄敬和吕正操都讲了话，
分析了形势，作了动员。大会进行中，有敌机盘旋侦察，吕正操还风趣地说：“也许是冈村
宁次坐飞机来看望我们了。”
孙犁于１９４２年春末，回到平汉路西晋察冀文联的岗位上，看来他并没有亲身经历五
一大“扫荡”。但是，他经历过敌人发动的其它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扫荡”。据梁斌回忆，
在五一反“扫荡”前夕，孙犁来冀中深入生活，曾经和他领导的“新世纪剧社”打过游击。
这说法和孙犁自己的回忆也颇为符合：“就在这个秋天（按：指１９４１年秋天），冀中军
区有一次反‘扫荡’。我跟随剧团到南边几个县打游击，后又回到本县。滹沱河发了水，决
定暂时疏散，我留本村。”②１９８３年，河北省博物馆一位同志从１９４１年１０月冀中
区的一个油印刊物《通讯与学习》上，抄下一篇孙犁的佚文——《报告文学的感情和意
志》，文后附录了几篇通讯，都是“死者的血流未干，生者的嘶啼还相闻”的时候记下来
的。这时，正是孙犁所说的那个打游击的秋天。孙犁的文章，从写作的角度对这几篇通讯提
出了意见，在真实性上却肯定它们：“报告者曾向人民的血流前面走过，差不多用即刻的工
夫，把仇恨转写到他们的报纸上。”①其中，《角邱血》一篇所记录的，就发生在孙犁的家
乡安平县：八月十五日——记录者很可能在习惯上用了农历，如果是这样，这一天正是中秋
节。敌人纠集上千兵力，不发一枪，在黑夜悄悄包围了角邱村。这一次，幸亏人民警惕性
高，耳目灵，他们早已躲进青纱帐，敌人扑了空，只悻悻然烧了房子，杀了两个老妇，捉了
几个老人。八月二十日，敌人卷土重来，利用汉奸，布置阴谋，终于使角邱村七十多人惨遭
杀害。题名《谁能忍受》的一篇，则这样记录了角邱村的悲剧：“在安平六区角邱村近百个
死尸中，有这么一幅惨图：一个全身衣服都被撕破的少妇，尸身横躺着，乳房边被刺刀扎了
几个紫色的大裂口，下身也是模糊的血泊……她之血体外边，躺着一个幼儿，死去了的白色
的小眼睛，依然在凝视着他的母亲，而死者的丈夫，则握住了孩子在痛哭。”《坑水红了》
写的仍是安平县六区某村发生的事件：日本兵绑了十三个村民，让他们在水坑旁跪下。十三
个人挺得直直的，不仅不跪，反而大骂敌人。最后他们被砍头，头颅被踢进水坑，“坑水连
续泛起十三个红圈以后，完全变红了。”……
这些血的场面，孙犁在编《冀中一日》时，就看到不知多少次了。不仅如此，那时和他
一道工作、参与研究讨论的不少人，就在１９４２年５月，“把血洒在冀中平原上了”①。
不只是血的场面，还有战斗、新生、力量和欢乐的场面。这些场面就发生在作者的周围或身
边，激励着他的感情，浸润着他的笔，使他不失时机地捕捉了那些历史性的镜头，用新鲜而
热烈的画面，充实着历史的篇章：以后不多几天，这一家就经历了那个１９４２年５月的大
“扫荡”。这残酷的战争，从一个阴暗的黎明开始。
能用什么来形容那一月间两月间所经历的苦难，所眼见的事变？心碎了，而且重新铸成
了；眼泪烧干，脸皮焦裂，心脏要爆炸了。
清晨，高粱叶黑豆叶滴落着夜里凝结的露水，田野看来是安静的。可是就在那高粱地里
豆棵下面，掩藏着无数的妇女，睡着无数的孩子。她们的嘴干渴极了，吸着豆叶上的露水。
如果是大风天，妇女们就把孩子藏到怀里，仄下身去叫自己的背遮着。风一停，大家相看，
都成了土鬼。如果是在雨里，人们就把被子披起来，立在那里，身上流着水，打着冷颤，牙
齿得得响，像一阵风声。
这是《“藏”》②这篇小说对五一大“扫荡”开始后群众生活的一个掠影。人们可能还
记得小说叙述的那个挖洞的故事。著名的冀中平原的地道战是从挖洞开始的，是真正的人民
的创造。开始是单一的洞，后来发展为多户相通的初级地道，但目的仍是为了隐蔽，再后才
发展成为能攻能守的网络式作战体系。挖洞的事最早出现在蠡县（孙犁的小说《第一个洞》
①，几乎以完全纪实的手法写了这件事），这和小说描写的背景完全一致。据《吕正操回忆
录》②说，开始有的领导同志对蠡县一带发展地道很不满，认为是逃跑主义，后来程子华政
委带工作组亲往调查，才肯定了这是人民的伟大创造。蠡县靠近保定，环境艰险，最先出现
地道是不奇怪的。如果在五一反“扫荡”前就开展地道战，那就更好了，冀中人民会减少很
多损失。
折城、破路、挖地道，被认为是抗战时期冀中平原上的三大工程，是开展平原游击战的
伟大创举。这三大工程，在孙犁的作品里全有反映。前两项工程是在抗战初期进行的，《风
云初记》里有很生动的描写，我们不妨掇拾一二。
先说拆城。女县长李佩钟向拆城的民工作了动员，大家分散开，刚要动手，来了三个穿
长袍马褂的绅士，为首的正是李佩钟的父亲李菊人。他说：“古来战争，非攻即守，我们的
武器既然不如日本，自然是防守第一。从县志上看，我县城修在宋朝，高厚雄固，实在是一
方的屏障。县长不率领军民固守，反倒下令拆除，日本人一旦攻来，请问把全县城生灵，如
何安置？”
李菊人领了半辈子戏班儿，不但他的见识、学问，全从戏台戏本上得来，就是他的言谈
举动，也常常给人一个逢场作戏的感觉。全县好看戏的人差不多全认识他，民工们扛着铁铲
大镐围了上来。
“我们不是召集过几次群众大会，把道理都讲通了吗？”李佩钟说，“那天开会你们没
参加？”
“那天我偶感风寒，未能出席。”李菊人抱歉的说。
李佩钟说：
“我们进行的是主动的游击战，不是被动的防御战……”
“那可以进行野战，”李菊人截住说，“昔日我轩辕黄帝，大败蚩尤于涿鹿之野，一战
成功，这是有历史记载的，可从没听说拆城！”
李佩钟向他们解释，抗日战争是历史上从没有过的战争，很多事情是旧书本上查不出来
的。三个绅士还要麻烦，群众等不及了，乱嚷嚷起来：“这点儿道理，我们这庄稼汉们全捉
摸透了，怎么这些长袍马褂的先生们还不懂？别耽误抗日的宝贵时间了，快闪开吧！”
他们一哄散开，镐铲乱动，尘土飞扬，笼罩了全城。三个老头儿赶紧躲开，除去李菊
人，那两个还转回身来，向县长鞠躬告别，从原道走回去了。一路走着，拿草珠子的老头儿
感叹地说：“我们每天起来，连个遛画眉绕弯儿的地方也没有了！”
拿腰子的说：
“李菊老吊嗓子的高台儿也拆了哩！”
李菊人却把马褂的长袖子一甩，唱起戏来。①关于破路，《吕正操回忆录》作了这样的
介绍：“由于敌人是使用汽车、装甲车、骑兵的快速部队，平原地形，有利于敌，不利于
我。”“冀中平原毫无山丘之阻，交通异常便利……这对敌之‘扫荡’、机械化部队之使用
甚为有利。于是全冀中军民在‘破路就是抗日’的口号下，对所有道路进行了全面破坏。这
一工作，从１９３８年１月开始，到秋季基本完成。”
在冀中抗战史上，破路实际上是改造平原地形的一大壮举。
《风云初记》里描写的破路的情况和细节，同上述真实背景完全相符，连时间上也不差
什么。小说叙述说：破路的图样发下来的时候，已近旧历年节，那是一个充满惊恐和痛苦的
年节：
平原上这一个年节，记下了人民生活心情的重大变化。一过腊月初十，就到处听见娶儿
媳妇的花炮，为了使爹娘松心，许多女孩子提前出嫁了。媒婆们忙了一阵，很多平日难以成
就的婚姻，三言两句就说妥了，女家的挑拣很少。有的丈夫不在家，娘家一定要娶，就由小
姑子顶替着拜了天地。
敌人的烧杀奸淫的事实，威胁着平原的人民。在铁路两旁，那些十六、七岁的女孩子
们，新年前几天，换身干净衣裳，就由父亲领着送到了婆家去。在根据地，爹娘们还想叫女
儿抢着坐花轿，唢呐和锣鼓，从夜晚一直吹到天明。可是，因为敌人的马蹄、汽车和坦克，
在平原的边缘，在冰冻的麦苗地里践踏倾轧，就使得在大道上奔跑的迎亲车辆，进村的喜
炮，街头的吹唱，都带上了十分痛苦的性质。在这种情形下面，破路的动员，简直是一呼百
应。谁家有临大道的地，都按上级说的尺寸，去打冻刨坑。早晨，太阳照耀着小麦上的霜
雪，道路上就挤满了抢镐扶铲的农民。
小说叙述了农村各阶层的人们对破路的不同态度。参加过高蠡暴动的高四海老人，他的
麦地是一块靠近路边的又窄又长的条道地，他“一并排连挖十二个大沟，差不多全部牺牲了
自己的小麦。他的沟挖得深，铲得平，边缘上培起高高的土墙，像一带城墙的垛口。……他
全身冒汗，汗气从沟里升起，围绕在他的头顶，就像云雾笼罩着山峰。”而地主田大瞎子，
却把长工按尺寸在他的地里挖的沟重新填上，用吃街占道的办法，把沟往外挪，挖在了大道
上。高四海说：“日本人侵占我们的地面，我们费这么大力气破路挖沟，还怕挡不住他！像
你这样，把挖好的沟又填了，这不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诚心欢迎日本，惟恐它过来的不
顺当吗？”
田大瞎子狡赖说：
“你看，把沟挖在大道上，不更顶事儿？”
这时从北面过来了两抬花轿，后面紧跑着几辆大车。赶车的鞭打着牲口，在田大瞎子的
地头上碰上沟，差一点儿没把送女客翻下来。吹鼓手告诉高四海说：北边的风声不好，有人
看见了日本的马匹。高四海对田大瞎子说：“看！你这不是挡日本，你这是阻挡自己人的进
路。你的地里，留下了空子，日本人要是从这里进来，祸害了咱这一带，你要负责任！
“我怎么能负这个责任哩？”田大瞎子一背铁铲回家去了。
“什么也不肯牺牲的人，这年月就只有当汉奸的路。一当汉奸，他就什么也出卖了，连
那点儿良心！”高四海又挖起沟来，他面对着挖掘得深深的土地讲话。①
高四海老人没有说错，日本人过来以后，田大瞎子连同他的儿子、在北平的大学里念过
书的田耀武，都成了日本人的合作者。
孙犁赶上了在冀中平原上进行的这些轰轰烈烈的工程；因此，在字里行间，人们很容易
读出他的感情、乃至经历来。
冀中平原上的第三项工程开展得稍晚一些，那时孙犁正在山地工作，没有赶上。他写的
关于冀中挖洞的故事，是听人说的。但是，他却有过钻洞的经验，那是１９４４年３月，他
到位于太行山东麓的曲阳（在河北省西部）游击区走了一趟，在洞里住过一夜。重要的是，
他有过和冀中人民同甘苦、共患难的经历，所以，写起洞来，仍然使人感到非常亲切、自
然。
《第一个洞》和《“藏”》等作品，写了冀中平原上的第三项工程，准确地说，是写了
它的开头——挖洞。尽管洞还不是地道，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有了开头，就会产生结
尾，从有了这“第一个洞”后，“地洞、地道就流传开了。而且在不断地改进着。什么‘七
巧连环洞’，‘观音莲台洞’……花样翻新，无奇不有。而这‘第一个洞’的创造的故事，
也就随着洞的传播而传播着。”
《第一个洞》开头就标明“蠡县××庄”字样，所写环境，如说从１９４１年起，“×
×庄的形势就变了，在它周围，敌人的据点远的有八里，近的只有二里”，“那一带环境十
分残酷”等等，和历史的真实情况，是非常一致的。《“藏”》是《第一个洞》的扩展。它
的女主人公浅花要生孩子了，地上没有安全的处所，隐蔽在她家菜园子的洞里的一个八路军
干部，向丈夫建议她到洞里生产，她笑着说：“那不成了耗子吗？”后来，敌人“扫荡”村
庄，她果然在三丈深的地下，——那里没有灯光，也没有风——生了一个女孩，取名就叫
“藏”。除了母亲，没有人能听到那第一次的“非常悲哀和闷塞的”哭声。
是敌人的五一“扫荡”，使和平的人民失去了在地上生活的权利，甚至包括那些刚刚降
生的婴儿。
孙犁多次提到五一“扫荡”，他说，冀中人民称之为“五一事变”，他们将要把它当作
一个历史传说，留给后代子孙。在《老胡的事》①里，他同样以纪实的手法，写到自己的家
乡在五一“扫荡”中的情形。老胡在平汉路以西的山地工作，妹妹从冀中家乡来看他，他们
很自然地拉起了家常——小说写的是老胡，我们在老胡身上，至少能看到作者部分的影子：
妹妹说，反“扫荡”开始的时候，麦子刚割了，高粱还只有一尺高。她们三个女同志在一
块，其中小胡和大章，哥哥全认识。敌人合击深武饶的那天，她们同老百姓正藏在安平西南
一带沙滩上的柳树林里，遍地是人，人和牲口足足有一万。就在那次小胡被俘了去，在附近
一个村庄牺牲了。她同大章向任河大地区突击，夜里，在一个炮楼附近，大章又被一个起先
充好人给她们带路的汉奸捉住了……下面是《琴和箫》①里的一段文字，作者的身影变得明
确起来了：
去年，我回到冀中区腹地的第三天，就托了一个可靠的人到河间青龙桥去打听那两个孩
子的消息……
……
今年５月，敌人调集了有四五万兵力，说要用“拉网战术”消灭我们。我用了三个夜晚
的时间，跳过敌人在滹沱河岸的封锁，沙河的封锁，走过一条条的白色蛇皮一样的汽车路，
在炮楼前面踱过去……
如果说上面是小说（尽管孙犁的小说含有相当大的纪事成分，他甚至把他那时写的这些
作品看作个人经历的叙述），我们不免有所保留地看待它所叙述的事件，那么，下面讲的这
件事情就完全是真的了。
这件事也许就发生在五一反“扫荡”期间。且说抗战时期，日本人对农村里的学生模样
的人，特别留意。凡是留学生头，穿西式裤的，见了就杀。这样，连学生或像学生的照片，
也成了危险品。孙犁参加抗日工作后，留在家里的照片，都让妻子放进灶膛里烧了。但黄城
岳家还有他一张照片，岳父已去世，家中妇孺，不知外面的事，没有从墙上摘下这张照片。
日本兵见了，逼着要相片上的人。家里没有，在街上看到一个面貌相仿的青年，差一点儿没
打死，经村里人努力，才勉强救下命——
这是抗战胜利以后，我刚刚到家，妻对我讲的一段使人惊心动魄的故事。她说：“你在
外头，我们想你。自从出了这件事，我就不敢想了，反正在家里不能呆，不管到哪里去飞
吧！”①因为写作家传记的需要，笔者曾向孙犁同志要求提供照片。他拿出自己保存的所有
照片来，其中确实没有一张抗日战争时期的照片。包括他的文集在内，最早的一张，是１９
４６年春在蠡县下乡时的半身照。这张照片，穿中式棉袄，未结领扣，除了头上一顶干部
帽，完全像一个农民，只是那张脸显得清秀了些。文集所收１９４１年照的那张，是晋察冀
边区文学工作者的合影，不知取自何处，他的家里没有。像上面说的，由于敌人的残酷“扫
荡”，没有容许他的家人保留下一张宝贵的纪念照。
保留的是屈辱。这里是一张农村妇女的照片，是从“良民证”上撕下来的。照片角上有
一点白光，那是敌人的刺刀，是敌人用刺刀逼着照相时留下来的。除了刺刀的白光，整个照
片的光线很暗，旁边有半个“验讫”的戳记。这位农村妇女是孙犁的远房嫂子，她有意地保
留了这张照片（这时敌人已经败退，“老百姓焚毁了代表一个艰难时代的良民证”），想寄
给在前方作战的丈夫，激励他杀敌的志气。孙犁看了看照片，又端详了一下这位远房的嫂
子，一时不明白那么一个活泼好笑的人，为什么照出相来这么呆板阴沉，他说：“这相片照
得不像！”
“比我年轻？”她笑着说，“那是我二十一岁上照的！”“不是年轻，是比你现在还
老！”
“你是说哭丧着脸？那是敌人在的时候照的，心里害怕的不行，哪里还顾的笑！那时
候，几千几万的人都照了相，在那些相片里拣不出一个有笑模样的来！”
是孙犁一篇题名《相片》①的散文，讲了上面这个故事。在《小胜儿》②这篇小说里，
人民在战场上用血与火洗刷着自己的屈辱：
冀中有了个骑兵团。这是华北八路军的第一支骑兵……
马是那样肥壮，个子毛色又整齐，人又是那样年轻，连那个热情的杨主任，也不过二十
一岁。……过了两天，这个队伍就打起仗来，打的是那有名的英勇壮烈的一仗。敌人“五一
大‘扫荡’”
突然开始，骑兵团分散作战，两个连突到路西去，一个连作后卫陷入了敌人的包围，整
整打了一天。在５月麦黄的日子，冀中平原上，打的天昏地暗，打的树木脱枝落叶，道沟里
鲜血滴滴。杨主任在这一仗里牺牲了，炮弹炸翻的泥土，埋葬了他的马匹。……杨主任的警
卫员小金子也受了伤。他用手刨着土掩盖了主任的尸体，带着一支打完子弹的短枪，趁夜色
突出重围，回到冀中平原上自己的村庄养伤。他很想念牺牲了的那些战友，和一位正在相爱
着的姑娘有过这样一番对话：“我问问你，杨主任牺牲了？”
“牺牲了。我老是想他。跟了他两三年，年纪又差不多，老是觉着他还活着，一时想该
给他打饭，一时想又该给他备马了。可是哪里去找他呀，想想罢了！”
“他的面目我记的很清楚，那天，他跟着你到咱们家来，我觉着比什么都光荣。说话他
就牺牲了，他是个南方人吧？”“离我们有九千多里地，贵州地面哩。你看他学咱这里的话
学的多像！”
“不知道家里知道他的死讯不？……”姑娘显然伤心起来。小金子想到的还是战场上的
情景：“先是他同我顶着打，叫同志们转移，后来我受了伤，敌人冲到我面前，他跳出了掩
体和敌人拚了死命。打仗的时候，他自己勇敢的没对儿，总叫别人小心。平时体贴别人，自
己很艰苦。那天行军，他渴了，我说给他摘个瓜吃，他也不允许。”
…………
这是一篇根据真人真事写成的故事。杨主任的本名是杨经国，关于他，《吕正操回忆
录》里说：“经国同志是贵州人，１９３７年初由北方局派到六九一团做党的地下工作，牺
牲时才二十多岁。孙犁有一篇小说叫《小胜儿》，主要就是写的骑兵团，写了杨经国，是写
得很真实的，写了杨经国热情待人，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以身作则的模范行为，写到他的
牺牲……我也总想写一篇关于经国同志的文字，以寄托我的哀思，并纪念我们共同战斗的岁
月。”
关于五一反“扫荡”，我们还得提提他的一位战友，——远千里。他是河北省任邱县
人，曾在保定第二师范念书，当时和梁斌等进步同学很要好。１９３８年４月参加抗日工作
后，在冀中任记者、编辑、剧社导演和编剧等。他青年时代喜欢诗（特别是马雅可夫斯基和
勃洛克的诗），后来自己也写诗，出过《三唱集》、《古巴速写》等诗集。
五一大“扫荡”后，他在洞里坚持编报纸，刻蜡版，写街头诗……光景很像《“藏”》
里写的：每天清晨，从洞里出来透风，“洞的出口在野外，他站在园田的井台上，贪馋地呼
吸着寒冷新鲜的空气。看着阳光照耀的、尖顶上挂着露珠的麦苗，多么留恋大地之上啊！”
①五一反“扫荡”后，他的爱人，在一次秋夜涉水转移时，掉进井里牺牲了。她的死，使孙
犁受了启发，在《风云初记》的最后，做了李佩钟这个人物的归结：
……第二年春天，铁路附近一个个村庄，在远离村庄的一眼土井里淘水的时候，打捞出
一个女人的尸体。尸体已经模糊，但在水皮上面一尺多高的地方，有用手扒掘的一个小洞，
小洞保存了一包文件，并从文件证实了死者是李佩钟。……我们这一节也该结束了。有一首
歌的题目，叫《血染的风采》，孙犁和他的战友们，那些年来所走过来的道路，没有一处不
被血染的风采所照耀。他们在战争中送走了火红的年华、火红的岁月，他们的创作，整个是
一部时代的，也是他们个人经历的血与火的艺术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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