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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传 (郭志刚、章无忌)
中国现代人物传记
 
山道弯弯，峰回路转
    １９４２年暮春时节，孙犁从冀中返回平汉路西晋察冀山地，这年冬天，日军又对晋察
冀边区“扫荡”。于是，他们照老办法，化整为零，与敌周旋。他和诗人曼晴分在一个小
组，每人发了两颗手榴弹，和墨水瓶一起挂在腰带上，向敌人的外围转移。一路上，老乡也
都撤离。当天夜里，他们只能在一处山坳栏羊的圈里过夜，寒风刺骨，根本睡不着觉。后
来，曼晴还用《羊圈》这个题目，写了一首诗。在孙犁看来，曼晴，还有红杨树（魏巍），
都是晋察冀新诗运动的播种人。他们的诗可能创作于行军途中，写在路侧的峭壁岩石上或是
村庄断垣上，那可能只是一种口号，一种呼唤，但这些诗做到了和人民的真正的结合，“是
一个时代的回忆”，因此，“同着这一伟大的时代，不能磨灭了”①。露宿羊圈的这天晚
上，孙犁知道，他身边的这位战友，并没有停止诗的构思。
     
    次日晚上，他们转到了一个处于高山坡上的小村子。村里人都已走光，门都七零八落地
开着。虽然没有地方吃饭，却摸到一家炕上，美美地睡了一觉。清早，他们刚想捉捉衣服里
的群虱，敌机就来了。他们跑进一条山沟，隐蔽在大石下面。飞机沿着山沟来回轰炸，气浪
摇动着山上的树叶。孙犁还有时间观察它：侵略者欺侮我们没有高射武器，飞得很低，几乎
就要擦着了小村庄的屋顶和树木。事后老百姓传言：敌人从飞机的窗口，抓走一个坐在炕上
的小女孩。孙犁把这一情节写进了一篇通讯，不料编辑刻舟求剑，把稿子改得令人啼笑皆
非。
     
    敌机走后，阳光已经撒满山沟，他们坐在河滩上，继续捉拿虱子。直到肚子辘辘地叫了
起来，才勉强爬上山坡，去寻些能吃的东西。
     
    虽然是在战争环境，山地的老乡，还是把凡能耕种的土地，都种上庄稼。不论是沟沟坎
坎，方形、菱形、……只要有泥土，就不会闲置起来。这种情况，整个抗战时期都没有改
变。太原出版的日文报纸《东亚新报》，１９４３年１１月１８日这样报道：
     
    飞机上的俯视——当飞入山岳地区时，触目所见除峨然耸立的山岳外别无人迹……村落
及街巷的庭院中不但没有人，连一匹牲畜都没有，在飞机上就可以觉察到敌方（指抗日军）
空舍清野的彻底性的一斑，同时不论在山谷或高原上，除岩石外全耕种得井然有序，由此可
见中共对增加生产的努力。①
     
    这种情况，也为两个腰间挂着墨水瓶的战士救了急。他们发现了一小片胡萝卜地，因为
敌人“扫荡”，还没有收获。两人用木棍掘开冻土，取了几个，用手擦擦泥土，便大嚼起
来，其香甜美脆，至今想来，孙犁还觉得悬乎唇齿之间，——只可惜当笔者写这段文字的时
候，他的老朋友曼晴已经离开人世了。
     
    像这类游击生活，在那样的年代里是家常便饭。孙犁还记得在一次战斗中，夜晚在荒村
宿营的故事：不知那是什么村名，总之，村民已经跑光，黑黝黝一片，没有声息。他和同伴
们摸进一间破房，不敢打火点灯，别人都挤在炕上，他顺着墙边一摸，有一块平板，好像搭
好的门板似的。他暗自高兴，庆幸自己有了好睡处，便舒舒服服地躺下去。天亮醒来，才发
现自己原来睡在一具棺木上，不由为之一惊。“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其中是男是女，是老
是少，我同一个死人，睡了一夜上下铺，感谢他没有任何抗议和不满。”①１９４２年冬，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传达到了晋察冀边区，影响很大，文艺界有很大的变
动和整顿。原来的晋察冀文联机关和各个协会，实际上不再存在，只有一个名义，文艺干部
几乎全部下乡了。孙犁在文协工作的同人，田间到盂平县下乡，兼任宣传部长，康濯到农
会，邓康到合作社搞经济工作，他则被分配到《晋察冀日报》社。当时，他不大愿意去当编
辑，愿意下乡。有一次在街上遇见原文联负责人沙可夫，向他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一向待部
下宽和的沙可夫，这一次却很严肃，他只说了三个字：“工作么！”
     
    孙犁没有再说话，背上背包就去了报社。这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共产党员。
     
    他在《晋察冀日报》编副刊，有时也兼做记者。１９４３年农历正月间，晋察冀边区在
冀西平山县召开参议会，孙犁以记者身分，对会议进行了十几天的采访，会后，写成《二月
通信》，发表于同年《晋察冀日报》的文艺副刊《鼓》上①。这篇通信，给我们提供了有关
作家和当时开会情况的不少生动资料。孙犁当时坐在靠近会场前方一角的记者席上，他常常
注视着主席团成员之一的聂荣臻司令员。那时，会上正在讨论统一累进税税则，他看见聂司
令员十分注意听取来自农村的参议员们的发言，有时回过身去，和一个留有白胡子的老人商
量着，研究着；他看见他有时陷入沉思，有时又爽朗地笑起来。“我从他的举动上、精神
上，想起许多事。在我的印象里，聂司令员和中国一些可歌颂的名将的风度，凝结成一个形
象。这个形象，我是无比重视的。”
     
    会议期间，有一天晚上演《日出》，他正好坐在聂司令员和肖克副司令员的后边，这使
他对他们作了一次近距离的报道：“肖好像对上海的生活不很熟悉，聂时而向他解释几句。
他感动地说：‘看完这个戏，可以得到多少知识啊。’肖常到展览室去浏览我们文学部的展
览品，你的《平原上》②也在那里陈列，还有别人的几个长篇。肖很为这些作品不能印出惋
惜，他每天要花一些时间去读，你知道他也在写一部长篇小说……”
     
    在会议的最后几天，情况变得紧急起来。日军出动数千兵力，对边区进行“蚕食”。敌
机从会场附近的山顶上轧轧飞过，“聂每天还是静静地坐在主席台上，听着每一个参议员的
发言，考虑着每一条决议。”在一个深夜，从五台山的雪峰上赶来一团子弟兵，分驻在会场
周围，执行保卫大会的任务。
     
    十几天的采访生活，给他留下了宝贵的纪念。一半是为了慰勉远方的战友，一半是为了
记下自己的真实感受，他说，他好像走入了一个新天地，他的内心不断激发着热情和向往。
     
    他告诉那位正在游击区工作的不便公开姓名的战友——同志，我们几年来，为双十纲领
在边区的彻底实现尽了不少努力。在这一次会议上，我再看见双十纲领在过去几年间的成就
的光彩，和今后将放射的更大的光彩。战后新中国的形象，如同我最爱的作品的人物的形象
一样，在我心里站出来，为我的一切思想感情所拥抱。
     
    他在《晋察冀日报》社工作的时间并不长，１９４３年秋天，就调到华北联合大学教育
学院的高中班去教国文了。当时教育学院的院长是李常青，他曾在晋察冀北方分局宣传部负
责，孙犁自从１９３９年到山地以后，一直在他领导下工作，他对孙犁也很关心。孙犁觉
得，这次调动可能是他的提议。
     
    对这次调动，孙犁也比较满意。抗战期间，他所教的学生多半是短训性质，只有这一
次，和学生相处时间较长，感情也比较深，并在反“扫荡”中共过患难，在以后的日子里也
得到过这些男女学生们的关怀和帮助。
     
    高中班驻地在阜平县的一个村庄，教员们有一个宿舍大院。因孙犁性格较为内向和孤
僻，他自己在村北找了一户人家住下，睡的是临时搭起的门板，每天清早，到村边小河洗
漱，时值晚秋，金风习习，河水已经很凉了。
     
    正在这时，有一位在别处工作的同志来信说，给他带来了家庭的消息。他往返用了六天
时间去询问的这个消息，竟是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长子夭折。这孩子叫孙普，年仅十二
岁，因战乱缺医少药，死于盲肠炎。从此，我们常看到作者在文章中使用的一个笔名：纪
普。
     
    孙犁经受住了这次打击，但是，他远在冀中的年轻的妻子，是否也能经受住这样的打击
呢？痛悼之余，他想起了一件往事，不免又替妻子担心。
     
    那是他们婚后不久的一个夏天，家中的老屋，年久失修，本已朽败；再加下了几场大
雨，就出了事：有一天中午，他在炕上睡觉，妻子也哄着新生的普儿进入梦乡。忽然，房梁
咯吱咯吱响起来，妻子惊醒，抱起孩子就往外跑，跑到院里才呼唤丈夫——险些把他砸在屋
里。
     
    事后，孙犁问她：
     
    “为什么不先叫我？”
     
    “我那时心里只有孩子。”妻子笑了，抱歉而怜惜地说。孙犁自然不怀疑妻子对他的恩
爱，但从此悟出一个道理：对于女人来说，母爱超出了夫妻之爱。
     
    现在，长子已经永远离去，她能够经受住这一打击吗？他翘首东望战云密布的冀中平
原，在滹沱河畔那间已经翻修过的老屋里，他仿佛听到了妻子悲恸欲绝的尖利的哭声。这
时，他虽然已是三十岁的男子汉，也凄然心碎了。
     
    天更凉了，村边的小河结了一层薄冰，随着冬天的到来，日军对边区开始了新的周期性
的“扫荡”。
     
    华北联大的师生们领到那被称作“阜平蓝”的粗布棉衣后，随即爬山越岭，向繁岭县境
转移。没有等到丧子的伤痛稍加平复，孙犁就参加了新的反“扫荡”行动。
     
    山道弯弯，峰回路转，也不知走了多少日子，才在深山里的一个小村庄中停了下来。孙
犁的头发蓄得很长了，一个同伴借来老乡一把剪刀，替他剪了剪，不料他发起烧来，脖颈以
下，延及脊背上部，生了许多水痘，火烧似的，又疼又痒。是剪刀不净还是其它原因引起
的？在当时的情况下，无法确诊。他认为很可能是天花，他教的高中班有个学生，叫王鑫
郎，是全班长得最漂亮的，他在转移中就得了天花，等到反“扫荡”结束，相互见面问候
时，别人简直不敢认他了。孙犁以为，他幼年种过牛痘，可能发病轻微，这是后话。
     
    领队的傅大琳，是高中班的物理教员，见他病了，就派了一位康医生，一位刘护士，还
有一位姓赵的学生，陪他到一个隐蔽而安全的地方去养病。康医生只有二十多岁，医术虽
差，人很精明，和他在一起，不曾有挨饿的时候，因为他在经办粮草方面，很有办法。在孙
犁的记忆里，生病受到如此隆重照顾，这还是头一次，虽然这样做，也是战争中分散人员、
化整为零、以利行军的权宜之计。
     
    那个隐蔽而安全的地方终于找到了，就是繁峙县境内的蒿儿梁。这个村子兀立在高山顶
上，看起来还没有驻过队伍。初来这里，战争风声正紧，加以他们几个人服装整齐、男女混
杂、没有武器，又没带地方领导机关的介绍信，在向村干部筹粮的时候，遇到了些麻烦。孙
犁听说后，亲自到干部那里去了一次。他身上带了一支左轮小手枪，包着一个软皮套。这手
枪就是前面讲过的，他初到路西时一个团长送他的那支银白色的小手枪。他一枪也没有放
过，只是系在腰上充样子，这回却帮了点儿忙——他们弄到了一些莜麦面。不过，很快他们
就和村干部们熟悉起来，亲密得像一家人了。
     
    孙犁在这里住了三个月，过了两个年——阳历年和阴历年。他至今记得他住过的那间西
房：每天清早，阳光射在身旁的窗纸上，使病中的他感到欣慰和温暖，也感到重新升起的光
明和希望。只是医疗条件不好：只有剪刀、镊子和红药水；医生和护士，也仅仅受过几个月
的训练，谈不上什么医术。每天，护士在饭锅里煮煮剪刀、镊子，把化脓的水痘清理清理，
在伤处擦上些红药水。这种疗法的后果是，一个个铜钱大的伤疤，一直留到现在。
     
    但是，除了这些伤疤，也留下了亲切、美好的回忆。在四十年后的一个秋天，他在一封
答复繁峙县县志编委会的信①里说：
     
    在那样一个寒冷的地方，我安全而舒适地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冬季。我们可以想想，我的
家是河北省安平县，如果不是抗日战争的推使，我能有机会到了贵县的蒿儿梁？我是怎样走
到那里去的呢，身染重病，发着高烧，穿着一身不称体的薄薄的棉衣，手里拄着一根六道木
拐棍，背着一个空荡荡的用旧衣服缝成的所谓书包，书包上挂着一个破白铁饭碗。这种形
象，放在今天，简直是叫化子之不如，随便走到哪里，能为人所收容吗？但在那时，蒿儿梁
收容了我，郭四一家人用暖房热炕收容了我。……这是在艰难的日子里，才能发生的事，才
能铸成的感情。
     
    他的小说《蒿儿梁》①，真实地反映了他的这段生活经历，小说描写的村子里的主要人
物——妇救会主任和她的忠实、憨厚的丈夫，就是以郭四和他的妻子为模特儿写成的。孙犁
的另一篇小说《看护》②，也是写的这段生活经历，小说的主角，换成了护士刘兰。
     
    反“扫荡”结束后，他们走了一天的山路，于黄昏时间来到山脚下。眼前是小桥人家，
河面上铺盖着雪，孙犁以为是久违了的平地，兴奋地往前一跳，一下子滑出一丈多远，脑受
震荡，晕了过去。康医生和刘护士连忙把他抬进成果庵的热炕上，才苏醒过来。
     
    幸亏伤得不重，晚饭吃了一些僧人做的莜麦粥，当晚便与僧人同床而寐，第二天还参观
了五台山上的许多寺庙。这些寺庙，错落有致地掩映在郁郁苍苍的重峦叠嶂之间，十分古
雅、壮观。
     
    １９４４年初春，他们返回学院驻地，当即得到通知：第二天就去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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