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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几次月儿圆
    初到延安的时候,他在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做研究生。鲁艺创立于1938年,初设戏
剧、音乐、美术三系,后来增设文学系,改称鲁迅艺术文学院。1943年春并于延安大
学,成为延大文艺学院。但是,由于鲁艺的巨大影响,便一直保持着它的独立的名称。
     
    孙犁来到鲁艺文学系学习的时候,何其芳也在那里。他原是系主任,由于正在休养,舒
群代理他的工作。何其芳已经不记得抗战初在冀中的那次会见,孙犁也没有提过。不过,孙
犁住在东山顶上一排小窑洞里,何其芳住在下面一层原天主教堂修筑的长而大的砖石窑洞
里,相距很近,倒是常见面的。怀着过去读《画梦录》的印象,孙犁总以为他沉默寡言;后
来虽然知道他参加革命后文风变得明快,也并没有根本改变这种印象。到了延安,才知道他
非常健谈,非常热情,是个典型的四川人。而且还像一位多年从事粉笔生涯的教师,对问题
论辩有方,对学生诲而不倦,对工作勇于任事。由此,孙犁得到一个经验:不经接触,仅从
一时的文章来判定某人,常常是不准确的。
     
    邵子南是另一个给他留下了突出印象的四川人。他们还在晋察冀时就认识了,初次见面
就高声喧嚷:“久仰——真正的久仰!”但孙犁想,“我到边区不久,也并没有什么可仰之
处,但在此以前,我已经读过他写的不少诗文。所以当时的感觉,只是:他这样说,是有些
居高临下的情绪的。”①但从此也就熟悉起来,相互也很关心。
     
    他和邵子南大体同时来到延安,最初都住在东山顶上两间相邻的小窑洞里。每逢夜晚,
孙犁站在门外眺望远处的景色,偶一转身,就可以看见邵子南那被油灯照得通明的小小窗
户。孙犁知道,那准是他一个人在写作,如果有客人,他那一口四川话就会声闻户外。孙犁
喜欢独处,尤其不耐聒噪,所以,当代系主任舒群因为合并宿舍,建议他和邵子南合住到山
下一间很大的砖石窑洞的时候,他表示不愿意搬。他也知道,如果先去问邵子南,邵子南一
定愿意搬,因为他相信对方没有择人而处的毛病:“并且,他也绝不会因为这些小事,而有
丝毫的芥蒂,他也是深知道我的脾气的。”②在延安,他还认识了美术系的一位画家马达。
马达最初在上海从事木刻艺术,在当时,木刻艺术是一项新兴的进步的事业,曾受到鲁迅先
生的积极支持。孙犁因为爱好革命文学,也连带爱好了木刻,青年时代买了不少木刻作品。
他一直认为,在《鲁迅全集》里,那张鲁迅先生与“一八艺社”(由杭州艺术专科学校部分
学生组成的木刻艺术团体)的合影中,有一位胸前垂着领带的、面型朴实厚重的青年,那就
是马达。
     
    马达也沉默寡言。两个沉默寡言的人住在一个大院子里,又同在一个小食堂吃饭,并没
有多少话,也互相没有串过门。但是,他们的眼睛和心灵,似乎并不沉默,都对对方相当了
解。差不多十年之后,有关方面在天津马场道找了一处住房,以为他们两人性格相近,职业
相当,要他们搬在一起住。因为孙犁犹豫不决,两人都没有搬成。不久,又在昆明路给他们
找了一处,叫孙犁住楼上,马达住楼下。这一次,马达先搬了进去,孙犁的妻子也打扫了厨
房、厕所,后来因为听到一些不利的话,孙家又不想搬了。为此,马达曾找孙犁动员了两
次,也没有成功,他只好和别人住在一起了。从这一次,孙犁看到,马达是诚心诚意地想和
他做邻居的,“古人说,百金买房,千金买邻,足见择邻睦邻的重要性。但是,马达对我恐
怕还是不太了解,住在一起,他或者也会大感失望的。我在一切方面,主张调剂搭配。比
如,一个好动的,最好配上一个好静的,住房如此,交朋友也是如此。如果两个人都好静,
都孤独,那不是太寂寞了吗?”①这说法诚然也有道理,不过话说回来,在延安时,邵子南
愿意和他住在一起,他又嫌对方太活泼、太爱“聒噪”了。
     
    独处爱静也罢,沉默寡言也罢,看起来这只是他的性格的一个方面,而且恐怕主要还是
偏重于形式方面。其实,他的内心生活、感情生活是满丰富的。我们都还记得,他在幼年时
候,就对京剧发生了兴趣,十二岁那年,父亲给他买过一本《京剧大观》,使他对京剧有了
一些知识。可以说,他从童年起,就和京剧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我流浪时,从军时,一个
人苦闷或悲愤,徘徊或跋涉时,我都喊过几句京戏。”①在延安窑洞里,他不喜欢听邻居的
聒噪,但把京剧引进了自己的生活。他请了一位经过名师传授的女同志教他唱,并对她产生
了爱慕之情。一天傍晚,他们相约在延河边上见面。孙犁去了,见她已坐在石头上等,身上
穿了一件白色的衣服,显得很庄穆。看来,爱情的花果唾手可得,但最后,不知道是哪一根
神经起了作用,孙犁终于在它面前望而却步了,于是便形成了又一个痛苦的无花果。
     
    曾经担任过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的沙可夫,这时也从晋察冀回到延安,并到鲁艺来看孙
犁。沙可夫作风朴素,平易近人,在晋察冀边区文联做领导工作时,虽然有一匹马,但他自
己很少骑,多半是驮东西。饭菜也和大家一样,有一个时期,因有胃病,管理员缝了一个小
白布口袋,装上些稻米,放在大家的小米锅里,煮熟了倒出来给他吃,这就是他的“小灶”
了。他对部下,从不疾言厉色,而且很了解每个人的长处,真正做到了知人善任。孙犁编的
文联的刊物,把稿子送给他看,他很少有不同意见。他自己也写,不但为刊物写发刊辞,写
新诗,还翻译了重要的理论文章。部下被误解,或者优点不被人们了解的时候,他就尽心尽
力地为他们解释。这样的领导干部,当然也是最能够得到部下的理解、尊重与信任的。多年
之后,一位美术理论家透露说,那时沙可夫特别关心孙犁,就像关心一个“贵宾”一样。孙
犁不以为然,“我想这是不合事实的,因为我从来也没有当‘贵宾’的感觉。但我相信,沙
可夫同志是关心我的,因为在和他认识以后,给人的这种印象是很深刻的。”①在延安这一
次,就又证明了沙可夫的关心:他来到鲁艺负责人之一的宋侃夫的窑洞里,把孙犁也叫了
去,向宋侃夫介绍了孙犁在敌后工作的情况。他看到别人都有家眷,而孙犁孑然独处,因
此,当把孙犁送出来的时候,关心地问:是不是也把家眷接到延安来?
     
    孙犁自然思念妻子。但是一来关山阻隔,路面很不平静,二来上有年迈双亲,下有小儿
女拖累,妻子哪里能离得开?所以,他只能婉言谢辞了。
     
    眼前没有妻子,这是个缺憾。人生几次月儿圆?他们已有三四年不见了,青春时期的如
花美眷,还得在战火中拖延下去。这对于一个刚刚三十来岁的男子,也是一种艰难的岁月。
     
    是的,这里生活不错,大生产运动带来了丰衣足食,可以经常吃到牛、羊肉(主食为糜
子)。按照当地习惯,头蹄杂碎是抛掉不吃的,有一次,邵子南从山沟里捡回一个特大牛
头,在窑洞门口,安上一口大锅,架起大块劈柴,把牛头原封不动地煮在锅里,用他那四川
人特有的犟劲说:“煮上三天,就可以吃了!”孙犁不记得是否和他分享过这次盛餐,但在
那些黄昏,在寒风凛冽的山头,在熊熊的火焰旁边,却和他分享了难忘的快乐。
     
    他的窑洞也不错。在地上立起四根木桩,搭起一块木板,这就是床。窑洞的特点是冬暖
夏凉,何况,冬季发的木炭很充足,室外再冷,室内照旧温暖如春。他的家具有青釉瓷罐一
个,可打开水,一只大沙锅,可以热饭,也可兼做脸盆。但孙犁不用它洗脸,可以不受“妞
儿”的零落了。水房、食堂就在山下,方便得很。
     
    在某种程度上,这里的生活可以自己设计、自己创造。例如马达,他的窑洞就设计得很
别致,他利用土方,削成了沙发、茶几、盆架、炉灶……不只实用,简直还是可供欣赏的艺
术品。
     
    孙犁也想自己设计生活,结果却不成功。他在自己住的那间小土窑顶上种南瓜,破坏了
走水沟,大雨下来后,前沿塌落,南瓜没种成,险些把他封闭在洞里。
     
    这可以说是一次水灾;他还遇到过另一次水灾。鲁艺最初创立时,校址在延安旧城北门
外云梯山麓南侧,1939年秋天迁来延安东郊桥儿沟。孙犁刚到延安时,先安置在桥儿沟
街上一家骡马店内,一天傍晚,天降大雨(大西北的雨,总是来得那么急),他们几个教
员,坐在临街一间房子的地铺上,闲话天地南北,孙犁刚说:“这里是高原,下雨不会发
水……”就听到了汹汹的流水声,探身窗外,洪水已齐窗台。大家急忙拎起包裹逃出,刚刚
出户,房已倒坍。仓皇间,听到对面山上人喊:“到这边来!”大家于是向山坡疾奔。经过
骡马店大院时,洪水从大门涌入,正是主流,水位陡然升高。孙犁被洪水冲倒,碰着一根耸
立着的拴马木桩,他到底是一个男子汉,说时迟,那时快,立即抛掉衣物,猴子般攀登了上
去。这时洪水冲击木桩,并挟有梁木、车辕冲过,他怕冲倒木桩,及时用脚、腿把这些什物
拨开,致使多处受伤。好在几十分钟水即过去,不然,此处距延河不到百米,难保不顺流而
下、直达黄河了(延河是黄河中游的一个支流)。
     
    事后,孙犁听人说,延河边上有一座石筑戏楼,有一年夏天中午,二十多个人在戏楼上
纳凉歇晌,不料洪水陡然袭来,整座戏楼连人一同卷入延河。孙犁由此深知,乡谚所云“远
怕水,近怕鬼”之说,是很有道理的,到一个生地方,不先调查水文地理,是很危险的。
     
    水灾后,孙犁已经身无长物,真的剩了一个“自我”。他深怪事先没人告诉他们:他们
住的这条街,正是山洪的泄水道。幸好第二天他到店院寻觅,在一个车脚下发现了包裹,内
有单衣两套,拿到延河边,洗去污泥,尚可穿用,那件田间的皮大衣,则不知去向了。
     
    他是受灾户,当年冬天,领导上给他发了新装,包括一套羊毛棉衣。原料是不坏,美中
不足的是,穿几天羊毛就往下坠,上半身成了夹衣,下半身又非常臃肿。而且,延安自产的
那种深蓝色的土布,布质粗疏,本身就有下垂倾向。两个因素加在一起,很容易弄得肩背皆
空,肚大腰圆,差不多成了个不倒翁。这时,和他一同到延安的一位同事,要随王震将军南
下,他们发的是真正的棉衣裤,告诉他路过桥儿沟的时间,叫他披着那件羊毛棉衣,在街口
等部队通过,他们好“走马换衣”——因为这位同事既是南下,会越走越热,棉衣面,就不
讲究了。计划兑现后,孙犁有了一件真正的棉衣。剩下一条羊毛棉裤,又由他同来的女弟子
们进行了革命:她们把他一条棉褥里的棉花取出来,把他棉裤里的羊毛换进去,一举两得,
他又有了一条道地的棉裤。此外,她们又给他织了一双羊毛线袜和一条很窄小的围巾,他居
然全副武装、舒服体面地过了一个冬天。
     
    事逢凑巧,这时一位同志,又从晋察冀来到延安,他身上穿的,竟是他那件狗皮袄,而
且也是另一位同志穿过后送给他的。这是革命大家庭里的一种交流,是物质的交流,也是情
感的交流。系里养了几只鸡,后来舒群决定分给个人养,孙犁不习惯这些婆婆妈妈的事,鸡
分到手,就抱到美术系,送给了正要结婚的阎素,“以加强他蜜月期的营养”①。
     
    这些人来自五湖四海,侵略者发动的战争,破坏了他们的家庭团圆,他们就到这个革命
大家庭里来团圆了。战争迟早总要过去,那时人们就可以回到家里团圆了;但是,革命大家
庭里的温暖和团圆还能保持下去吗?我们的“传”还要写下去,孙犁后来有所回答。人生几
次月儿圆?看来人们永远可以提出这个问题。
     
    还是苏东坡的《水调歌头》说得好:“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
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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