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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中国的国民性
     
林思云
     
     
读了不平先生的《国民性之我见》一文后,不由地还想再说几句。
     
不平先生说:“最重要的一点是:国民性是能改变的。如果国民性不能改变,那我
写这些东西就全成了废话了,批判又有什么必要?”这一点我是非常赞同的。中国
的国民性的确是在不断地改变,但不是向好的方向转变,而是向坏的方向转变。不
平先生举例说:五十年代中国没有扒井盖、砍电缆的劣习;新中国成立之初,很多
华侨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回国参加建设。这些都是事实,但却是证明中国的国民性
越变越遭的事例。不知道不平先生能不能举出中国的国民性越变越好的事例,不过
我实在是想不出来。
     
中国的国民性在变化的同时,也保留了不变的一面。下面摘录鲁迅《并非闲话之
二》杂文的一段。
     
“……………
据说,张歆海先生看见两个美国兵打了中国的车夫和巡警,于是三四十个人,后来
就有百余人,都跟在他们后面喊‘打!打!’,美国兵却终于安然的走到东交民巷
口了,还回头笑着嚷道:‘来呀!来呀!’。说也奇怪,这喊打的百余人不到两分
钟便居然没有踪影了!西滢先生于是在《闲话》中斥之曰:‘打!打!宣战!宣
战!这样的中国人,呸!’
     
这样的中国人真应该受‘呸!’他们为什么不打的呢,虽然打了也许又有人来说是
‘拳匪’。但人们那里顾忌得许多,终于不打,‘怯’是无疑的。他们所有的不是
拳头么?但不知道他们可曾等候美国兵走进了东交民巷之后,远远地吐了唾沫?
《现代评论》上没有记载,或者虽然‘怯’,还不至于‘卑劣’到那样罢。
     
然而美国兵终于走进东交民巷口了,毫无损伤,还笑嚷着‘来呀来呀’哩!你们还
不怕么?你们还敢说‘打!打!宣战!宣战!’?这百余人,就证明着中国人该被
打而不作声!
     
这样的中国人,呸!呸!!!
……………”。
     
去年美国人炸中国大使馆,日本人在中国让中国人下跪时,中国人还不是又犯起
“只敢说、不敢作”的老毛病?中国人的老毛病没有改好,又生出了许多新毛病,
还把过去的好品德也丢了。鲁迅笔下的阿Q不但没有改掉坏毛病,又新添了扒井
盖、砍电缆等恶习。现在中国的国民性,还大大不如鲁迅那个时代。中国人难道真
象鲁迅所说的那样:“九斤老太,一代不如一代”?
     
据报道,不久前中国有一辆长途汽车翻车,附近的农民跑来不是救人,而是乘势抢
夺钱财。一个人到了“见死不救”的地步,说明他已经丧失了做人的最基本道德。
前几天一个国内的朋友告诉我,他的邻居是一个和别人无冤无仇的普通老百姓。一
天早上邻居听见有人敲门,打开门后,进来的两个人先几刀将邻居捅死,然后再把
家中钱财抢劫一空。中国历史上的强盗还有“要钱留命”的最起码做人之良心,现
在中国的强盗已经堕落为“要钱不留命”的兽性强盗了。
     
虽然中国人并非没有勇气,但中国人的勇气只是表现在弱者面前,或表现在电话电
缆这样的无生命物体面前。对欺压他们的贪官恶吏敢怒而不敢言,一副畏畏缩缩的
奴相。农民们只敢抢劫和他们一样的受苦人,强盗们只敢抢杀比自己更无力的平民
百姓。如果农民们敢于抢夺贪官的钱财,强盗们敢于刺杀恶吏,那么中国的贪官恶
吏早被抢光杀光了。
     
中国人的国民性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缺乏人性?我以为最大的原因就是中国人的思想
中缺乏“爱”的元素,只有“畏”和“欺”的元素。中国人一方面自己遭受贪官恶
吏们欺压,但不敢挺身出来反抗。另一方面又不同情比自己更受欺压的人,甚至和
贪官一起去欺负比自己更弱的人。我们到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中,经常可以看到
市民们对来自外地打工农民的冷漠和鄙视。作为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民族的农民,
他们来到自己的首都、来到他们引以自豪的大都市时,却体会不到任何温暖和爱
意。当然北京人上海人不爱农民,农民也不爱他们。北京上海有难时,也不要指望
农民们会为了保卫北京人上海人而流血牺牲。
     
不平先生说:“有一些老百姓在砸电话砍电缆时想的是:他们贪官在成万成亿地
捞,为什么我不可以砸电话砍电缆?”这种想法的确存在,但这是一种非常可笑的
想法。老百姓痛恨那些成万成亿捞的贪官,就应该团结起来设法打倒贪官,而不是
用砸电话砍电缆的方式来向贪官学习或向贪官看齐。其实贪官们正是掌握了中国人
民的劣根性,才得以在中国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毛泽东正是太了解中国人的劣根
性,才把中国人民随心所欲地玩弄于掌股之间。中国人缺乏相互之间的爱心,缺乏
相互之间的信任,才是中国人历史上贪官恶帝不断的社会基础。
     
真正的爱国不是爱中国的政府,而是爱中国的人民。挤公共汽车时推开妇孺老幼自
己先上的人,连他身边的人民百姓他都不爱,怎么会爱抽象的国家呢?如果中国人
的心中有足够的爱心,中国的士兵爱护中国人民,六四时士兵们就不会对手无寸铁
的人民开枪。1991年苏联政变时苏共也向士兵下令武力镇压民众,却没有发生开
枪射杀自己同胞的流血事件。
     
爱“国”的前提就是爱“人”,在没有爱的土壤中不会产生出爱民的政府,在没有
爱的民族中不会产生出爱国的情操。我认为中国今后的当务之急,是要树立培养和
唤醒人们的爱心。只要大家都有关心爱护别人的爱心,自然会克服“畏上”的胆
怯,也自然会克服“欺下”的恶习。中国人民之间如果有了爱心关怀、有了信任真
情,就不会一盘散沙,就不会成为被贪官恶棍欺凌的人民,更不会成为被外族宰割
的民族。
     
     
2000年2月14日写于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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