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75年前的一段笔战谈起
林思云
1925年1月，《京报副刊》向各位文化界名流征求10部青年必读书的书目，胡适等人均
给出了答案，唯独鲁迅的答案是“说不出”，而且还在附注中特别说：“我以为要少（或
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这在当时的文坛上引起了轩然大波，批评鲁迅的文章
纷纷杀到。（鲁迅的《青年必读书》原文见附录一）。
平心而论，鲁迅的这段话的确有问题，引出一场对鲁迅的批评也在情理之中。如果鲁迅
说青年们应该多读些外国书，多学些外国的先进经验，这是谁都可以接受的。如果我是
75年前鲁迅时代的人物，看到鲁迅这个《青年必读书》，也难免要批评鲁迅几句。外国的
国情毕竟和中国不同，少看不看中国书，怎么能知道中国的问题出在哪里？既然要青年
们少读或不读中文书，首先作家们就要少写或不写中文书。如果鲁迅真的以自己来实践
这个“少读不读中国书”的号召，从此不写中文书，或者在他写的中文书的封面上注明
“青年不宜”，也让人感到鲁迅不是在随便说句耸人听闻的话。鲁迅一方面号召青年们少
读不读中国书，他自己却没有少写或不写中文书，未免让人感到他是说一套作一套了。
1925年2月21日，《京报副刊》登载了一篇熊以谦写的《奇哉！所谓鲁迅先生的话》，批
评鲁迅的《青年必读书》一文。（熊以谦的《奇哉！所谓鲁迅先生的话》原文见附录二）。
熊以谦在文章一开始就说：【“奇怪！真的奇怪！奇怪素负学者声名，引起青年瞻仰的鲁
迅先生说出这样浅薄无知的话来了！”】。现在网上各位对“浅薄无知”这四个字，一定熟
得不能再熟了，凡是辩论文章，一般都少不了这四个字一锤定音。没想到75前的老前辈
们的辩论文章，也和现在网上的辩论文章如出一辙，可见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在这几十年
来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辩论文章的出发点应该是“对事不对人”，批评对方的观点，而不批评侮辱对方的人格。
但多数中国的辩论文章却不是这样，出发点不是针对对方的观点论点，而是针对对方的
人品人格。熊以谦的文章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先以居高临下的口吻给鲁迅扣一个“浅薄
无知”的帽子，既然你是浅薄无知的人，你说的话就没有什么价值，我就是不战自胜。
我不明白中国人为什么在辩论时这么喜欢用“浅薄无知”来羞辱对方，为什么这么自信
自己的学问“深厚有知”。
美国总统竞选的激烈辩论中，恐怕也没有人用“浅薄无知”来批评对方，如果有人这样
说，总统竞选辩论就变成总统竞选吵骂了。中国人与对手辩论时，总不能把自己放在与
对手平等的地位上。中国人往往一上来就居高临下地宣布：“我有知，你无知”，我们之
间辩论不是对等的讨论争论，而是老师对学生的教训。用“无知”、“弱智”来羞辱对方
的傲慢态度，难免引起对方的震怒，一场笔战就此开始。
其实熊以谦的《奇哉！所谓鲁迅先生的话》一文挺不错，去掉“浅薄无知”、“不懂”、“糟
踏”这样的人身攻击字眼，并不会减少文章的说服力。可是熊以谦偏偏要加上“浅薄无
知”、“不懂”、“糟踏”这样的攻击性词句，引来鲁迅的一篇“回敬”，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熊以谦用人身攻击的攻击性词句批评鲁迅固然不对，如果鲁迅是心胸宽厚之人，不介意
这样的攻击挖苦，一场笔战也可以避免。可惜鲁迅却不是这样的人，你打我一拳，我就
回敬你三拳。鲁迅写的回答熊以谦的《报〈奇哉所谓……〉》一文，出发点也不是与对手
讨论观点看法，而是用同样的人身攻击手段来报复对方。（鲁迅的《报〈奇哉所谓……〉》
原文见附录三）
鲁迅一开始就用“有所谓熊先生者”，来回报熊以谦的“所谓鲁迅先生的话”。 鲁迅该文
的第《一》部分，意思就是说：你说我不懂，你懂得什么？鲁迅该文的第《二》、《三》
部分也多属强词夺理，比如说【“我不解青年何以就不准做代表，，，非必须老头子如赵尔
冀者，才可以做代表当主席么？”】。最后还要再加一句【“我希望你一想就通，这是只要
有常识就行的。”】意思就是说：你连常识都不通，还来教训我？鲁迅该文的第《四》、《五》
部分有一些辩论的味道，本来应该是该文的主体，但鲁迅在最后也却没有忘记加一句贬
损对方的话：【“浅显的人事尚且不省，谈什么光荣，估什么价值。”】
作为辩论文章，鲁迅该文的第《六》部分实属多余，因为除了讽刺挖苦对手之外，并没
有实际的内容。鲁迅说：【“所谓“素负学者声名”，“站在中国青年前面”这些荣名，都
是你随意给我加上的，现在既然觉得“浅薄无知识”了，当然就可以仍由你随意革去。
我自愧不能说些讨人喜欢的话，尤其是合于你先生一流人的尊意的话。”】这段对“浅薄
无知”的争辩，除了说明鲁迅的气量狭小外，还能说明什么？
不知熊以谦看到鲁迅的反驳文章后，有没有继续写反驳文章。也许熊写了，但报社不给
他登。好在那时没有自由发言的电子网络，否则熊、鲁二人大战几十回合也是有可能的。
中国文人辩论没有尊重对手的习惯，一说话就要把对手逼到“夹着尾巴做人”的角落，
似乎不把对手搞到再没有脸面出来写文章的地步，辩论就不算胜利。虽然孔子教导了中
国人几千年，处世为人要有谦让的美德，西方却没有同样的说教。但我感到中国人内心
中的傲慢，说不好听点就是狂妄自大，要超出西方人何止一倍。要不然中国人怎么那么
喜欢说对方“浅薄无知”呢。
1925年2月23日，《京报副刊》又登载了一篇柯柏森写的《偏见的经验》，批评鲁迅的《青
年必读书》一文。（柯柏森的《偏见的经验》原文见附录四）。柯柏森该文的人身攻击倾
向比熊以谦更甚，鲁迅的回击文《聊答“………”》也摆出了一副吵架的姿势，全文尽是
人身攻击的词句。（鲁迅的《聊答“………”》原文见附录五）。比如：【“柯先生：我对于
你们一流人物，退让得够了。”】，【“倘不是‘喂’的指名叫了我，我就毫没有和你扳谈的
必要的。”】，【“你虽然自以为‘哈哈！我知道了’，其实是连近时近地的事都很不了了
的。”】，【“判决一取消，你的大作就只剩了几个“啊”“哈”“唉”“喂”了。”】。以上这些
话，与市井村夫的斗嘴也相去不远。外国人大致不会想到号称“中国近代第一作家”的
鲁迅，竟如此兴致勃勃地写这样无聊的吵架文。
中国历史上并没有争吵对骂的文章，大概是中国没有言论自由的缘故吧。辛亥革命后中
国人突然享有了言论自由，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自由”，中国人不知怎么用才好。固然
言论自由保护骂人，反对以骂人的言论治罪，但也绝非提倡骂人。也许中国人有一种天
生的逆反心理，不是象西方人那样尽可能遵守法律，而是尽可能违反法律。既然法律保
护骂人，那我就放心大胆地骂，你又拿我奈何？
1920、1930年代的中国文坛是一片对骂的年代，共产党上台收走言论自由后，中国文坛
的对骂现象才得以消失。现在电子网络兴起，中国人又开始享有言论自由，文坛的对骂
现象又起死回生，而且还有赶超历史最高水平的架式。中国人对自由的理解，似乎总有
一种“可以自由自在做坏事”的误解。虽然言论自由给了我们骂人的自由，为什么我们
不能少用或不用这种自由呢？
中国文坛现在的骂风，不能不说是受到鲁迅等骂派文学很大的影响。最后我也想学一下
鲁迅的口吻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鲁迅的书，少看鲁迅的书，其结果不过是不
能作骂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思’，不是‘骂’”。
附录一
鲁迅：《青年必读书》 （1925年1月25日《京报副刊》）
青年必读书：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
附注：
但我要趁这机会，略说自己的经验，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
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
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
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
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
的事。
附录二
熊以谦：《奇哉！所谓鲁迅先生的话》 （1925年2月21日《京报副刊》）
奇怪！真的奇怪！奇怪素负学者声名，引起青年瞻仰的鲁迅先生说出这样浅薄无知识的
话来了！
鲁先生在《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里面说：“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
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
鲁先生！这不是中国书贻误了你，是你糟踏了中国书。我不知道先生平日读的中国书是
些甚么书？或者先生所读的中国书，使先生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的书，是我们一班
人所未读到的书。以我现在所读到的中国书，实实在在没有一本书是和鲁先生所说的那
样。鲁先生！无论古今中外，凡是能够著书立说的，都有他一种积极的精神；他所说的
话，都是现世人生的话。他如若没有积极的精神，他决不会作千言万语的书，决不会立
万古不磨的说。后来的人读他的书，不懂他的文辞，不解他的理论则有之，若说他一定
使你沉静，一定使你与人生离开，这恐怕太冤枉中国书了，这恐怕是明白说不懂中国书，
不解中国书。不懂就不懂，不解就不解，何以要说这种冤枉话，浅薄话呢？
古人的书，贻留到现在的，无论是经，是史，是子，是集，都是说的实人生的话。舍了
实人生，再没有话可说了。不过各人对于人生的观察点有不同。因为不同，说他对不对
是可以的，说他离开了实人生是不可以的。鲁先生！请问你，你是爱做小说的人，不管
你做的是写实的也好，是浪漫的也好，是《狂人日记》也好，是《阿鼠传》也好，你离
开了实人生做根据，你能说出一句话来吗？所以我读中国书，外国书也一样，适与鲁先
生相反。我以为鲁先生只管自己不读中国书，不应教青年都不读；只能说自己不懂中国
书，不能说中国书都不好。
鲁迅先生又说：“中国书中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
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我承认外国书即是颓唐和厌世的，也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但是，鲁先生，你独不知道
中国书也是即是颓唐和厌世的，也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吗？不有活人，那里会有书？既
有书，书中的颓唐和厌世，当然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难道外国的书，是活人的书，中
国的书，是死人的书吗？死人能著书吗？鲁先生！说得通吗？况且中国除了几种谈神谈
仙的书之外，没有那种有价值的书不是入世的。
不过各人入世的道路不同，所以各人说的话不同。我不知鲁先生平日读的甚么书，使他
感觉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我想除了葛洪的《抱朴子》这类的书，像
关于儒家的书，没有一本书，每本书里没有一句话不是入世的。墨家不用说，积极入世
的精神更显而易见。道家的学说以老子《道德经》及《庄子》为主，而这两部书更有它
们积极的精神，入世的精神，可惜后人学他们学错了，学得像鲁先生所说的颓唐和厌世
了。然而即就学错了的人说，也怕不是死人的颓唐和厌世吧！
杨朱的学说似乎是鲁先生所说的“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但是果真领
略到杨朱的精神，也会知道杨朱的精神是积极的，是入世的，不过他积极的方向不同，
人世的道路不同就是了。我不便多引证了，更不便在这篇短文里实举书的例。我只要请
教鲁先生！先生所读的是那类中国书，这些书都是僵尸的乐观，都是死人的颓唐和厌世。
我佩服鲁先生的胆量！我佩服鲁先生的武断！鲁先生公然有胆子武断这样说：“我以为要
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鲁先生所以有这胆量武断的理由是：“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
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
鲁先生：你知道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但你也知道行也要学来辅助么？古人已有“不学无
术”的讥言。但古人做事，即使做国家大事，有一种家庭和社会的传统思想做指导，纵
不从书本子上学，误事的地方还少。时至今日，世界大变，人事大改，漫说家庭社会里
的传统思想多成了过去的，即圣经贤传上的嘉言懿行，我们也要从新估定他的价值，然
后才可以拿来做我们的指导。夫有古人的嘉言懿行做指导，犹恐行有不当，要从新估定，
今鲁先生一口抹煞了中国书，只要行，不要读书，那种行，明白点说，怕不是糊闹，就
是横闯吧！
鲁先生也看见现在不爱读书专爱出锋头的青年么？这种青年，做代表、当主席是有余，
要他拿出见解，揭明理由就见鬼了。倡破坏，倡捣乱就有余，想他有什么建设，有什么
成功就失望了。青年出了这种流弊，鲁先生乃青年前面的人，不加以挽救，还要推波助
澜的说要少或竟不读中国书，因为要紧的是行，不是言。这种贻误青年的话，请鲁先生
再少说吧！鲁先生尤其说得不通的是“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难道中
国古今所有的书都是教人作文，没有教人做事的吗？鲁先生！我不必多说，请你自己想，
你的说话通不通？
好的鲁先生虽教青年不看中国书，还教青年看外国书。以鲁先生最推尊的外国书、当然
也就是人们行为的模范。读了外国书，再来做事，当然不是胸无点墨，不是不学无术。
不过鲁先生要知道，一国有一国的国情，一国有一国的历史。你既是中国人，你既想替
中国做事，那么，关于中国的书，还是请你要读吧！你是要做文学家的人，那么，请你
还是要做中国的文学家吧！即使先生之志不在中国，欲做世界的文学家，那么，也请你
做个中国的世界文学家吧！莫从大处希望，就把根本忘了吧！
从前的五胡人不读他们五胡的书，要读中国书，五胡的人都中国化了。回纥人不读他们
回纥的书，要读中国书，回纥人也都中国化了。满洲人不读他们的满文，要入关来读汉
文，现在把满人也都读成汉人了。日本要灭朝鲜，首先就要朝鲜人读日文。英国要灭印
度，首先就要印度人读英文。好了，现在外国人都要灭中国，外国人方挟其文字作他们
灭中国的利器，惟恐一时生不出急效。现在站在中国青年前面的鲁迅先生来大声急呼，
中国青年不要读中国书，只多读外国书，不过几年，所有青年，字只能认外国的字，书
只能读外国的书，文只能作外国的文，话只能说外国的话，推到极点，事也只能做外国
的事，国也只能爱外国的国，古先圣贤都只知尊崇外国的，学理主义都只知道信仰外国
的，换句话说，就是外国的人不费丝毫的力，你自自然然会变成一个外国人，你不称我
们大日本，就会称我们大美国，否则就大英国，大德国，大意国的大起来，这还不光荣
吗，不做弱国的百姓，做强国的百姓！？
我最后要请教鲁先生一句：鲁先生既说“从来没有留心过”，何以有这样果决说这种话，
既说了这种话，可不可以把先生平日看的中国书明白指示出来，公诸大家评论，看到底
是中国书误害了先生呢？还是先生冤枉了中国书？
附录三
鲁迅：《报〈奇哉所谓……〉》 （1925年3月8日《京报副刊》）
有所谓熊先生者，以似论似信的口吻，惊怪我的“浅薄无知识”和佩服我的胆量。我可
是大佩服他的文章之长。现在只能略答几句。
一、中国书都是好的，说不好即不懂；这话是老得生了锈的老兵器。讲《易经》的就多
用这方法：“易”，是玄妙的，你以为非者，就因为你不懂。我当然无凭来证明我能懂得
任何中国书，和熊先生比赛；也没有读过什么特别的奇书。但于你所举的几种，也曾略
略一翻，只是似乎本子有些两样，例如我所见的《抱朴子》外篇，就不专论神仙的。杨
朱的著作我未见；《列于》就有假托的嫌疑，而况他所称引。我自愧浅薄，不敢据此来衡
量杨朱先生的精神。
二、“行要学来辅助”，我知道的。但我说：要学，须多读外国书。“只要行，不要读书”，
是你的改本，你虽然就此又发了一大段牢骚，我可是没有再说废话的必要了。但我不解
青年何以就不准做代表，当主席，否则就是“出锋头”。莫非必须老头子如赵尔冀者，才
可以做代表当主席么？
三、我说，“多看外国书”，你却推演为将来都说外国话，变成外国人了。你是熟精古书
的，现在说话的时候就都用古文，并且变了古人，不是中华民国国民了么？你也自己想
想去。我希望你一想就通，这是只要有常识就行的。
四、你所谓“五胡中国化，满人读汉文，现在都读成汉人了”这些话，大约就是因为懂
得古书而来的。我偶翻几本中国书时，也常觉得其中含有类似的精神，或者就是足下之
所谓“积极”。我或者“把根本忘了”也难说，但我还只愿意和外国以宾主关系相通，不
忍见再如五胡乱华以至满洲入关那样，先以主奴关系而后有所谓“同化”！假使我们还要
依据“根本”的老例，那么，大日本进来，被汉人同化，不中用了，大美国进来，被汉
人同化，又不中用了。以至黑种红种进来，都被汉人同化，都不中用了。此后没有人再
进来，欧美非澳和亚洲的一部都成空地，只有一大堆读汉文的杂种挤在中国了。这是怎
样的美谈！
五、即如大作所说，读外国书就都讲外国话罢，但讲外国话却也不即变成外国人。汉人
总是汉人，独立的时候是国民，覆亡之后就是“亡国奴”，无论说的是那一种话。因为国
的存亡是在政权，不在语言文字的。美国用英文，并非英国的隶属；瑞士用德法文，也
不被两国所瓜分；比国用法文，没有请法国人做皇帝。满洲人是“读汉文”的，但革命
以前，是我们的征服者，以后，即五族共和，和我们共存同在，何尝变了汉人。但正因
为“读汉文”，传染上了“僵尸的乐观”，所以不能如蒙古人那样，来蹂躏一通之后就跑
回去，只好和汉人一同恭候别族的进来，使他同化了。但假如进来的又像蒙古人那样，
岂不又折了很大的资本么？
大作又说我“大声急呼”之后，不过几年，青年就只能说外国话。我以为是不省人事之
谈。国语的统一鼓吹了这些年了，不必说一切青年，便是在学校的学生，可曾都忘却了
家乡话？即使只能说外国话了，何以就“只能爱外国的国”？蔡松坡反对袁世凯，因为
他们国语不同之故么？满人入关，因为汉人都能说满洲话，爱了他们之故么？清末革命，
因为满人都忽而不读汉文了，所以我们就不爱他们了之故么？浅显的人事尚且不省，谈
什么光荣，估什么价值。
六、你也同别的一两个反对论者一样，很替我本身打算利害，照例是应该感谢的。我虽
不学无术，而于相传“处于才与不才之间”的不死不活或入世妙法，也还不无所知，但
我不愿意照办。所谓“素负学者声名”，“站在中国青年前面”这些荣名，都是你随意给
我加上的，现在既然觉得“浅薄无知识”了，当然就可以仍由你随意革去。我自愧不能
说些讨人喜欢的话，尤其是合于你先生一流人的尊意的话。但你所推测的我的私意，是
不对的，我还活着，不像杨朱墨翟们的死无对证，可以确定为只有你一个懂得。我也没
有做什么《阿鼠传》，只做过一篇《阿Q正传》。
到这里，就答你篇末的诘问了：“既说‘从来没有留心过’”者，指“青年必读书”，写在
本栏内；“何以果决他说这种话”者，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写在“附记”内。虽然自歉
句子不如古书之易懂，但也就可以不理你最后的要求。而且，也不待你们论定。纵使论
定，不过空言，决不会就此通行天下，何况照例是永远论不定，至多不过是“中虽有坏
的，而亦有好的；西虽有好的，而亦有坏的”之类的微温说而已。我虽至愚，亦何至呈
书目于如先生者之前乎？
临末，我还要“果决地”说几句：我以为如果外国人来灭中国，是只教你略能说几句外
国话，却不至于劝你多读外国书，因为那书是来灭的人们所读的。但是还要奖励你多读
中国书，孔子也还要更加崇奉，像元朝和清朝一样。
附录四
柯柏森：《偏见的经验》 （1925年2月23日《京报副刊》）
我自读书以来，就很信“开卷有益”这句话是实在话，因为不论什么书，都有它的道理，
有它的事实，看它总可以增广些智识，所以《京副》上发表“青年必读书”的征求时，
我就发生“为什么要分青年必读的书”的疑问，到后来细思几次，才得一个“假定”的
回答，就是说：青年时代，“血气未定，经验未深”，分别是非能力，还没有充足，随随
便便买书来看，恐怕引导入于迷途；有许多青年最爱看情书，结果坠入情网的不知多少，
现在把青年应该读的书选出来，岂不很好吗？
因此，看见胡适之先生选出“青年必读书”后，每天都要先看“青年必读书”才看“时
事新闻”，不料二月二十一日看到鲁迅先生选的，吓得我大跳。鲁迅先生说他“从来没有
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这也难怪。但是，他附注中却说“要趁这机会，略说自己的
经验，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云云，他的经验怎样呢？
他说：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
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
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啊！的确，他的经验真巧妙，“看中国书就沉静下去，，，，。”这种经验。虽然钱能训要废
中国文字不得专美于前，却是“万绿丛中一点红”的经验了。
唉！是的！“看中国书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
所谓“人生”，究竟是什么的人生呢？“欧化”的人生哩？抑“美化”的人生呢？尝听说：
卖国贼们，都是留学外国的博士硕士。大概鲁迅先生看了活人的颓唐和厌世的外国书，
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吗？
哈哈！我知道了，鲁迅先生是看了达尔文、罗素等外国书，即忘了梁启超、胡适之等的
中国书了。不然，为什么孔子、孟子、荀子辈，尚有他的著作遗传到现在呢？
喂！鲁迅先生！你的经验、你自己的经验，我真的百思不得其解，无以名之，名之曰，“偏
见的经验”。
附录五
鲁迅：《聊答“………”》 （1925年3月5日《京报副刊》）
柯先生：我对于你们一流人物，退让得够了。我那时的答话，就先不写在“必读书”栏’”
内，还要一则曰“若干”，再则曰“参考”，三则曰“或”，以见我并无指导一切青年之意。
我自问还不至于如此之昏，会不知道青年有各式各样。那时的聊说几句话，乃是但以寄
几个曾见和未见的或一种改革者，愿他们知道自己并不孤独而已。如先生者，倘不是“喂”
的指名叫了我，我就毫没有和你扳谈的必要的。
照你大作的上文看来，你的所谓“……”，该是“卖国”。到我死掉为止，中国被卖与否
未可知，即使被卖，卖的是否是我也未可知，这是未来的事，我无须对你说废话。但有
一节要请你明鉴：宋末，明末，送掉了国家的时候；清朝割台湾，旅顺等地的时候，我
都不在场；在场的也不如你所“尝听说”似的，“都是留学外国的博士硕士”；达尔文的
书还未介绍，罗素也还未来华，而“老子，孔子，孟子，荀子辈”的著作却早经行世了。
钱能训扶乱则有之，却并没有要废中国文字，你虽然自以为“哈哈！我知道了”，其实是
连近时近地的事都很不了了的。
你临末，又说对于我的经验，“真的百思不得其解”。那么，你不是又将自己的判决取消
了么？判决一取消，你的大作就只剩了几个“啊”“哈”“唉”“喂”了。这些声音，可以
吓洋车夫，但是无力保存国粹的，或者倒反更丢国粹的脸。
2000年11月20日写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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