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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麽要追究学运领袖的个人责任？
     
     
芦笛
     
     
迟延昆先生的文章和范似栋先生的跟帖都极有见地，启迪了我的思路。的确，
“新”中国与前苏联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毛泽东将暴民政治引入党内权力斗
争。从“反右”起直到“四五”运动，人民或知识分子的自发斗争都无一例外
地被纳入了党内权斗的轨道。八九“民运”中人民的斗争虽然表面上声势浩大，
然而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幕后的实权势力。无论是学生还是市民，都不过是
“走资派”和“走社派”拼杀的棋子。由於学生拒绝被赵派人马利用，最后便
成了保守派用来将死老邓的过河卒（这个比喻之贴切，还在于卒子们从来不知
后退）。为了证明他对党的忠诚，为了稳住在他看来是摇摇欲坠的中共统治，
老邓大开杀戒，写下了他一生最可耻的一页。幸亏他还没有老糊涂到了家，在
大屠杀后顶住了左派的复辟狂潮，最后更以南巡对投靠左派大老的江总敲山震
虎，使改革大业终未断送。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八九年春夏之交发生的那场“风波”，是一个民族在松绑
的过程中自然发作的痉挛，因此似乎可以说是必然的偶然。如同迟先生所说，
学生领袖是应运而生的风云人物。没有柴玲有米玲，没有王丹有金丹，总要有
那麽几个人出来代表民众的情绪跳一番梁。在“斗争哲学”浸透了的土地上，
不出那样的豪杰才是反常。
     
用同样的“辩证逻辑”来看，似乎也可以得出“屠杀难免”论。按范先生的说
法（这一点我完全同意），老邓让学运将军将到进退维谷：不镇压是“自由
化”，镇压又成了新“四五”。两害相权取其轻，保权救党是火烧眉毛的大事，
“四五”不“四五”以后再说。无怪乎单毅先生要说：“老邓罪魁，开枪无
奈”，而六月三日在木樨地现场的邑水寒先生也说：“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军
队不开枪也不行了”（大意）。不过，在我看来，学运的爆发可以说是不可避
免的，但“屠杀难免”论本身就是我党的思维方式。
     
有的论者把“新权威主义”的提出当成了大屠杀的理论根据，范先生却把它当
成了胡赵倒台的原因之一，在我看来，这些说法都未免太抬举吴稼祥先生了。
关于后者，老邓确实是想把大位传给老赵的，“新权威主义”和“与中央保持
一致”并没有什麽本质差别，又如何会暴露老赵抢班夺权的狼子野心？老赵的
致命错著，是不该听鲍彤的献策（？），在亚银会议上出卖老邓“掌舵”的秘
密，撇清他与镇压学运的关系。这在我党那种袍哥党中，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对
主子的背叛。所以老邓哪怕在南巡讲话中透露了对老赵的怀念，却到死也不肯
放赵一马。
     
以为我党会从一个秀才那儿获得杀人的灵感，这种想法似乎就更加离奇。我党
从来就是个杀人党，迷信“杀人万能”的“永恒真理”。伟大领袖在建“国”
之初就英明指示：“要杀掉一批人，不杀政权不能巩固。但要杀得有理、有利、
有节，杀得各界没有话说。”敬爱的林副统帅教导我们：“政权就是镇压之
权”。次敬爱的春桥同志指示：“如何巩固政权──杀人。”老芦在大陆几十
年，没有哪一天不在我党的有计划、按比例、高速度的杀人中度过。生命的最
初记忆中，就有整车整车的人被拉出去枪毙的镜头：前有军乐队高奏《镇压反
革命》，后有雀跃欢呼的儿童追逐，那情景端的是亲切感人。每逢佳节华会，
就是我党奋勇杀人的欢乐辰光，沿街的墙上都贴满了“封神榜”。小小芦当年
识字，“验明正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就是我启蒙的大字本“四字经”。
是敬爱的我党，把杀人变成了如此隆重、如此令人血脉贲张的全民的盛大节日。
“紫陌红尘扑面来，无人不道看杀回”，躬逢杀人大典的群众因拥挤而踩死、
挤伤的事哪个地方没有？六四大屠杀，只不过是无边血海中的涓涓细滴。它之
所以变得特殊，只是因为这次我党的“党粹”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出现在全
球的荧屏上而已。为此把吴秀才拎出来问罪，似乎过于牵强。
     
所以，大屠杀，用我党的传统思维方式来看，确实是“难免”的，甚至可以说
“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杀二十万人保二十年安定”，这句话就
算不是老邓说的，也绝对是他牢不可破的信条。伟大领袖生前无数次谆谆教导：
历史上谁谁和谁谁就是镇压反革命不够坚决垮的台，我们决不可对阶级敌人心
慈手软，决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等等，等等。
难道这些话都白说了？只可怜木樨地那些群众相信了我党的鬼话，以为政府终
归是“人民政府”，共军真个是“人民子弟兵”，再怎麽也不会屠杀人民。等
到对方开了枪，还以为那是“空包弹”，直到身旁的人倒地不起，才如梦初醒
大叫“真弹！”那一瞬间，难以置信、震惊、气愤、伤心、仇恨、绝望……种
种复杂难言的情感交织在一起，促使人们忘记了死亡的恐惧，扔出能找到的石
头和碎砖，换来如雨的枪弹！
     
这就是“不开枪恐怕不行了”麽？不开枪，撤回去有什麽不行？难道人民真的
想推翻共产党？根本，宣布戒严完全就是胡来，是保守派“官逼民反”的毒计。
我党别的上头有限，整人从来是艺术大师，要镇压学运，收拾那几个学爷，根
本就用不著杀人这把“牛刀”。老邓让保守派和“民主造反派”左右夹攻得丧
失了政治智慧，毫无必要地祭起了他一直在微妙否定的毛主义法宝，这是他个
人的政治滑铁卢。而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们还在为屠民辩护，浑忘了“杀人治
国”论是最最最最下三滥的窃国土匪的信条──哪怕是软禁老戈的苏联政变的
左王们，都还因为有两个平民死于事故，就吓得赶快主动投降认罪。人命在中
国是何等的轻贱，而且还有人运用言论自由证明它确实不值钱，实在是让人废
然长叹！
     
既然学运以及激进领袖的出现都是必然的偶然，领袖们的个人责任是否就可以
不追究？我的答案是：一定要追究到底！当然，这种“追究”，也只是道义上
的而不是法律上的（后者应该用来对付刽子手们）。用句八十年代的热门话，
就是要把他们押上“道德法庭”。为什麽？因为中国人是世上最没有责任心的
民族。非如此不足以儆将来的效尤。
     
中国这个世上“爱国志士”最多的国家，大批量生产的却是毫无公德心、毫无
责任感、有本事以全民的身家性命作为个人赌注的无耻之徒。不必说那位畅谈
用原子弹、中子弹痛歼台湾同胞、主张与美国核对抗的大战略家辛旗和他的徒
子徒孙们，只要看看“潜望”先生发表在《多维观点》上的奇文就够了，此公
居然主张中共现政权应当效法毛泽东，豁出四五亿人民的性命去和美国较量！
世上竟会有这种丧天良的话，而且这话还不是出自楞头小伙而是出自一个自称
“老朽”的人的口，说明这个民族已经到了怎样不可救药的地步！
     
中国人自上而下地全民丧失公德心和责任感，端赖我党之赐。在毛泽东，中国
就是一张任他疯抹狂画的白纸。他爱怎麽胡来，做什麽伟大实验都只为他的灵
感决定，只受他的想象力的约束。哪怕在面临苏联的全面核打击时，也只有他
个人的面子才是重要的，绝对用不著戒慎恐惧、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这种拿
国脉民命当儿戏的极度轻率，竟被人民当成是伟大政治家的气魄而加以崇拜，
以致至今还有单毅先生那样严肃而有良知的人用“动机论”为他开脱。在伟大
领袖的言传身教下，共干们把自己的领地当成了公共厕所，任他们在里头狂泄
滥喷，还要逼著人民对那些黄白之物大声喝彩，道是嫩黄之处，灿如黄金果，
洁白之处，皎过白玉花。不管是一个企业、一个部门、一个地区、乃至一个省
份，从来没有一个共干因低能而撤职，更不用说是因把那个地方搞得一塌糊涂
而引咎辞职了。他们胡喷海泄一番后，便平级调走，换个新的下脚处再来，留
下那些黄白之物作为他们的“学费”。
     
中共统治五十年，这种“党粹”便发展成了“国粹”。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堕
落成了世上最奸滑、最没有公德心、最没有责任感、最缺乏敬业精神的人。每
个人都把自己的工作当成了偷盗对象，能偷一分钟的懒都像是赚了大便宜。在
我党领导下，连人类的起码道德，诸如扶老携幼、克尽职守等等，都被当成
“好人好事”、“模范事迹”来大加宣传和表彰，说明它们已成为濒临绝灭的
珍稀物种。
     
在这种刁滑的民风中，产生柴玲、吾尔开希那样毫无公民责任心的人物就毫不
足怪。如同围棋高手，他们“未谋胜，先谋败”，在煽动别人流血的同时早就
营就狡兔三窟、安排下退步抽身的逃路。对於他们来说，“领袖”意味的就是
“权力”而不是对中国、对人民乃至对同志的“责任”。“权”、“责”分离
的结果，就是“发财不见面，倒楣大团圆”。前呼后拥、一呼百诺时活跃著他
们的身影，血洗长街、万象肃杀时就“身有彩风双飞翼，腰藏美元一路通”。
天下竟有切腹自杀以谢战败的日本武士这种荒唐事，在他们那高智商的脑筋里
是从来不值一笑的。如今他们回顾自己留在中国改革史上的黄白之物，依旧毫
无忏悔之心，反倒欢呼：“我们当年干得真棒！”似乎那明黄之处，真的就黄
如金銮殿的宝顶，而雪白之处，确实白似柴女士的良心。
     
为了纠正这种浇薄的民风，为了让我们的子孙不再享受那些轻佻的领袖们留下
的黄白之物，我们必须从现在起停止姑息养奸，把那些闯下大祸的民间领袖押
上道德法庭，让他们看看自己的轻率留下的严重后果，让他们想想那些为了保
卫他们而断送在长安街上的年轻的生命，让他们知道当领袖不光意味著鲜花、
掌声和水银灯，更有著严峻、沉重和无法逃避的道义责任。什麽时候民间领袖
们知道会发愁、会忧虑、会著急、会后悔、会内疚，什麽时候这个堕落的民族
也就有了点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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