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村旧事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寇投降，我从延安出发，十月到浑源，休息一些日子，到了张
家口。那时已经是冬季，我穿着一身很不合体的毛蓝粗布棉衣，见到在张家口工作的一
些老战友，他们竟是有些“城市化”了。做财贸工作的老邓，原是我们在晋察冀工作时
的一位诗人和歌手，他见到我，当天夜晚把我带到他的住处，烧了一池热水，叫我洗了
一个澡，又送我一些钱，叫我明天到早市买件衬衣。当年同志们那种同甘共苦的热情，
真是值得怀念。
第二天清晨，我按照老邓的嘱咐到了摊贩市场。那里热闹得很，我买了一件和我的
棉衣很不相称的“绸料”衬衣，还买了一条日本的丝巾围在脖子上，另外又买了一顶口
外的狸皮冬帽戴在头上。路经宣化，又从老王的床铺上扯了一条粗毛毯，一件日本军用
黄呢斗篷，就回到冀中平原上来了。
这真是胜利归来，扬扬洒洒，连续步行十四日，到了家乡。在家里住了四天，然后，
在一个大雾弥漫的早晨，到蠡县县城去。
冬天，走在茫茫大雾里，像潜在又深又冷的浑水里一样。
但等到太阳出来，就看见村庄、树木上，满是霜雪，那也真是一种奇景。那些年，
我是多么喜欢走路行军！走在农村的、安静的、平坦的道路上，人的思想就会像清晨的
阳光，猛然投射到披满银花的万物上，那样闪耀和清澈。
傍晚，我到了县城。县委机关设在城里原是一家钱庄的大宅院里，老梁住在东屋。
梁同志朴实而厚重。我们最初认识是一九三八年春季，我到这县组织人民武装自卫
会，那时老梁在县里领导着一个剧社。但熟起来是在一九四二年，我从山地回到平原，
帮忙编辑《冀中一日》的时候。
一九四三年，敌人在晋察冀持续了三个月的大“扫荡”。
在繁峙境，我曾在战争空隙，翻越几个山头，去看望他一次。
那时他正跟随西北战地服务团行军，有任务要到太原去。
我们分别很久了。当天晚上，他就给我安排好了下乡的地点，他叫我到一个村庄去。
我在他那里，见到一个身材不高管理文件的女同志，老梁告诉我，她叫银花，就是那个
村庄的人。她有一个妹妹叫锡花，在村里工作。
到了村里，我先到锡花家去。这是一家中农。锡花是一个非常热情、爽快、很懂事
理的姑娘。她高高的个儿，颜面和头发上，都还带着明显的稚气，看来也不过十七八岁。
中午，她给我预备了一顿非常可口的家乡饭：煮红薯、炒花生、玉茭饼子、杂面汤。
她没有母亲，父亲有四十来岁，服饰不像一个农民，很像一个从城市回家的商人，
脸上带着酒气，不好说话，在人面前，好像做了什么错事似的。在县城，我听说他不务
正业，当时我想，也许是中年鳏居的缘故吧。她的祖父却很活跃，不像一个七十来岁的
老人，黑干而健康的脸上，笑容不断，给我的印象，很像是一个牲口经纪或赌场过来人。
他好唱昆曲，在我们吃罢饭休息的时候，他拍着桌沿，给我唱了一段《藏舟》。这里的
老一辈人，差不多都会唱几口昆曲。
我住在这一村庄的几个月里，锡花常到我住的地方看我，有时给我带些吃食去。她
担任村里党支部的委员，有时也征求我一些对村里工作的意见。有时，我到她家去坐坐，
见她总是那样勤快活泼。后来，我到了河间，还给她写过几回信，她每次回信，都谈到
她的学习。我进了城市，音问就断绝了。
这几年，我有时会想起她来，曾向梁同志打听过她的消息。老梁说，在一九四八年
农村整风的时候，好像她家有些问题，被当做“石头”搬了一下。农民称她家为“官铺”，
并编有歌谣。锡花仓促之间，和一个极普通的农民结了婚，好像也很不如意。详细情形，
不得而知。乍听之下，为之默然。
我在那里居住的时候，接近的群众并不多，对于干部，也只是从表面获得印象，很
少追问他们的底细。现在想起来，虽然当时已经从村里一些主要干部身上，感觉到一种
专横独断的作风，也只认为是农村工作不易避免的缺点。在锡花身上，连这一点也没有
感到。所以，我还是想：这些民愤，也许是她的家庭别的成员引起的，不一定是她的过
错。至于结婚如意不如意，也恐怕只是局外人一时的看法。感情的变化，是复杂曲折的，
当初不如意，今天也许如意。很多人当时如意，后来不是竟不如意了吗？但是，这一切
都太主观，近于打板摇卦了。我在这个村庄，写了《钟》、《藏》、《碑》三篇小说。
在《藏》里，女主人公借用了锡花这个名字。
我住在村北头姓郑的一家三合房大宅院里，这原是一家地主，房东是干部，不在家，
房东太太也出去看望她的女儿了。陪我做伴的，是他家一个老佣人。这是一个在农村被
认为缺个魂儿、少个心眼儿、其实是非常质朴的贫苦农民。他的一只眼睛不好，眼泪不
停止地流下来，他不断用一块破布去擦抹。他是给房东看家的，因而也帮我做饭。没事
的时候，也坐在椅子上陪我说说话儿。
有时，我在宽广的庭院里散步，老人静静地坐在台阶上；
夜晚，我在屋里地下点一些秫秸取暖，他也蹲在一边取火抽烟。他的形象，在我心
里，总是引起一种极其沉重的感觉。他孤身一人，年近衰老，尚无一瓦之栖，一垄之地。
无论在生活和思想上，在他那里，还没有在其他农民身上早已看到的新的标志。一九四
八年平分土地以后，不知他的生活变得怎样了，祝他晚境安适。
在我的对门，是妇救会主任家。我忘记她家姓什么，只记得主任叫志扬，这很像是
一个男人的名字。丈夫在外面做生意，家里只有她和婆母。婆母外表黑胖，颇有心计，
这是我一眼就看出来的。我初到郑家，因为村干部很是照顾，她以为来了什么重要的上
级，亲自来看过我一次，显得很亲近，一定约我到她家去坐坐。第二天我去了，是在平
常人家吃罢早饭的时候。她正在院里打扫，这个庭院显得整齐富裕，门窗油饰还很新鲜，
她叫我到儿媳屋里去，儿媳也在屋里招呼了。我走进西间里，看见妇救会主任还没有起
床，盖着耀眼的红绫大被，两只白晰丰满的膀子露在被头外面，就像陈列在红绒衬布上
的象牙雕刻一般。我被封建意识所拘束，急忙却步转身。她的婆母却在外间吃吃笑了起
来，这给我的印象颇为不佳，以后也就再没到她家去过。
有时在街上遇到她婆母，她对我好像也非常冷淡下来了。
我想，主要因为，她看透我是一个穷光蛋，既不是骑马的干部，也不是骑车子的干
部，而是一个穿着粗布棉衣，挟着小包东游西晃遛遛达达的干部。进村以来，既没有主
持会议，也没有登台讲演，这种干部，叫她看来，当然没有什么作为，也主不了村中的
大计，得罪了也没关系，更何必巴结钻营？
后来听老梁说，这家人家在一九四八年冬季被斗争了。这一消息，没有引起我任何
惊异之感，她们当时之所以工作，明显地带有投机性质。
在这村，我遇到了一位老战友。他的名字，我起先忘记了，我的爱人是“给事中”，
她告诉我这个人叫松年。那时他只有二十五、六岁，瘦小个儿，聪明外露，很会说话，
我爱人只见过他一两次，竟能在十五、六年以后，把他的名字冲口说出，足见他给人印
象之深。
松年也是郑家支派。他十几岁就参加了抗日工作，原在冀中区的印刷厂，后调阜平
《晋察冀日报》印刷厂工作。我俩人工作经历相仿，过去虽未见面，谈起来非常亲切。
他已经脱离工作四、五年了。他父亲多病，娶了一房年轻的继母，这位继母足智多谋，
一定要儿子回家，这也许是为了儿子的安全着想，也许是为家庭的生产生活着想。最初，
松年不答应，声言以抗日为重。继母遂即给他说好一门亲事，娶了过来，枕边私语，重
于诏书。新媳妇的说服动员工作很见功效，松年在新婚之后，就没有回山地去，这在当
时被叫做“脱鞋”——“妥协”或开小差。
时过境迁，松年和我谈起这些来，已经没有惭怍不安之情，同时，他也许有了什么
人生观的依据和现实生活的体会吧，他对我的抗日战士的贫苦奔波的生活，竟时露嘲笑
的神色。那时候，我既然服装不整，夜晚睡在炕上，铺的盖的也只是破毡败絮。（因为
房东不在家，把被面都搁藏起来，只是炕上扔着一些破被套，我就利用它们取暖。）而
我还要自己去要米，自己烧饭，在他看来，岂不近于游僧的敛化，饥民的就食！在这种
情况下面，我的好言相劝，他自然就听不进去，每当谈到“归队”，他就借故推托，扬
长而去。
有一天，他带我到他家里去。那也是一处地主规模的大宅院，但有些破落的景象。
他把我带到他的洞房，我也看到了他那按年岁来说显得过于肥胖了一些的新妇。新妇看
见我，从炕上溜下来出去了。因为曾经是老战友，我也不客气，就靠在那折叠得很整齐
的新被垒上休息了一会。
房间裱糊得如同雪洞一般，阳光照在新糊的洒过桐油的窗纸上，明亮如同玻璃。一
张张用红纸剪贴的各色花朵，都给人一种温柔之感。房间的陈设，没有一样不带新婚美
满的气氛，更有一种脂粉的气味，在屋里弥漫……
柳宗元有言，流徙之人，不可在过于冷清之处久居，现在是，革命战士不可在温柔
之乡久处。我忽然不安起来了。当然，这里没有冰天雪地，没有烈日当空，没有跋涉，
没有饥饿，没有枪林弹雨，更没有入死出生。但是，它在消磨且已经消磨尽了一位青年
人的斗志。我告辞出来，一个人又回到那冷屋子冷炕上去。
生活啊，你在朝着什么方向前进？你进行得坚定而又有充分的信心吗？
“有的。”好像有什么声音在回答我，我睡熟了。
在这个村庄里，我另外认识了一位文建会的负责人，他有些地方，很像我在《风云
初记》里写到的变吉哥。
以上所记，都是十五、六年前的旧事。一别此村，从未再去。有些老年人，恐怕已
经安息在土壤里了吧，他们一生的得失，欢乐和痛苦，只能留在乡里的口碑上。一些青
年人，恐怕早已生儿育女，生活大有变化，愿他们都很幸福。
1962年8月13日夜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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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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