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定旧事
我的家乡，距离保定，有一百八十里路。我跟随父亲在安国县，这样就缩短了六十
里路。去保定上学，总是雇单套骡车，三个或两个同学，合雇一辆。车是前一天定好，
刚过半夜，车夫就来打门了。他们一般是很守信用，绝不会误了客人行程的。于是抱行
李上车。在路上，如果你高兴，车夫可以给你讲故事；如果你困了，要睡觉，他便停止，
也坐在车前沿，抱着鞭子睡起来。这种旅行，虽在深夜，也不会迷失路途。因为学生们
开学，路上的车，连成了一条长龙。牲口也是熟路，前边停下，它也停下；前边走了，
它也跟着走起来，这样一直走到唐河渡口，天也就天亮了。如果是春冬天，在渡口也不
会耽搁多久。车从草桥上过去，桥头上站着一个人，一边和车夫们开着玩笑，一边敲讹
着学生们的过路钱。
中午，在温仁或是南大冉打尖。一进街口，便有望不到头的各式各样的笊篱，挂在
大街两旁的店门口。店伙们站在门口，喊叫着，招呼着，甚至拦截着，请车辆到他的店
中去。
但是，这不会酿成很大的混乱，也不会因为争夺生意，互相吵闹起来。因为店伙们
和车夫们都心中有数，谁是哪家的主顾，这是一生一世，也不会轻易忘情和发生变异的。
一进要停车打尖的村口，车夫们便都神气起来。那种神气是没法形容的，只有用他
们的行话，才能说明万一。这就是那句社会上公认的成语：“车喝儿进店，给个知县也
不干！”
确实如此，车夫把车喝住，把鞭子往车卒上一插，便什么也不管，径到柜房，洗脸，
喝茶，吃饭去了。一切由店伙代劳。酒饭钱，牲口草料钱，自然是从乘客的饭钱中代付
了。
牲口、人吃饱了，喝足了，连知县都不想干的车夫们，一个个喝得醉醺醺的，蜂拥
着从柜房出来，催客人上路。其实，客人们早就等急了，天也不早了。这时，人欢马腾，
一辆辆车赶得要飞起来，车夫坐在车上，笑嘻嘻地回头对客人说：
“先生，着什么急？这是去上学，又不是回家，有媳妇等着你！”
“你该着急呀，”一些年岁大的客人说，“保定府，你有相好的吧！”
“那误不了，上灯以前赶到就行！”车夫笑着说。
一进校门，便是黄卷青灯的生活。
这是一所私立中学，设在西关外一条南北街上。这是一条很荒凉的小街道，但庄严
地坐落着一所大学和两所中等学校。此外就只有几家小饭铺，三两处糖摊。
整个保定的街道，都是坑坑洼洼，尘土飞扬的。那时谁也没想过，这个府城为什么
这样荒凉，这样破旧，这样萧条。
也没有谁想到去建设它，或是把它修整修整。谁也没有去注意这个城市的市政机关
设在哪里，也看不到一个清扫街道的工人。
从学校进城去，还有一条斜着通到西门的坎坷的土马路，走过一座卖包子和罩火烧
的小楼，便是护城河的石桥。秋冬风沙大，接近城门时，从门洞刮出的风又冷又烈，就
得侧着身子或背着身子走。在转身的一刹那，常常会看到，在城门一边的墙上，挂着一
个小木笼，这就是在那个年代，视为平常的，被灰尘蒙盖了的，血肉模糊的示众的首级。
经常有些杂牌军队，在西关火车站驻防。星期天，在石桥旁边那家澡塘里，可以看
到好多军人洗澡。在马路上，三两成群的外出士兵，一般都不携带枪支，而是把宽厚的
皮带握在手里。黄昏的时候，常常有全副武装的一小队人，匆匆忙忙在街上冲过，最前
边的一个人，抱着灵牌一样的纸糊大令。城门上悬挂的物件，就全是他们的作品。
如果遇到什么特别重要的人物来了，比如当时的张学良，则临时戒严，街上行人，
一律面向墙壁，背后排列着也是面向墙壁的持枪士兵。
这个城市，就靠几所学校维持着，成为中国北方除北平以外著名的文化古城。
如果不是星期天，城里那条最主要的街道——西大街上，是很少行人的。两旁店铺
的门，有的虚掩着，有的干脆就关闭。有名的市场“马号”里，游人也是寥寥无几。这
个市场，高高低低，非常阴暗。各个小铺子里的店员们，呆呆地站在柜台旁边，有的就
靠着柜台睡着了。
只有南门外大街上，几家小铁器铺里，传出叮叮当当的响声；另外，从西关水磨那
里，传来哗哗的流水声。此外，这就是一座灰色的，没有声音的，城南那座曹琨花园，
也没有几个游人的，窒息了的城市。
那时候，只是一家单纯的富农，还不能供给一个中学生；
一家普通地主，不能供给一个大学生。必须都兼有商业资本或其他收入。这样，在
很长时间里，文化和剥削，发生着不可分割的关联。
这所私立的中学，一个学生一年要交三十六元的学费（买书在外）。那时，农民出
售三十斤一斗的小麦，也不过收入一元多钱。
这所中学，不只在保定，在整个华北也是有名的。它不惜重金，礼聘有名望的教员，
它的毕业生，成为天津北洋大学录取新生的一个主要来源。同时，不惜工本，培养运动
员。
北平师范大学体育系，每期差不多由官包办了。它是在篮球场上，一度成为舞台上
的梅兰芳那样的明星，王玉增的母校。
它也是那些从它这里培养，去法国勤工俭学，归来后成为一代著名人物的人们的母
校。
当我进校的时候，它还附设着一个铁工厂，又和化学教员合办了一个制革厂，都没
有什么生意，学生也不到那里去劳动，勤工俭学，已经名存实亡了。
学校从操场的西南角，划出一片地方，临着街盖了一排教室，办了一所平民学校。
在我上高二的时候，我有一个要好的同班生，被学校任命为平民学校的校长。他见
我经常在校刊上发表小说，就约我去教女高小二年级的国文。
被教育了这么些年，一旦要去教育别人，确是很新鲜的事。听到上课的铃声，抱着
书本和教具，从教员预备室里出来，严肃认真地走进教室。教室很小，学生也不多，只
有五、六个人。她们肃静地站立起来，认真地行着礼。
平民学校的对门，就是保定第二师范。在那灰色的大围墙里面，它的学生们，正在
进行实验苏维埃的红色革命。国家民族处在生死存亡危急的关头，“九·一八”、“一
·二八”事变，在学生平静的读书生活里，像投下两颗炸弹，许多重大迫切的问题，涌
到青年们的眼前，要求每个人作出解答。
我写了韩国志士谋求独立的剧本，给学生们讲了法国和波兰的爱国小说，后来又讲
了十月革命的短篇作品。
班长王淑，坐在最前排中间位置上。每当我进来，她喊着口令，声音沉稳而略带沙
哑。她身材矮小，面孔很白，眼睛在她那小而有些下尖的脸盘上，显得特别的黑和特别
的大。
油黑的短头发，分下来紧紧贴在两鬓上。嘴很小，下唇丰厚，说话的时候，总带着
轻微的笑。
她非常聪明，各门功课都是出类拔萃的，大楷和绘画，我是望尘莫及的。她的作文，
紧紧吻合着时代，以及我教课的思想和感情。有说不完的意思，她就写很长的信，寄到
我的学校，和我讨论，要我解答。
我们的校长，曾经跟随过孙中山先生，后来，有人说他成了国家主义派，专门办教
育了。他住在学校第二层院的正房里。学校原是由一座旧庙改建的，他所住的，就是庙
宇的正殿。他是道貌岸然的，长年袍褂不离身。很少看见他和人谈笑，却常常看到他在
那小小的庭院里散步，也只是限于他门前那一点点地方。一九二七年以后，每次周会，
能在大饭堂听到他的清楚简短的讲话。
训育主任的办公室，设在学生出入必须经过的走廊里。他坐在办公桌上，就可以对
出入学校大门的人，一览无余。他觉得这还不够，几乎无时不在那一丈多长的走廊中间，
来回踱步。师道尊严，尤其是训育主任，左规右矩，走路都要给学生做出楷模。他高个
子，西服革履，一脸杀气——据说曾当过连长，眼睛平直前望，一步迈出去，那种慢劲
和造作劲，和仙鹤完全一样。
他的办公室的对面，是学生信架，每天下午课后，学生们到这里来，看有没有自己
的信件。有一天，训育主任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用简短客气的话语，免去了我在平校
的教职。显然是王淑的信出了毛病。
我的讲室，在面对操场的那座二层楼上。每次课间休息，我们都到走廊上，看操场
上的学生们玩球。平校的小小院落，看得很清楚。随着下课铃响，我看见王淑站在她的
课堂门前的台阶上，用忧郁的、大胆的、厚意深情的目光，投向我们的大楼之上。如果
是下午，阳光直射在她的身上。她不顾同学们从她身边跑进跑出，直到上课的铃声响完，
她才最后一个转身进入教室。
我从农村来，当时不太了解王淑的家庭生活。后来我才知道，这叫做城市贫民。她
的祖先，不知在一种什么境遇下，在这个城市住了下来，目前生活是很穷困的了。她的
母亲，只能把她押在那变化无常的，难以捉摸的，生活或者叫做命运的棋盘上。
城市贫民和农村的贫农不一样。城市贫民，如果他的祖先阔气过，那就要照顾生活
的体面。特别是一个女孩子，她在家里可以吃不饱，但出门之时，就要有一件像样的衣
服穿在身上。如果在冬天，就还要有一条宽大漂亮的毛线围巾，披在肩头。
当她因为眼病，住了西关思罗医院的时候，我又知道她家是教民，这当然也是为了
得到生活上的救济。我到医院去看望了她，她用纱布包裹着双眼，像捉迷藏一样。她母
亲看见我，就到外边买东西去了。在那间小房子里，王淑对我说了情意深长的话。医院
的人来叫她去换药，我也告辞，她走到医院大楼的门口，回过身来，背靠着墙，向我的
方位站了一会。
这座医院，是一座外国人办的医院，它有一带大围墙，围墙以内就成了殖民地。我
顺着围墙往外走，经过一片杨树林。
有一个小教民，背着柴筐从对面走来，向我举起拳头示威。是怕我和他争夺秋天的
败枝落叶呢？还是意识到主子是外国人，自己也高人一等？
王淑和我年岁相差不多，她竟把我当作师长，在茫茫的人生原野上，希望我能指引
给她一条正确的路。我很惭愧，我不是先知先觉，我很平庸，不能引导别人，自己也正
在苦恼地从书本和实践中探索。训育主任，想叫学生循着他所规定的，像操场上田径比
赛时，用白粉划定的跑道前进，这也是不可能的。时代和生活的波涛，不断起伏。在抗
日大浪潮的推动下，我离开了保定，到了距离她很远的地方。
我不知道，生活把王淑推到了什么地方，我想她现在一定生活得很幸福。
那种苦雨愁城，枯柳败路的印象，很自然地一扫而光。
197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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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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