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编辑工作的通信
××同志：
承问关于编辑的事，拖延已久，现溽暑稍退，敬答如下：
我编过的刊物有：一九三九年晋察冀通讯社编印的《文艺通讯》；一九四一年晋察
冀边区文联编印的《山》。以上二种刊物，都系油印。一九四二年《晋察冀日报》的副
刊，以及此前由晋察冀边区文协编的《鼓》，也附刊于该报。一九四六年在冀中区编
《平原》杂志，共六期。一九四九年起，编《天津日报》文艺周刊，时间较长。
这些刊物，无赫赫之名，有的已成历史陈迹，如我不说，恐怕你连名字也不知道，
但对我来说，究竟也是一种工作，也积累了一定经验。
我编辑的刊物虽小，但工作起来，还是很认真负责的。如果说得具体一点，我没有
给人家丢失过一篇稿件，即便是很短的稿件。按说，当编辑，怎么能给人家把稿子弄丢
呢？现在却是司空见惯的事，特别是初学者的稿子，随便乱丢乱放，桌上桌下，沙发暖
气片上，都可以堆放。这样，丢的机会就很多了。
很长时间，我编刊物，是孤家一人。所谓编辑部，不过是一条土炕，一张炕桌。如
果转移，我把稿子装入书包，背起就走，人在稿存，丢的机会也可能少一些。
丢失稿件，主要是编辑不负责，或者是对稿件先存一种轻视之心。
我一生，被人家给弄丢过两次稿件，我一直念念不忘，这可能是自己狭窄。一九四
六年在河间，我写了一篇剧评，当面交给《冀中导报》副刊的编辑，他要回家午睡，把
稿子装在口袋里。也不知他在路上买东西，还是干什么，总之把稿子失落在街上了。我
知道后，心里很着急，赶紧在报上登了一个寻物启事。好在河间是个县城，人也不杂，
第二天就有人把稿子送到报社来了。一九八○年，上海一家杂志社的主编来信约稿，当
时手下没有现成的，我抄了三封信稿寄给他，他可能对此不感兴味，把稿子给弄丢了。
过了半年，去信询问，不理；又过了半年，托人去问，说“准备用”。又过了半年，见
到了该杂志的一位编辑，才吐露了实情。
我得到的经验是：小稿件不要向大刊物投，他那里瞧不起这种货色；摸不清脾气的
编辑，不要轻易给他寄稿；看见编辑把我交给他的稿件，随手装进衣服口袋时，要特别
嘱咐他一句：装好，路上骑车不要掉了！特别是女编辑，她们的衣服口袋都很浅。她们
一般都提着一个手提包，最好请她把稿子装在手提包里。但如果她的手提包里已装满点
心、酱肉之类，稿件又有被油污的危险。权衡轻重，这就顾不得了。
有各式各样的刊物，有各式各样的编辑。有追求色情的编辑，有追求利润的编辑，
有拉帮结伙的编辑。这些人，各有各的志趣，常常做出一些令人难以理解的事情来。投
稿前，必须先摸清他们的脾胃。
我的习惯，凡是到我手下的稿件，拆封时，注意不要伤及稿件，特别不要伤及作者
的署名和通讯处。要保持稿件的清洁，不要给人家污染。我的稿子，有时退回来，稿子
里夹杂着头发、烟丝、点心渣，我心里是很不愉快的。至于滴落茶水，火烧小洞，铅笔、
墨水的乱涂乱抹，就更使人厌恶了。
推己及人，我阅读稿件，先是擦净几案，然后正襟危坐。不用的稿子，有什么意见，
写在小纸条上，不在稿件上乱画。
我不愿稿件积压在手下，那样就像心里压着什么东西。我总是很快地处理。进城以
后，我当了《天津日报》的“二副”——副刊科的副科长，职责是二审。看初稿的同志，
坐在我的对面，他看过一篇稿子，觉得可用，就推到我面前。我马上看过，觉得不好，
又给他推了过去。这种简单的工作方式，很使那位同志不快。我发觉了，就先放一下，
第二天再还给他。
我看稿子，主要是看稿件质量，不分远近亲疏，年老年幼，有名无名，或男或女。
稿件好的，立即刊登，连续刊登，不记旧恶，不避嫌疑。当然，如果是自己孩子写的作
品，最好不要在自己主编的刊物上发表。
刊物的编辑，如果得人，人越少越好办事。过去，鲁迅、茅盾、巴金、叶圣陶办刊
物，人手都很少。现在一个刊物的机构，层次太多。事情反倒难办，也难以办好了。我
年青时投稿，得到的都是刊物主编的亲笔复信，他们是直接看初稿的，从中发见人才。
我不大删改来稿，也不大给作者出主意修改稿件，更不喜欢替人家大段大段做文章。
只是删改一些明显的错字和极不妥当的句子。然后衔接妥贴。我也不喜欢别人大砍大削
我的文章，不能用，说明理由给我退回来，我会更加高兴些。有一次，我给北京一家大
报的副刊，寄去一篇散文，他们为了适应版面，削足适履地删去很多，文义都不衔接了。
读者来信质疑，他们不加思索地把信转来，叫我答复。我当即顶了回去，请他们自己答
复。
现在有些人，知识很少，但一坐在编辑位置上，便好像掌握了什么大权，并借此权
图谋私利，这在过去，是很少见的现象。
我当编辑时，给来稿者写了很多信件，据有的人说，我是有信必复，而且信都写得
很有感情，很长。有些信件，经过动乱，保存下来的很少。我自己听了，也感慨系之。
进城以后不久，我就是《天津日报》的一名编委，三十二年来，中间经过六任总编，
我可以说是六朝元老，但因为自己缺乏才干，工作不努力，直到目前，依然故我，还是
一名编委，没有一点升迁。现在年龄已到，例应退休，即将以此薄官致仕。其他处所的
虚衔，也希望早日得到免除。
就是这个小小的官职，也还有可疑之处。前不久，全国进行人口普查，我被叫去登
记。工作人员询问我的职务，我如实申报。她写上以后，问：
“什么叫编委？”
我答：
“就是编辑委员会的委员。”
她又问：
“做哪些具体工作？”
我想了想说：
“审稿。”
她又填在另一栏里了。
但她还是有些不安，拿出一个小册子对我说：
“我们的工作手册上，没有编委这个词儿。新闻工作人员的职称里，只有编辑。”
我说：
“那你就填作编辑吧。”
她很高兴地用橡皮擦去了原来写好的字。
在回来的路上，我怅怅然。看来，能登上仕版官籍的，将与我终老此生的，就只是
一个编辑了。
在我一生从事的三种工作（编辑、教员、写作）里，编辑这一生涯，确实持续的也
最长，那么就心安理得地接受承认吧。
以上说的，都是过去的事。有些近于自我吹嘘，意在介绍一点正面经验。很多事，
我现在是做不来了。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是自然现象。人生现象，则不尽然。时间如流水一般过去
了。过去，我当编辑，给我投稿的人，现在有很多已经是一些大刊物的编委或主编了。
其中有些人，还和我保持着旧谊，我的稿子给他投了去，总是很热情负责的。例如在北
京某大报主编文艺副刊的某君，最近我给他寄去一篇散文，他特地给我贴了两份清样来，
把我写错的三个字都改正了，使我非常感动。
但在旧友之中，也发生过不愉快的事。去年，我试写了一组小说，先寄给北京一位
作家，请他给我看看，在当前形势下，是否宜于发表，因为他身处京师，消息灵通。他
来信表示，要删掉一些字句，并建议我把三篇小说，合为一篇，加强故事性。我去信说：
删改可以，但把三篇合为一篇，我有困难。请他把稿子转交另一位朋友，看后给我寄回
来。
正当此时，上海一家刊物听说我写了小说，电报索稿，我就把家里的三篇原稿，加
上新写的两篇，寄去了。北京的友人，忽然来信，说他参加编辑的刊物要用此稿。我当
即复信给他，说不能这样办了，因为稿子已经给了上海。但他们纠缠不已，声称要垄断
我的稿子。以上内容的信件，我先后给他们写了五封，另外托人打了两次长途电话，一
次电报，均无效。我不知他们要闹成什么样子，只好致函上海刊物停发。
最后，北京那家刊物竟派了两个同志，携带草草排成的小样，要我过目。我当即拒
绝这种屈打成招的做法，并背对背地，对我那位友人，大发一通牢骚。
我心里想，当初你们给我投稿，我对你们的稿件，是什么态度？对你们是如何尊重？
现在，你们对待我的稿件，对待我，又是如何的不严肃，近于胡闹？其实，这都是不必
要的，后悔不已。
近年，我的工作，投稿多于编辑。在所接触的编辑中，广州一家报纸的副刊，给我
的印象最深刻。稿件寄去，发表后，立即寄我一份报纸，并附一信。每稿如此，校对尤
其负责。我是愿意给这样的编辑寄稿的。按说，这些本来都是编辑工作的例行末节，但
在今天遇到这种待遇，就如同见到了汉官威仪，叫人感激涕零了。
亲爱的同志，回忆我的编辑生涯，也是不堪回首的。过于悲惨的事，就不必去提它
了。就说十年动乱后期吧，我在报社，仍作见习编辑使用，后来要落实政策了，当时的
革委会主任示意，要我当“文艺组”的顾问，我一笑置之。过了一个时期，主任召见我，
说：
“这次不是文艺组的顾问，是报社的顾问。”
我说：
“加钱吗？”
他严肃地说：
“不能加钱。”
“午饭加菜吗？”
他笑了笑说：
“也不加菜。”
“我不干。”我出来了。
但“市里”给我“落实”了政策，叫我当了《天津文艺》的编委，这个编委，就更
不如人了。一次主编及两位副主编召我去开会，我奉命唯谨地去了，坐在一个角落里。
会开完了，正想站起来走，三位主编合计了一下，说：
“编委里面，某某同志写稿很积极，唯有孙某，一篇也还没有写过，难道要一鸣惊
人吗？”
说完，三个主编盯着我，我瞠目以对，然后一语不发，走了出来。
后来，揪出了四人帮，那位主编下台了。我给这家刊物写了一篇散文，那两位仍在
管事，先是要我把散文分做两篇，他们挑一篇；然后又叫我把不是同一年代发生的事，
综合成一件事。我愤怒了，又喊叫一通，把稿子收了回来。
总之，对待作者，对待稿子，缺乏热情，不负责任，胡乱指挥的编辑，要他编出像
样的刊物来，是不可能的。
在过去很长的年月里，我把编辑这一工作，视作神圣的职责，全力以赴。久而久之，
才知道这种工作，虽也被社会看作名流之业，但实际做起来，做出些成绩来，是很不容
易的。有人把它看作敲门之砖，有人把它看作高升之阶。你是个老实人，也很可能被人
当作脚踏的砖石，炫耀的陪衬。比如被达官显宦、作家名流拉去，一同照个像，作个配
角。对于这些，你都要看得开些，甚至躲开一些。不与好利之徒争利，不与好名之徒争
名。不要因为别人说你的工作伟大，就自我膨胀；不要因为别人说你的工作渺小，就妄
自菲薄。踏踏实实，存诚立信，做好本职工作。流光易逝，砖石永存，上天总不会辜负
你的。虽然这是近于占卜的话。
现在，刊物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而且方兴未艾，有增无减。在艺术宫殿值班的
神，不是绿衣少年，就是红妆少女。这是一种艺术繁荣的景象。你正当壮年，应该继往
开来，承上启下，把编辑工作的好传统，例如鲁迅、茅盾的传统，发扬而光大之。我写
到的几件旧事，也并非心怀不满，意图发泄，不过举一些例证作为教训。
写到这里，已近深夜，而窗外蝉鸣不已，想到不应该再唠叨下去，浪费你的宝贵时
光了，即祝安好吧！
孙犁
1982年8月12日下午至13日下午
补正：文中所记《天津文艺》两位副主编，据声称，他们当时的职衔，不是副主编，
而是“编辑部具体负责人”。
另，对着我说的那几句话，系出自主编之口。文中主语不明，一并补正。
1983年6月30日孙犁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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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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