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的怀念
一九三八年春天，我在本县参加抗日工作，认识了人民自卫军政治部的宣传科长林
扬。他是“七七”事变后，刚刚从北平监狱里出来，就参加了抗日武装部队的。他很弱，
面色很不好，对人很和蔼。他介绍我去找路一，说路正在组织一个编辑室，需要我这样
的人。路住在侯町村，初见面，给我的印象太严肃了：他坐在一张太师椅上，冬天的军
装外面，套了一件那时乡下人很少见到的风雨衣，腰系皮带，斜佩一把大盒子枪，加上
他那黑而峻厉的面孔，颇使我望而生畏。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和诗人远千里见面，是
在他那里，由他介绍的。
远高个子，白净文雅，书生模样，这种人我是很容易接近的，当然印象很好。
第二年，我转移到山地工作。一九四一年秋季，我又跟随路从山地回到冀中。路是
很热情爽快的人，我们已经很熟很要好了。
在我县郝村，又见到了远，他那时在梁斌领导的剧社工作，是文学组长，负责几种
油印小刊物的编辑工作。我到冀中后，帮助编辑《冀中一日》，当地做文艺工作的同志，
很多人住在郝村，在一个食堂吃饭。
这样，和远见面的机会就很多。他每天总是笑容满面的，正在和本剧团一位高个的
女同志恋爱。每次我给剧团团员讲课的时候，他也总是坐在地下，使我深受感动并且很
不安。
就在这个秋天，冀中军区有一次反“扫荡”。我跟随剧团到南边几个县打游击，后
又回到本县。滹沱河发了水，决定暂时疏散，我留本村。远要到赵庄，我给他介绍了一
个亲戚做堡垒户，他把当时穿不着的一条绿色毛线裤留给了我。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我从延安回到冀中，在河间又见到了远。他那时拄着双
拐，下肢已经麻痹了。精神还是那样好，谈笑风生。我们常到大堤上去散步，知道他这
些年的生活变化，如不坚强，是会把他完全压倒的。“五一”大“扫荡”以后，他在地
洞里坚持报纸工作，每天清晨，从地洞里出来，透透风。洞的出口在野外，他站在园田
的井台上，贪馋地呼吸着寒冷新鲜的空气。看着阳光照耀的、尖顶上挂着露珠的麦苗，
多么留恋大地之上啊！
我只有在地洞过一夜的亲身体验，已经觉得窒息不堪，如同活埋在坟墓里。而他是
要每天钻进去工作，在萤火一般的灯光下，刻写抗日宣传品，写街头诗，一年，两年。
后来，他转移到白洋淀水乡，长期在船上生活战斗，受潮湿，得了全身性的骨质增生病。
最初是整个身子坏了，起不来，他很顽强，和疾病斗争，和敌人斗争，现在居然可以同
我散步，虽然借助双拐，他也很高兴了。
他还告诉我：他原来的爱人，在“五一”大“扫荡”后，秋夜趟水转移，掉在旷野
一眼水井里牺牲了。
我想起远留给我的那条毛线裤，是件女衣，可能是牺牲了的女同志穿的，我过路以
前扔在家里。第二年春荒，家里人拿到集上去卖，被一群汉奸女人包围，几乎是讹诈了
去。
她的牺牲，使我受了启发，后来写进长篇小说的后部，作为一个人物的归结。
进城以后，远又有了新的爱人。腿也完全好了，又工作又写诗。有一个时期，他是
我的上级，我私心庆幸有他这样一个领导。一九五二年，我到安国县下乡，路经保定，
他住在旧培德中学的一座小楼上，热情地组织了一个报告会，叫我去讲讲。
我爱人病重，住在省医院的时候，他曾专去看望了她，惠及我的家属，使她临终之
前，记下我们之间的友谊。
听到远的死耗，我正在干校的菜窖里整理白菜。这个消息，在我已经麻木的脑子里，
沉重地轰击了一声。夜晚回到住处，不能入睡。
后来，我的书籍发还了，所有现代的作品，全部散失，在当作文物保管的古典书籍
里，却发见了远的诗集《三唱集》。
这部诗集出版前，远曾委托我帮助编选，我当时并没有认真去做。远明知道我写的
字很难看，却一定要我写书面，我却兴冲冲写了。现在面对书本，既惭愧有负他的嘱托，
又感激他对旧谊的重视。我把书郑重包装好，写上了几句话。
远是很聪明的，办事也很干练，多年在政治部门工作，也该有一定经验。他很乐观，
绝不是忧郁病患者。对人对事，有相当的忍耐力。他的记忆力之强，曾使我吃惊，他能
够背诵“五四”时代和三十年代的诗，包括李金发那样的诗。远也很爱惜自己的羽毛，
但他终于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
他在童年求学时，后来在党的教育下，便为自己树立人生的理想，处世的准则，待
人的道义，艺术的风格等等。循规蹈矩，孜孜不倦，取得了自己的成就。我没有见过远
当面骂人，训斥人；在政治上、工作上，也看不出他有什么非分的想法，不良的作风。
我不只看见他的当前，也见过他的过去。
他在青年时是一名电工，我想如果他一直爬在高高的电线杆上，也许还在愉快勤奋
地操作吧。
现在，不知他魂飞何处，或在丛莽，或在云天，或徘徊冥途，或审视谛听，不会很
快就随风流散，无处招唤吧。历史和事实都会证明：这是一个美好的，真诚的，善良的
灵魂。
他无负于国家民族，也无负于人民大众。
1976年12月7日夜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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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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