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赵树理
山西自古以来，就是多才多艺之乡。在八年抗日战争期间，作为敌后的著名抗日根
据地，在炮火烽烟中，绽放了一枝奇异的花，就是赵树理的小说创作。
赵树理的小说，以其故事的通俗性，人物性格的鲜明，特别是语言的地方色彩，引
起了各个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注意。他的几种作品，不胫而走，油印、石印、铅印，很快
传播。
抗日战争刚刚结束，我在冀中区读到了他的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
和《李家庄的变迁》。
我当即感到，他的小说，突破了前此一直很难解决的，文学大众化的难关。
在他以前，所有文学作者，无不注意通俗传远的问题。
“五四”白话文学的革命，是破天荒地向大众化的一次进军。
几经转战，进展好像并不太大，文学作品虽然白话了，仍然局限在少数读者的范围
里。理论上的不断探讨，好像并不能完全解决大众化的实践问题。
文学作品能不能通俗传远，作家的主观愿望固然是一种动力，但是其他方面的条件，
也很重要。多方面的条件具备了，才能实现大众化，主要是现实生活和现实斗争的需要，
政治的需要。在这两项条件之外，作家的思想锻炼，生活经历，艺术修养和写作才能，
都是缺一不可的必要条件。
我曾默默地循视了一下赵树理的学习、生活和创作的道路。因为和他并不那么熟悉，
有些只是以一个同时代人的猜测去进行的。
据王中青的一篇回忆记载：一九二六年赵树理“在长治县山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念
书。他平易近人，说话幽默，是一个很有风趣的人。他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向当时上
海左翼作家的作品学习，向民间传统艺术学习。他那时就可谓是一位博学多识，多才多
艺的青年文艺作者。”
这段回忆出自赵树理的幼年同学，后来的战友，当然是非常可信的。其中提到的许
多史实，都对赵树理以后的创作，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即使赵树理当时已具备这些特
点，如果没有遇到抗日战争，没有能与这一伟大历史环境相结合，那么他的前途，他的
创作，还是很难预料的。
在学校，他还是一个文艺爱好者，毕业以后，按照当时一般的规律，他可以沉没乡
塾，也可以老死户牖。即使他才情卓异，能在文学上有所攀登，可以断言，在创作上的
收获，也不会达到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高度。
创作上的真正通俗化，真正为劳苦大众所喜见乐闻，并不取决于文学形式上。如果
只是那样，这一问题，早已解决了。也不单单取决于文学的题材。如果只是写什么的问
题，那也很早就解决了。它也不取决于对文学艺术的见解，所学习的资料。在当时有见
识，有修养的人材多得很，但并没有出现赵树理型的小说。
这一作家的陡然兴起，是应大时代的需要产生的，是应运而生，时势造英雄。
当赵树理带着一支破笔，几张破纸，走进抗日的雄伟行列时，他并不是一名作家。
他同那些刚放下锄头，参加抗日的广大农民一样，并没有觉得自己有任何特异的地方。
他觉得自己能为民族解放献出的，除去应该做的工作，就还有这一支笔。
他是大江巨河中的一支细流，大江推动了细流，汹涌前去。
他的思想，他的所恨所爱，他的希望，只能存在于这一巨流之中，没有任何分散或
格格不入之处。
他同身边的战士，周围的群众，休戚与共，亲密无间。
他要写的人物，就在他的眼前，他要讲的故事，就在本街本巷。他要宣传、鼓动，
就必须用战士和群众的语言，用他们熟悉的形式，用他们的感情和思想。而这些东西，
就在赵树理的头脑里，就在他的笔下。
如果不是这样，作家是不会如此得心应手，唱出了时代要求的歌。
正当一位文艺青年需要用武之地的时候，他遇到了最广大的场所，最丰富的营养，
最有利的条件。
是的，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歌手。但是，歌手的时代，有时要成为过去。这一条
规律，在中国文学史上，特别显著。
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土地改革的胜利，解放战争的胜利，随着全国解放的胜利锣
鼓，赵树理离开乡村，进了城市。
全国胜利，是天大的喜事。但对于一个作家来说，问题就不这样简单了。
从山西来到北京，对赵树理来说，就是离开了原来培养他的土壤，被移置到了另一
处地方，另一种气候、环境和土壤里。对于花木，柳宗元说：“其土欲故”。
他的读者群也变了，不再完全是他的战斗伙伴。
这里对他表示了极大的推崇和尊敬，他被展览在这新解放的，急剧变化的，人物复
杂的大城市里。
不管赵树理如何恬淡超脱，在这个经常遇到毁誉交于前，荣辱战于心的新的环境里，
他有些不适应。就如同从山地和旷野移到城市来的一些花树，它们当年开放的花朵，颜
色就有些暗淡了下来。
政治斗争的形势，也有变化。上层建筑领域，进入了多事之秋，不少人跌落下来。
作家是脆弱的，也是敏感的。他兢兢业业，唯恐有什么过失，引来大的灾难。
渐渐也有人对赵树理的作品提出异议。这些批评者，不用现实生活去要求、检验作
品，只是用几条杆棒去要求、检验作品。他们主观唯心地反对作家写生活中所有，写他
们所知，而责令他们写生活中所无或他们所不知。于是故事越来越假，人物越来越空。
他们批评赵树理写的多是落后人物或中间人物。吹捧者欲之升天，批评者欲之入地。对
赵树理个人来说，升天入地都不可能。他所实践的现实主义传统，只要求作家创造典型
的形象，并不要求写出“高大”的形象。他想起了在抗日根据地工作时，那种无忧无虑，
轻松愉快的战斗心情。他经常回到山西，去探望那里的人们。
他的创作迟缓了，拘束了，严密了，慎重了。因此，就多少失去了当年的青春泼辣
的力量。
很长时期，他专心致志地去弄说唱文学。赵树理从农村长大，他对于民间艺术是非
常爱好，也非常精通的。他根据田间的长诗《赶车传》，改编的《石不烂赶车》鼓词，
令人看出，他不只对赶车生活知识丰富，对鼓词这一形式，也运用自如。这是赵树理一
篇得意的作品。
这一时期，赵树理对于民间文艺形式，热爱到了近于偏执的程度。对于“五四”以
后发展起来的各种新的文学形式，他好像有比一比看的想法。这是不必要的。民间形式，
只是文学众多形式的一个方面。它是因为长期封建落后，致使我国广大农民，文化不能
提高，对城市知识界相对而言的。任何形式都不具有先天的优越性，也不是一成不变，
而是要逐步发展，要和其他形式互相吸收、互相推动的。
流传民间的通俗文艺，也型类不一，神形各异。文艺固然应该通俗，但通俗者不一
定皆得成为文艺。赵树理中后期的小说，读者一眼看出，渊源于宋人话本及后来的拟话
本。作者对形式好像越来越执著，其表现特点为：故事行进缓慢，波澜激动幅度不广，
且因过多罗列生活细节，有时近于卖弄生活知识。遂使整个故事铺摊琐碎，有刻而不深
的感觉。中国古典小说的白描手法，原非完全如此。
进城不久，是一九五○年的冬季吧，有一天清晨，赵树理来到了我在天津的狭小的
住所。我们是初次见面，谈话的内容，现在完全忘记了，但他留给我的印象是很清楚的。
他恂恂如农村老夫子，我认为他是一个典型的农民作家。
因为是同时代，同行业，加上我素来对他很是景仰，他的死亡，使我十分伤感。他
是我们这一代的优秀人物。他的作品充满了一个作家对人民的诚实的心。
林彪、“四人帮”当然不会放过他。在林彪、“四人帮”兴妖作怪的那些年月，赵
树理在没有理解他们的罪恶阴谋之前，最初一定非常惶惑。在既经理解之后，一定是非
常痛恨的。他们不只侮辱了他，也侮辱了他多年来为之歌颂的，我们的党、国家和人民。
天生妖孽，残害生民。在林彪、“四人帮”鼓动起来的腥风血雨之中，人民长期培
养和浇灌的这一株花树，凋谢死亡。
这是文学艺术的悲剧。
经济、政治、文艺，自古以来，就形成了一种非常固定，非常自然的关系。任何改
动其位置，或变乱其关系的企图，对文艺的自然生成，都是一种灾难。
文艺的自然土壤，只能是人民的现实生活和斗争，植根于这种土壤，文艺才能有饱
满的生机。使它离开这个土壤，插进多么华贵的瓶子里，对它也只能是伤害。
林彪、“四人帮”这些政治野心家，用实用主义对待文艺。
他们一时把文艺捧得太高，过分强调文艺的作用，几乎要和政治，甚至和经济等同
起来。历史已经残酷地记载：在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常常是为他们在另一个时候，过分
贬低文艺，惩罚文艺，甚至屠宰文艺，包藏下祸心。
1978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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