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曼晴
最近，使我难过的事，是听到曼晴逝世的消息。
曼晴，在我心中，够得上是一个好人。一个忠厚的人，一个诚实的人，一个负责的
人。称之为朋友，称之为战友，称之为同志，都是当之无愧的。
曼晴像一个农民。我同他的交游，已写在《吃粥有感》一文，和为他的诗集写的序
言之中。文中记述，一九四○年冬季反扫荡时，我同他结伴，在荒凉、沉寂和恐怖的山
沟里活动的情景：一清早上山，拔几个胡萝卜充饥；夜晚，背靠背宿在羊群已经转移的
空羊圈里。就在这段时间，我们联名发表了两篇战斗通讯。
这也可以说是战斗。实际上，既没有战斗部队掩护，也没有地方干部带路。我们没
有携带任何武器，游而不击，“流窜”在这一带的山头、山谷。但也没有遇到过敌人，
或是狼群，只遭到一次疯狂的轰炸。
一想起曼晴，就会想起这段经历。后来，我们还写了充满浪漫蒂克情调的诗和小说。
以上这些情景，随着时间的推移，伴着一代人的消亡，已经逐渐变成遥远的梦境，
褪色的传奇，古老的童话，和引不起兴趣的说教。
我很难说清，自己当前的心情。曼晴就不会想这么多，虽然他是诗人。曼晴是一个
很实际的人，从不胡思乱想。
抗日战争时期，曼晴编辑《诗建设》（油印），发表过我的诗作。解放战争时期，
他编辑《石家庄日报》（小报），发表过我写的小说。“文革”以后，他在石家庄地区
文联，编辑土里土气的刊物《滹沱河畔》。我的诗，当时没有地方发表，就给他寄去，
他都给刊出了。后来，我请他为我的诗集，写一篇序言。文中他直率地说，他并不喜欢
我那些没有韵脚的诗。
我不断把作品寄到他手中，是因为他可以信赖；他不喜欢我的诗，而热情刊登，是
重视我们之间的友谊。
曼晴活了八十岁。这可以说是好人长寿，福有应得。他离休时，是地区文联主席，
党组书记。官职不能算高，可也是他达到的最高职位了。比起显赫的战友，是显得寒酸
了一些。但人们都知道，曼晴是从来不计较这些的。他为之奋斗的是诗，不是官位。
他在诗上，好像也没有走红运。晚年才出版了一本诗集，约了几个老朋友座谈了一
下，他已经很是兴奋。不顾大病初愈，又爬山登高，以致旧病复发，影响了健康，直到
逝世。
这又可以说，他为诗奋斗了一生，诗也给他带来了不幸。
1989年3月7日论曰：友朋之道，实难言矣。我国自古重视朋友，列为五伦之一。然
违反友道之事实，不只充斥于史记载籍，且泛滥于戏曲小说。圣人通达，不悖人情之常，
只言友三益。直、谅、多闻之中，直最为重要。直即不曲，实事求是之义。历史上固有
赵氏孤儿，刎颈之交等故事，然皆为传奇，非常人所能。士大夫只求知音而已。至于
《打渔杀家》，倪荣赠了些银两，萧恩慨叹说：这才是我的好朋友啊，也只是江湖义气，
不足为重。古人所说：一贵一贱，交情乃见；一死一生，乃见交情。以及：使生者死，
死者复生，见面无愧于心等等，都是因世态而设想，发明警语，叹人情之冷暖多变也。
旧日北京，官场有俗语：太太死了客满堂，老爷死了好凄凉，也是这个意思，虽然有轻
视妇女的味道。然而，法尚且不责众，况人情乎？以文革为例：涉及朋友，保持沉默，
已属难得；如责以何不为朋友辩解，则属不通。谈一些朋友的缺点，也在理应之例，施
者受者，事后均无须介意。但如无中生有，胡言乱语，就有点不够朋友了。至于见利忘
义，栽赃陷害，卖友求荣，则虽旁观路人，妇人孺子，亦深鄙之，以为不可交矣：人重
患难之交，自亦有理。然古来又多可共患难，不可共安乐之人。此等人，多出自政治要
求，权力之事，可不多赘。
余之交友，向如萍水相逢，自然相结，从不强求。对显贵者，有意稍逊避之；对失
意者，亦不轻易加惠于人。遵淡如水之义，以求两无伤损。余与曼晴，性格相同，地位
近似，一样水平，一路脚色，故能长期保持友谊，终其生无大遗憾也。
8日晨又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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