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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闇室纪年》摘抄（一）
我的童年
一九一三年（旧历癸丑），阴历四月初六日，生于河北省安平县东辽城村。村一百
我上有兄姊五人，都殇。听母亲说，当时家境很不好，产后，外祖母拆破鸡笼，为
她煮饭。我生时，家已稍裕。父亲幼年，由一个招赘在本村的山西人，介绍到安国县一
家油粮店学徒，此店兼营钱业。父亲后来吃上劳力股分，买了一些田。又买了牲口车辆，
叫叔父和二舅父拉脚。
生我后，母亲无奶。母亲说，被一怀孕堂婶沾了去。喂我些糊，即把馒头弄碎，然
后再煮成粥状。因此，我幼年体弱，且有惊风疾。母亲为我终年烧香还愿，并时常请一
邻居老奶奶，为我按摩腹部以助消化。惊风病至十来岁，由叔父骑驴带到伍仁桥，请人
针刺手腕（清明日，连三年），乃愈。
一九一九年，七岁（虚岁，下同）。入本村小学。时已非私塾，系洋学堂，不念四
书，读课本。功课以习字、作文为重。父亲请人为祖父撰写碑文，交老师教我背诵。教
师多为简易师范毕业，系附近村庄人，假日可回家务农。无正式校舍，借人家闲院闲房，
稍事修整为课堂，复式教学。大学生为老师买菜做饭，以为荣耀。我家每年请先生两次
酒饭，席间，叔父嘱以不要打，因我有病。冬季上夜校，提小玻璃煤油灯，放学路上甚
乐。
一九二四年，十二岁。随父亲至安国县，考入高级小学。
按照我的家庭情况，上完初级小学，本应务农，或到外处学习商业。但父亲听信安
国县邮政局长之言，发愿叫我升学，习英语，以便考入邮政，说这是铁饭碗。高级小学
在县城内东北角，原文庙内。设备完好，图书亦多。在此，课外阅读了文学研究会的一
些小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杂志和儿童读物。
安国县原名祁州，为药材聚散之地，传说，各路药材、不到祁州即不灵。每年春冬
庙会（药王庙），商贾云集，有川广云贵各帮。药商为了广招徕，演大戏，施舍重金，
修饰药王庙，殿宇深邃，庙前有一对铁狮子，竖有两棵高大铁旗杆，数十里外就可以看
到。
南关商业繁盛，多药材庄和作坊，各地药商，都有常驻这里的人员店铺。
不久母亲和表姐亦来此，我们寄居在父亲一个朋友的闲院里，地处西门里。一直到
我读完高小。
在安国时，父亲并为我请一课外教师，系一潦倒秀才，专教古文，记得他曾在集市
上代我买《诗韵合璧》一部，我未能攻习。
一九二六年，十四岁。考入保定育德中学，保定距安国一百二十里，乘骡车。父亲
送考，考第二师范，未被录取，不得已改考中学，中学费大。
一九二七年，十五岁。休学一年，实系年幼想家，不愿远出。这一年大革命北伐，
影响保定，学校有学潮，我均未见，是大损失。父亲寄《三民主义》一本至家，是咸与
维新之意。是年订婚。同县黄城王姓。
一九二八年，十六岁。暑假后复学。大饭厅也是大会堂，写上了总理遗嘱、建国方
略。每星期一做纪念周，校长在台上带领静默，总不到规定时间，即宣告默毕。不然，
学生们即忍不住要笑。作文课，得老师称许，并屡次在校刊发表，多为小说。记得有一
篇写一家盲人，一篇写一女演员。
初中四年期间，除一般课程外，在图书馆借读文学作品。
图书馆主任，先为安志诚先生，后为王斐然先生，对我均有鼓励帮助。
一九二九年，十七岁。结婚。
一九三一年，十九岁。初中毕业，“九一八”事变
1980年4月
在安国县
我十二岁，跟随父亲到安国县上学。我村距安国县六十里路。第一次是同父亲骑一
匹驴去的，父亲把我放在前面。路过河流、村庄，父亲就下去牵着牲口走，我仍旧坐在
上面。
等到下午三、四点钟，才到了县城，一进南关，就是很热闹的了，先过药王庙，有
铁旗杆，铁狮子。再过大药市、小药市，到处是黄芪味道，那时还都是人工切制药材。
大街两旁都是店铺，真有些熙熙攘攘的意思。然后进南城门洞，有两道城门，都用铁皮
铁钉包裹。
父亲所在的店铺，在城里石牌坊南边路东，门前有一棵古槐，进了黑漆大门，有一
座影壁，下面有鱼缸，还种着玉簪花。
在院里种着别的花草和荷花。前院是柜房，后院是油作坊。
这家店铺是城北张姓东家，父亲从十几岁在这里学徒，现在算是掌柜了。
店铺对门的大院，是县教育局，父亲和几位督学都相识。
我经过考试，有一位督学告诉父亲，说我的作文中，“父亲在安国为商”，“为商”
应该写作“经商”，父亲叫我谨记在心，我被录取。
店铺吃两顿饭，这和我上学的时间，很有矛盾。父亲在十字街一家面铺，给我立了
一个折子，中午在那里吃。早晨父亲起来给我做些早点。下午放学早，晚饭在店铺吃。
终究不方便，半年以后，父亲把母亲和表姐从家里接来，在西门里路南胡家的闲院借住。
父亲告诉我，胡家的女主人是我的干娘，干爹是南关一家药店的东家，去世了。干
娘对我很好，她有两个儿子，两个姑娘，大儿子在家，二儿子和我一同上高级小学，对
我有些歧视。
这是一家地主，那时，城市和附近的地主，都兼营商业。
她家雇一名长工，养一匹骡子，有一辆大车，还有一辆轿车。
地里的事，都靠长工去管理，家里用一个老年女佣人，洗衣做饭，人们叫他“老傅
家”。
我那位干哥哥，虽说当家，却是个懒散子弟，整天和婶母大娘们在家里斗牌。他同
干嫂，对我也很好。
那位干姐，在女子高级小学读书，长得洁白秀丽，好说笑。对我很热情、爱护。她
做的刺绣手工和画的桃花，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她好看《红楼梦》，有时坐在院子里，
讲给我的表姐听。表姐幼年丧母，由我母亲抚养成人，帮母亲做活做饭，并不认识字。
但记忆力很好。
我那时，功课很紧，在学校又爱上了新的读物，所以并不常看这些旧小说。父亲为
了使我的国文进步，请了街上一位潦倒秀才，教我古文。老秀才还企图叫我作诗，给我
买了一部《诗韵合璧》，究竟他怎么讲授的，一点印象也没有了。
胡家对门，据说是一位古文家，名叫刁苞的故居。父亲借来他的文集叫我看，我对
那种木板刻的大本书，实在没有兴趣，结果一无所得。
这座高小，设在城内东北角原是文庙的地方。学校的教学质量，我不好评议，只记
得那些老师，都是循规蹈矩，借以糊口，并没有什么先进突出之处。学校的设备，还算
完善，有一间阅览室，里面放着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学生杂志、妇女杂志、儿童世界
等等，都是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还有从历史改编的故事，如岳飞抗金兵、泥马渡康王
等等。还有文学研究会的小说集，叶绍钧的《隔膜》、刘大杰的《飘渺的西南风》等等，
使我眼界大开。
因为校长姓刘，学校里有好几位老师也姓刘，为了便于区分，学生们都给他们起个
外号。教我国文的老师叫大鼻子刘。有一天，他在课堂上，叫我们提问，我请他解释什
么叫“天真烂漫”，他笑而不答，使我一直莫名其妙。等到我后来也教小学了，才悟出
这是教员滑头的诀窍之一，就是他当时也想不出怎样讲解这个词。
父亲和县邮局的局长认识，愿意叫我以后考邮政。那一年，有一位青年邮务员新分
配到这个局里，父亲叫我和他交好，在他公休的时候，我们常一同到城墙上去散步，并
不记得他教我什么，只记得他常常感叹这一职业的寂寞、枯燥，远离家乡、举目无亲之
苦。
干姐结婚后，不久就患肺病死去了，我也到保定读书去了。母亲和表姐，又都回到
原籍去。
解放以后，我到安国县去过一次，这一家人，作为地主，生活变化很大。房屋拆除
了不少，有被分的，有自卖的。干哥夫妇，在我们居住过的地方，开了一座磨面作坊。
1980年10月11日晨
在北平
从北平市政府出来以后，失业一段时间，后来到象鼻子中坑小学当事务员。
这座小学校，在东城观音寺街内路北，当时是北平不多几个实验小学之一。
这也是父亲代为谋取的，每月十八元薪金。校长姓刘，是我在安国上小学时那个校
长的弟弟，北平师范毕业。当时北平的小学，都由北平师范的学生把持着。北伐战争时
期，这个校长参加了国民党，在接收这个小学时，据说由几个同乡同学，从围墙外攻入，
登上六年级教室那个制高点，抛掷砖瓦，把据守在校内的非北师毕业的校长驱逐出去。
帮他攻克的同乡、同事，理所当然地都是本校教员了。
校长每月六十元薪金，此外修缮费、文具费虚报，找军衣庄给学生做制服，代书店
卖课本，都还有些好处。所以他能带家眷，每天早上冲两个鸡蛋，冬天还能穿一件当时
在北平很体面的厚呢大外氅。
此人深目鹰鼻，看来不如他的哥哥良善。学校有两名事务员，一个管会计，一个管
庶务。原来的会计，也是安国人，大概觉得这个职业，还不如在家种地，就辞职不干了。
父亲在安国听到这个消息，就托我原来的校长和他弟弟说，看人情答应的。
但是，我的办事能力实在不行，会计尤其不及格。每月向社会局（那时不叫教育局）
填几份表报，贴在上面的单据，大都是文具店等开来的假单据，要弄得支付相当，也需
要几天时间。好在除了这个，也实在没有多少事。校长看我是个学生，又刚来乍到，连
那个保险柜的钥匙，也不肯交给我。当然我也没兴趣去争那个。
只是我的办公地点太蹩脚。校长室在学校的前院，外边一大间，安有书桌电话，还
算高敞；里边一间，非常低小阴暗，好像是后来加盖的一个“尾巴”，但不是“老虎尾
巴”，而是像一个肥绵羊的尾巴。尾巴间向西开了一个低矮的小窗户，下面放着我的办
公桌。靠南墙是另一位办事员的床铺，北墙是我的床铺。
庶务办事员名叫赵松，字干久，比我大几岁。他在此地干得很久了，知道学校很多
掌故，对每位教员，都有所评论，并都告诉我。
每天午饭前，因为办公室靠近厨房，教员们下课以后，都拥到办公室来，赵松最厌
烦的是四年级的级任，这个人，从走路的姿势，就可以看出他的自高自大。他有一个坏
习惯，一到办公室，就奔痰盂，大声清理他的鼻喉。赵松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作“管
乐”。这位管乐西服革履，趾高气扬。后来忽然低头丧气起来，赵松告诉我，此人与一
女生发生关系，女生怀孕，正在找人谋求打胎。并说校长知而不问，是因同乡关系。
六年级级任，也是校长的同乡，他年岁较大，长袍马褂，每到下课，就一边擦着鼻
涕，一边急步奔到我们的小屋里，两手把长袍架起，眯着眼睛，弓着腰，嘴里喃喃着
“小妹妹，小妹妹”，直奔赵松的床铺，其神态酷似贾琏。赵松告诉我，这位老师，每
星期天都去逛暗娼，对女生，师道也很差。
学校的教室，都在里院，和我们隔着一道墙，我不好走动，很少进去观望。上课的
时候，教员讲课的声音，以及小学生念笔顺的声音，是听得很清楚的。那时这座小学正
在实验“引起动机”教学法，就是先不讲课文的内容，而由教员从另外一种事物引起学
生学习课文的动机。不久，小学生就了解老师的做法，不管你怎样引起，他就是不往那
上面说。比如课文讲的是公鸡，老师问：
“早晨你们常听见什么叫唤呀！”
“鸟叫。”学生们回答。
老师一听有门，很高兴，又问：
“什么鸟叫啊？”
“乌鸦。”
“没有听到别的叫声吗？”
“听到了，麻雀。”
这也是赵松告诉我的故事。
每月十八元，要交六元伙食费，剩下的钱再买些书，我的生活，可以算是很清苦了。
床铺上连枕头也没有，冬天枕衣包，夏天枕棉裤。赵松曾送我两句诗，其中一句是“可
怜年年枕棉裤”。
可是正在青年，志气很高，对人从不假借，也不低三下四。现在想起来，这一方面，
固然是刚出校门，受社会感染还不深，也并没有实受饥寒交迫之苦；另一方面也因为家
有一点恒产，有退身之路，可以不依附他人，所以能把腰直立起来。
这些教员自视，当然比我们高一等，他们每月有四十元薪金，但没有一个人读书，
也不备课，因为都已教书多年，课本又不改变。每天吃过晚饭，就争先恐后地到外边玩
去了。三年级级任，是定兴县人，他家在东单牌楼开一座澡堂，有时就请同事到那里洗
澡，当然请不到我们的名下。
我和赵松，有时寂寞极了，也在星期六晚上，到前门外娱乐场所玩一趟，每人要花
一元多钱，这在我们，已经是所费不资了。回来后，赵松总是倒在床上咳叹不已，表示
忏悔。
后来，他的一位同乡，在市政府当了科长，约他去当一名办事员，每月所得，可与
教员媲美。他把遗缺留给他的妹夫，这人姓杨，也是个中学生，和我也很要好。
我还是买些文艺书籍来读。一年级的级任教师，是个女的，有时向我借书看，她住
在校内，晚上有时也到我们屋里谈谈，总是站在桌子旁边，不苟言动。
每逢晚饭之后，我到我的房后面的操场上去。那里没有一个人，我坐在双杠上，眼
望着周围灰色的墙，和一尘不染的天空，感到绝望。我想离开这里，到什么地方去呢？
我想起在中学时，一位国文老师，讲述济南泉柳之美，还有一种好吃的东西，叫小豆腐，
我幻想我能到济南去。不久，我就以此为理由，向校长提出辞职，校长当然也不会挽留。
但到济南又投奔何处？连路费也没有。我只好又回到老家去，那里有粥喝。
1980年10月11日晨
去延安
一九四四年（三十二岁）返至华北联大教育学院，立即得到通知，明日去延安。
次日，领服装上路，每人土靛染浅蓝色粗布单衣裤两身。
我去迟，所得上衣为女式。每人背小土布三匹，路上卖钱买菜。
行军。最初数日，越走离家乡越远，颇念家人。
路经盂县，田间候我于大道。我从机关坚壁衣物处携走田的日本皮大衣一件。
我们行军，无敌情时，日六、七十里，悠悠荡荡，走几天就休息一天，由打前站的
卖去一些土布，买肉改善伙食。
至陕西界，风光很好。
在绥德休息五天。晋绥军区司令部，设在附近。吕正操同志听说我在这里路过，捎
信叫我去。我穿着那样的服装，到他那庄严的司令部作客，并见到了贺龙同志，自己甚
觉不雅。
我把自己带着的一本线装《孟子》，送给了吕。现在想起来，也觉举动奇怪。
绥德是大山城，好像我们还在那里洗了澡。
清涧县城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里的山，是一种青色的、湿润的、平滑的板石
构成的。那里的房顶、墙壁、街道，甚至门窗、灶台、炕台、地下，都是用这种青石建
筑或铺平的。县城在峭立的高山顶上，清晨黄昏，大西北的太阳照耀着这个山城，确实
绮丽壮观。雨后新晴，全城如洗过，那种青色就像国画家用的石青一般沉着。
米脂，在陕北是富庶的地方。县城在黄土高原上，建筑得非常漂亮。城里有四座红
漆牌坊，就像北京的四牌楼一样。
我们从敌后来。敌后的县城，城墙，我们拆除了，房屋街道，都遭战争破坏；而此
地的环境，还这样完整安静。我躺在米脂的牌坊下，睡了一觉，不知梦到何方。
到了延安，分配到鲁迅艺术文学院，先安置在桥儿沟街上一家骡马店内。一天傍晚，
大雨。我们几个教员，坐在临街房子里的地铺上闲话。我说：这里下雨，不会发水。意
思是：这里是高原。说话之间，听流水声甚猛，探身外视，则洪水已齐窗台。急携包裹
外出，刚刚出户，房已倒塌。仓皇间，听对面山上有人喊：到这边来。遂向山坡奔去。
经过骡马店大院时，洪水从大门涌入，正是主流，水位迅猛增高。我被洪水冲倒，弃去
衣物，触及一拴马高桩，遂攀登如猿猴焉。
大水冲击马桩，并时有梁木、车辕冲过。我怕冲倒木桩，用脚、腿拨开，多处受伤。
好在几十分钟，水即过去。不然距延河不到百米，身恐已随大江东去矣。
后听人说，延河边有一石筑戏楼，暑天中午，有二十多人，在戏楼上乘凉歇晌。洪
水陡至，整个戏楼连同这些人，漂入延河。到生地方，不先调查地理水文，甚危险也。
水灾后，除一身外，一无所有。颇怨事先没人告诉我们，此街正是山沟的泄水道。
次日，到店院寻觅，在一车脚下找到衣包，内有单衣两套。拿到延河边，洗去污泥，尚
可穿用。
而千里迢迢抱来田间的皮大衣，则已不知被别人捡去，还是冲到延河去了。那根拿
了几年的六道木棍，就更没踪影了。
在文学系，名义是研究生。先分在北山阴土窑洞，与公木为邻。后迁居东山一小窑，
与鲁藜、邵子南为邻。
一些著名作家，戏剧、音乐、美术专家，在这里见到了。
先在墙报上发表小说《五柳庄纪事》，后在《解放日报》副刊，发表《荷花淀》、
《芦花荡》、《麦收》等。提升教员，改吃小灶，讲《红楼梦》。
生活：窑洞内立四木桩，搭板为床。冬季木炭一大捆，很温暖，敌后未有此福也。
家具：青釉瓷罐一个，可打开水。大沙锅一，可热饭，也有用它洗脸的。水房、食
堂，均在山下。经常吃到牛羊肉，主食为糜子。
刚去时，正值大整风以后，学院表面，似很沉寂。原有人员，多照料小孩，或在窑
洞前晒太阳。黄昏，常在广场跳舞，鲁艺乐队甚佳。
敌后来了很多人，艺术活动多了。排练《白毛女》，似根据邵子南的故事。
我参加的生产活动：开荒，糊洋火盒。修飞机场时，一顿吃小馒头十四枚。
延安的土布，深蓝色，布质粗而疏，下垂。冬季以羊毛代棉絮，毛滑下坠。肩背皆
空。有棉衣，甚少。邓德滋随军南下，相约：在桥儿沟大道上，把他领到的一件棉上衣
换给我。敌后同来的女同志，为我织毛袜一双，又用棉褥改小袄一件，得以过冬。
讲课时，与系代主任舒群同志争论。我说《红楼梦》表现的是贾宝玉的人生观。他
说是批判贾宝玉的人生观，引书中《西江月》为证。
沙可夫同志亦从前方回来，到学院看我，并把我在前方情况，介绍给学院负责人宋
侃夫同志。沙见别人都有家眷，而我独处，关怀地问：是否把家眷接来？彼不知无论关
山阻隔，小儿女拖累，父母年老，即家庭亦离她不开。
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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