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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烛庵文学杂记三抄
     
    一个作家,声誉之兴起,除去自身的努力,可能还有些外界的原因:识时务,拉关
系,造声势等等。及其败落,则皆由自取,非客观或批评所能致。偶像已成,即无人敢
于轻议,偶有批评,反更助长其势焰。即朋友所进忠言,也被认为是明枪暗箭。必等它
自己腐败才罢。所谓自作孽不可活也。
    一个作家,如果公然著书立说,丑化自己祖国的历史及其文化,并以为当今天下读
书人,都成了聋哑或趋炎附势之徒,不能或不敢对其作品有任何非议,其设想,正如其
作品一样,可谓狂妄荒诞。
    过去,强调文学的政治作用,现在又强调文学的消遣作用。消遣文学,古已有之,
也有高下。也有消遣得好,消遣得糟的分别。我还是相信为人生的文学这个陈旧的口号。
    三十年代,现代书局有一本《文艺自由论辩集》。其中有瞿秋白一篇《文艺的自由
与文艺家的不自由》,是批判胡秋原的。文内引了《红楼梦》中有关林黛玉的话:“子
之生兮不自由,子之遇兮多烦忧”。说明作家,作为社会之一员,不可能是完全自由的。
    现在报刊,登载吹捧文章时,一篇独行即可。如登载批评文字,则必配备一篇说好
话的,以示半斤八两。这种作法,并不足取。一种报刊,应有主见,才能引导读者,态
度暧昧,只能算是糊涂断案。
    现在,浇花园丁这一名词,很时髦,人们都爱用。按自然界,浇花,锄草,松土,
施肥,甚至日晒,风吹,都是养花之道。只会一样,不算园丁。
    园丁,起码应分清草、苗。如果草苗不分,或硬说草是苗,或苗是草,那就更不像
园丁了。
    过去,“锄草”者多,甚至把锄草上升为“游动哨兵”。近日浇花、施肥,装聋作
哑者多,其实水浇多了,施肥过量,也不一定对花有利。
    好像只有恭维,只用金钱,文学才能繁荣。不久就会证明,并非如此。只有实事求
是的文学批评,从各方面提高作家的素质,才能促使文学真正繁荣,并可望产生伟大作
品。
    弗洛伊德的学说,三十年代,就介绍到中国。日本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作
为文艺理论,实际上在很多地方,运用了弗氏的学说,介绍来的更早一些。但当时在国
内,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至于尼采、叔本华的学说,介绍到中国,则是在清朝末年,
王国维的一些文艺思想,就是从他们那里来的。《人间词话》一问世,人们都感到新鲜,
曾经冲击旧的诗词之学。但到了三十年代,就是王氏的学说,也沉寂起来,很少有人提
说。
    到了八十年代,这些学说,又被人拾掇出来,津津乐道,这也说明,就是学术,在
历史上的地位也是忽隐忽现,迂回曲折的。是与政治、经济的进程有关的。
    六月十五日,盛英同志赠司马长风著《中国新文学史》一部,盛情难却。余初无意
读此等书籍。既得之,随即翻翻。
    海外学者,动辄用“政治左右”,视我国文学。其实在这些人的著作中,政治空气
更浓厚,立场更鲜明,态度更坚决。
    此书作者,竟以一九三八——一九四九为文学凋零期。如果当时的作家们,都不去
抗日,都袖手旁观,都关在象牙之塔(那时已没有放这种塔的太平之地),中国文学,
反能进入繁荣期乎!
    书中推出的代表作家,一为梁实秋,一为周作人。社团为新月社。此即可见著者之
用心矣。然所引材料,多为国内所少见,有些人趋之若鹜,此亦原因之一也。
    有不少作家,标榜新的创作观念、文学观念。但细看其作品,也找不到什么新的东
西。模糊混乱,甚至看不懂的东西倒不少,但这种“文学”,过去也有过,不能称做新。
至于有了“新观念”的作家,在行动上,例如对待名利,表现之陈旧,就更是古已有之
的了。
    至于评论家的文学新观念,则不外:文学的主体是人;文学的本性是反映社会;文
学应是美学之一种,作家应是人道主义者等等,也都是以前常说到的,甚至是老生常谈。
为什么,一到他们的手里,都变成了“发展了的”文艺理论了呢?
    其秘诀有三:一是尽量运用新名词,或把旧词稍加变化;二是大掉一通书袋,以示
博学;三是把人类所有学科,近代所有发明,皆强拉硬扯,与文学挂钩。
    虽然评论家现在大都不喜欢把文学和政治连在一起,但到紧要关头,还是要借用一
下东风。如对自己有利,则摘引官员的谈话。再如有的小说,本来无聊得很,立意庸俗。
评论家为了捧场,竟说它的“主题”,是为了当前的改革。改革当然是政治,是顶大帽
子,但实在与那篇小说的内容(是内容,不是作者给作品加上的标签)连不到一起。如
果强拉到一块,那真是对改革大业的不敬。
    前几年,有人写了《名山事业》和《宾馆文学》两篇短文,好像是大惊小怪。现在,
则成了“踵事增华,变本加厉”的局面。宾馆成了稿件的主要开发市场,作家食宿,日
一二百元,竟有交一短篇,开销数千元,不以为怪者。名山旅游,成群结队,一场笔会
下来,报销数万。这些刊物,每年靠国家津贴,尚且维持不下去,在这些方面,却表现
如此大方。是慷国家之慨也。有人并可从中谋取一点私利。
    过去,文艺评论,大批判者多,分析者少。前几年,才有人呼唤史诗的到来,并圈
定了不少史诗。不久,又全部否定过去的成绩,认为并没有产生过像样的作品。最近,
评论家们又忙于创造新学说,创立新学派。浅薄者根基不厚,无师难于自通,常常只有
一个题目,不能自圆其说。博学者,虽运用中西比较之术,引证繁多,然只是堆砌材料,
主导思想不明确,终于不能自成体系,常常落入前人的旧套。丢下棍棒,拿起书本,终
是可喜的现象。
                       1986年9月10日剪贴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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