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纪散文集序
轻易不得见面的曾秀苍同志，今天早晨带了一包东西，到我这里来，说：
“方纪同志委托我，把他的一部散文集的清样送给你，请你给他写篇序。”
我当即回答：
“请你回去告诉方纪同志，我很愿意做这件工作，并且很快就可以写出来，请他放
心。”
我这种义不容辞的慷慨态度，对熟悉我的疏懒性格的人来说，简直有些突如其来，
一反常态了。
我要说明其中原委，共有三点。
一、我和方纪同志，是“同时代的人”。他曾经计划写一部长篇小说，题目就是这
几个字。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特殊的风貌，以区别于历史长河的其他时期。每一个时代
的人，也有他们特殊的经历，知识分子的特色，尤其显著。我们所经历的时代，并非自
诩，我以为是很不平凡的。我们经历了中国革命进展的重大阶段。我们把青春献给了祖
国和人民的解放事业。我们的共同之点还有，我们都是爱好文学艺术，从而走进革命的
队伍，这可以说是为革命而文学，也可以说是为文学而革命。
二、我和方纪同志，可以说是老朋友了。一九四五年，我在延安，并不认识他。一
九四六年冬天，他从热河到冀中，在河间的一个小村庄，我见到了他。他是从热河赶着
一匹小毛驴来的，风尘仆仆，在一家农舍，他的多情的爱人黄人晓同志，正烧水为他洗
脚。此后，我们在《冀中导报》，土改运动中，以及进城后在《天津日报》，都生活工
作在一起。
三、现在我们都老了，他的健康情况，尤其不好。一九六六年以来，我一直没有见
到他，最近在两次集会上，我见到了他，搀扶了他，看到他那样吃力地走路、签名，我
都忍不住流下眼泪。
我心里想，方是多么精明强干的人，多么热情奔放的人，他有很大的抱负，他为党
和人民，做了很多很重要的工作，现在竟被摧残成了这个状态！当然，我的状态，也不
会在他心灵中，引起完全是欣慰的感觉。
我和方在青年时期，即解放战争时期，经常一同骑着自行车，在冀中平原，即我们
的故乡，红高粱夹峙的大道上，竞相驰骋。在他的老家，吃过他母亲为我们做的束鹿县
特有的豆豉捞面。在驻地农村的黄昏，豆棚瓜架下，他操胡琴，我唱京戏。同到刚刚解
放的石家庄开会，夜晚，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迷恋地去听一位唐姓女演员的地方戏曲。
天津解放之前，我同方先到美丽的小镇胜芳，在一家临河小院，一条炕上，抵足而眠，
将近一个月。进城时，因为我们的自由主义，离开了大队，几乎遭到国民党散兵的冷枪。
这些情景，都一去不返了，难得再遇。就是那些因为工作或因为生活而发生的争吵，
恐怕也难得再有，值得怀念。即使还有机会争吵，我身旁也没有了兼顾情义的老伴，听
不到她的劝诫了。
我和方，性格方面，有很大的差异，我看到了他的优点，也看到了他的一些缺点。
他对我也是这样。在我们共事期间，常常有争吵，甚至面红耳赤，口出不逊，拍案而起。
但事过以后，还是朋友。我死去的爱人，当时曾对他和我说：“你们就像兄弟一样。”
她是农民，她的见解是质朴可信的。
方的才气很大，也外露。他的文章，不拘一格，文无定法，有时甚至文无定见。他
常常是党之所需，时之所尚，意之所适，情之所钟，就执笔为文，洋洋洒洒。
他的胆量也大，别人不敢说的，他有时冲口而出，别人不敢表现的，他有时抢先写
成作品。这样，就有几次站在危险深渊的边缘，幸而没有跌下去。
他的兴趣，方面很广，他好做事，不甘寂寞。大量的行政交际工作，帮助他了解人
生现实，在某些方面，也影响了他的艺术进展和锤炼。
文如其人，对方来说，尤其明显。他的散文，视野很广阔，充满真实和热烈的情感。
他的文字流畅而美丽，给人以淙淙流水的音响。
时至今日，对于我们这一代老同志，一切客套，我想都不必说了。我珍惜我们之间
的友情，也珍惜方的文字。一九六六年以前，我曾把司马光的两句格言：顿足而后起，
杖地而后行，告诉了方。他反其意，吟成四句诗，第三句是“为了革命故”，第四句是
什么也可以不管。原话我忘记了。他从南方旅行回来，送给我一个竹笔筒，就把他这四
句诗，刻在上面，算是对我的激励。这个笔筒，后来被抄走，诗当然成为一条罪状。他
寄怀我的其他诗文，也被家人送进了火炉，笔筒不知流落在何家的案头。
党和人民，都在认真总结我们时代的惨痛的经验教训。我们也在总结自己的成败得
失。我们的作品，自有当代和后世的读者，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方的文章，是可以传
世的。
方很顽强，也很乐观，他一定能战胜疾病，很快恢复健康。
1979年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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