芸斋琐谈（三）
谈文学与理想
××同志：
前两天，我看过了你寄来的小说，并于昨天，托人把剪报给你寄了回去。
这篇小说，生活和人物，都有现实的根据，但出自你的笔下，总给人一种低沉的感
觉。我当时想，如果是我这个年岁写的，就合乎逻辑了。你这样年青，写这种情调的小
说，显然是早了一些。
我这种想法，并不合乎创作的规律。每个人的创作道路，不会相同，即使同时代的
人，也不会一样，何况我们的年纪相差这样远，经历的道路如此不同！但是，作为一个
同行，并对你有良好愿望的我，又好像了解一些你的思绪，你的企图，你的对人生的看
法。
说是了解，是相对而言。我曾经对一位青年女作者说：
“我不了解你们这一代作家，更不了解你们作品中所写到的，那些比你们更年青的
一代，比如最近我读到的你的一篇小说里面的姐姐和妹妹。”她听了好像还有些不高兴，
但我说的是真情实话。这可能和我好多年足不出户，与当代青年接触很少有关。
我了解我们这一代作家，也比较了解我们上一代的作家。
我们这一代和我们上一代的作家，可以说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他们都有机会上过
中学或大学，有的并留学外国。就是说，他们的当作家以前的生活，都是比较优裕的，
有比较充实的学识修养。他们本身在执笔以前，并没有经受过什么饥寒之苦。然而他们
的作品，却满怀同情劳苦的人民。他们经历的是大动荡，或者说是大变革的时代。比我
们老的一代，遇到的是辛亥革命，民主革命。我们自己遇到的，则是民族革命，社会主
义革命。
这两代作家，在从事写作之初，接受了世界上先进的革命思潮，受到国内革命力量
的影响，加强了他们为人生而艺术的思想和意志。当然也有些作家，自觉地站在革命斗
争旋涡之外，但他们的作品，不为当代所重视，因而影响甚微。
这两代作家的作品，在政治思想上，都有明显的倾向性。
其中当然又有分别，有站在潮流之前的，有处在潮流之中的，也有远离潮流而只是
心向往之的。但他们都是有理想的，有支持自己写作的精神力量的。
这是时代，也可以说是这一时代的政治，对作家的强大的影响。政治与文艺无关的
说法，从这两代作家的经历，证明是不可信的。
我青年时期也读过孔孟的书，老庄的书，韩非的书，都研进不深。也读过一些外国
不同思想流派的文学作品，包括尼采的作品。也读过吴稚晖的书，梁漱溟的书，周作人
的书。
后来终于集中精力读新兴社会科学，十月革命文学和鲁迅的书。
这种选择，在当时，并非我一个人，社会上所有从事文学工作的青年人，都在向这
方面探索追求。
三十年代初，我在北京流浪时，东安市场小书摊，在晚上都摆出一张马克思的像片。
他们知道，凡是来这里买书的人，都从心里向往着革命。高尔基的肖像，对于这些青年，
吸引力也很大。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晋察冀边区工作，唱过从西北战地服务团学来的一首歌，其中
有一句：“为了建立人民共和国”，这一句的曲调，委婉而昂扬，我们唱时都用颤音，
非常激动。
那时候，引导作家们写作的，就是这些鲜明而有号召力的政治目标，经过无数人的
流血牺牲，我们终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我们这一代作家青壮年时期的历程总
结。
我不了解你们这一代作家的学习过程、生活过程和所持理想的形成过程。但我知道，
十年动乱，实际上对每个正直的人，都是一种意想不到的大不幸。你们看到了老一代作
家的遭遇，老一代也看到了你们一代的遭遇。这种遭遇，不能不影响一个人的思想感情，
特别是对于作家。我了解自己在这一时期，思想感情所经历的痛苦磨炼，但我对青年人
的思想感情的变化，则所知甚少。作为一个作家，每时每刻，都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
起，不管任何处境，他不能不和广大人民，休戚相关。国家、人民的命运，就是作家的
命运。
我们这一代，经历了国家和人民的苦难、斗争、曲折艰辛的时期。对作家来说，这
很难认定是幸还是不幸。十年动乱是一个大悲剧，但整个历程并非都是悲剧。我不知道，
你们这一代，如何评价我们的作品，以及如何看待我们的遭遇。
我们遭遇的挫折，不应该引起你们对战斗的文学的失望。
现在，我们这一代，很多人的墓木已拱，有各式各样的下场，现在无须再去谈论它。
文学事业正如其他事业，是不会停滞的，是不会间断的，是继往开来的。人民希望能有
更多更有为的作家出现。他们和国家人民拥抱在一起，共同呼吸，有共同理想。
作家没有理想，就常常走到虚无主义那里去。虚无主义本身又永远不能成为一种人
生的理想，只能导致作品和作家的沉落。历史上，很多有奇异才华的作家，就是在这个
深渊里消失了。虚无主义不能成全作家。
在经历种种忧患之后，我时常警惕自己。
历史和现实，在不断运转，不断前进。推动历史，反映现实，作家有一份力量，但
不能妄自尊大，以为自己会有多么了不起的作用。
忧国忧民，是中国文学的一个显著的传统。这一伟大传统，从古代歌谣，就充分表
现出来了。历代的诗歌、小说、戏剧，都在继承这一传统。今天的作品，尤其需要发扬
它。这是时代的大主题。
尊重和发扬我们民族的传统，包括文学艺术的传统，对当代的青年作家来说，恐怕
是很重要的。
至于处世之间的一些苦恼，个人生活中的一些不愉快，这是随时都可以发生的。处
理这些问题，最好用中国哲学的方法。不然就徒伤心神，无补实际。读书是用来帮助自
己前进的，无论舟楫车轮，都可利用。
总之，多读一些中国历史，包括文学史，多读一些中国文学典籍，就会知道我们的
民族是伟大的，历代产生的作家，遭遇虽多不幸，他们的工作，是无愧于自己的民族的。
愿你多读多写。
1983年8月27日晨
谈改稿
传说《吕氏春秋》成书后，悬之国门，千金不能易一字。
我常想：这可能是一种神话。事实上，任何人的文章，不会一个字也动不得。但又
听说，当代有一位作家，前些年，他的一篇文章，被选入中学课本。编辑认为有一个字，
需要改动一下，他不接受，请叶圣陶去和他说，他仍坚持不改，而终于改不成。这真的
成为千金不易一字了。我不知道是一个什么字，所以也无法评议其是非。
如果关于吕氏之书的传说，是为了说明这部书，经过作者反复推敲修改，文字上已
经完美无缺，没有多少指责的余地，那是可以理解的。对后来的作者，也是有教育意义
的。但绝非说一个人的文章，就可以做到一个字也不能改动。
“敝帚自珍”也是我们的一句老话。又有人说，人们偏爱自己的作品，像偏爱自己
的孩子一样，但不管如何自珍与溺爱，总还是允许别人有所非议挑剔，当然，也要看非
议挑剔得是否得当。
别人大砍大削我的文章，特别是已经发表过的文章，例如《荷花淀》，一处就删去
八行，二百余字，这是我写过文章，表示过抗议的。前几年，有一位中学老师为一个部
门编选业余教材，选上了《山地回忆》，寄来地对此文的修改清样。只是第一段，我就
看到，他用各种符号，把原来文字，删来改去，勾画得像棋盘上走乱了的棋子一样。我
确实是非常不愉快了。我想：我写的文章，既然如此不通，那你何必又去选它呢？
但是，对于编辑部提出的，个别文字的修改，我从来是认真考虑，虚心接受的。因
为我知道，我的修辞造句的功夫，并非那么深厚。
现在，大家又在推崇我们古代文字之美了，都在欣赏古文古诗。那些作品，读起来
就是好，也真有它们的生命力。我体会到，古人的这些传世之作，其产生，固然因为作
家的才力，更多的，恐怕是他们修改的功夫。他们的文章，篇幅都很短小，但绝不是一
挥而就，就认为尽善尽美。而是改过若干次，即不是一次两次。传说王勃是才子，他的
外作《滕王阁序》，也不会是没有修改就定稿的。
古人写了文章，很多是贴在墙上，来回的念诵，随时更易其文字。寄给朋友们看，
征求意见。十天半月甚至半年一年的在那里用功。每一个字都印在心里。是这样写文章
的。
越到老年，我越相信：好文章是改出来的这句话。如果我们读书，不只读作家的发
表之作，还有机会去研究他们的修改过程，对我们一定有更多的好处，可惜这方面的资
料和书籍，很少很少。
1983年9月7日
谈读书
读书，主要靠自学。记得上中学时，精力旺盛，读书最多，也最专心。我们的国文
老师，除去选些课文，在课堂给我们讲解外，就是介绍一些参考书，叫我们自己在课外
去选择、去阅览。
文学非同科学，有时是可以无师自通的，只要个人努力。
读书也没有准则，只有摸索着前进。读书和自己的志趣有关，一个人的志趣，常常
因为时代、环境的变化，而有所改变。所以，就是师长给你介绍的书，也不一定就正中
你的心意，正合你当时的爱好。
例如鲁迅先生给许世瑛开的十部书，是很有名的。但仔细一想，许世瑛那时年纪还
小，他能读《全上古……文》或《四库全书总目》那类的古书吗？会有兴趣吗？但开这
样一个书目，对他还是有好处的。使他知道：人世间有这样几部书，鲁迅先生是推重这
些作品的。
现在，也常常有人叫我给他开个书目之类的单子，我是从来不开的。迫不得已，我
就给他开些唐诗古文之类的书，这是书林中的菽粟，对谁也不会有害处的。我想：我读
过的，你不一定去读，也不一定爱好。我没有读过的好书多得很。而我读书，是从来没
有计划，是遇到什么就读什么的。其中，有些书读了，确实有好处，有些书却读不懂，
有些书虽然读过了，却毫无所得。
根据以上这个经验，我后来读书，就知道有所选择了。先看前人的读书提要，了解
一下书的作者及其内容。而古人的读书笔记，多是藏书记，只记他这本书，如何得来，
如何珍贵，对内容含义，缺少正确的评价，这就只好又去碰了。
“开卷有益”，我常常这样安慰自己。
我的习惯，选择了一本书，我就要认真把它读完。半途而废的情况很少。其中我认
为好的地方，就把它摘录在本子上。我爱惜书，不忍在书上涂写，或作什么记号，其实
这是因小失大。读书，应该把随时的感想记在书眉上，读完一本，或读完一章，都应该
把内容要点以及你的读后意见，记在章尾书后，供日后查考。读古书，这样做方便一些，
在为所留天地很大，前后并有闲纸，现在印书，为了节省纸张，空白很少，只好写在纸
条上，夹在书里面。不然年深日久，你读过的书就会遗忘，等于没有读。古人读书，都
作提要，对作者身世，著作内容，作简要的叙述和评价，这个办法，很值得我们读书时
取法。
青年人读书，常常和政治要求、文坛现状、时代思潮有关；也常常和个人遭遇，思
想情绪有关。然而，总的趋势，是向前发展的，不是一成不变的。老年人的爱好，常常
和青年人的爱好不大一样，这是很自然的，也不要相互勉强。
比如，我现在喜欢读一些字大行稀，赏心悦目的历史古书，不喜欢看文字密密麻麻，
情节复杂奇幻的爱情小说，但这却是不能强求于青年人的。反过来说，青年人喜欢看乐
意写的这样的小说，我也是宁可闲坐一会儿，不大喜欢去读的。
1983年9月8日晨雨
谈修辞
我在中学时，读过一本章锡琛的《修辞学概论》，也买过一本陈望道的《修辞学发
凡》。后来觉得，修辞学只是一种学问，不能直接运用到写作上。
语言来自生活，文字来自书本。书读多了，群众语言听的熟了，自然就会写文章。
脑子里老是记着修辞学上的许多格式，那是只有吃苦，写不成文章的。
古书上有一句话：修辞立其诚。这句话，我倒老是记在心里。
把修辞和诚意联系起来，我觉得这是古人深思熟虑，得出来的独到见解。
通常，一谈到修辞，就是合乎语法，语言简洁，漂亮，多变化等等，其实不得要领。
修辞的目的，是为了立诚；立诚然后辞修。这是语言文字的辩证法。
语言，在日常生活中，以及表现在文字上，如果是真诚感情的流露，不用修辞，就
能有感人的力量。
“情见乎辞”，这就是言词已经传达了真诚的感情。
“振振有辞”，“念念有辞”，这就很能说了。其中不真诚的成分可能不少，听者
也就不一定会受感动。
所以说，有词不一定有诚，而只有真诚，才能使辞感动听者，达到修辞的目的。
苏秦、张仪，可谓善辩矣，但古人说：好辩而无诚，所谓利口覆邦国之人也。因此
只能说是辞令家，不能说是文学家。作家的语言，也可以像苏秦、张仪那样的善辩，但
必须出自创作的真诚，才能成为感人的文学语言。
就是苏秦，除了外交辞令，有时也说真诚的话，也能感动人。
《战国策》载，苏秦不得志时，家人对他很冷淡，及至得志归里，家人态度大变。
苏秦曰：“嗟乎！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岂可忽乎
哉！”这就叫情见乎辞。比他游说诸侯时说的话，真诚多了。也就近似文学语言了。
从事文学工作，欲求语言文字感人，必先从诚意做起。有的人为人不诚实，善观风
色，察气候，施权术，耍两面，不适于文学写作，可以在别的方面，求得发展。
凡是这种人写的文章，不只他们的小说，到处给人虚伪造作、投机取巧的感觉，就
是一篇千把字的散文，看不上几句，也会使人有这种感觉。文学如明镜、清泉，不能掩
饰虚伪。
1983年9月8日下午，雨仍在下着
谈评论
评论文章，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写好的。评论一个人难，评论一篇文章同样难。
评论一个人，要能知人论世，设身处地。就是要把一个人，同他所处的时代、环境联系
起来，才能客观，有可信性。评论一部作品，如果对作家的时代、环境，毫无所知，就
作品评作品，其肤浅就可想而知了。
近年评论《红楼梦》的学者们，对于曹雪芹所处的时代环境，研究的可以说是广泛
而周到了。但有些研究，简直与作品风马牛不相及，牵强附会，甚至虚假不可信。用这
种资料，去研究作者以及作品，那也将是徒劳无益、甚至有害的。
评论作品要靠对作家的了解，但如果了解得不准确，而自以为是，写出来的评论，
就会更糟。
几十年来，在这个文艺圈子里，我们看到过或经受过各样的文艺评论。有些是声讨
式的一篇大文，赫然出现在大报上，情况严重，声势浩大，立刻使所有执笔为文者，及
其家属亲朋，都感到战栗。有些是吹捧式的，一部作品，经权威者发见，推崇备至，封
为一流，遂使万人空巷，钟鼓齐鸣。这是两个极端，时间已证明多为荒谬，可以不必再
去谈它。
党的三中全会以后，实事求是的文艺批评，重新为人们所提倡。但因为积重难返，
真正做到这一点，还是很不容易的。鉴于过去棒喝主义的恶果太惨重，声讨式的评论文
章，近来确是不常见了。吹捧式的评论，其数量虽不见减少，其程度——即吹捧的调门，
却有渐渐降低的趋势。一般说来，目前的文艺批评，总的缺点，还是忽视艺术分析。具
体说来，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架子太大，识见平常。很多文艺评论，文章很长，间架很大。好像不如此，不
足以称为文学评论似的。这是一种传统习惯，而表现在文艺评论家那里，尤其显著。文
章的规模，他们取法于古典批评家，而细观其学识和见解，又多不相称。
二、人云亦云，角度一样。读关于某一作家的评论，常感到这一点。当然谈的是一
个人的作品，会有相同内容。但是在艺术分析方面，甚至所用辞句方面，雷同之处甚多，
读起来就缺乏兴味了。着眼的角度，也大体一致。不能另开途径，探讨新的领域，以丰
富对这一作家的研究。
三、争执不下，没有准绳。现在，对于过去说是“有问题的作品”，叫做“有争议
的作品”。在讨论时，总是有两种完全对立的意见：甲说很坏；乙说很好。争执一通，
无结果而散。这就叫做争鸣吗？任何事物，总有一个衡量标准，定其质量。现在评论文
章，不大提政治标准了。其实历代文艺批评，并非完全不顾政治。艺术标准，也不是抽
象的，不会是各执一词，就可以罢休的。不能把文艺上的什么主义，或什么流派的主张，
各有所好，随便拿来，作为衡量人间一切文艺的尺度。对于艺术，古今中外，总是把现
实生活、民族传统、社会效果，作为评价取舍的标准的。
如果一个民族，能以其不断向上的正义的力量，维护着一个人心所向的道德标准；
同样，这个民族，也就能维护着一个人民共同认识的艺术标准。
1983年9月9日晨
谈爱书
上
那天，有一位客人来闲谈。他问：“听说，你写的稿子，编辑不能改动一个字。另
外，到你这里来，千万不要提借书的事。都是真的吗？”
我回答说：
关于稿子的事，这里先不谈。关于借书的事，传说的也不尽属实。我喜爱书，珍惜
书。要用的书，即是所谓藏书，我确是不愿意借出去的。但是，对我用处不大，我也不
大喜欢的书，我是宁可送给别人，不要他归还的。我有一种洁癖，看书有自己的习惯。
别人借去，总是要有些污损。例如，这个书架上的杂志和书，院里院外的孩子们要看，
我都是装上封套，送人他们。他们拿回去怎样看，我就管不了许多。
即使是我喜爱的书，在一种特殊的时机，我也是可以慷慨送人的。例如抗日战争爆
发以后，许多同志都到我家拿过书。大敌当前，身家性命都不保，同志们把书拿出去，
增加知识，为抗日增加一分力量，何乐而不为？王林、路一、陈乔，都曾打开我的书箱，
挑拣过书籍。有的自己看，有的选择有用的材料，油印流传。这些书，都是我从中学求
学，北平流浪，同口教书，节衣缩食买下来，平日惜如性命的。
十年动乱开始，我的书共十书柜，全部被抄。我的老伴，知道书是我的性命，非常
难过。看看我的面色，却很冷漠，她奇怪了。还以为我能临事不惊，心胸宽阔呢。当时，
我只对她说：
“书是小事。”
有些书，我确是不轻易外借的。比如《金瓶梅》这部书，我买的是解放后国家影印
的本子。二十四册，两布函，价五十元。动乱之前，就常常有同志想看，知道我的毛病，
又不好意思说。有的人拐弯抹角：
“我想借你部书看。”
我说：
“什么书？新出版的诗集、小说，都在这个书架上，你随便挑吧！”
“不。”他说，“我想借一部旧书看看。”
“那也好。”我心里已经明白七分，“这里有一部新印的《聊斋》。”
他好像也明白了，不再说话。
抄去的书籍还能够发还，正如人能从这场灾难中活过来，原是我意想不到的。但终
于说是要落实政策了，但就是不发还这一部。我心里已经有底，知道有人想借机扣下，
就是不放弃。过了半年，还是有权者给说了话，才答应给我。这一天，报社的革委会主
任，把我叫到政工组的内间。我以为他有什么公事，要和我谈，坐下来后，他说：
“听说要发还你那部书了，我想借去看看。”
“可以。”他是革委会主任，我不便拒绝，说，“最好快一些，另外，请不要外传。”
政工组到查抄办公室，把书领回来，就直接交到他手里去了。那是我未曾触手的一
部新书，还好，他送给我时，污损不大。时间也不太长。我想他不一定通读，而是选读。
过去，《金瓶梅词话》的洁本出版以后，北平书摊上，忽然出现一本小书，封面上
画着一只金色的瓶子，上面插着一枝梅花，写着“补遗”二字。定价高昂，对于只想看
“那一部分”的读者，大敲竹杠。我很后悔没有买下一本，应付来借这部书的人们。
客人又问：
“从你写的一些文章看，你的家庭，并不是书香门第，那你为什么从幼年就爱上了
书呢？”
我答：我幼年时，我家里，可以说是一本书也没有。我的父亲，只念过二年私塾，
然后经招赘在本村的一个山西人，介绍到祁州（后来改称安国县）一家店铺去学徒。家
境很不好，祖父一直盼望父亲，能吃上一点股分，没有等到就去世了。祖父的死，甚至
难以为葬，同事们劝父亲“打秋风”，父亲不愿，借贷了一些钱，才出了殡。这是母亲
告诉我的。父亲没有多读书，但看到我的兄弟们都已夭伤，我又多病，既不能务农，又
因娇惯也不能低声下气去侍候人——学徒。眼下家境好些了，所以决定让我读书。我记
得从我上学起，父亲给我买过一部《曾文正公家书》，从别人要来一本《京剧大观》，
还交给过我一本他亲手抄录的、本县一位姓阎的翰林，放学政时在路途上写的诗。父亲
好写字，家里还有一些破旧的字帖。
我的书都是后来我做事，慢慢买起来的，父亲也从不干预。但父亲很早就看出我是
个无能之辈，不会有多大出息，暗暗有些失望了。
下
我喜爱书，在乡里也小有名声。我十七岁，与黄城王姓结婚。结婚后的年节，要去
住丈人家。这在旧社会，被看做是人生一大快事，与金榜题名、作品获奖相等。因为到
那里，不只被称作娇客，吃得很好，而且有她的姐妹兄弟，陪着玩。
在正月，就是大家在一起摸纸牌。围在一起，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其乐可以说是
无穷的。但我对这些事没有兴趣。她家外院有一间闲屋，里面有几部旧书，也不知是哪
一辈传流下来的，满是灰尘。我把书抱回屋里，埋头去看。别人来叫，她催我去，我也
不动。这样，在她们村里，就有两种传说：老年人说我到底是个念书人；姑娘们说我是
个书呆子，不合群。
我的一生，虽说是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中间也有间断。
一九五六年秋末，我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经过长期失眠，我的心神好像失落了，
我觉得马上就要死，天地间突然暗了一色。我非常悲观，对什么也没有了兴趣，平日喜
爱的书，再也无心去看。在北京的一家医院医治时，一位大夫曾把他的唐诗宋词拿来，
试图恢复我的爱好，我连动都没动。三个月后，我到小汤山疗养院。附近有一家新华书
店，里面有一些书，是城里不好买到的，我到那里买了一部《拍案惊奇》和一本《唐才
子传》，这证明我的病，经过大自然的陶冶，已经好了许多。
半年以后，我又转到青岛疗养。住在正阳关路十号。路两旁是一色的紫薇花树。每
星期，有车进市里，我不买别的东西，专逛书店。我买了不少丛书集成的零本，看完后
还有心思包扎好，寄回家中。吹过海风，我的身体更进一步好转了。
十年动乱，我的书没有了，后来领到一小本四合一的红宝书。第一次开批判会，我
忘记带上，被罚站两个小时，从此就一直带在身上，随时念诵。一是对领袖尊敬，二是
爱护书籍的习惯没改，这本小书，用了几年，还是很干净整齐。别人的，都摸成黑色了。
客：“可不可以这样说：你的有生之年，就是爱书之日呢？”
我说：这也很难说。我的书，经过几次沧桑，已如上述。
书籍发还以后，我对它们还是有一种久别重逢的感情的。从今年起，我对书的感情
渐渐淡漠了，不愿再去整理。这恐怕是和年岁有关，是大限将临的一种征兆。也很少买
书了。前些天，托人买了一部《文苑英华》，一看字缩印得那样小，本子装订得又那样
厚，实在兴趣索然。本来还想买一部《册府元龟》的，也作罢了。
我的生平，没有什么其他爱好。不用说声色犬马，就是打扑克、下象棋，我也不会。
对于衣食器用，你都看见了，我一向是随随便便，得过且过的。但进城以后，有些稿费，
既对别的事物无多需求，旧习不改，就想多买书。其实也看不了许多，想当一个藏书家。
“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人说我是聚浮财，有人说我是玩书。玩人丧德，玩物丧志，玩
书又将如何呢？这就很难说清楚了。黄丕烈、陆心源都是藏书家，也可以说都是玩书的
人。不过人家钱多，玩得大方一些，我钱少，玩得小气一些。人无他好，又无他能，有
些余力，就只好爱爱书吧。
我死以后，是打算把一些有用的书，捐献给国家的，虽然并没有什么珍本。不过包
书皮上，我多有胡涂乱写，想在近期清理一下，以免遗笑后世。
1983年9月19日夜记
爱书续谈
答：读书首先要知道爱书。不过，请原谅，像你这样爱书，体贴入微，一尘不染，
是否也有些过火，别人不好做到呢？
答：是这样，不能强求于人，我也觉得有些好笑。年轻时在家里读书，书放在妻子
陪嫁的红柜里。妻子对我爱书的嘲笑，有八个字：“轻拿轻放，拿拿放放。”书籍是求
知的工具，而且只是求知的手段之一，主在利用。清朝一部笔记里说：到有藏书的人家
去，看到谁家的书崭新，插架整齐，他家的子弟，一定是不读书，没有学问的。看到谁
家的书零乱破败，散放各处，这家的子弟，才是真正读书的人。这恐怕也是经验之谈。
我的书，我喜爱的书，我的孩子们是不能乱动的。我有时看到别人家，床上、地下、窗
台、厕所，到处堆放着书，好像主人走到哪里，坐在何处，随时随地，都可以拿起来阅
读，也确实感到方便，认为是读书的一种好方法。
但就是改不了自己的老习惯。我的书，看过以后，总是要归还原处，放进书柜的。
中国旧医书上说有一种疾病，叫做“书痴”，我的行为，庶几近之。
客：这也难说。我看你在日常生活中，不只对书，对什么东西，也是珍惜，不肯抛
废。这是否和长期过艰苦生活有关呢？
答：我们已经谈过，我自幼家境并不好，看到母亲、妻子终日织纺，一粒粮食，得
来不易，我很早就养成了一种俭朴的生活习惯，有时颇近于农民的吝惜。直到现在，还
是如此，我已经描写在一篇小说之中，作为自嘲。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我离乡背井，可以说是穷到一无所有。行军时，只有一
根六道木棍子和一个用破裤子缝成的所谓书包，是我唯一的私有财产。我对它们也是爱
护备至，唯恐丢掉。特别是那根棍子，就像是孙悟空手里那根金箍棒一样，时刻不离手，
从晋察冀拿到延安，又从延安拿到华北。你看，人总是有一点私有观念，根深蒂固，即
使只剩下一点破烂，也像叫化子，不肯放下那根破枣木棍儿。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
我的破书包里，还总是带着一本书，准备休息时阅读。我带过《毁灭》、《呐喊》、
《彷徨》，也带过《楚辞》和线装的《孟子》。那时行军，书带多了，是走不动的，我
就选择轻便的书带上。
客：你读书，有没有目的性？或者说，从什么时候开始，你的读书，才是自觉的，
有所追求的呢？
答：幼年读书，可以说是没有目的的，上小学是为了识字，看小说，是叫做看闲书。
《红楼梦》、《封神演义》，是我在本村借来看的。如果说读书，是为了追求什么，那
应该从我读高中说起。这时，我已经十九岁，东北九·一八事变，上海一·二八战事，
接连发生，这是国家民族的处境。我个人的处境是初中毕业，没有生活出路，父亲又勉
强叫我再上二年高中。高中毕业以后，又将如何，实在茫然。人在青年，对国家，对家
庭，对周围环境，对个人，总是有很多幻想，很多希望与失望，感慨和不平的。但我并
没有斗争的勇气，也没有参加过什么实际的革命活动。我处在一种隐隐的忧闷之中彷徨
不定，想从书本上，得到一些启示，一些安慰，一些陶醉。
读书是一种文化活动，文化活动总是带有时代特点。青年读书，总是顺应时代思想
的潮流的。这一时期，我读了大量的新兴社会科学和新兴革命文学的书籍，这对于我后
来参加抗日战争，无疑是一种起主导作用的推动力。所以说，二十岁上下时的读书，虽
然目的性并不明确，但对国家民族的解放和进步，对自身生活、思想的解放和进步的向
往和追求，还是有意识的，而且是很强烈的。
我应该感谢书籍，它对我有很大的救助力量。它使我在青春期，没有陷入苦恼的深
渊，一沉不起。对现实生活，没有失去信心。它时常给我以憧憬，以希望，以启示。在
我流浪北平街头，衣食不继时，它躺在街头小摊上，蓬头垢面与我邂逅。风尘之中，成
为莫逆。当我在荒村教书时，一盏孤灯，一卷行李，它陪我度过了无数孤独的夜晚，直
到雄鸡晓啼。在阜平草棚，延安窑洞，它都伴我枯寂，给我营养，使我奋发。此情此景，
直到目前，并无改变。一往情深，矢志不移，白头偕老，可谓此矣。我对它珍惜一点，
溺爱一点，也是情理之常，不足为怪了。
1983年9月22日
我和古书
我的读书过程，可以分成几个阶段。从小学到初中，可以说是启蒙阶段，接受师长
教育。高中到教书，可以说是追求探索阶段。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可以说是学以致用
阶段。
进城以后，可以说是广事购求，多方涉猎，想当藏书家的阶段。
可以从第三阶段说起。抗日战争时期，在冀中区，我们油印出版过一些小册子，其
中包括苏联十月革命以后的文艺创作和新的文学理论。这些书，都是我在三十年代研究
和学习过的。我所写的文艺方面的论文和初期的创作，明显地受这些理论和作品的影响。
例如我的第一篇小说《一天的工作》和第一篇论文《现实主义文学论》。所以说，这是
“学以致用”的阶段。我们在这一时期的工作，虽然幼稚，但今天看起来，它在根据地
的影响，还是很深远的。
我在三十年代初，所学习的文艺方面以及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都尽量应用在抗日
工作中去，献出了我微薄的力量。
另外，在实际工作中，又得以充实自己，发展所学，增长了工作的能力。
为什么进城以后，我又爱好起古书来呢？
我小的时候，上的是“国民小学”，没有读过“四书五经”。不知为什么，总觉得
是一个缺陷。中学时，我想自学补课，跑到商务印书馆，买了一部四书，没有能读下去，
就转向新兴的社会科学去了。直到现在，很多古籍，如不看注，还是读不好，就是因为
没有打下基础。初进城时，薪俸微薄，我还是在冷摊上买些破旧书，也包括古籍，但是
很零碎，没有系统。以后，收入多了一些，我才慢慢收集经、史、子、集四方面的书，
但也很不完备。直到目前，我的二十四史，还缺宋书和南齐书两种，没有配全。认真读
过的，也只有《史》、《汉》、《三国志》和《新五代史》几种。《资治通鉴》，读过
一部分，《纲鉴易知录》通读过了。近人的历史著作，如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吕
思勉的《隋唐五代史》、《清史纲要》，等，也粗略读过。我还买一些非正史，即所谓
载记一类的书：《十六国春秋》、《十国春秋》、《吴越备史》、《七家后汉书》等等。
但对我来说，程度最适合的，莫过于司马光的《稽古录》。我买了不少的明末野史，宋
人笔记，宋人轶事，明清笔记，都与历史有关。
《世说新语》一类的书，买得很多，直至近人的新世说。
我喜爱买书，不只买一种版本，而是多方购求。《世说新语》，我有四种本子，除
去明刊影印本两种，还有唐写本的影印本，后来的思贤讲舍的刻本。《太平广记》也有
四种版本：石印，小木版，明刊影印，近年排印。《红楼梦》、《水浒》，版本种类也
有数种，包括有正本，贯华堂本。还有《续水浒》、《荡寇志》。
各代文学总集，著名作家的文集，从汉魏到宋元，经过多年的搜集，可以说是略备。
明清的总集别集，我没有多留心去买。我对这两朝的文章，抱有一点轻视的成见。但一
些重要思想家、学术家和著名作家的书，还是买了几种。如黄黎洲、崔乐璧、钱大昕、
俞正燮、俞樾等。一些政治家，如徐光启、林则徐的文集，我也买了。钱谦益的两部集
子也买了。
近代学者梁启超、章太炎，我买了他们的全集。王国维，我买了他的主要著作。近
人邓之诚，岑仲勉的关于历史和地理的书，我也买了几种。黄侃、陈垣、余嘉锡的著作，
也有几种。
我的藏书中，以小说类为最多，因为这有关本行。除去总集如《太平广记》、《说
郛》、《顾氏文房小说》以外，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小说家类，共开列三十六种，
我差不多买齐了。其次是杂史类掌故之属，《书目答问》共开列二十一种，我买了一半
多。再其次是儒家考订之属，我有二十六种。
刚进城时，新旧交替，书市上旧书很多，也很便宜。我们刚进来，两手空空，大部
头的书，还是不敢问津。《四部丛刊》，我只是在小摊上，买一些零散的，陆续买了很
多。以后手里有些钱，也就不便再买全部。因此，我的《四部丛刊》，无论初、二、三
编，都是不全的，有黑纸的，也有白纸的，很不整齐。廿四史也同样，是先后零买的，
木版、石印、铅印；
大字、小字、方字、扁字，什么本子也有。其中以《四部备要》的本子为多。《四
部备要》中其他方面的书，也占我所藏线装书的大部分。
谱录方面的书，也有一些，特别是书目。
我买书很杂，例如有一捆书（我的书自从抄家时捆上，就一直沿用这个办法）的书
目为：《黄帝内经素问》，《桑蚕粹编》，《司牧安骥集》，《考工记图》，《郑和航
海图》，《营造法式》，《花镜》……这并非证明我无书不读，只是说有一个时期，我
是无书不买的。
1983年9月27日
我中学时课外阅读的情况
从一九二六年起，我在保定育德中学读书六年（初中四年，高中二年）。回忆在那
一时期的课外阅读，印象较深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读报纸：每天下午课毕，我到阅览室读报。所读报纸，主要为天津的《大公报》
和上海的《申报》，也读天津《益世报》和北平的《世界日报》，主要是看副刊。《大
公报》副刊有《文艺》，《申报》有《自由谈》，前者多登创作，沈从文主编。后者多
登杂文，黎烈文主编。当时以鲁迅作品为主。
二、读杂志：当时所读杂志有《小说月报》、《现代》、《北斗》、《文学月报》
等，为文艺刊物，多左翼作家作品。
《东方杂志》、《新中华》杂志、《读书杂志》、《中学生》杂志等，为综合杂志。
当时《读书杂志》正讨论中国社会史问题，我很有兴趣。也读《申报月刊》和《国闻周
报》（《大公报》出版）。
三、读社会科学：读了《政治经济学批判》、《费尔巴赫论》、《唯物论与经验批
判论》等经典著作，以及当时翻译过来的苏联及日本学者所著经济学教程。如布哈林和
河上肇等人的著作。
四、读自然科学：读《科学概论》、《生物学精义》，还读了一本通俗的人类发展
史，书名叫《两条腿》，北新书局出版。
五、读旧书：读《四书集注》、庄子、孟子选本，楚辞、宋词选本，以及近代人著
文言小说如《浮生六记》、《断鸿零雁记》等。
六、读文化史：先读赵景深《中国文学小史》、王治秋《新文学小史》（载于《育
德月刊》）、杨东莼《中国文学史》、胡适《白话文学史》、冯友兰《中国哲学史》。
《欧洲文艺思潮》、《欧洲文学史》，日人盐谷温、青木正儿等人的有关中国文学著作。
七、读小说散文：《独秀文存》、《胡适文存》，鲁迅、周作人等译作，冰心、朱
自清、老舍、废名作品，英法小说、泰戈尔作品。后来即专读左翼作家及苏联作家小说。
八、读文艺理论：读《文学概论》及当时文坛论战的文章，如鲁迅与创造社一些人
的论战，后来的《文艺自由论辩》，及中外人写的唯物史观艺术论著。日本厨川白村、
藏原惟人、秋田雨雀的著作，柯根《伟大的十年间文学》等。
九、读文字语言学：陈望道《修辞学发凡》，杨树达《词诠》，穆勒《名学纲要》，
即逻辑学。
十、读人生观、宇宙观方面的书：记有吴稚晖、梁漱溟著作，忘记书名。
以上所记，主要是课外读物，多由教师介绍指导。中学生既无力多买书，也不大知
道应该买哪些书，所以应该利用学校中的图书馆，并请教师指导。向同学师长借阅书籍，
要按期归还，保持清洁。
1983年10月4日
谈“打”
我住的屋子，是旧式建筑。虽然高大，但采光不好，每到升炉子以前这一段时光，
阴冷得很不好过。夜晚看书，也要披上一件大棉袄。
这件大棉袄，也很有年代了。是一九六六年冬天，老伴为我添制，应付出去“开会”
穿的。在当时，这还算是时兴式样，现在很少见到有人穿了。我第一次穿着它去“开会”
时，还有革命群众看不惯，好像说我没有资格再穿一件新棉袄。后来我就很少穿它，只
穿一身破烂不堪像叫花子一样的衣服。
其实是妄然的。我眼前的文章，写的是赵树理的“最后五年”。说他只是回答了一
句问话，就被一个素不相识的、五大三粗的汉子，当胸击了一拳，赵应声倒地，断了三
根肋骨，终于造成他的死亡。
哪里来的这么大的仇恨？是出自无产阶级感情吗？好像又不是。因为文章说这只是
一个“恶棍”。
一个恶棍，一拳打断一个作家的三根肋骨。在当时，这被称作“革命”，现在读到
这里，确是不能不感到身上有些发凉了。
在那些年月里，说句良心话，我是没有挨过多少打的。只是在干校单独出工时，冒
犯了当地农场的几个坏孩子，当我正在低头操作时，一块馒头大小的碎砖飞来，正中我
的头顶，如果不是戴着一顶棉帽，很可能脑浆飞迸，当场死亡了。
那时我被定上了一些罪名。有些人定我为某某“黑帮”，这是出于他们的“常识”，
且不去谈它。又说我是某某和某某的死党。前者为本市的文教书记，后者为宣传部的副
部长。这个罪名，一直延续到“文革”后期，好像是定论似的。最后一次叫我写材料，
那位办事人还惋惜地说：
“看，和他们搞到了一起！”
对此，我从来没有辩解过，只是沉默着。我渐渐明白，这完全是一些人的政治权术。
他们从以上两位得到的实惠，要比我多，关系也密切得多，却反过来说我是死党。那时
候，革命群众要保一些人，也要打倒一些人。作家是没有人保的。保你干什么？你不过
是一个作家，能给人家什么好处？打倒你，得罪了你，你也不过是一个作家，能有什么
权力报复？所以，作家被首先打倒，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其实，他们也知道，我这个人
落落寡合，个人主义严重，是很难与人结为死党的。
以上是对保与打的一般理解。但对那些打手的心理状态，又如何分析呢？我初步揣
想，可能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对共产党有刻骨仇恨，借机报复。
二、不逞之徒想因缘林彪“四人帮”的政策上台，捞一官半职。
三、流氓无赖打蹭拳、充威风。
如果遭害者是一个作家，还有一种心理激动，那就是嫉妒。进城以后，有稿费一说，
遂使一些人认为作家一行是摇钱树，日进斗金。羡慕非常，再加上江青倡言稿费是“不
义之财”，乃打出手，以快其意。
其实像赵树理这样的作家，虽承担有钱的虚名，在他有生之日，是没有什么金钱欲，
也没有享受过什么物质福的。他追求的是艺术成就，衣、食、住、行，都不及其他行当
的人讲究。而一遇什么运动，他却常常被首先揪出示众，接连不断地作检讨。
赵树理的最后五年，过去又有好多岁月了。我想，像那个“五大二粗”的人，生活
得还是很好的，也不会有什么忏悔之意吧。他可能打了一些人，也可能还保了一些人。
这就很难说了。
看书看到这里，就越感到当前政治清明，太平盛世的可贵了。向前看吧！
1983年10月22日
改稿举例
这里说的改稿，不是我自己修改稿件，也不是我给别人修改稿件。是我近年给报刊
投稿，编辑同志们，给我修改稿件。
他们这些修改，我都认为很好，我没有任何异议。在把这些文章编入集子的时候，
我都采纳了他们的修改。
现就记忆所及，列举如下：
（一）《文集自叙》。这篇稿子，投寄《人民日报》。文章有一段概述我们这一代
作家的生活、学习经历，涉及时代和社会，叙述浮泛，时空旷远。大概有三百余字，编
辑部给删去了，在文末有所注明。在编入文集时，就是用的他们的改样。
因为，文章既是自叙，当以叙述个人的文学道路、文学见地为主。加一段论述同时
代作家的文字，颇有横枝旁出之感。并且，那篇文章，每节文字都很简约，独有这一节
文字如此繁衍，也不相称。这样一删，通篇的节奏，就更调和了。
（二）《谈爱书》。是一篇杂文。此稿投寄《人民日报·大地》。文中有一节，说
人的爱好，各有不同。在干校时，遇到一个有“抱粗腿”爱好的人，一见造反派就五体
投地，甚至栽赃陷害他以前抱过、而今失势的人。又举一例，说在青岛养病时，遇到青
年时教过的一位女生，常约自己到公园去看猴子。文约二百余字，被删除。
既是谈爱书，以上二爱，与书有何瓜葛？显然不伦不类。
作者在写作时，可能别有寓意，局外人又何以得知？
（三）《还乡》。此篇系小说，投寄《羊城晚报·花地》。文中叙述某县城招待所，
那位不怎么样的主任，可能是一位局长的夫人。原文局长的职称具体，编辑给改为“什
么局长”。
这一改动，使具体一变而为笼统，别人看了，也就不会往自己身上拉，感到不快了。
其他为我改正写错的字，用错的标点，就不一一记述了。
（四）《玉华婶》。此篇亦系小说，投寄《文汇月刊》。文中曾记述：玉华婶年老
了，她的儿媳们都不听她的话，敢于和她对骂。“并声称要杀老家伙的威风。”登出后，
此句被删去。乍一看，觉得奇怪，再一想：这些年来，“老家伙”三字，常与“老干部”
相连，编辑部删去，不过是怕引起误会。
这样说，好像编辑部有些神经过敏，过于谨小慎微了。其实不然。我认为：文艺领
域就是个敏感的场所，当编辑的麻木不仁，还真担负不起这一重要职务。现在认真回想，
我在写这一句话的时候，也未始没有从“老家伙”，联想到“老干部”，甚至联想到自
己。编辑部把这一句话删去，虽稍损文义，我还是谅解其苦衷的。
（五）《吃饭的故事》。此篇系散文，投寄《光明日报·东风》。登出后，字句略
有删节。一处是：我叙述战争年代，到处吃派饭，“近于乞讨”。一处是：我叙述每到
一村，为了吃饭方便，“先结识几位青年妇女”，并用了“秀色可餐”一词。
前者比喻不当，后者语言不周密，有污染之嫌。
我青年时，初登文域，编辑与写作，即同时进行。深知创作之苦，也深知编辑职责
之难负。不记得有别人对自己稿件稍加改动，即盛气凌人的狂妄举动。倒是曾经因为对
自己作品的过度贬抑菲薄，引起过伙伴们的不满。现在年老力衰，对于文章，更是未敢
自信。以为文章一事，不胫而走，印出以后，追悔甚难。自己多加修改，固是防过之一
途，编辑把关，也是难得的匡助。文兴之来，物我俱忘，信笔抒怀，岂能免过？有时主
观不符实际，有时愤懑限于私情，都会招致失误，自陷悔尤。有识之编者，与作者能文
心相印，扬其长而避其短，出于爱护之诚，加以斧正，这是应该感谢的。当然，修改不
同于妄改，那些出于私心，自以为是，肆意刁难，随意砍削他人文字的人，我还是有反
感的。外界传言，我的文章，不能改动一字，不知起自何因。见此短文，或可稍有澄清。
1983年12月18日下午
实事求是与短文
现在，有的报刊，有的人，在提倡写短文章了，这是很好的事。
文章怎样才能写得又短又好？有时千言万语也说不清楚；
有时说起来也很简单，这就是要“实事求是”。
把实事求是是四个字运用到写作上，正像把它运用到一切工作上，是会卓有成效的。
比如，你要写一篇散文，如果是记叙文，那就先写你亲身经历过的一件事，你长期
接近过的一个人。如果是写感想，也必须写你深深体会过的，认真思考过的，对一种社
会现象、一个人、或一个事件，确曾有过的真实感想。
这些事件、人物、感想，都在你的身上、心上，有过很深刻的印象。然后你如实地
把它们写出来，这就是“实事”。
一般说，实事最有说服力，也最能感动人。但是只有实事还不够。在写作时，你还
要考虑：怎样才能把这一实事，交代得清楚，写得完美，使人读起来有兴味，读过以后，
会受到好的影响和教育，这就是“求是”。
我们在课堂上，所学的课文，都很短小。初学作文时，老师也是这样教导的，我们
也是这样去写作的。可是等到我们想当作家、想投稿了，就去拜读报刊上那些流行文章。
那些文章都很长，看起来云山雾罩，也很唬人。正赶上自己的稿件没有“出路”，就以
为自己的写法不入时，不时兴，于是就放弃了自己原来所学，追赶起“时髦”来，也去
写那种冗长的，浮浮泛泛的，不知所云的文章了。大家都这样写，就形成了一种文风，
不易改变的文风，老是嚷嚷着要短，也终于短不下来的文风。
文章短不下来的主要原因，就是忘记了写作上的实事求是。我们提倡写短文，首先
就要提倡这四个字。反朴归真，用崇实的精神写文章。
当然文章好坏，并不单看长短。如果不实事求是，长文也不会写好的。我们这里着
重谈的，是如何写好短文。
1983年12月24日
谈“印象记”
“印象记”这种文章，在中国，好像并不是古已有之的。
“五四”前后，很少见到。三十年代才多起来，似乎是从日本传过来，又多是写作
家的。我年轻时，就读过《高尔基印象记》、《秋田雨雀印象记》，等等。
青年人而又喜欢上了文学，就特别喜欢读一些有关作家的文字。其实有很多记述，
是不大可靠的。因为是先入为主，如果不实，其受害的程度，很可能不轻。先不谈小报
上那些名人逸事，文坛花絮之类的文章，就是在“印象记”这种貌似庄严又是身临亲见
的记载里，可靠可信的东西，究竟有多少，我近来也有些怀疑了。
文章的可信与不可信，常常不在所写的对象如何，而在于作者本身的修养。
我们知道，每一个人，他的生活经历、生活现状，特别是思想感情的活动，是很复
杂，很曲折，多变化，有时是难以捉摸，更难以判断的。你去会见一个作家，和他谈了
一两个小时，便写下了几千字的印象记，你所得的印象，都能那么切合他的生活实际和
思想实际吗？
比如说，你见到这位作家正在吃饭，桌上只有一碟咸菜，你就得到了生活简朴的印
象。或者你去的时候，他正在啃着一只猪蹄，你就得到了一个饕餮的印象。这显然都不
是这位作家吃饭的全貌。
一时一地的见闻，并非不能写。写下来，也不能说是不真实。但必须保持客观。写
见到他吃咸菜，写见到他啃猪蹄，这都不可非议，因为是真实的见闻。如果就此得出结
论：他是简朴，或是饕餮，那就失去真实了。
古往今来，写文章的人，最容易失败在主观判断上。
进入晚年，有幸看到一些关于我的印象记。作者的用心，都是良好的，对我都是热
情的。虽然因为有过多溢美之词，使我读起来，常常惭怍交加，汗流浃背，总的说来，
是令人振奋的，值得感激的。
如果排除个人的感情，单单评论文字，这些文章，确也存在着高下、虚实等等问题。
文章的功能，是因人而异的。是以作者的写作态度、艺术风格，分别优劣高低的。
六十年代，吕剑同志写过一篇同我的会见记，这篇文章，我曾推荐给出版社，作为
我的一本小说集的附录。外文出版社曾几次刊用它。我对这篇文章，印象很好，它并没
有吹嘘我，也没有发表作者本人的什么高见。它只是如实地记下了我们的那一次简单的
会见，和我当时对他说的一些话。我当时谈的只是我的创作见解和创作情况。吕剑同志
也没有代替我多去发挥。因此，这篇文章，是一篇真实的记录，对需要它的人，有比较
大的参考用途。
另外，就是昨天读到的，铁凝同志写的一篇题名《套袖》的散文。她这篇文章，我
接到《文汇报》以后，当晚看了两遍。这并非是从中看到了她对我的什么捧场，而是看
到了她的从事创作的赤诚之心。铁凝的创作，一开始就带有这种赤诚，因此，她进步很
快，迅速成为文坛瞩目的新人物，有些人还不得其解，视为神秘，其实就是因为“赤诚”
两个字。
我想，她是应该明了并珍惜自己的得天独厚之处的。
在文章中，她并没有说我好，当然也没有说我不好。她只是记下了几次来我家的所
闻所见。虽然她见到的，有时还有些差错，比如，我捡的黄豆，是别人家晾晒时遗落的，
并非同院人家种植的。这也无关重要，无伤大体。
客观地记下几次见闻，自己不下任何主观结论，叫读者从中形成自己的印象。这种
写法，也可以说这种艺术手段，就必然比那种大惊小怪，急于赞美，并有意无意中显示
点自己的什么写法，高出一等。
我读这种文章，内心是愉快的，也是明净的，就像观望清泉飞瀑一样。
1984年3月2日下午
文学与乡土
《农村青年》杂志就要创刊，编辑同志要我对农村爱好文学的青年讲几句话，我高
兴地答应了。
我是在农村长大的，先后在农村生活、工作近三十年。我很爱我的故乡，虽然它经
历了长期的苦难和贫困，交通不便和文学落后。经历了频繁的战乱和天灾，无数农民流
离失所。
但我一直热爱它，留恋它，怀念它。直到现在，我已经很老了，还经常不断地做梦，
在它那里流连忘返。
古今中外，都有许多作家，许多作品，描述他们的可爱的故乡。
农村是个神秘的，无所不包容，无所不能创造的天地。农村能产生桑麻，能产生五
谷，能产生各种能工巧匠，当然也能产生艺术家、作家。
故乡，故乡的水土，故乡的风俗人情，在它产生的作家手中再现。
故乡，用母亲的乳汁，养育着它的歌手，像用它的水土培育禾苗树木一样。
故乡有遍地花开，有参天大树。谁对它的爱真诚、深厚，谁的根就扎得深，就越能
吸到更多的浮汁。谁的发育也就会越好，长得高大茂盛。
俗话说：“热土难离。”故乡就是文学的热土。
你越是热爱它，你就越能了解它，你就越能表现它。
故乡像诚朴的农民一样，像勤劳的母亲一样，不喜欢三心二意的华而不实的孩子。
你如果爱好文学，你就得先热爱你的乡土。
当然，热爱乡土，熟悉乡土，还只是积累生活的过程。此外，还有积累知识的过程，
熟练技巧的过程。
不能把你的眼光，只放在那一亩三分地上；也不能把你的感情，只放在孩子、老婆、
热炕头上。
有些农民出身的作家，作品得不到长足的进步，就常常是因为眼光短小了一些。
1984年3月17日午后
谈简要
廖代刘知几的《史通》，是我喜欢的古籍之一种。读过以后，确实受益。能够受益
的书，并不是很多的。
这部书主要是谈历史著作，刘知几说：“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
者，以简要为主。”
刘知几说，叙事可以有四种方法，也可以说是四种途径：
“盖叙事之体，其别有四：有直纪其才行者，有唯书其事迹者，有因言语而可知者，
有假赞论而自见者。”
他的这些话，是对写历史的人说的，他的要求是：一个内容，用一种途径表达过了，
就不要再用其地的途径重复表达了。
我们写文章却常常忽视这一点。比如写一个人物，他的事迹，在叙述中已经谈过了，
在对话中又重复一次，或者在抒情中又重复一次，即使语言稍有变化，但仍然是浪费。
时代不同，我们现在当然不能再用《尚书》、《春秋》那样的文字去叙事，勉强那
样去做，那倒是一种滑稽的事，是一种倒退。在语言的简练上，也不能像刘知几要求的
那样严格，他说：
“始自两汉，迄乎三国，国史之文，日伤烦富。逮晋以降，流宕逾远。寻其冗句，
摘其烦词，一行之间，必谬增数字；尺纸之内，恒虚费数行。”
他甚至举出《汉书·张苍传》中的一句话：“年老口中无齿”为例，说：“盖于此
一句之内，去年及口中可矣。夫此六文成句，而三字妄加，此为烦字也。”这种挑剔，
就有些不近情理了，不足为训。
文字的简练朴实，是文学作品的一种美的素质，不是文学作品的一种形式。文章短，
句子短，字数少，不一定就是简朴。任何艺术，都要求朴素的美，原始的美，单纯的美。
这是指艺术内在力量的表现手段，不是单单指的形式。凡是伟大的艺术家，都有他创作
上的质朴的特点，但表现的形式并不相同。班马著史，叙事各有简要之功；韩柳为文，
辞句各有质朴之美。因此才形成不同的风格。
文字的简要的形成，要有师承，要有一个学习的过程和锻炼的过程。一般地说，人
越到晚年，他的文字越趋简朴，这不只与文字修养有关，也与把握现实、洞察世情有关。
我们现在，能按照鲁迅先生说的，写好文章以后，多看两遍，尽量把可有可无的字、
句、段删除，也就可以了，不能苛求，不能以词害义。
1984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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