芸斋琐谈（四）
谈赠书
青年时，每出一本书，我总是郑重其事，签名赠给朋友们，同事们，师长们。这是
青年时的一种兴致，一种想法，一种情谊。后来我病了，无书可赠，经过“文化大革命”，
这种赠书的习惯，几乎断绝。
这几年，我的书接连印了不少，我很少送人。除去出版社送我的二十本，我很少自
己预定。我想：我所在地方的党政领导，文化界名流，也版社早就送去了，我用不着再
送，以免重复。朋友们都上了年岁，视力不佳，兴趣也不在这上面，就不必送了。我的
书大都是旧作，他们过去看过，新写的文章，没有深意，他们也不会去看的。
当然也有例外。近些年来有的同志，把书看成一种货物，一种交换品，或者说是流
通品。我有一位老战友，从外地调到本市，正赶上《白洋淀纪事》重印出版。他先告诉
我，给他在北京的小姨子寄一本，我照地址寄去了。他要我再送他一本，他住招待所，
他把书送给了服务员。他再要一本，我又在书上签了名。他拿着书到街上去了。年纪大
了尿频，他想找个地方小便。正好路过我所在的机关，他把书交给传达室说：“我刚从
某某那里出来，他还送我一本书哩。你们的厕所在什么地方？”
等他小解出来，也不再要那本书，扬长走去了。
传达室问：“书哩？”
“你们看吧！”他摆摆手。他是想用这本书拉上关系，永远打开这座方便之门。
老战友直言不讳告诉我这些事。我作何感想？再赠他书，当然就有些戒心了，但是
没有办法。他消息灵通，态度执着，每逢我出了书，还是有他的份。至于他怎样去处理，
只好不闻不问。
这些年，素不相识的人，写信来要书的也不少。一般的，我是分别对待。对于那些
先引证鲁迅如何在书店送书给青年等等范例的人，暂时不送。非其人而责以其人之事，
不为也。
对于那些先对我进行一大段吹捧，然后要书的人，暂时也不送。我有时看出：他这
样的信，不只发向我一人。对于用很大篇幅，很多细节描述自己如何穷困，像写小说一
样的人，也暂时不送。我想，他何不把这些心思，这些力量，用去写自己的作品？
我不是一个慷慨的人，是一个吝啬的人；不是一个多情的人，是一个薄情的人。
但是，对于那些也是素不相识，信上也没有向我要书，只是看到他们的信写得清楚，
写得真挚；寄来的稿子，虽然不一定能够发表，但下了功夫，用了苦心的青年人，我总
是主动地寄一本书去。按照他们的程度，他们的爱好，或是一本小说，或是一本散文，
或是一本文论。如果说，这些年，我也赠过一些书，大部分就是送给这些人了。我觉得
这样赠书，才能书得其所，才能使书发挥它的作用。得到重视和爱护。
我是穷学生出身，后又当薪给微薄的村塾教师，爱书爱了一辈子。积累的经验是：
只有用自己劳动所得买来的书，才最知爱惜，对自己也最有用。公家发给的书，别处来
的材料，就差一些。
鲁迅把别人送给他的书，单独放在一个书柜里。自己印了书，郑重地分赠学生和故
交，这是先贤的古道。我虽然把别人送我的书，也单独放在一个书架上，却是开放的，
孩子们和青年朋友们，可以随便翻阅，也可以拿走，去古道就很远了。
许寿裳和鲁迅是至交。鲁迅生前有新著作，总是送他一本的。鲁迅逝世之后，许寿
裳向许广平要一本鲁迅的书，总是按价付款。这时许广平的生活，已经远不如鲁迅生前。
这也是一种古道。
四川出版了我的小说选，那里的编辑同志，除赠书二十册外，又热情地代我买了五
十册。我收到这些书以后，想到机关同组的同志，共事多年，应该每人送一本。书送去
以后，竟争相传言：某某在发书，你快去领吧！
像那些年发材料一样热闹，使我非常败兴，就再也不愿做这种傻事了。
1984年10月22日
谈通俗文学
目前，通俗文学大兴，谈论通俗文学的文章，也多起来了，这是一个新势头。
按说，通俗，应该是一切文学作品的本质，不可缺少的属性。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文学作品被分为通俗的与不通俗的了。
关于文学的起源有种种说法。最初的文学是口头文学，这是没有争议的。既是口头
文学，它的产生和后的文字记录，都不存在通俗不通俗的问题。
中国的口头文学，包括说唱文学，从产生以后，一直持续下来，并没有中断过。文
学史上说，“说话”这一形式，唐代已有，至宋而大兴，不过是就已有的文字记载而言。
古人既然把小说，说成是街谈巷议，那就随时随地，都可以产生小说，而且都是通俗的
作品。
口头文学，是通俗文学的最初的形式，也是最基本的形式，包括后来的“话本”和
“拟话本”章回小说和演义小说。
口头文学虽然有天然的通俗秉赋，但并不是每篇作品都可以成功。有很多口头文学，
随生随灭，行之不远。只有少数，记录为文字，才是以流传。宋人话本小说，最为著称。
现存的七个短篇。几乎不用修饰润色，就已经是完整的文学作品。
有的最初流传的文字粗糙，经后来的大作家重新编写，成为新的通俗文学。如在
《三国志平话》基础上，写出的《三国演义》；在《三藏取经诗话》基础上，写出的
《西游记》；在《宣和遗事》基础上，渐渐演变成的《水浒》等等。这些作品的文学水
平，大大超越了它的口头阶段，它的通俗的效用，也大大增强，大大推广了。
口头文学向文字创作的这一演变，成为每个民族文学遗产形成和积累的规律。
典雅的唐人传奇小说，有的也是根据口头文学改写而成。
白行简的《李姓传》，就是根据作者幼年听来的故事，写出来的。口头文学，一变
而为古文传奇，可以说是从通俗变得不通俗了。但是，经过这一创作，才使这一题材流
传千古。而最初的口头故事，早已失传。其“通俗”的范围，也可以说是加大了。当然
因改编者才力不等，失败之作也不少。文学规律千变万化，不能刻舟求剑。
自宋迄清，通俗小说甚多，据专家著录，小说名目，有八百余种，还都是有过刻本
的。流传下来的，却非常寥寥。我幼年时，在乡村庙会所见，书摊陈列的石印劣纸小字
通俗小说，包括供说唱用的小说，也不过十几种。后来进入城市，在学校图书馆或书市
所见，通信小说的种类也很少。可见所谓通俗小说，大多数寿命很短，以后就消亡了。
考其原因，这些作品，出自两途：一为说书艺人，艺人胆大，兴到之处，时有发挥；
一为失意文士，泥于史实，囿于理教，所作多酸腐。这两种人，多数学识浅薄，文字修
养薄弱。其写作的目的，只是为了糊口，度过一时的生活困难。
虽极力迎合群众的低级趣味，因为实在缺乏文学吸引力，不能受到欢迎。
其次，旧社会读书识字的人很少，花钱买书的人就更少。
有能力读书并有钱买书的人，对书籍还要选择一下。不识字的人，即使写得多么通
俗，也还要借助说讲演唱。如果写得干燥无味，艺人们也不会选用。
通俗小说，过去也被称做闲书，是为了叫人消愁解闷的。
消愁解闷，也需要一定的艺术手段。人世间，不会有真正的闲书，正如没有真正的
净土一样。真正的闲书，是没有人看的，也不会存在。
通俗文学，是一种文学，它标榜的是：“话须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在
艺术上，也是不厌其高，只厌其低的。
《三国演义》、《水浒》都是通俗文学，也被公认是民族文学的高峰。任何艺术，
都需要通俗，都需要雅俗共赏。通俗文学，不应该是文学作品的自贬身价的口实。
每个时代，都有远见卓识的文人，为文学的通俗而努力。
在理论和创作实践上，都有过重大的贡献，许多作家的文集，都编入他们所写的通
俗作品。在政治变革时期，通俗文学尤其为人重视。例如清朝末年，梁启超的文学主张，
以及他所写的政治小说。
五四新文学，实际是文学总体上的一次通俗运动。左联时期，推动了文学的大众化。
“九一八”事变以后，瞿秋白同志写了很多通俗文学作品，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的文
学，在通俗方面作了极大的努力，成绩也很可观。
“五四”以后，传统的通俗文学，并不兴旺。五四新文学运动，文学语言解放了，
大大消除了通俗不通俗的界限。但在创作方法上有些欧化，提倡的是现实主义，内容上
是启蒙主义。所有封建迷信，神秘怪诞，才子佳人，武侠剑客，都在排斥之列。通俗小
说的市场很小，只有大城市的一些商业小报，连载一些章回体小说，一些新兴的书店，
很少出版陈列这类作品。革命的文艺读物，几乎拥有了全部青年。
无论是梁启超，还是瞿秋白写的通俗文学作品，在当时的作用和后来的影响，都是
很有限的。它们既为知识分子层年忽略，也不为广大群众所欣赏。这有几方面的原因：
一是作者把这种形式，当成是一种纯政治的宣传。二是把通俗与不通俗，看成是单纯形
式上的问题。三是对群众的理解和欣赏能力，估计太低。基于以上认识，使他们创造出
来的通俗文学作品，常常流于粗糙概念，缺乏艺术的感染力量。
目前通俗文学作品的突起，有它历史的特殊遭遇。这是十年动乱，文化传统濒于破
产，和长期以来思想禁锢的结果。
是对过去的一种反动，是一个回流。目前的通俗文学的特点，不在于形式上的仿古，
而在于内容的陈旧，还谈不上什么新的内容和新的创造，它只是把前一个时期不许启动
的食品橱门，突然打开了而已。这一开放，可能使各式各样的政治概念化的作品受到冲
击，但如果说，它会冲垮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那就是过分夸大了。随着人民群众文学
修养的提高，现有的通俗文学，自然要受到历史的检验。因为对文学艺术的鉴赏能力，
是和文学修养，甚至也和道德伦理修养，一同向前，一同向上的。
它对出版事业的影响，也是如此。不从长远的文学教育利益着眼，只为了一时赚钱，
解除不了出版事业的困境。鲁迅记述：三十年代，上海有个“美的书店”，它不只编印
《性史》，而且预告要出一本研究女人的“第三种水”的书，其售货员都是雇用的时髦
女郎，里里外外，号召力和刺激性都够大的了。然而没有很久就倒闭了，并没有赚了多
少钱。能赚钱并能促进国民文化教育的，还是不出下流书籍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
开明书店。目前有些出版社赔钱，是管理制度上的问题，并不是出什么书的问题。
文学现象，自然是社会现象、社会意识的一种反映。目前通俗文学的流行，与时代
思潮模糊，密切相关。它与现实主义文学的分别，不在于它提供的形式，而在于它提供
的内容。这与其说是文学上的一次顿挫，不如说是哲学上的一次顿挫。然而现象变幻的
结果，必然是曲终奏雅，重归于正的。
1984年11月30日
谈鼓吹
按照昭明太子的说法，文章重要的一体，为歌颂。“颂者，所以游扬德业，褒赞成
功。”因此，如果文章做得确实好，再得到评论界的颂扬鼓吹，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儿。
鼓吹，并不是坏名词。它本身就是一种艺术。我有一部文明书局石印的小书，就名
为《唐诗鼓吹》。可见，在过去，无论是选家，还是评论家，都不忌讳这个词儿。
我也不能说，自己没有充当过鼓吹手，充当这种脚色，也不能说仅是一次两次。
既然做得多了，也就总结出一些经验教训，愿与从事鼓吹的同志们商讨。主要有以
下三点：
一、对青年，初学写作者，鼓吹较多，对名家鼓吹较少。
对青年，初学写作者，已经步上名家高台的，也就不去鼓吹了。
理由：凡是青年，初学写作者，还都处在步履艰难阶段。
扶他一把，哪怕是轻轻的一把，他也很容易动感情，会有知己之感。就是批评他两
句，指出他一些缺点，他也是高兴的。
如果他平步青云，成了红人，评论者蜂拥而上，包围得风雨不透，就不要再去沾边，
最好退下来，再去寻找新的青年，新的初学写作者。因为此时此地，对他来说，过去那
种鼓吹法，已经不顶事。他需要的是步步高的调门，至于谈缺点，讲不足，那就更是不
识时务了。
二、对于名家，特别是兼有某种“官衔”、某种地位的名家，无论他来信表示多么
谦逊，也不要轻易去评论人家的作品，每逢大考之期，即评奖举行之时，也不要对竞争
中的作品，轻易发言。
这倒不是出于什么害怕名家，或其他心理。是因为：如果你提出的意见，只是人云
亦云的，那对双方都是浪费；如果你提出与众不同、甚至相反的看法，名家是很不习惯
接受的；如果确实看到了艺术上成功的要点或失败的要害，估计这一位名家，也能有为
之折服的涵养，还要考虑到他的周围那些抬轿子的职业家。再说，指出要点，为人折服，
谈何容易？有那种眼力和修养吗？人贵有自知之明，最妥当的办法，还是不要去碰。
三、对于老朋友，其中包括原来是初学写作者，也曾鼓吹过，现在已经到了中年，
文坛之上，小有地位，如果又有新作，看过，觉得好，也可以再为鼓吹。但也只限一两
次，不可多为。
总之，鼓吹不可废。文学之有鼓吹，正如戏曲之有捧场。
但鼓吹也是要有立场，要有分寸的。前不久，读了一本洪宪时期的笔记，上记名士
易实甫，在剧场捧坤角时，埋首裤裆，高举双臂，鼓掌不息。口中还不断胡言乱语，甚
至亲妈亲娘地喊叫。如果所记是实，这种捧场，就未免过分了些，有失体统了。
1985年6月13日
官浮于文
最近收到某县一人文艺社办的四开小报，在两面报缝中间，接连刊载着这一文艺社
和它所办刊物的人事名单。文艺社设顾问九人（国内名流或其上级人员），名誉社长一
人，副社长八人，秘书长一人，副秘书长二人。此外还有理事会：理事长一人，副理事
长七人，常务理事十人、理事二十一人。并附言：“本届保留三名理事名额，根据情况，
经理事会研究，报文艺社批准。”这就是说，理事实际将升为二十四人。
以上是文艺社的组成。所办小报（月报）则设：主编一人，副主编七人，编委十四
人。现在是六月份，收到的刊物是一九八五年第一期，实际是不定期了。看了一下，质
量平平。
一个县根据情况，成立一个文艺社或几个文艺社，联络感情，交流心得，都是应该
的，必不可少的。这样大而重叠的组织机构，却有些令人吃惊，也可能是少见多怪。文
艺团体变为官场，已非一朝一夕之事，而越嚷改革，官场气越大，却令人不解。如某大
刊物，用整个封二版面，大字刊登编委名单，就使人有声势赫然类似委任状之感。
这个文艺社，不知有多少社员，据介绍它的第二次社员代表大会，也席者九十余人。
一个县的文艺社开会，为什么不让全体社员参加，还要开代表会？这里先不去谈。一个
代表，代表几名会员，也难以测知。就算代表三个吧，二百七十名会员的文艺社，用得
着由六十三个人组成的领导班子吗？
四开不定期小报，用得着二十二个人组成的编委会吗？
据介绍，代表大会期间，有报告，有章程，有规划，有决议，有慰问信。这都是开
大会的常规。作为一个文艺社，读书和创作方面的措施，都没有具体的介绍。
目前文艺界开肝，对创作议论少，对人事费心多，这已经不是个别地方的事，因此
不能责怪下面。在大会之上，作家们不是在作品上共研讨，而是在选票上争多少。一旦
当选，便认为与众不同，一旦票多，则更认为民心所向。果如是乎？
而且很多人去争，弄得一些老实人，也坐不住，跟着上。不只形成一种奇异心理，
而且造成一种市场现象，这能说是新时代文艺界的幸事吗？
平日闲谈之间，也曾问过一位明达事理，对官场、文场也都熟悉的同志：
“争一个主席、副主席，一个理事，甚至一个会员代表，一个专业作家，究竟有什
么好处？人们弄得如此眼红心热呢？”
这个同志答道：
“你不去争，自有你不争的道理和原因，至于你为什么没有尝到其中的甜头，这里
先不谈。现在只谈争的必要。你不要把文艺官儿，如主席、主任之类，只看成是个名，
它是名实相副，甚至实大于名。官一到手，实惠也就到手，而且常常出乎一般人预料之
外。过去，你中个进士，也不过放你个七品县令，俸禄而已。现在的实惠，则包括种种。
实惠以外，还有影响。比如，你没有个官衔，就是日常小事，你也不好应付，就不用说
社会上以及国内国外的影响了。”
和我谈话的同志，原来在一个协会当秘书长，我劝他退下来专心创作，听了他的一
番话之后，我也同意他再弄个官儿干几年，结果他又去当了什么研究会的会长。
文艺和官，连在一起，好像不调和，其实，古已有之，即翰林学士之类。不过没有
现在这么多罢了。其俸禄，仍由吏部掌管，像现在的文艺社，协会等等，过去也有类似
之团体，但其开支，都是自筹的，今天机构之所以越来越庞大，竞争越来越激烈，是因
为这些文艺团体，实际上已经与官场衙门，没有多少区别了。此亦谈文艺改革者，所当
考虑者乎？
1985年6月15日
诗外功夫
在报刊上，常看到文艺界一些模范事迹。如某作家，在公共汽车上降服了惯匪流氓；
某编辑一手接过业余作者的稿件，一手送给他二百元零花，并在修改稿件期间，给作者
炖小鸡，送水果；某诗人代人打了一场难打的官司，居然打赢了等等。都感到这些同志
形象高大，所作所为，近于侠义。
好在前两项没人要求我去做。第一，自己年老、体弱、多病，看见流氓，避之唯恐
不及，当然谈不上与之交手对抗。第二，负责看看稿子，有时还可以做到，经济上的无
微不至的照顾，是有些不方便了。第三项，却有人找到名下来。信上说，某某作家替人
打赢了官司，你也替我打打吧。复印来的材料，我都看不清楚，这使我很为难。我从来
没有打过官司，自幼母亲教育我：饿死不做贼，屈死不告状。我一直记着这两句话。自
己一生，就是目前，也不能说没有冤苦，但从来没有相到过告状，打官司。此事也难以
向来信者说清楚，只好置之，我想他还会去找那一位能打赢官司的诗人的，能者多劳吧。
不久见他登报声明，招架不住了。
人的能力、志趣、爱好，确是各有不同，不能求全责备的。作家而兼勇士，编辑而
兼义侠，诗人而擅诉讼，这都是令人羡慕的。但恐怕不是人人能做到的。即如编辑，月
薪六十元，一见面就掏出二百，没有点存项，就做不到。认真处理稿子，善始善终，也
就可以说是克尽厥职了。君任其难者，我从其易者。
在中国，人多，事情也多，目前，个人从事一份慈善事业，恐怕也不能持久。一个
作家，在汽车上如果连续两次捉拿强盗，管保不久就有人把你聘请为治保员。一个编辑，
如果对每个业余作者，都包办生活费用，他的办公桌上，稿件将积压成山，有多少存款，
也得宣告破产。诗人继续替人打官司，只能改业律师。
有些事情，作为新鲜例子，宣传宣传，固无不可，大家都仿效起来，有时就行不通。
因为这并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途径。
这就像某纱厂的女浴室，不断受到流氓的侵扰，厂方不出动保卫人员，却鼓励退休
的老太太们去护卫少女，只能助长流氓们的嚣张。
有很多事，本职者不去干，甚至逃避，却宣传非本职者去干，于是有了很多余的模
范，有了更多的本职懒汉。其实不足为训。
比如说小报，这本是宣传文学部门应该注意，应该管的事。社会上已经议论纷纷，
这些部门却按兵不动，等候上边的精神气候。只凭社会舆论，能把小报压下去？等到不
可开交，才去处理，事情已经晚了半月。
左啦，右啦，争来争去，实在没有意思。现在也没有多少人，相信这个。必需像广
州一样，从不法商店里拉出那些录音录像，分之于众，然后才相信确有精神污染。当然
在有些人看来，这种做法就更是极左了。
1985年6月23日改讫
听朗诵
一九八五年，九月十五日晚间，收音机里，一位教师正在朗诵《为了忘却的纪念》。
这篇散文，是我青年时最喜爱的。每次阅读，都忍不住势泪盈眶。在战争年代，我
还屡次抄录、油印，给学生讲解，自己也能背诵如流。
现在，在这空旷寂静的房间里，在昏暗孤独的灯光下，我坐下来，虔诚地、默默地
听着。我的心情变得很复杂，很不安定，眼里也没有泪水。
五十年过去了。现实和文学，都有很大的变化。我自己，经历各种创伤，感情也迟
钝了。五位青年作家的事迹，已成历史，鲁迅的这篇文章，也很久没有读，只是偶然听
到。
革命的青年作家群，奔走街头，振臂高呼，终于为革命文学而牺牲。这些情景，这
些声音，对当前的文坛来说，是过去了很久，也很远了。
是的，任何历史，即使是血写的历史，经过时间的冲刷，在记忆中，也会渐渐褪色，
失去光泽。作为文物陈列的，古代的佛教信徒，用血写的经卷，就是这样。关于仁人志
士的记载，或仁人志士的遗言，有当时和以后，对人们心灵的感动，其深浅程度，总会
有不同吧！他们的呼声，在当时，是一个时代的呼声，他们心的跳动，紧紧接连着时代
的脉搏。他们的言行，在当时，就是群众的瞩望，他们的不幸，会引起全体人民的悲痛。
时过境迁，情随事变，就很难要求后来的人，也有同样的感情。
时间无情，时间淘洗。时间沉淀，时间反复。历史不断变化，作家的爱好，作家的
追求，也在不断变化。抚今思昔，登临凭吊的人，虽络绎不绝，究竟是少数。有些纪念
文章，也是偶然的感喟，一时之兴怀。
世事虽然多变，人类并不因此就废弃文学，历史仍赖文字以传递。三皇五帝之迹，
先秦两汉之事，均赖历史家、文学家记录，才得永久流传。如果没有文字，只凭口碑，
多么重大的事件，不上百年，也就记忆不清了。文字所利用的工具也奇怪，竹木纸帛，
遇上好条件，竟能千年不坏，比金石寿命还长。
能不能流传，不只看写的是谁，还要看是谁来写。秦汉之际，楚汉之争，写这个题
材的人，当时不下百家。一到司马迁笔下，那些人和事，才活了起来，脍炙人口，永远
流传。
别家的书，却逐渐失落，亡佚。
白莽柔石，在当时，并无赫赫之名，事迹亦不彰著。鲁迅也只是记了私人的交往，
朋友之间的道义，都是细节，都是琐事。对他们的革命事迹，或避而未谈，或谈得很简
略。然而这篇充满血泪的文字，将使这几位青年作家，长期跃然纸上。他们的形象，鲁
迅对他们的真诚而博大的感情，将永远鲜明地印在凭吊者的心中。
想到这里，我的心又平静了下来，清澈了下来。
文章与道义共存。文字可泯，道义不泯。而只要道义存在，鲁迅的文章，就会不朽。
1985年9月21日晨改抄讫
谈死
国庆节，帮忙的人休息，儿子来给我做饭，饭后我和他闲谈。
我说：你看，近来有很多老人，都相继倒了下去。老年人，谁也不知道，会突然发
生什么变故。我身体还算不错，这是意外收获。但是，也应该有个思想准备。我没有别
的，就是眼前这些书，还有几张名人字画。这都是进城以后，稿费所得，现在不会有人
说是剥削来的了。书，大大小小，有十个书柜，我编了一个草目。
书，这种东西，历来的规律是：喜欢它的人不在了，后代人就把它处理掉。如果后
代并不用它，它就是闲物，而且很占地方。你只有两间小房，无论如何，是装不下的。
我的书，没有多少珍本，普通版本多。当时买来，是为了读，不是为了买古董，以后赚
钱。现在卖出去，也不会得到多少钱。
这些书，我都用过，整理过，都包有书皮，上面还有我胡乱写上的一些字迹，卖出
去不好。最好是捐献给一个地方，不要糟蹋了。
当然捐献出去，也不一定就保证不糟蹋，得到利用。一些图书馆，并不好好管理别
人因珍惜而捐献给他们的书。可以问问北京的文学馆，如果他们要，可能会保存得好些。
但他们是有规格的，不一定每个作家用过的书，都被收存。
字画也是这样。不要听吴昌硕多少钱一张，齐白石又多少钱一张，那是卖给香港和
外国人的价。国家收购，价钱也有限。另外，我也就只有几张，算得上文物，都放在里
屋靠西墙的大玻璃柜中，画目附在书籍草目之后，连同书一块送去好了。
儿子默默地听着，一句话也没有说。大节日，这样的谈话，也不好再继续下去，我
也就结束了自己的唠叨。儿子对一些问题，会有自己的想法。我的话，只能供他参考。
我死后，他也会自做主张，他已经是四十多岁的人了。
我有些话，是不愿也不忍和他说的。比如近来读到的，白居易的两句诗：“所营惟
第宅，所务在追游”，在我心中引起的愤慨。还有，前些日子，一位老同志晚间来访，
谈到一些往事，最后，他激动地拍着两手，对我说：“看看吧。我们的手上，没有沾着
同志们的血和泪！”在我心中引起的伤痛，就不便和孩子们讲。就是说了，孩子们也不
会了解我们这一代人的心情的。
其实，生前谈身后的事，已是多余。侈谈书画，这些云烟末节，更近于无聊。这证
明我并不是一个超脱的人，而是一个庸俗的人。曾子一生好反省，临死还说：“启吾手，
启吾足。”他只能当圣人或圣人的高足，是不会有什么作为的。历代的英雄豪杰，当代
的风流人物，是不会反省的。不只所做所为，他一生中说过什么话。和写过什么文章也
早已忘记得干干净净了。
王羲之说：死生亦大矣。所以他常服用五石散，希望延长寿命，结果促短了寿命。
苏东坡一生达观，死前也感到恐怖。僧人叫他身往西方极乐世界，他回答说实在没有着
力处。
总之，生，母子虽经过痛苦，仍是一种大的欢乐；而死，不管你怎样说，终归是一
件使人不愉快的事。
在大难之前，置生死于度外，这样的仁人志士，在中国，历代多有。在近代史上，
瞿秋白同志，就义前的从容不苟，是最使后人凛凛的人。毕命之令下，还能把一首诗写
完。刑场之上谈笑自若。这都是当时《大公报》的记载，毫无私见，十分客观。而“四
人帮”的走狗们，妄图把他比作太平天国的李秀成，不知是何居心。这些虫豸，如果不
把一切人一切事物，都贬低，都除掉，他们的丑恶形象是显现不出地表的。而一旦暴露
在光天化日之下，他们又迅速灭亡了。这是另一种人、另一种心理的死亡。他们的身上
和手上，沾满和浸透了人民的和革命者的血和泪。
1985年10月18日
谈“补遗”
三十年代初，我在北平流浪，衣食常常不继，别的东西买不起，每天晚上，总好到
东安市场书摊逛逛。那时郑振铎主编的《世界文库》，正在连载洁本《金瓶梅》，不久
中央书局出版了这本书。很快在小书摊上，就出现了一本薄薄的小书。封面上画了一只
金瓶，瓶中插一枝红梅，标题为《补遗》二字。谁也可以想到，这是投机商人，把洁本
删掉的文字，辑录成册，借以牟利。
但在当时，确实没有见到多少青年人，购买或翻阅这本小书。至于我，不是假撇清，
连想也没相去买它。
在小册子旁边，放着鲁迅的书，和他编的《译文》，也放着马克思和高尔基的照片。
我倒是常花两角钱买一本《译文》，带回公寓去看。我也想过：《补遗》的定价，一定
很昂贵。
今年夏天，我买了一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金瓶梅》，写了一篇读书笔记发表。
有一天，一位老工人作家来看我，谈到了这部书。他说：
“我也买到一部。亲戚朋友，都找我借看，弄得我很为难。
借也不合适，不借也不合适。过去，我有一本补遗……”
“啊！”我吃了一惊，“你在哪里买的，价钱很贵吧？”
“一两角钱，解放前在天津，随便哪个书摊上，都可以买到。”他说。
“那你买的一定是翻版，我在北平见到的，定价很高。”我不知为什么，谈的很认
真。
“这种书，还有什么原版翻版？”他笑了笑说，“小小一本携带方便。我读了好多
遍，甚至可以背过。我还借给几个青年作家看过。现在大家买了洁本，如果有我那本小
书，打印几份，分赠有这部书的同志，大家一定高兴。”
“嗐！”我笑着说。“你那不是精神污染吗？”
“什么污染不污染，不是为了叫大家读读全文吗？”他说，“可惜我这本小书没有
了。‘文化大革命’，我把它烧了。我怕人家说，工人作家读这样的书！”
这位工人作家，写了一辈子四平八稳的文章，小说中除去夫妻互相鼓励当模范，从
来没有写过男女间的私情。“文化大革命”，因为出身工人阶级，平日又不得罪人，两
派都说得来，两派出的造反小报他一块拿着去代卖。也就平平安安过来了。现在有好几
个官衔在身，也可以说是功成名就，快乐安康。
使我吃惊的，不是他买了这一本书，是他竟能背过。无怪乎当代小说家，都说人的
性格，是非常复杂的了。据人文洁本标明，共删去一万九千字，过去的洁本，删的就更
多些。
这个数字，可以和普式庚的小说《杜勃罗夫斯基》，梅里美的小说《卡尔曼》相当。
如果他能背过这些书，他的小说，可能写得更开展一些吧。这是我的迂夫之想。他能背
《补遗》，却也没有影响他的文字工作，没有影响他的生活作风，他是一个公认的规规
矩矩的人。
解放这个城市时，我们接收一家报馆，在我的宿舍里，发现一本污秽小说，是旧人
员仓促丢下的。好多日子不敢来取，后来看着我们的政策宽大，才来取走。他是个英文
翻译，一身灰败之气的青年人。可见那时，读这种书的人是很多的。
读书的风气，究竟是社会风气的一个方面。是互为影响，互为作用的。夸大了不好，
缩小了也不好。解放初期，思想领域，正气占上风，有绝对优势。有免疫功能。那位工
人作家是在这种环境中成为作有，走上文学道路的。时代对他有制约，有局限。时代能
引导青年，这是不能怀疑的。
1985年10月18日下午
谈照像
自从五十年代，患病以后，我就很少照像，每逢照像，我总感到紧张，头也有些摇
动。这都是摄影家的大忌。他们见到我那不高兴的样儿，总是说：
“你乐一乐！”
然而我乐不上来，有时是一脸苦笑，引得摄影家更不高兴了，甚至有的说：
“你这样，我没法给你照！”
“那就不要照了。”我高兴地离开坐位。不欢而散。
当然，有的摄影家，也能体谅下情。他们不摆弄我，也不强求我笑，只是拿着机子，
在一边等着，看到我从容的时候，就按一下。因此，这几年还是照了几张不错的照片。
其中有毕东、张朝玺、于家祯的作品。
今年，来找我照像的，忽然多起来，比要我写稿的人还多。我心里是明白的，我老
了，有今年没明年的，与朋友们合个影，留个纪念，是我应尽的义务。所以，凡是来照
的，不管认识与否，年长年幼，我总是不惜色相，使人家满意而去。
但还是乐不上来。虽然乐不上来，也常常想：为人要识抬举，要通情达理。快死了，
弄到这样，算是不错了。那些年，避之唯恐不及，还有人来给你照像，和你合影？
当然也不是一张没照过。有一次批斗大会，被斗者站立一排，都低头弯腰，我因为
有病，被允许低头坐在地上。不知谁出的主意，把摄影记者叫了来，要给我们摄影留念。
立着的还好办，到我面前，我想要坏。还好，摄影记者把机子放在地上，镜头朝上，一
次完成任务。第二天见报，当然是造反小报，我的形象还很清楚。
一九五二年吧，中国作家协会召开大会。临结束那一天，通知到中南海照像。我虽
然不愿在人多的场合照像，但这是不能不去的。记得穿过几个过道，到了一个空场。凳
子都摆好了，我照例往后面跑。忽然有人喊：
“理事坐前面！”
我是个理事，只好回到前面坐下，旁边是田间同志。这时，有几位中央首长，已经
说笑着来到面前，和一些作家打招呼。我因为谁也不认识，就你头坐在那里。忽然听到
鼓起掌来，毛主席穿着黄色大衣，单独出来，却不奔我们这里，一直缓步向前走。走到
一定的地方，一转身，正面对我们。人们鼓掌更热烈了。
我也没看清毛主席怎样落座，距离多远。只听田间小声说：
“你怎么一动也不动？”
我那时，真是紧张到了屏息呼吸，不敢仰视的地步。
人们安静下来，能转动的大照像机也摆布好了。天不作美，忽然飘起雪花来，像虽
然照了，第二天却未能见报，大概没有照好吧。
一生只有这样一次机会，也没能弄到一张值得纪念的照片。
倒楣的照片能见报，光采的照片不能见报。在照像一事上，历史总是和我开玩笑。
照像虽是个人的写真，然也只能看作浮光掠影。后之照，我为理事，坐于前排，前
之照，则为黑帮，也坐于前排。都已经是过去的事了。
我青年时期的照片，经过战乱，都找不到了，亲朋故旧，都无存者。我很想得到一
张那时的照片。那时的表情，一定是高兴的，有笑容的。
1986年4月4日，清明前一天
照像续谈
他们给我照像的时候，总是提议我拿起一本书，好像我时时刻刻都在学习。有的人，
还叫我拿着一支香烟，好像这样更能表示我是个有灵感的人。时间长了，凡是来了有这
种爱好的摄影家，我总是自动摆出这样的姿势，以致摄影家非常高兴，认为我是个很有
经验的，懂得摄影艺术的行家里手。
近几年来，各种文艺刊物上，都大登作者的照片，全国性的刊物，有全国性的规格，
地方性的刊物，有地方性的规格。有时干脆就把作者的照片，登在他的作品的前面，使
你既能读到他的文章，又能领略作者的风采。一举两得，图文并茂。这些作者，多半是
执卷攻读，或奋笔写作，手里拿着一支香烟，身后放着一个或几个书架。
我摹仿着这种姿势，适应着时代的认识结构。
有的刊物向我索用照片。好的照片，我是吝于寄出的。常寄一些我不喜欢的照片给
他们。因为原照总是收不回来。这种办法，当然不太好，正像我外出旅行时，不愿穿像
样的衣服一样。
因为别无所求，在刊物露过几次以后，我就不相再干这种事儿了。我觉得这有点像
做广告。
青年时，在大城市的照像馆门前，常常见到督军、巡阅使的大幅照片，后来又常常
见到名伶、明星的大幅照片。这些照片，说是宣传个人也可，说是代照像馆做宣传也可。
刊物如果同时安排几个作者的照片，是颇费心机的。谁高谁低，谁大谁小，谁前谁
后，是有讲究的。在这一期，某人的官职高些，照片放得也就高些。下一期，此人官衔
没有了，马上就会落了下来。
过去，在文艺界，是没有这么多讲究的。前些日子，我见到人权保障同盟的一张旧
照片，宋庆龄、蔡元培、鲁迅、胡愈之，随便在那里一站就行了，很自然。
现在，如果是在名山胜地举行笔会，一群作家室外合影，就得有一个有政治头脑的
人，认真安排一下。一般官衔高而得奖重者居中。主办单位的负责人，如出版社长、刊
物主编次之。其中奖又分大奖、全国奖，地方奖。刊物有名牌不名牌之分。当我与人合
影时，总怕站错了位置。僭越固然不好，充当站立两厢的角色又有些不甘。临阵非常侷
促。好在我不大出去，在自己庭院或自己房间里照，就随便得多，即使几个青年朋友，
把我拥在上座，也就居之不疑了。
读了一部好作品，心里喜欢、仰慕，就想看看作家是个什么样儿，这是人之常情。
古代没有照像，插图本的文学史上，却有很多作家的画像。屈原因为写过《天问》，所
以披发昂首；司马迁因为遭过宫刑，所以没有胡须。谁也不会相信，当年的屈原、司马
迁，就一定是这个容貌。但有一个像，总比没有好一些，读者心里总算有个影儿了。所
以曹雪芹的一张假画像，还有人在那里争论不休。
感谢湖南人民出版社，送我一本《托尔斯泰文学书简》，这是一本很好的读物。其
中有高尔基和托翁的通信。
高尔基在一封信中写道：
如果您有给别人像片的习惯的话，那就请您给我一张吧。我恳求您送给我一张。
托尔斯泰送给他一张签名的照片，并在一封信中写道：
阿克萨克夫讲过：有些人比自己的书好些（他说的是聪明些），也有些人比较差些。
我喜欢您的创作，而我认为您比您的创作更好些。
这不是托尔斯泰只看了高尔基的照片，而是认真研究了高尔基的作品，并与他会面
以后，作出的判断。
1986年4月13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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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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